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思考

对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思考

摘 要：17世纪以来的西方翻译中，归化翻译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译文中见不到译者的痕迹，译文仿佛用译入语创作的原文。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认为这种英美国家惯用的归化翻译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表现，于是他极力主张异化策略，反对归化翻译，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然而他的策略是以采用不流畅、不透明的言语风格，刻意保留语言的文化色彩为前提的，这种翻译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有时会破坏目的语的语法规范和文化规范，最终会破坏译文的可读性。译者还是应在忠实于原文和不妨碍译文读者理解的前提下使归化异化互为补充,并防止过度归化或异化。

关键词：文化殖民主义；归化；异化；文化多样性；辩证统一

近些年来,翻译中的归化/异化问题成为国内外翻译界谈论的热门话题。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作为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分别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前者主张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作为异化策略的代表人物，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韦努蒂主张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刻意突出原文之“异”。韦努蒂认为，异化翻译可以对目标语言文化价值观施加压力,具有把读者送到异域的作用。具体说来，采用异化翻译意味着译者不仅可以不受目标语言和文本习惯的限制，而且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不流畅、不透明的言语风格，刻意保留语言的文化色彩，从而给译文读者以别样的阅读体验。

一、归化翻译的盛行

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 和异化(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学者韦努蒂(Laurence Venuti)提出的翻译术语。这一术语的提出是受德国早期思想家施莱尔马赫的影响。施莱尔马赫曾提出两种翻译方法: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接近作者；另一是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

［1］(107-108)作者去接近读者。韦努蒂从中得到启示,在他1995年的专著《译者的隐身》(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将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植入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等大背景中,考察了从十七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状况,揭示了“通顺的翻译”策略一直在西方翻译史占主导地位,从德南姆,到德莱顿,到泰特勒,都主张通顺的翻译。韦努蒂发现,在当前英美强势文化中外国文学的译入仍然通常采取归化策略,译文通顺、流畅、自然,看上去好像是译语的原作,不见翻译的痕迹,译者似乎隐了身,翻译因此变得透明。同时,韦努蒂发现,对译本的选择遵从欧美本土常见的美学标准,译本的内容必须符合他们原来对这些外国文化的设想,不符合设想的则被删除。那些选中的译本还要加入大量适合译语受众接受的解释性材料,或随意对原文进行删减,使译语内容满足接受者的嗜好和偏见。这种类型的翻译以强大的力量完成了对外国文化身份的塑造和构建。然而,这些表面上通顺、流畅、自然的翻译根本谈不上对原文的忠实,因为归化的翻译总是依据译入语的语言、文化、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对原文进行改写,对译文进行调整。韦努蒂同时指出,在以往五十余年的译作评论中,评论家不顾外国文

本的多样性一无例外地赞扬通顺的译文,批评违反通顺标准的译文。同时,外国文学的评论家在他们的评论文章中,也从不提及译者或翻译的问题,好像他们是在评论原著一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评论家没有提到译者往往被认为是译者的一件幸事,标志着译者的成功,因为这表明评论家没有意识到译者的存在,没有意识

［2］(54)到他读的是译本。由此可见,归化译本的透明度是很大的。作为一种话语实

践,归化翻译彰显了后殖民语境下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文化殖民主义本质,一切弱势文化都得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在当代英美翻译流派中,归化的翻译理论当以奈达( Eugene A. Nida)的理论为代表。韦努蒂认为,奈达是想把英语中透明话语的限制强加在每一种外国文化上,以符合目的语的文化规范。奈达以交际为出发点和以动态对等为支配原则的翻译过程并没有充分考虑翻译过程内在的源于民族中心主义的篡改。这与其说是文化交流,不如说是对外国文化的侵吞。

二、归化翻译的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

“韦努蒂对西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考察，发现西方翻译史上一直都是归

［3］(245)化翻译占主导地位，尤其在英国。”下文将进一步探讨这种归化策略的表现

形式及形成原因。

(一)归化翻译的表现形式

长期以来，归化翻译在西方翻译史上占主导地位，通常有三种表现形式：选择翻译什么样的文章，译文数量的悬殊（英译其它语种的数量远大于其它语种翻译成英语），以及译文具体的处理方法。

1.选择翻译何种类型的文章.

译者有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风格选择翻译不同类型的文章，然而这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选择翻译什么样的文章与出版业有着莫大的关系。

［4］(67)“事实上，选择是否翻译一部作品，是出版商最大的权力。”

2.译文数量的对比.

