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成蝶_从鸳鸯蝴蝶派小说看现代白话小说的发生发展

2009/1

破茧成蝶

——从鸳鸯蝴蝶派小说看现代白话小说的发生发展

刘茉琳

中国语言文学历史上分为散文和韵文两种，由此两种派生形成了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类由史记、佛经译文，小说、话本等发展为通俗文学的载体；一类由韵文、诗词等发展为高雅文学的载体。两条道路井水不犯河水悠悠两千年发展下来，直到清末四大名著等白话小说的经典文本涌现出来，文人的文白意识才渐渐苏醒，而由于要推动社会改革，必须由文化兴起，文化兴则必须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法。从黄遵宪、裘廷梁到傅斯年、胡适，到现代文学的成熟以及无数致力于文化文学艺术改良的文人们在短短一百年间就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学、以至中国文化的面貌。

这种改变并不仅仅是几个人的提倡就可以达到的，必须是大量的现实事件的冲击，在那短短的一百年间，从改革言白书写，提出拼音文字改革，到文艺腔的使用，以及大众语的推广，这个过程正如在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思想、政治等，既受到两千年传统力量的冲击与束缚，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文人及其创作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着艰难的破茧成蝶的过程。

近现代之后，文人的文学创作已不再追求什么藏之名山，有待知音；而是渴望泽被四方，寻求大众。对于近现代的启蒙之路来说即使再高明再深邃的作品，不发表又能有多少现实意义呢？所以，范伯群说：“到了清朝末年，在内乱外患交迫之下，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已经展开，梁启超虽一度成为舆论界的领军人物，但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并在民间流行的还是一些身兼报业和文人两种身份的通俗作家。”[1]

通俗小说在这一时期以侦探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等在各地白话报、各种期刊上蜂拥而至，现代出版业的发达为白话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载体与背景。而真正的现代白话的诞生，“只有经过大批文人的试写，被认为‘俚俗’、供下层社会使用的白话文，才可能在‘五四’时期独领风骚，迅速打倒古文的权威”[2]。

笔者认为，现在的文学史，以及近现代史研究中，对白话的发生、发展以及贡献过多地强调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作用，而忽视了通俗文化的力量。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但是未能有一个综合的视野，整合的平台。

对于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来说，汉语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其意义不仅仅是一次语言改革。语言作为一个载体，谁能更好地掌握大众话语权，谁就能将自己的思想传播更远。所以，白话文运动始终与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考虑到语言，尤其是在语言变革过程中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如此重大，笔者认为梳理这一历史时期的脉络，掌握语言在其变化过程中的特征，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笔者认为，近现代时期的白话写作应该最少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进行全方位的挖掘以及探究，包括各地白话报、文明戏剧本、通俗小说创作。由此则包括了报刊上的时事、演讲、论述、杂文等等新闻体的白话化，以及戏剧、小说从古代白话创作向现代白话创作的转型。

本文以对中国白话小说从古代到现代的白话语言上的比较研究，探讨鸳鸯蝴蝶派小说在通俗文学的白话发展史上的作用，是为笔者构想的厘清现代白话文学历史中的一小部分。

陈平原曾经指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第一，西洋小说的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产生变化；第二，中国文学结构中小说由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吸取整个中国文学养分因而发生变化。”[3]本文在考察鸳鸯蝴蝶派的现代白话小说创作中，也将以这种外力影响，内在改良为两条基本线索。

在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时期，与其时中国的大多数文化文学发展轨迹一样，一方面是在对传统改革改良的道路上行进，另一个有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而当时的人们也认为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是改良中国文学的重要法宝。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中就这样提出，要做好白话文“一是要留心说话，二是直用西洋词法”。

从语言最基本的特征观察，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我们看见不少新词，比如“光阴先生乘了飞行艇”、“一种匣子盖上有neverrip的袋子”(即安全套)、“柯壁德的利镞”(丘比特之箭)等等。

受到翻译小说的影响，晚清中国文坛上有两个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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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个是福尔摩斯，一个就是玛格丽特(茶花女)。可谓到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地步，一个福尔摩斯让从来没有接受过侦探小说的中国民众大呼惊异，一个玛格丽特更是断尽支那浪子肠。在这些西方小说的影响下，中国通俗文坛也诞生了许多侦探小说，相比之下言情小说虽起步稍晚，也毫不逊色。

