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被俘后是怎样被查明身份的

　　

　　题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笔者在江苏省军区部队服现役，曾亲耳聆听过省军区政治委员陈茂辉将军讲述其亲历淮海战场杜聿明被俘经过一事。当时曾根据陈政委所述，写了一篇故事――《陈官庄杜聿明现形记》，投寄军内报刊。不久，因陈政委被打成“叛徒”，这篇稿子也就成了泥牛入海，几十年来一直引以为憾。现在我退休了，不妨根据记忆，又参考一些文章将这个故事写出来，以飨读者。

　　

　　一

　　

　　1949年1月10日早晨，淮海战场上的枪炮声已经稀疏了，参加“徐蚌会战”的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被人民解放军彻底地解决了！

　　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东北十四、五华里，一个已被忘掉名字的小庄子的庄尾，有一间未被蒋军飞机轰炸倒塌的农舍，这便是华野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郭化若）俘虏收容所所长办公室。收容所所长，由该纵队第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建国后任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临时兼任。

　　俘虏收容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清查隐瞒身份的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

　　在这方面，陈主任可以说有颇为丰富的经验。那是1947年5月16日下午2时许，当我华野突击队包围了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指挥所所在的那个山洞时，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绝望地下令站在他身边的副师长蔡仁杰和几个旅长“集体成仁”。这时，一向紧跟张灵甫的第五十七旅的少将旅长陈嘘云却不想为蒋介石尽忠，便借故溜出了山洞。张灵甫抬手便是一枪，子弹打在陈嘘云的左肩上，顿时鲜血直冒。陈嘘云跌跌撞撞地跑了几十米，就躺在山坡上横七竖八的蒋军尸体里。他迅速地脱去了少将军服，从尸体上扒下一套士兵服套在身上。当大队解放军冲过来时，听见一个满头满脸满身全是血污的士兵在大呼救命。说也巧，时任华野第四纵队第十一师政治部副主任的陈茂辉来到跟前。陈副主任从这个穿皮鞋戴手表的伤“兵”那身明显不合体的军装上、发型上一眼就看出了破绽，便向他宣讲了我军的俘虏政策，以解除他的思想顾虑。陈嘘云打量了一下跟他谈话的这个共军干部，见他身后有卫士，估计是个大官，便接受了他的劝告，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然后痛苦地呻吟一声：“请求贵军救我一命！”

　　陈副主任知道，国民党在一年前整编全国军队，将军改称整编师，把师改为整编旅，这么说来这个陈嘘云还是个师长哩！便立即让人叫来卫生员将他包扎好，然后命令警卫班长带一名战士，将失血过多、生命危殆的陈嘘云背下山，安全地送到战地救护所。

　　陈嘘云后来获释，在南京定居，1980年被选为南京市第六届政协委员。这当然是后话了。

　　

　　二

　　

　　太阳刚刚升起，成千上万的俘虏，像大堤崩溃了的洪水，从前方漫无边际地涌过来，收容所门前的空场和田地上都被人流塞满了，一眼望不到边。

　　陈主任正在跟俘虏谈话，电话铃响了，是纵队卫生处赵云宏处长打来的。赵处长说，又抓到一个国民党军官，有记者和司机跟随，还有卫士，身份不明，估计是个将官。

　　陈主任要赵处长赶快将人送来。可是用电话催了几次，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见负责押送的干部进来报告，陈主任不免发火责问。那个负责押送的干部说：“这几个家伙特别怕飞机，一路上总是走走趴趴，磨磨蹭蹭，好不容易才弄来。”说着便向门外喊道：“进来！”

