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鼓楼新记,彩绘更新
2016-03-03 大同小圈
1.阐明了建大同鼓楼的意义。
其一，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明代，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控制得相当严厉。史料记载，城镇“以一更三点禁人行，五更三点放人行”，“除公务急速疾病生产死葬执有灯亮者不禁外”，无论何人均要拘留送问。《大明律·夜无故入人家》（卷十八）甚至规定，夜间随意活动算犯罪，如果无故进入人家，更要受很重的笞刑。明王朝官方试图通过这种严厉的“夜禁”，恢复传统“日入而息”的生活秩序。官方任命的地方官有责任维持这种生活秩序。因此在各个城镇，都有巡夜的制度，而有的官员则以鼓来控制和指示夜晚的时辰和生活。正如《大同鼓楼记》中所言，鼓楼之鼓的意义，不仅仅是“入夜之际，非更鼓以示之，则茫然无从而知”的这种“代人之耳目者”的作用，它也是秩序的象征。
其二，鼓楼是当时的报时中心。鼓楼上设更鼓，每日始于暮鼓，止于晨钟，以时定更，以更报时。《大同鼓楼记》曰：“大同为边方大郡，有亲王以居之，有大将以镇之，有宪臣以莅之，军民之夥十数万人而更鼓不以无设也。”“昏晓之节有目者皆能知之，唯夜有五时有八刻人所不见，故谯楼之鼓加之更焉。”
其三，以每日的鼓声激励人们奋发向上。正如《大同鼓楼记》曰：“苟因更鼓而知运行之时，则凡为臣工者，宁不惕然兴起其自强不息之志，而发其键呼！”
2.提供了判断大同鼓楼始建年代的依据。
史料记载，明洪武五年(1372年)，大将军徐达主持重新修建大同府城时，四面各辟一门，东曰和阳、西曰清远、南曰永泰、北曰武定，四门上各建一座城楼。这四座高大雄伟的城楼实质上就是谯楼。当时在城墙上又修建了为数众多的望楼，城楼和望楼已能满足需要，很可能没有在城内修建鼓楼。那么，大同鼓楼始建于何时呢？
现在我们分析这一问题：（1）大同鼓楼应建在“土木之变”之后，即正统十四年（1449年）之后。因为“土木之变”前，李贤任文选郎中，是个“小官”，无资格撰写《大同鼓楼记》。（2）“土木之变”后，李贤脱难回京，深得代宗、英宗、宪宗三位帝王的信任，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其已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后，迁贤为翰林学士，入内阁，升吏部尚书。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即位，晋贤为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在此期间，李贤才有了撰写《大同鼓楼记》的资格。很可能代宗、英宗、宪宗三位帝王中的一位深感大同作为军事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有必要在大同修建鼓楼，战时报警，“夫以一楼之建，为十数万人所听闻”，于是下令在大同建鼓楼，同时李贤撰写了《大同鼓楼记》。成化二年（1466年），李贤病故，《大同鼓楼记》必然在李贤病故前所写。如果这种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大同鼓楼就应该建在代宗景泰二年之后，李贤病故之前，即1451年～1466年之间。（3）据《营造法式》“鼓钟双阙,城之定制”，大同建鼓楼，应同时建了钟楼。大同钟楼已于1951年拆除，但留下一口大钟，钟上铸有“大明景泰四年四月吉日制”。明景泰四年是1453年，正在1451年～1466年之间。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大同鼓楼应建于1453年。
3.大同鼓楼为明朝国家（皇家）所建。
《大同鼓楼记》的结尾这样写道：“彰武伯杨公信、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王公越，尝建鼓楼于郡中，而郡守李福至京求为记，予故述其所以然之，故贻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大同鼓楼是彰武伯杨信、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王越，奉明英宗诏命所建。若是大同府自己所建，则应写作“郡守李福尝建鼓楼于郡中”，郡守李福也不可能至京求李贤为记。何况当时全国各地类似的建筑很多，李贤也不可能单独为大同鼓楼作记。正因为大同鼓楼为国家（皇家）所建，作为宰相的李贤才会为之作记，“述其所以然之，故贻之”。
在历史的长河中走过了2000多年的历程,它不仅反映了鼓的发展和演变,而且反映了建筑的发展和演变,反映了中国文化在此过程中的发展和演变。在社会不断发展、城市日新月异的今天,鼓楼随着其功能的不复存在,也在日益减少，但作为城市历史文明的一种见证,其价值是永存的。希望人们在对其有更深入的了解、认识的基础上,认识到保护其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加入到保护鼓楼的行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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