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袖产生和新老交替历史与机制研究综述

中国共产党领袖产生和新老交替历史与机制研究综述

沈友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100875）

内容摘要：从中共成立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共产国际对中共领袖的产生与新老交替具有较大影响力。一大推举陈独秀为党的中央局书记，受到列宁意见的影响。第二届中央领导从当选开始，便明确中共与共产国际是上下级领导的关系。共产国际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重大作用。邓小平继承毛泽东有关领袖新老交替的政治文明遗产, 引入年龄因素和退休制度, 废除了领袖职务终身制。十六大确立了“到点退休制”和“有限任期制”，十七大开始民主推荐中央政治局预备人选。规范的中央领袖罢免机制欠缺。 关键词：领袖 产生机制 新老交替 领袖罢免 退休制

一、关于中共领袖产生与新老交替的历史

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和他的表弟濮清泉谈到他在党的“一大”上何以被选为党的中央局书记时，是这样说的: 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所以要他当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王述观认为，陈独秀的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可信的。马林来中国的两个重要任务的“第一个是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林作了报告。据包惠僧回忆，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一大”的选举，事前张国焘与马林曾有初步决定，即选三个中央委员，分任书记、组织委员与宣传委员，两个候补委员。根据可能与需要的原则，特别照顾第三国际马林所提的方针，进行选举时票很集中，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李大钊与周佛海为候补中央委员，并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委员，李达任宣传委员。当时会议代表刘仁静还投了李汉俊的票，在开票时，当唱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脱口问了一句：这是谁写的？从而表现了大家都感到意外的心理。

王健英认为，中共成立时，决非共产国际一手扶植成立的“外来品”。中共二大“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条件明确规定：“国际一切决议„„都必须执行”。第二届中央领导从当选开始，便明确中共与共产国际已是上下级领导的关系，直到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期间，中共在组基金项目：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资助项目“中央领导机构干部人选产生机制发展历程研究（1921-2011）”（课题批准号：10JDJNJD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沈友军（1969-），男，湖南澧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党内民主和公共政策。

② 王述观：《陈独秀当选为“一大”中央局书记与列宁的指示有关》，《福建党史月刊》1991年第8期。 ③占善钦：《中共一大至六大对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探索》，《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

④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④③②①

织上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

从第四届中央起，国际、联共对中共、中国革命日益重视，逐渐将其作为工作重点，甚至中心，然而又出现过份干预中共独立自主的现象。中共五大至大革命失败期间，中共中央基本失去独立自主决策的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特别是联共（布）、斯大林比过去更加严格要求中共中央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强调必须遵守国际纪律；更加紧了对中共中央的直接干预和控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理论上，实行了直接领导。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组成，由国际代表指定或共产国际同意。1930年6月至12月，国际、联共（布）加强了对中共的指导与干预，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竟然提出，“建议远东局承担对中共共产党活动的实际领导工作”。1931年共产国际主要通过代表国际的远东局现地直接进行指导，由米夫等坐镇上海，直接领导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对此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作决议，发号施令，全力扶持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进入中央领导和掌握中央机关关键岗位，帮助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中央主要领导人安排，需要共产国际批准。1932年9月，王明出席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被选为执行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成为分管指导中共的主要决策者。由于深受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的信任，事实上王明成为远在莫斯科遥控中共“临时中央”的中共最高决策者。但是，1934年10月，负责收发与驻国际代表团的无线电通讯的程组怡被捕，不久，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上海中央局保持联络的大功率电台损坏；党中央同上海中央局、共产国际完全中断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得以在遵义会议上，开始独立自主解决领袖更替问题，这是条件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领导曾经存在怀疑，1937年8月10日的国际书记处会议决定派王明、康生等回国加强领导。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1937年11月13日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搞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1938年7月初，季同王稼祥、任弼时谈话称：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传达后，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重大作用。1940年初，国际联络员孙平向莫斯科反映中共中央、毛泽东排斥莫斯科派，介绍王明的处境，随后，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来电，提出希望中共不要搞派系斗争，为王明说话。