　　陈主任注意一看，进来的人中间，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只见他穿一身士兵棉服、披一件破军大衣，缩着脖颈，耷拉着脑袋。乍一看像个老伙夫，但仔细端详，便不难发现此人有种特别稳重而干练的气质。陈主任让他坐下，递给他一枝“飞马牌”香烟。他接过来放到桌上，连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玻璃纸包装的香烟，撕去烟盒上封口的红条条，先抽出一枝很礼貌地递给陈主任，然后才送一枝到自己的嘴上。坐在一旁，自称“记者”的那个人，竟忘记了这是什么场合，连忙掏出打火机，“咔嚓”一下打着了火，恭恭敬敬地给他点烟，被他瞪了一眼，“记者”恍然大悟，赶忙转过手将火送到陈主任面前。他们这些动作，使陈主任警觉起来，面前这个俘虏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再仔细一看，发现他鼻子底下有一些没刮干净的胡髭，很明显，此人本来是留有颇为威严的唇髭的，只是因为临时剃得匆忙，没刮干净。

　　陈主任开始审问。

　　那个“记者”首先介绍自己的身份：“我叫尹东生，是《徐州日报》随军记者。”他指指那个四十多岁的军官对陈主任说：“这位是第十三兵团的高军需。”另一个接着也自报家门：“我叫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被他们拉去的。”陈主任一听，便知这全是瞎编的。他们也发现陈主任对他们产生了怀疑，于是各人便掏出证件。

　　陈主任看了证件，便单刀直入，问那个高军需：“你是哪个部分的？”“第十三兵团的。”“干什么的？”“军需。”“不对！”陈主任口气严厉，断然否定。

　　“军需处长。”那个“记者”赶忙替他补充道。

　　陈主任瞪了那个“记者”一眼，没有理睬，仍在追问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我叫高文明。”

　　“‘高’，‘文明’这个名字起得不坏啊！你们第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陈主任顺手递给他一个写字本子。他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掏笔，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是一袋美国牛肉干；又掏，掏了好一会儿，才从大衣下边的夹层里掏出一包高级水果糖，最后才在棉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金笔。这位“军需处长”活像一个蹩脚的魔术师，目睹着他那拙劣的表演，实在令人喷饭。陈主任和工作人员忍俊不禁，都想发笑，但还是强忍住了。陈主任当然知道，摆在他面前的这些美国产的香烟、牛肉干、水果糖，包围圈内的一般蒋军军官享受不到，就连这枝地道的美国货――派克金笔也不是一般下级军官所能拥有的。

　　再说那位“军需处长”，之所以装疯卖傻，一股脑儿地掏出这么多东西，这可是他的良苦用心，意在迷惑、转移审问者的视线，把他当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军需官。要不是搞军需的，在几乎无法生存的包围圈内，哪能拥有这么多好东西？而这些东西又都是他“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其手而三分肥，是利用职务之便攫为已有的，造成他仅是个十分贪婪的卑劣小人的假象，掩盖其高级将领的真相。

　　“高文明”握着金笔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写啊！”陈主任催道，“难道你连一起共事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他边说边在本子上写，可是写了半天，还是描着原来的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那位“记者”见状，非常着急，忙作揖打恭地对陈主任说：“长官，高处长的头脑被炮弹震坏了，由我替他写吧！”说着便伸手要笔，被陈主任制止。

　　陈主任对那个表面上还显得沉着的“军需处长”说：“你还是老老实实讲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干什么的，不必顾虑。”说着，陈主任拿起桌子上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给他听。从头念到“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那一句，然后对他说：“看吧，你们的部队不是已经被解决了吗？我们的俘虏政策，不论大官、小官，只要放下武器，是一律宽待的，除了战犯以外。”听到这里，陈主任只见他将头埋到衣领里，一时难以看出他的表情。便又对他说：“蒋介石是彻底失败了。黄伯韬被击毙，黄维兵团被歼灭，黄维和他的副司令官吴绍周想混走，结果还是被活捉！”

　　他忽然一怔，忙问：“黄维在哪里？”“你们一定很熟悉吧，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他！”