中国古来也有描摹世态人情的小说，但许多都是落难公子、红尘侠女、或者妇人不贞，或者教诲守节尽孝的小说。真正的男女爱情，如《牡丹亭》或者《红楼梦》般演绎至情至性成为经典的，也没有在通俗小说界占据很大的市场。及至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虽被斥为才子佳人，蝴蝶鸳鸯的旧模式，但在具体情节安排，人物性格描写，以及摹情状物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天笑的短篇小说《屁美人》，悬念设计得非常巧妙，美丽女子却有放臭屁的缺点，臭屁的不可忍受与女子的美艳无比形成一个矛盾环，紧紧相扣，疑虑直到最后才解开。读后让人对女主人公的外貌美、内在美，聪慧机灵难以忘怀。

1924年，严独鹤发表在《红杂志》的一篇《桃花血》，将其时流行的侦探与爱情两种模式相结合，创造了一部极具特色的小说。小说情节曲折，开篇用侦探笔法埋下伏笔，又用男女主人公相识相爱，步步熟悉，接近事情真相从而渐渐解开谜团，一方面表达了小说家对负心汉、无情郎的谴责，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同时，由于受到西方文化艺术观的影响，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冲突的新事物新情况也纳入了小说家们的笔下。天笑的短篇小说《爱神之模型》讲述一位西洋学画归来的画家想要画一幅爱神，却苦于找不到模特而烦恼。小说开篇即讲“因为中国的妇女，过于重礼教，崇羞耻，很叫我们中国的一班艺术家，添了一重进步的障碍”。小说家利用小说提出问题，利用小说讨论问题，让民众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自己去分辨该如何选择，不能不谓之一种启蒙。

有很多时候，小说家对于先进思想的憧憬，使他们不得不在小说中直接站出来演讲。在许多鸳鸯蝴蝶派短篇小说中，开篇就像演讲，往往小说家首先陈述一段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

包天笑的《再会》的开头：“近来新思想家很有许多人研究婚姻问题，因为感受那不自由的结婚，痛苦实在受得太深了。然而第一步主张自由结婚的，第二步就主张自由恋爱，这是什么缘故呢？……”小说家洋洋洒洒用了几百字来讲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还有些新小说家头脑中有太多的思想要传达给民众，往往控制不住在小说中穿插议论，如刘恨我的《情俘》，第二节就是以“人生不幸而为女子身，饱受着许多不平等的约束”开头的整整一段议论。也有的小说家略用小说技巧，让自己的观点由小说中人物交代出来，如严独鹤的《桃花血》中，女主人公一段很长的解密对白，其中就

明明白白的交代小说家自己对那些浪荡公子行为的不齿：“对人谈论起来，又是满口的新文化，新道德，其实暗地里的行为，却是与文化道德背道而驰。……又专在高尚纯洁的女子身上……”

程小青在其小说中用《胜利者》的口吻倡言：“所以我不承认失败的，并且情场的搏斗，胜败的关键，把什么做标准呢？精神方面呢？还是形式方面呢？如果你承认精神方面，比较的重要些，那么，伊人的心，至今还是属我，而且将永远属我呢！”几个问题的设置，摆明了作者对于爱情的心向往之的态度，对于精神与肉体的不同程度的追求。

在中国的话本小说或者拟话本小说中似乎也存在这种开篇阐明道理的习惯。尤其因为话本小说多数承载着说教民风的社会责任，许多话本一开头就告诫众人一点人生道理，如冯梦龙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开篇就教育大家“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整个故事都按照这样的因果报应设计情节，以致情节牵强附会。而陆人龙的《悍妇计去霜姑，孝子生还老母》也是开篇即晓谕听者要孝敬父母。在这些话本小说中，晓谕道理是一种教化民众的方式，用的是民间话语的田里报应模式，从而晓谕民众。