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要处给任弼时两套机要密码，党中央决定由任弼时独自掌握使用，专门建立机构负责，设专用电台，同共产国际沟通电讯联系。这一可靠的空中联系，只有毛泽东一人有权使用，万万火急电、极端保密电由任弼时亲译。来往电文均由毛泽东个人亲自处理，从没有原文向下传达过。仅重大问题，毛才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口头说明大意。

姚金果探讨了中共领导核心从陈独秀向瞿秋白转移的全过程，认为陈独秀最终被淘汰，而瞿秋白成为必然的核心人选，这与联共(布) 、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指导中共五①

②①②③④⑤⑥ 同上，第785页。 同上，第211-212页。

③ 同上，第322-323页。

④ 同上，第396页。

⑤ 同上，第791-792页。

⑥ 同上，第787页。

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罗易，在中共五大前的1927年4月初，就已经有了通过中共五大让陈独秀下台的打算。在五大上，罗易启发与会同志发言，不赞成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罗易发现，党内对老中央委员会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 但是谁都没有表示出要推翻它的丝毫愿望；如果推翻老领导, 没有谁能替代它。在这种情况下, 罗易认为,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些省里吸取新的成员参加中央委员会, 让一些在各地工农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在罗易策划下, 选举的结果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 其中多数人都积极参加过工人运动或者是农民运动的领导者。1927年6月8日, 罗易向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 对陈独秀“有必要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6月17日, 罗易再次向斯大林和布哈林报告说, “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进入7月以后, 莫斯科方面已经明确意识到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再也无法维持, 中国大革命的形势即将崩溃, 为了不给联共(布) 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留下口实, 于是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便成了替罪羊。根据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 批评中共中央“犯了一连串的重大的政策错误”, 要求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7月12日, 鲍罗廷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 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而瞿秋白在五大前和五大中的表现, 尤其是他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很得共产国际代表团和莫斯科其他驻华代表的欣赏。鲍罗廷在改组中央后的第二天即带瞿秋白去庐山作“政治交待”，1927年8月7日, 中央紧急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至此, 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完成了从陈独秀到瞿秋白的转移过程。姚金果对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领袖更替过程的研究是深入的，也突出了在党的幼年期，党的领袖的更替机制的特点，即由共产国际主导。

李卫红、徐元宫以俄罗斯解密为根据解读了共产国际为什么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而放弃了曾经一度看好的王明。首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清楚王明缺乏实际革命经验，因而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和认识，而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是经过中国革命实践锤炼出来的领袖。其次，王明最初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激起了斯大林对他的不满、猜忌和愤怒。最后，陈云、任弼时、刘亚楼等人向共产国际客观反映、汇报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促使莫斯科决定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1939年底到1940年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的组织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和意见：“需要指出的是：在党的老干部中，王明没有什么威望。无论怎样，王明都算不上是在党的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享有威望的领导人„„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掌握的材料以及跟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等人的交谈情况，完成了对26名中共领导干部的评述鉴定„„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他们更能准确地搞清楚中国复杂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的实质并正确地提出任务。”

党史学界对于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过程的研究有：①熊向晖披露了他1961年亲历的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谈继承人是刘少奇的历史细节。毛主席总结了斯大林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教训，明确告②①①

②姚金果：《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中共领导核心的转移》，《甘肃理论学刊》2008年第1期。 参见李卫红、徐元宫：《共产国际为什么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以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根据的解读》，《学习时报》2011年1月10日第9版。

诉蒙哥马利，自己的继承人是刘少奇。程金蛟和薛庆超各自都研究了毛泽东先后选择5个接班人的过程。程金蛟着重揭示每个接班人被选择或被搞掉的原因和过程，薛庆超介绍了毛泽东先后选择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王洪文、华国锋为其接班人的过程，重点介绍了毛泽东选择邓小平为接班人的详细过程。