归化翻译的另外一个表现形式便是译文数量的对比。“由其它语种译入英语的作品数量非常少，只占英美国家出版书籍的2.5%-3%。另一方面， 在德国和意

［4］(67)大利等国，翻译的作品数量很大，而大部分都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在韦

努蒂眼中，这种译文数量的不平衡也是欧美文化霸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拒绝接受外来文化，却为自己的文化在别国得到传播而沾沾自喜。

3.译文的处理.

归化译法更多的表现在译文的处理上。表现在翻译成译入语时，省略了源文本中不符合译语习惯的表达方法；为了提高译文的可读性，采取了透明、通顺、译者隐身式的翻译。使译作读起来就像用译入语创作的作品，看不到翻译的痕迹；然而也抹杀掉了源语的语言特色。

(二)归化策略占主导地位的形成原因

从17世纪到当代的西方翻译，归化策略一直占有主导作用，“其根本原因是要以西方的意识形态为标准，在英语中形成一种外国文学的规范。是以民族中心

［5］(188)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归化起到了巩固目的

语文化规范的作用。就英美文化而言，这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的表现。翻译是一

［6］(191)种文化政治行为，把外国文化打上目的语文化意识形态的烙印。”

三、韦努蒂提出的译者隐身和异化翻译观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是一位意大利裔的美国学者, 美国坦普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英语系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翻译再思：话语、主体性、识形态》(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1992)、《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1994)《翻译之耻：对差伦理的追求》(The Scandal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1998)。《译者的隐形》是他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一部著作。《翻译之耻：对差异伦理的追求》为其最新的一部著作。

(一)译者隐身论

在他看来，“归化法”往往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强势文化在将弱势文化的文本翻译过来时采用的翻译策略。强势文化常常自恃高人一等，面对异质文化时往往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对异域的语言文化不屑一顾、一味排斥，更不用说积极、主动地借鉴和吸收了。在这种翻译策略的应用中，译者刻意忽略原文中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并掺入了目的语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和信念。由此造成了译者隐身（ invisibility），即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译文读者就像在读原文。“不可见性（invisibility）是指当代英美文化中，译者

［7］(98)的处境与所从事的活动。”韦努蒂认为，“不可见性（invisibility）是通过

以下两个步骤逐渐形成的：一是译者倾向于翻译出可读性强的，地道的译文，形成“透明的翻译”。二是译入语文化的阅读接受习惯。

(二)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

在韦努蒂看来，翻译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种族中心主义的干扰，外国文本在被翻译的过程中，总会被得到不同程度的消解。然而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来缓解这种状况。“It includes selecting a foreign text that is marginal in the target culture,but translating it in a fluent way;or choosing a foreign text that is canonical in the target culture,but translating it with marginal discourese,which includes adherence to sourcelanguage form and retention of source cultural elements as well as the use od non-standard target language.”［8］(192)以上两种方式很好的做到了抵抗种族中心主义，同时又很好的保证了译文的可接受性，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翻译策略。

韦努蒂还采用了“抵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这样的字眼来阐述自己的翻译思想。“抵抗式翻译”与“异化法”翻译大致同义，指的是一种在文学翻译中对一些异质性(foreignness)进行保留的翻译策略。所谓“抵抗”，是对英美中文化中盛行的一种翻译思想进行抵制，这种翻译思想认为，只有流畅的翻译才是可以接受的翻译。译文的透明度要高，要让读者把它当成是用目的语语言创造出来的作品。他希望通过“抵抗式的翻译”对英美文化的强势地位进行挑战，用“抵抗式的翻译”为手段，引进弱势文化的思想和话语技巧。他提议用异化的翻译方法来抑制强势文化对文本的篡改，在译文中保持原文中异质因素，从而对英美等强势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进行批判。

四、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的意义及陷缺

(一)异化翻译观的意义

韦努蒂提倡的异化翻译观是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的。他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使译者的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得以显现，并使人们重新关注译者的境况。他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停留语言文字层面上的归化与异化，而考虑到了文化的因素，关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前宗祖国与前殖民地的权力关系。

［9］(96-97)

(二)此观点的局限

针对韦努蒂的观点，许多译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比较典型的是皮姆

（Pym）。一是皮姆认为，虽然在英美国家出版的书籍中，由其它语种翻译过来的译作只占很小的比例，但由于出版书籍总量庞大，因此事实上译本的数量也是相当多的。二是在由其它语种翻译成英语的时候，也并非一直采用归化译法，有时也会采用并不流畅的译入语表达方式。三是归化译法并非只出现在以英美国家语言为目的语的翻译中，在以其它国家语言为目的语，如巴西、西班牙、法国等的翻译中，也运用了归化策略，这样的情况就不能说成是文化霸权了。所以说虽然该观点有着积极地意义，但不能盲目跟随。后殖民语境下的异化策略是以西方强势文化为讨论背景的,以弱势文化文本译入强势文化为讨论对象,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一种抵抗。如果反过来,以弱势文化为讨论背景,这种大肆宣扬异化的做法有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后果。从强势文化到弱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归化翻译有时却能对强势文化霸权形成一种抵抗,而异化翻译却有可能颠覆目的语的文化规范,使目的语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文化“他者”意识,加快了文化殖民的进程。