　　当陈主任将常为杜聿明一伙演戏的京剧团琴师叫来问话时，竟使那个“军需处长”吓得不敢抬头，只见他一个劲地向火塘里添加高粱桔，搞得满屋青烟缭绕。直到陈主任让人把琴师领走，“军需处长”这才直起头来。这一切都没有逃脱掉陈主任那双锐利的目光。

　　“军需处长”听解放军工作人员叫“陈主任”，赶忙问：“你是陈毅将军吗？”陈主任说：“我不是”，随即对他说：“你只要彻底坦白，对我说也是一样。”

　　这时，敌机在附近丢了几颗炸弹，屋子被震动了，门外一匹战马因受惊在嘶叫，陈主任推门一看，只听敌机发出怪叫，在咕咕地胡乱扫射。“军需处长”脸色阴沉，对陈主任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陈主任不屑一笑地对他说：“不要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待，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

　　对于“军需处长”“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的这句话的本意，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看过杜聿明先生所著的《淮海战役始末》一文。杜聿明先生本人有一个解释，当时他也想到，随从人员跟自己一道已全部被俘，解放军已对他们进行分别审讯了，看来是瞒不住了。与其瞒不住，还不如早些老老实实坦白自己的身份。但见室内人员很杂，不但有看俘虏的兵士，而且还有不断被叫进来谈话的俘虏，怕将自己被生俘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其家庭，想换一个地方单独跟陈主任谈话。而陈主任却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怕飞机。

　　也是在多年之后，已为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的陈茂辉将军，跟人谈及这段经历时，不免哈哈大笑，说当时出于对国民党战犯的痛恨，以致在跟“军需处长”谈话时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应该这样说，“即便是战犯杜聿明，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也一律宽大！”

　　果然，那个“军需处长”，听了陈主任那句话之后，心里“格登”一下，“我就是，只不过还未被你们发现，你们共产党是不会轻饶过我的。”于是，头脑里顿时又冒出了一层顽抗到底的念头。

　　

　　三

　　

　　开饭了，陈主任叫人端来小米饭、大蒜炒马肝、辣椒炒马肉。“记者”和司机见到了饭菜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军需处长”却只略略吃了一点，便埋头抽起美国骆驼牌香烟。

　　种种迹象表明，眼前这位“军需处长”是一条大鱼。陈主任见一时间问不出结果，为了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便让人将他跟司机一道押到庄头上一所独立的小磨房去休息。

　　当这位“军需处长”被押解从第十三兵团大批俘虏面前经过时，押送人员看到俘虏群里有军官显得十分惊诧，还听到有人窃窃私议“总司令……”，押送人员将所见所闻报告陈主任，这就更加引起陈主任的高度重视。

　　关在小磨房里的“军需处长”乘警戒人员不注意，便顺手操起一块半截砖头，在自己脑袋上乱砸，一时头破血流。当陈主任闻讯赶到磨房时，只见“军需处长”躺在地上，满脸是血。叫来医务人员检查，伤口不大，只是敲破了额角。陈主任眉头一皱，一思索，什么都明白了，这位“军需处长”在毁容，意在蒙混过关，便派人用担架将他抬到卫生所去包扎，特别吩咐监管人员严密监控他的一切行动。

　　回到所长办公室，陈主任立即让人将那个“记者”带来，严令他交待“高文明”是谁。经过一番强大的政治攻势，只见那个“记者”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浑身颤抖，哭丧着脸说：“我交待，我交待！他……他……他是杜……杜长官……我……我是他的随从副官。”

　　就在这个时候，敌工部派人送来一张杜聿明的照片，陈主任持着照片到卫生所一对照，那个“军需处长”除了唇上没有一撮小胡子，头上扎了一圈纱布外，人和照片完全一致。陈主任笑着问他：“你是不是军需处长高文明？”

　　他垂着头，说：“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原来这个“军需处长”，便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43名头等战犯之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大名鼎鼎的杜聿明。

　　 （责编 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