以上研究侧重于老的领袖如何退出或交班，有3篇文献则侧重于新的领袖如何产生或接班：①薛庆超研究了1978年前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始末，反映了邓小平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过程，以及在华、邓交替时军队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表态的影响。②江泰然揭示了邓小平是怎样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基础：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经验、担任关键岗位的重要职务, 是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工作基础和业绩基础; 毛泽东的信任器重、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是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正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和努力推进思想解放运动、有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是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以上2篇文章重点研究的是邓小平如何成为党的领袖。③新华社记者刘思扬、孙承斌、刘刚记叙了十七届中央政治局的产生过程，突出了民主推荐政治局预备人选这一创新环节。

二、关于中共领袖新老交替的机制或制度

十六大召开之后，龚育之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正常化、规范化、体制化的新老交替是十六大的重大贡献之一，而它的源头应该追溯到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的政治设想。八大前夕, 在北戴河几十人的会上, 毛泽东就谈过他不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的设想。八大通过的新党章, 有一条以前没有的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 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第三十七条第五款) 。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上公布了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为八大作准备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篇讲话, 其中说到:“我是准备了的, 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 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经过党内酝酿、党外酝酿、向苏联通报, 表明毛泽东当时确实下了很大的决心。不过，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这些好的设想没有很好实现。

龚育之认为，毛泽东原先很多好的没有实现的设想，一定程度上被邓小平实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总结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教训, 大概也考虑到毛泽东在八大前后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文明遗产, 明确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尽管大家拥戴他, 他还是推举更年轻的同志当党的主席和总书记, 并为促进中央委员会年轻化而设计了过渡性质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制度。在制定一九八二年宪法时, 规定了国家主席、副主席,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 国务院总理、副总理、①

②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熊向晖:《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谈继承人》，《领导文萃》1996年第5期。 程金蛟：《毛泽东和他选择的接班人》，《党史纵横》2004年第6期。

③薛庆超：《毛泽东为何最终选择了华国锋》，《晚霞》2010年第8期。

④薛庆超：《1975年，毛泽东选择邓小平》，《先锋队》2004·8（上半月刊）。

⑤薛庆超：《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始末》，《党史天地》2004年第12期。

⑥江泰然：《邓小平是怎样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兼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⑦刘思扬、孙承斌、刘刚：《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党建》2007年第12期。

⑧参见龚育之：《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学习时报》2003年1月6日。

⑨章敬平：《一份珍贵的政治文明的遗产—龚育之谈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南风窗》2003年第11期。

国务委员连任不得超过一届, 这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九五七年就提出来了的修改宪法的主张。在十三大上, 他自己实现了半退, 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实现了全退。

十六大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除了胡锦涛同志，全部退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十六大不仅确立了“到点退休制”，实际上还确立了“有限任期制”。有的同志还没有“到点”，即还没有到达习惯形成的退休年龄的“点”，但是到了连任届数规定的或人们认为应当限制的“点”，也都退下来了。可以说，是开辟了和实践了实际上的“有限任期制”。龚育之坚信，有了十六大和十届人大做出的楷模，立下的规矩，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今后的新老交替，一定会沿着既定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到现在为止，党章上还没有就党的领导职务有限任期制问题做出规定。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过。十二大修改党章的时候，就提出来过。修改出来的十二大党章为什么没有对党的领导职务有限任期制作出规定？胡乔木当年就这个问题有个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他说，考虑到共产党是个有5000万党员的大党，任务重得很。所以要有一批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善于应付各种复杂局势，并由于贡献卓越而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的老同志，才能保证党的发展和稳定。20年过去了，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修改党章，依旧没有对党内最高领导职务的有限任期制作出规定。除了以上所述的理由外，龚育之认为，还与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实行的是委员制这种集体的制度有关。比如说，党的中央委员会，能够设想做出连任中央委员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吗？不能设想。那样的规定，不利于年轻的领导干部的培养、锻炼和成长。也不能设想，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如果那样规定，当了两届政治局委员或者两届政治局常委的同志，领导经验积累了，成熟了，却不能当选为下一任的总书记，因为总书记是从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产生的。所以，党章中如果要规定有限任期制，就只能规定某个具体领导职务（例如，中央总书记、副总书记）的有限任期制，而不能笼统地规定某一层领导职务（例如，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有限任期制。

