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关怀

灾难新闻

报道中的

人文主义 关怀

2004-3-16

作者：沈正赋

作者手记：“灾难新闻报道方法系列研究”系本人近年主攻方向，此系列计划由三篇论文组成，其中第一篇《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和第二篇《灾难性事件与新闻舆论监督平议》已分别在《声屏世界》今年第５期、第８期上刊出，本文为第三篇。这三篇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篇。希望拙作能给新闻一线的记者和编辑提供采写参考并从中有所启发。

如果说灾难新闻报道在满足受众知情权、实现舆论监督权的时候是把灾难性事件作为客体来看待的话，那么，在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还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灾难性事件的主体即灾难的亲历者或受害者亲属的问题。于是，这里可能就要涉及到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伦理学、新闻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又都归属于“人文主义关怀”的大旗之下。因此，本文着重就灾难新闻报道中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一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灾难新闻与人文主义关怀

在我国灾难新闻报道史上，由于传统的灾难报道观念的束缚，我国新闻传媒在灾难新闻的报道上往往存在着“三多三少”的倾向，即多正面报道，少侧面报 道；多报道领导，少报道群众；多关注群体，少关注个体。这种倾向在唐山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中可以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印证。新闻中虽然也看到了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对灾区人民的关怀，但这种关怀是一种政治关怀和物质关怀，缺少的却是人文主义关怀。

什么是人文主义关怀呢？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指出，人文主义的范畴与内涵随着时代、地域而不断发展，但始终坚持“两个核心”不变。这“两个核心”就是，一是人文主义以人和人的经验为关注对象；二是人文主义尊重人的尊严；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尊严、有价值、有权利的，无论弱者、强者。因此，在西方大众传媒大量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尤其是灾难新闻，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解读主要围绕这两层含义进行。①在我国，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人文主义关怀”逐渐进入大众传播的视野。在传播过程中，新闻传媒所倡导的一般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倡导社会公正与平等，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同时，“人文主义关怀”还不忘对“人”这一主体的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这种“以人为本”的报道方式，具有人情味，充满感情地关注着被报道者的遭遇和命运。

灾难性事件（感性世界）带给人的情感情绪反映心理世界 的是悲痛、颓

丧、焦虑、不安、恐慌等，但处理恰当的灾难新闻（拷贝世界）却可以转变受众的这些消极不良的情感和情绪，使悲痛得到安慰，颓丧得到振奋，焦虑得到舒缓，不安得到平静，恐慌得到理智，从而产生积极的和良性的言与行。②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处理恰当的灾难新闻”，实际上就是指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关怀精神的灾难新闻。因为“人文主义关怀”所强调的正是人的精神层面、心理层面。因此，作为灾难性事件载体的灾难新闻，其报道方法不仅关系到灾难信息的传播效果，而且还关系到灾难事件主体的精神状态和面貌。

人文主义关怀在灾难新闻报道中的表现

人文主义关怀被人们誉为人类苦难的“温柔抚摸者”。因此，灾难新闻除及时地报道灾难，理智地、科学地分析灾难之外，新闻记者还应力求把受众的内心体验放在心上，让受众看到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状，以浓墨重彩彰显生命在灾难中的尊严与价值、无私与智慧等人性的光辉。考察近十年来国内外灾难新闻的报道实践，笔者发现，人文主义关怀精神一直渗透在各种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之中，并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对灾难事件本体的报道。虽然绝大多数灾难性事件无不为受众所广泛关注，但过去新闻界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却往往吝啬到忽视社情民意的地步。其中原因之一便是，对灾难这种被理解为“抹黑”的事情，有关方面则要求媒体控制其报道规模，淡化和消解社会关注度。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些灾难新闻就变得有头无尾，主次不分。比如，一起矿山透水事故，有关媒体虽然也报道了发生这起事故的消息，但埋在井下的伤亡人员却没了下文。有些报道只见“配角”不见“主角”，当灾难不幸降临的时候，诸媒体上出现的却是一些毫无生命意义的冷冰冰的数字，以及在新闻报道中依次罗列着的一大堆当地大小官员的名字。天灾人祸带给人们的本来是一出“悲剧”，但一些报道却沿袭了“反面文章正面做”的陈规旧习，硬把它演化成一曲“颂歌”，使得这些灾难本身带给人们的警示作用丧失殆尽。好在这种局面在近十年来的灾难新闻报道中已经逐渐有所扭转，新闻媒体为了满足受众对灾难事件的知情和关注，更加重视对灾难事件本体的报道，并且在报道中充当谴责肇事者、哀悼遇难者、抚慰遇难者亲人的角色。笔者认为，这种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去关注灾难中的生命个体的报道，充分体现了当下新闻传媒的人文主义关怀精神。