另外,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传播过程的初期,归化翻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

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翻译策略积极的一面。印度诗人泰戈尔把自己的诗歌翻成英语,是以英语文化和英语诗学为规范的,在内容和风格上大大不同于他用孟加拉文创作的原诗。但正是因为这种通顺归化的翻译,才使他的作品在英美文化中广为流传,甚至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再如,我国的大翻译家严复正是对《天演论》进行了归化翻译,西方的社会学思想才得以在封建士大夫中传播。尽管英美强势文化通过归化透明的方式对弱势文化进行改写,体现了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本质,但是在目前,只有这样的译本才能被处于强势文化中的读者所接受,翻译的目的是使另一种文化变得可以理解,甚至变得熟悉,只有先让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得以生存,让目的语读者能够理解,然后才会使他们对外国文化慢慢熟悉,进一步的文化传播才有可能文化和语言在英译本中的差异。

最后,韦努蒂的异化策略是植于后殖民语境下对翻译的文化思考,正如我们

在前文所述,异化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例如：翻译“to take French leave”这一习语时，如翻译成“作法国式告别”，那么译文就陷入了字字对译的死胡同，异化过头了，读起来令人费解。To take French leave 这一说法产生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当时赴宴的客人有不向主人告别便自行离去的习俗，因此这里应该译为“不辞而别”，便一目了然了。又如将when pigs fly 译成“绝不可能”，而不是“当猪飞起来时”。短语white elephant 也不能译为“白色的大象”，因为在印度、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国，白象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人们从不会让它们劳作。据说要饲养一头白象花费惊人，所以“white elephant”一词后来指“沉重的负担，无用而累赘的东西。”

总之，在翻译践中，要同时实现这两种观点所期望的目标，常常是很困难的。在研究翻译时可以仅从译文的文化层面出发谈归化和异化，或讨论在语言层面上使用的是直译法还是意译法。而在对文化内容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到底是使用归化还是异化，就要依据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间的关系、习惯表达法和翻译的目的、译文读者来进行取舍。

五、异化与归化的辩证统一

异化与归化, 说到底也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它们之间不仅是对立的, 而且还应该是统一的, 因此, 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还是要讲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翻译的指导思想是把完成翻译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必须认真遵循关于翻译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 中外的译论家也已对此作过不少论述。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泰特勒的三原则是最全面、最经典的表述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一致译文应和原一样通顺。翻译要想实现这样三个目标, 译者必须兼而采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而不是择一而从。第一, 这三条中的前两条, 前者要求完全地复写出“ 原作的思想” , 后者要求忠实地展现出原作的“ 风格和笔调” , 都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 翻译中不采用异化的方法, 是很难完成这项使命的第二, 第三条要求译文像原作一样“ 通顺” , 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在语言表达中, 又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归化。鲁迅说“凡是翻译, 必须兼顾着两面, 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留原作的风姿。”钱钟书也认为,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两条：一是“ 不因为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 二是“ 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实践也证明要完成翻译的双重任务, 译者必须采取“ 两条腿走路” ,善于兼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辩证法指出, 任何矛盾都有两面性, 且有主次之分, 异化与归化也不例外。翻译的根本任务规定, 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 思想”和“ 风味” , 这就要求必须走异化的途径, 因而异化也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第一位的，而归化作为解决语言障碍, 使语言“ 通顺”的“ 折中”手段, 也就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 是第二位的。

但是, 异化与归化虽有主次之分, 却不存在高低之别。如前所述, 它们各有各的优势, 也各有各的缺陷, 在一篇译作中, 或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段里, 厚此薄彼, 都不可取。所以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防止过度归化。随着各国文化间的渗透，译者应相信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认知能力。例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应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而不是“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应译为“Keep one eye on the bowl and the other on the wok”,而不是“Keep one eye on the dish