胡鞍钢简要介绍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历史过程, 并总结和说明其历史经验和教训。胡鞍钢认为, 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 党和国家领导人新老交替真正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其重要标志是党的领导人“到点退休”, 而不是半退或转任。这是彻底的制度化。毛泽东的“吐故纳新”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朝气蓬勃、不断创新的动力。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败却是邓小平、陈云的政治改革成功之母, 他们并不像毛泽东那样“推倒重来”，搞“全面夺权”的激进式主义, 而只是引入了年龄因素和退休制度的渐进主义, 就能持续地推动领导人新老交替, 真正找到了“吐故纳新”的途径和机制, 真正解决了过河所需要的“桥”和“船”的问题。后来江泽民、胡锦涛都沿着这一路径坚定地不断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体现了“路径依赖”。

任大立相当简要地回顾了从一大到十六大党的10任领袖新老交替的历程，简要总结了党的领袖更替的经验与教训。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表现出了较大的随意性和一定的偶然性。毛泽东采取以个人向个人交接班的形式解决领袖更替问题，过份看重领袖个人的决定作用，忽视制度建设，不符合民主集中制。邓小平主张搞集体交接班，早点选出接班①

②①②胡鞍钢：《中国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任大立：《党的领导核心新老交替的历程与经验》，《学习月刊》2003年第2期。

人，以便考察，有点小问题，可以帮助接班人改正；实在选择不当，还可以在自己能够施加影响时进行调整。邓小平重视制度建设，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经过顾问委员会的过渡，逐步废除领导人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带头确立退休制。

三、关于中共党内罢免、撤换制度

陈牧、张安总结了有关党内罢免、撤换制度的研究。党内罢免或撤换制度是一种以民主的办法解决执政党内干部更新淘汰的基本制度。200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明确规定了“罢免或撤换”制度，并且明确规定了“党内罢免或撤换”相关程序的操作细则，要点包括：第三十八条，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要求罢免或撤换所在委员会和同级纪委中不称职的委员、常委。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有权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要求罢免或撤换所在委员会不称职的委员、常委。我们可以看到，罢免对象不包括中央组织成员，而且，党的中央组织没有“上级党组织”来受理罢免要求，因此，中央领袖罢免机制欠缺。该文介绍的相关研究认为，实行党内罢免或撤换制度面临如下问题：《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与《党章》及相关的党的规章不一致；与党内罢免撤换制度相配套的制度改革尚未到位；保障机制有待完善；认识上存在误区；罢免或撤换的相关条款缺乏操作性；受理机构与程序不明确。

可以看出，在对中国共产党领袖产生与新老交替的研究中，对党的领袖产生与新老交替历史事实的研究多于对其机制或制度的概括；对老的领袖如何退出或交班的研究多于对新的领袖如何产生或接班的研究；没有人全面系统详实深入地研究自党成立以来到十七大近90年中的领袖产生与新老交替机制的发展历程或经验。

已有研究存在的盲点和缺陷主要有：①邓小平和江泽民正式“全退”之后，实际上都曾经对重大政治决策发挥过影响：邓小平“南巡”，江泽民作为“有关负责同志”参与民主推荐十七届中央政治局预备人选。这说明，在非正式制度层面上，他们实现“全退”的时间更迟。上述文献都没有研究过这一非正式机制。②以完善领袖罢免制为目的和视角，总结党史上发生过多次的领袖被实质上罢免的经验的文献还欠缺。③对民主推荐十七届中央政治局预备人选的深远意义认识不足，缺乏研究。④没有学者设计未来党进一步完善领袖产生、罢免与新老交替机制的若干备选方案。⑤采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在领袖产生与新老交替机制的异同及原因的文献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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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牧、张安：《党内罢免、撤换制度研究述评》，《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