论沈从文早期人生经验与早期创作的互动关系

　　摘 要：沈从文的创作如今已广为传颂，甚至是连同其笔下的“湘西”世界也被众人所了解。相比于其成熟期的创作，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却似其“名作”被人了解。本文试图简要归纳沈从文早期创作的三种类型，并深入分析其早期创作形成的多种因素之一的人生经验，进而从某种程度上，总结了沈从文早期人生经验与其早期创作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早期 经验 创作

　　“沈从文是个勤于写作，不断追求进步的短篇小说家。一开始时，他大概还没有体会到写小说原来要顾虑到那么多技术性的东西的。他常常在文体与主题上做各种不同的试验，写了一连串的短篇小说，有好的，有坏的，更有写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1}沈从文的创作生涯前期不能说高产至少也是多产，如今谈论起沈从文，多半是湘西“边城”“长河”的沈从文，那么沈从文成熟期之前的早期作品对于沈从文艰苦的人生阶段和成熟写作风格的形成无疑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多产的早期创作与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么样的互动关系？

　　一

　　有研究者把沈从文早期的作品从内容上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作者以其疾愤的笔调，揭露、鞭挞了贪婪、虚伪、正在‘糜烂的’、醉生梦死的官僚阶级和上流衣冠社会”{2}，这部分作品在沈从文早期的小说集子《鸭子》《老实人》中都有所体现。例如《鸭子》小说集中的《船上》一篇，作者用简单的笔调勾勒出了没文化、却通过强盗般镇压无辜老百姓而步步晋升的团长，给了从上到下沆瀣一气、耀武扬威的官僚体制内的人员一记响亮的耳光。《占领》中沈从文极力表现了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官僚统治一味镇压百姓等不合理统治的强烈控诉。除了对不合理的统治阶级和官僚的控诉，还有对所谓的“城市人”“上流社会”的不屑和揭露。例如《松子君》描写了一位专靠写官员淫乱生活的黄色小说而赚钱的作家。又如《一个晚会》则描绘了一个貌似是“新潮”人物，实际上趋炎附势的鼠辈之人。沈从文用严肃的笔调写出心中的愤愤之情，在阳光下揭开了伪善、伪政治、伪君子的面纱。

　　从沈从文早期的人生经历来看，沈从文写出这类文章是有其原因的。首先，我们从如今大量的沈从文传记和沈从文的自传中发现，沈从文之所以对官僚体制深恶痛绝，这与他幼年亲眼见到革命中的流血牺牲、政府无故镇压苗裔等少数民族的现象，以及在入伍后看到各种官僚现象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曾深情地凝视着这个他所生活的故乡，“两个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数业已毁掉了，营讯多数或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3}“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4}“暴政”“血染”“同化”这些字眼道尽了沈从文对地方官僚、战争的深恶痛绝，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少数民族遭遇外来侵犯进而被同化的心痛和失望。带有苗族血统的沈从文在亲身经历过苗民起义，但都遭到了官僚当权者的残酷镇压。“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等惨象“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5}。

　　其次，沈从文在入伍后也接触到了军队里的事和人，对于行伍内幕的看透也是让他决心拿起笔去揭露丑恶的重要原因。“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沈从文这个自称是“乡下人”的作家却能用“乡下人”的眼光去写透所谓的城市人，即那些表面看起来绅士、有文化的“高人一等的人”。也许，也只有沈从文这个“乡下人”会站在道德制高点、都市之外去旁观和明晰那些上流衣冠社会，对于既定社会等一切成规都有自己的判断。从“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看来，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反而给他早期作品中的都市题材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

　　有论者认为，沈从文在描写都市题材和湘西世界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缺点，即城市都是污秽的，尽是该批评的，而湘西（乡土）尽是美的，值得提倡和拥有人情的，存在过度批判和过度美化的意味。但这种稍显过度的写作是和沈从文的人生经历，阅读社会所分不开的，与其说过度，不如说是深刻的经历呈现于文本时的一种刻意强调。