２００１年３月３０日，河南焦作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造成７４人被当场烧死的悲惨结局。广州《羊城晚报》曾以《“天堂”掳去如花青春》为题对此次灾难所进行的报道，给我们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在报道中，该报记者用非常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亲人前去认尸，且尸体几乎全是年轻人的悲恸场面。读罢，受众对遇难者的惋惜之情、对这场灾难的肇事者的谴责之恨便油然而生。③

这种关注灾难事件本身和进程的报道，这种传播效果的取得，显然与媒体所奉行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分不开的。当然，报道灾难本身不等于极力渲染灾难，对灾难中惨烈、暴力、残酷、恐怖、血腥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当予以回避和掩饰。

其二，关注灾难中生命个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近几年来，对于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性事故，虽然新闻媒体均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但真正成功的、令人满意的灾难新闻却不是很多。综观这类报道，我们总感觉到仿佛缺少点什么。笔者认为，问题主要在于新闻媒体自身的报道方法，一些灾难新闻报道大而化之，没有充分地起到呼唤同情、促进救灾、警示社会、推动预防的作用。而一些获得成功的、社会反响比较好的灾难新闻，往往都是记者把深情的目光投注到灾难中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上所作出的报道。因为关注灾难中生命个体的生态状态，是媒体人文主义关怀理念的又一体现。

从大量的灾难新闻作品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媒体所关注的灾难中的生命个体大多集中在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身上，主要通过客观展示灾难中的这些弱势群体的悲苦和恐惧，以引发人们的关爱和同情，进而打动读者。因为儿童、妇女和老人是弱者，是无辜的，他们遭遇不幸，最能唤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和同情。因此，有人据此指责媒体善于“煽情”，而笔者对之则持肯定态度。其实，这种报道在我们当下的新闻媒体上可谓屡见不鲜。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５日圣诞之夜，河南洛阳一家歌舞厅突发大火。《羊城晚报》在第二天Ａ８版上以《圣诞舞会，数百人火海中生死不明》为题对这场火灾进行综合报道，其中对一位“从火灾现场逃生的王女士”的遭遇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她的先生奋力将她推上一个窗口，她从一个阳台上侥幸逃生。她满脸烟黑，手上流血，但不肯包扎，说等到天明也要等到先生出来。随后几天，该报接连推出《零星几人智寻出路逃出鬼门关》等重头稿件，对受害个体的经历、命运进行了追忆。《南方都市报》对火灾中的生命个体也作了异乎寻常的关注：推出了《生还者追忆逃生经历》等重头稿件，在头版刊发了“生死相隔”、“我找到了妹妹”两张震撼人心的大幅照片。《广州日报》还在１２月２８日Ａ３版上刊登了一张醒目的、令人心酸的凸显一名妇女痛失亲人后悲痛万分的照片。④在洛阳火灾的报道中，新闻媒体对弱势群体生命个体的空前关注、深切同情，让人们看到了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状：无助、恐惧、呻吟、受创与毁灭。