and the other on the saucepan”,否则西方读者会认为中国原来并不是传统的农业国(米,碗,筷,锅等为居家特色) ,中国人也跟欧洲人一样吃的是西餐(面包,碟,刀叉,长柄锅等为特色) 。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应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而不是“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否则西方读者会认为中国人原来也是笃信基督的。同样,在英译汉中,“It's easy to be wise after the event”在尊重原文的情况下还是应译为“事后聪明”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的人物。第二,防止过度异化。例如:“disc jockey”应译为“音乐节目主持人”而不是“唱片骑师”,“Philadelphia lawyer”应译为“精明的律师”而不是“费城律师”,否则会使译文读者摸不着头脑。同样,“你这一去定是‘蟾宫折桂’了”最好译为“I wish you every success”,而不是“So you are going to pluck fragrant acanthus in the palace of the moon”,因为这样会使译文读者无法理解。当然,对于源语重要文化信息,我们也可以采取直译加注的方式予以保留,如上述例子中,若直译原文,可以在译文下方用脚注形式对“蟾宫折桂”进行解释。第三,异化与归化相结合。例如,“Loan

异化与归化, 说到底也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 它们之间不仅是对立的, 而且还应该是统一的, 因此, 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还是要讲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翻译的指导思想是把完成翻译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必须认真遵循关于翻译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 中外的译论家也已对此作过不少论述。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泰特勒的三原则是最全面、最经典的表述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作相一致译文应和原一样通顺。翻译要想实现这样三个目标, 译者必须兼而采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而不是择一而从。第一, 这三条中的前两条, 前者要求完全地复写出“ 原作的思想” , 后者要求忠实地展现出原作的“ 风格和笔调” , 都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 翻译中不采用异化的方法, 是很难完成这项使命的第二, 第三条要求译文像原作一样“ 通顺” , 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在语言表达中, 又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归化。鲁迅说“凡是翻译, 必须兼顾着两面, 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留原作的风姿。”钱钟书也认为,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两条：一是“ 不因为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 二是“ 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实践也证明要完成翻译的双重任务, 译者必须采取“ 两条腿走路” ,善于兼用异化和归化两种方法。辩证法指出, 任何矛盾都有两面性, 且有主次之分, 异化与归化也不例外。翻译的根本任务规定, 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原作的“ 思想”和“ 风味” , 这就要求必须走异化的途径, 因而异化也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是第一位的，而归化作为解决语言障碍, 使语言“ 通顺”的“ 折中”手段, 也就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 是第二位的。

但是, 异化与归化虽有主次之分, 却不存在高低之别。如前所述, 它们各有各的优势, 也各有各的缺陷, 在一篇译作中, 或在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段里, 厚此薄彼, 都不可取。所以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防止过度归化。随着各国文化间的渗透，译者应相信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认知能力。例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应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而不是“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应译为“Keep one eye on the bowl and the other on the wok”,而不是“Keep one eye on the dish

and the other on the saucepan”,否则西方读者会认为中国原来并不是传统的农业国(米,碗,筷,锅等为居家特色) ,中国人也跟欧洲人一样吃的是西餐(面包,碟,刀叉,长柄锅等为特色) 。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应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而不是“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否则西方读者会认为中国人原来也是笃信基督的。同样,在英译汉中,“It's easy to be wise after the event”在尊重原文的情况下还是应译为“事后聪明”而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是我国历史上的人物。第二,防止过度异化。例如:“disc jockey”应译为“音乐节目主持人”而不是“唱片骑师”,“Philadelphia lawyer”应译为“精明的律师”而不是“费城律师”,否则会使译文读者摸不着头脑。同样,“你这一去定是‘蟾宫折桂’了”最好译为“I wish you every success”,而不是“So you are going to pluck fragrant acanthus in the palace of the moon”,因为这样会使译文读者无法理解。当然,对于源语重要文化信息,我们也可以采取直译加注的方式予以保留,如上述例子中,若直译原文,可以在译文下方用脚注形式对“蟾宫折桂”进行解释。第三,异化与归化相结合。例如,“Loan

guarantees, I soon learned, were as American as apple pie”可以译为“不久我就了解到,原来贷款担保和苹果馅饼一样,也是地道的美国货”。所以,在处理文化信息时,不论是强势文化译入弱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都应在忠实于原文和不妨碍译文读者理解的前提下恰当使用异化归化,这样,既让目的语读者领略到异域风情,又不至于使其陷入云里雾里,岂不两全其美。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尽管韦努蒂的翻译观还不够全面，然而它在我们面前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使我们从传统的只关注语言层面的归化与异化，转移到了文化层面的归化与异化，更加关注翻译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这有利于反对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保护文化多样性。通过对韦努蒂翻译理论中归化和异化的探讨，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明确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尽管译界对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褒贬不一, 但韦努蒂的翻译思想毕竟代表了翻译研究的一种思潮, 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采用何种翻译策略,最终取决于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力量以及翻译诗学,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对象。没有哪种翻译策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的翻译家应该根据中国的情况,提出适合中国翻译的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