　　二

　　沈从文早期第二类作品的重要内容则是对下层人民苦难的怜悯，对知识分子的同情，对自己不幸经历的“畅所欲言”。沈从文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离开湘西来到充满“新思潮”的北京，带着来读书成才的憧憬，后来经历了考学失败、资助人不予资助等一系列挫折而艰难地生存在北京。在早期《鸭子》集中的好多文章中，作者最后都会署“于北京窄而霉小斋”，足以见得作家那时在北京所处的环境和心境。“初到京城的沈从文，面临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缺失。如果说，沈从文是在缺失性体验的驱动下从事创作的，那么比较而言，精神与情感上的缺失更为严峻，成为驱动他走上创作之路的主导性因素。”{6}“在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中，由于自我抒写成为沈从文强烈的内心需要，个体生命焦虑的缓解与释放成为当务之急。”{7}一方面，在物质生活的重压之下，身无长物的沈从文必须通过大量的创作来维持物质生活最基本的满足；另一方面，“精神与情感上的缺失构成一种比物质缺失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与生命焦虑，压迫着这个乡下人，使这个乡下人必须找到一种可以缓解生命危机的有效方式，以实现生命自救的目的。”所以，无论是物质贫困，还是精神方面的贫瘠，都对沈从文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物质方面就要求沈从文大量的创作，从种种资料看来，沈从文确实做到了早期写作的勤奋、多产，这无疑让生活与创作产生了某种互动。而精神方面的缺失，沈从文通过创作来得到某种满足和补偿。这种经历就必然会影响沈从文创作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对下层人民和贫困知识分子的同情，这类内容写起来具有切身感受。而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作品对于初涉创作的新手来说无疑是不二之选，比较容易上手，对满足精神缺失或者说对于创作起到自救作用，自叙传的写作手法无疑更具有“切身性”。在《往事》《一封未曾付邮的信》《玫瑰与九妹》等大量早期作品中，沈从文都是以自我抒写为中心而展开的，自我形象是早期创作的主体形象。“即使那些没有直接出现自我形象的作品，也处于自我形象的笼罩之下。”{8} 　　其次，沈从文来北京后结识的徐志摩、郁达夫等人对其创作也有重大影响。“在北京苦写了两年后，沈从文渐露头角，开始受到英美派胡适、徐志摩、陈源等人的注意。”{9}沈从文在创作《市集》后得到徐志摩的欣赏并给予了沈从文很多发表文章的机会，徐志摩的欣赏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沈从文对自己那块魂牵梦绕的“湘西”的展开，而郁达夫对沈从文在早期自叙传的影响上则更甚。沈从文在生活潦倒不堪的时候曾求助过在文坛已有地位的郁达夫，郁达夫后来还为此专门写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来示意与这位失意的年轻在统一战线，在慢慢交往中，沈从文在得到郁达夫帮助的情况下并受到了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就是文风。《看爱人去》写一个青年人对于人生、爱情、生活的琐碎思考，是青年病，多少有些“少年不识愁滋味”，表达了青年人普遍存在的困顿和失意。在类似这样的文章中都有郁达夫《沉沦》等“零余者”的影子。这股潮流由郁达夫掀起，之后有众多跟风者，还在写作朦胧期、没有找准自己写作方向的青年沈从文也位列其中。“从当时流行的郁达夫式的抒情小说中得到启发，用笔倾吐在都市中的种种不适，抒发自己受到都市轻慢后产生的愤懑，求得感情上的平衡。”“郁达夫自曝其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的‘自叙传’叙事，这对年轻的沈从文来说，实在是最为倾心也最易效法的‘叙事模式’：只要把自己最感苦闷的问题、遭遇、感受直抒胸臆地或者稍加变形地表现出来，就算是尽了文学的能事、符合文学的职分，试想一下，还有什么‘模式’比这更切合身心苦闷有加并且在文学上苦无门径的文学新青年沈从文的心性实际和创作实际的呢？”{10}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沈从文早期这一类题材的创作，一方面由于主动或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郁达夫式写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种方法更适于在写作上方向不明确的新手，从自我感受、小情绪写起更容易上手。

　　再者，好多自我抒情小说中都有作者很多生活经历的影子。《玫瑰与九妹》《夜渔》等写出那种清新游玩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有作者童年游乐的影子。这种有自我折射的小说是作者汲取自身经历经过加工重塑的结果。

　　三

　　沈从文早期的第三类作品，就是后来为自己写作方向奠定了基础，描写湘西农村安逸、美好，赞美普通百姓人性美和对那种宁静生活向往的作品。直到很多年后，作者仍然深爱着这片故土和故土上的人，沈从文自己曾说：“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事哀乐故事。”沈从文的一生都伴随着他生活过的、后来被他写成很多美丽故事的湘西，他最终选择长眠于此，可见这片土地对他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首先，初涉这类创作必然是发自内心对湘西那片故土的热爱，在那片土地上度过了他快乐的童年、少年时期，他是在那片多民族尤其是苗族特有风土人情、充满“人性美”的地方滋养下成长的，有他特有的人生经历和他丢不下的感情世界，这是作者创作的初衷和源泉。这种热爱也是作者从湘西来到都市后，经历过城乡对比后才拥有的更深切的感受。

　　其次，比沈从文更有写作经验的徐志摩等都市人对他们所不了解的那片乡土也感兴趣，进而对沈从文这一块具有可塑性写作领域给予指导。当时报刊等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读者群，而这部分读者又多是有些文化、生活在城市的人，对于描写都市、自我剖析等类型的创作已经有成熟的作家，而沈从文这个“乡下人”，所写的具有异域色彩的故事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徐志摩等人当然也是读惯了“洋墨水”，沈从文自叙传色彩的作品并不足以吸引他，反而是带有乡土气息的散文集《市集》进入了徐志摩的视线，并且徐志摩鼓励沈从文多创造类似作品。夏志清曾这样评价：“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更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所以，一方面是徐志摩等人推崇这一类乡土文章，另一方面，《晨报副刊》等刊物的读者的需求也是沈从文创作此类文章的重要原因。沈从文逐渐形成了市场意识，去探索和总结什么样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欢迎，将“读者”有意纳入到自己的写作当中。

　　总之，沈从文早期文学创作是与其早期的人生经历有着重要联系的。早期的各种人生体验既影响了沈从文创作的“量”和内容，也为沈从文日后创作逐渐成熟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打下了基础。

　　①{9} 夏志清：《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37页，第137页。

　　② 邵华强：《略论沈从文的初期创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③④⑤ 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第126页，第126页。

　　⑥⑧ 吴投文：《论缺失性体验对沈从文早期创作的影响》，《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

　　⑦ 吴投文：《论沈从文创作的两次转换》，《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⑩ 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 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3] 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