其三，弘扬灾难中人性善良的一面。谁都不愿意世上发生事故，特别是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然而，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往往又难以避免包括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的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面对事故，尤其是在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发生的刹那间，人的求生本能，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爱等，都会有瞬间的表现。对于新闻媒体来说，问题在于记者在采写这些重大人身伤亡事故报道时，如何去进一步发掘灾难事件中所蕴含着的更新鲜、更美好的主题。人文主义关怀精神要求记者勇敢地扛起人性的大旗，直面人生，以透彻的目光注视人类的生生死死，对处于极度绝望状态下的人类给以人文主义关怀，让健在的人们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人的崇高与尊严，唤醒人类的良知与道德，从而对卑琐、残酷、冷漠的人性以批判，使人类始终面对自己，保持自己人性中“善”的一面。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４日，“大舜”号轮船在山东烟台附近海域沉没。在全国许多媒体对这起海难所作的报道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莫过于这样两篇报道：一篇是写一位遇难者在即将倾覆的轮船上，用手机和他的家人告别，他的家人则在电话的这端一直陪伴着他，直到电话里无声无息；另一篇是写这次海难的惟一的女性幸存者，她向记者诉说了当死亡降临的那一刻，几位男士是怎样把生的希望留给她的悲情故事。读后让人掩卷而泣。⑤曾获２０００年全国商报好新闻一等奖的灾难新闻《人性

的光芒──从“１０·３”看广西人的父母心》，着重报道的是，广西南宁市郊区环保局一位名叫潘天琪的干部，“在自己面临灭顶之灾前几秒钟，将两岁半的儿子潘天灏举过头顶、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最终让死亡之神同“两岁半”的儿子擦身而过，而自己却献出了血肉之躯的本能动作。⑥这篇报道所颂扬的便是灾难之中的“山高水长般的父爱母爱”，浓缩了人生的终级意义──“生命因爱而绚丽”。在河南洛阳那场火灾的报道中，《广州日报》一篇题为《浓烟中陌生男子陪坐给她勇气》的报道也相当感人：一边是４层高楼，一边是烈火下的滚滚浓烟──对面楼房的窗台上传来一个陌生的男音：“不要紧张，不要慌乱，对面的姐姐我在这里陪着你，你要有勇气等着消防队员来营救你！”顺声望去，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男青年正端坐在对面楼房的窗台上，鼓励的眼神直视过来。听到这个声音后，受害者范高丽精神猛然振奋起来，一直坚持到最终获救。⑦透过一组组灾难中的“镜头”，我们看到这一起起灾难带给人们悲伤的同时，也深刻地体味到了危难中人间的亲情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美好情怀。在这里，人性善良的一面在灾难中得到了生动的折射和反映。

余论：人文主义关怀与媒体的定位

我们虽然强调并倡导新闻媒体需要有一种人文主义关怀精神，但新闻媒体所包蕴着的这种人文主义关怀精神还是极其有限的，它的作用绝不是万能的。因为作为媒介的新闻传媒压根只能在社会生活中起到纽带和桥梁的中介作用。在我国，新闻媒体拥有自己的职责权域，既不能代替公、检、法等权力机关行使职权，也不能扮演慈善部门的角色到处替天布道、乐善好施。新闻媒体坚持正义、呼唤良知、伸张正气、关怀弱势群体等秉性和宗旨，只能体现在传播的手段和方法上，切不可感情用事。否则，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可能是，一方面会由于过于情感化而影响到媒体从业人员从事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对事件真相的探求；另一方面也会由于过于主观化和理想化而让媒体渐渐滋生一种“言语霸权”的意识，或者在社会生活中不知不觉地充当起“包青天”的角色，而这些显然又都是有悖于新闻媒体的本份与神圣职责的。笔者认为，新闻媒体在积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同时，还必须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大概才是它的真正定位。◆

参考文献：①转引自孙丽萍：《人文关怀精神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意义》。《新闻大学》，２００１年夏季号。

②邓林奕：《灾难新闻的心理学思考》。《新闻爱好者》，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③陈少媛：《关于突发事件报道的几点思考》。《新闻业务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④⑦谭建伟：《关注大灾难中的生命个体──洛阳特大火灾报道管窥》。《中华新闻报》，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３日第三版。

⑤丁锡国：《走出灾难性报道的误区》。《新闻业务研究》，２００２第２期。

⑥李守仲：《重大事故报道的新主题》。《新闻与写作》，２００１年第９期。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