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在过去几十年中曾经被斥为“保守”甚至“对新文化的恶反动”，但是当我们重新阅读其作品时，发现他们的作品也曾经实实在在的对民众起到过启蒙的作用，在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等问题上他们用文本代替了说教。在当时，由于受到新思想的不断冲击，西方文化的进步性打动了小说家们，他们急于使民众有所认识、有所改变，以致对问题的提出、讨论都明显受到了演说风气的影响，鸳鸯蝴蝶派的这些小说创作把一种浓郁的现代气息带进了文本。

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与古代白话小说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鸳鸯蝴蝶派小说重视细节描写，重视人物情态描绘，重视心理描写，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所没有的，也正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发展道路上一个个重要的界碑。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虽不乏名篇，如明代冯梦龙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玉堂春落难逢夫》以及李渔的通俗小说等，但是在这些小说中，人物的相似性很大，描写的笔法也往往重复。尤其是在写到男女主人公的外貌，莫不是男赛潘安、女似太真、“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等。讲到两人相亲相爱的细节也往往是那几句套话“行坐不离，梦魂做伴”，继而不是生离就是死别，总是让两人先是新婚燕尔，接着两下分离，然后曲折磨难，最后团圆聚首，并且经常让男主人公到最后得以享齐人之福，或者不贞女子得报应，不孝子孙昭天理。在所有的这些故事中，人物、情节的安排都只是为了故事服务，小说本身并不是重点所在，关于叙事模式这一点在陈平原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有极为详尽的论述。本文略举几例，讨论鸳鸯蝴蝶派白话小说创作中的细节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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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骧的短篇小说《法庭上》，整部小说只有一个场景就是“法庭上”，主要情节都由女子在法庭上陈述而来。

严肃的法庭中，静得燕雀无声。……

法官冠服魁梧，巍然高坐在上面，威凛凛的目光只注射在那当事人脸上。只见那女子约摸风信年级，憔悴暗晦的脸庞，泪痕纵横界格，瘦棱棱的香躯，较弱的好似不禁微风，愈显得美丽可人。

这样的小说完全脱离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创作，一个场景，一个主人公，故事只能由这个主人公讲述，使用了限制叙事方式，这些都体现了现代白话小说创作对古代白话小说的突破。

严独鹤的短篇小说《恋爱之镜》最后一段：

到了明天，子群真个携了丽英，走到那间病室中来看张静荪，可是静荪已经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了，见了丽英，只将那颗头略略举起，在枕上点了两点，像是叩首悔罪一样。一会儿那眼睛就渐渐地闭了，丽英忙将手帕掩着面，不忍见他这种惨象。但是那块手帕上面，也不由得有些湿了。

这一段小说中的细节描写非常到位，张静荪的动作合情合理，使人仿佛看见这一幕情景就在眼前，作者甚至转换了视角，对静荪的动作描写那几句话是站在丽英的立场看的。而小说写到丽英掩面，不忍看，更是极为符合女子心态，“不免的有些湿了”，可见丽英真是情深义重的女子，静荪虽负了她，总不愿见到曾经爱过的男人这般惨状。相对于古代白话话本小说，这样的小说结尾显然意味深长，今天读来依然回味无穷。

钱今昔《在松林里》：一九三五年的春天……

向着紫里带一些青，青里带一些淡黄的几座远山，十多个男女青年在描绘着他们的图画。

他们是站在一片大的草原上的，他们的脚踏着柔软的绿草，早晨的露珠溅到了他们的裤管或者裙边上，而他们的全心神却大都是关注在竖在他们的前面的画板上。

十多个人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在忙着画着画……

在一群人中，却只有一个人还是相当的闲着，它是一个年龄比这些年轻人都要大得多的人，约摸有靠五十岁，高大的身材表示了在年轻的时候，他是雄壮而美丽的，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而只是在这一群年轻人中间走来走去，时不时站到他们的背后，指点着他们怎样去运用它的笔。

唐伟先生……

很显然，这是一个好比电影开幕的开头，作者描绘的笔触由远及近，有时间有地点，从模糊的背景，到一群人，再到一个具体的个体。在这段背景描写里，作者先后用了“紫、青、淡黄、绿、红、淡红”等色彩，对主要人物的外貌描写具体且突出特征，让人对他的身份产生联想之后，由学生的发问自然而然交代身份，引出小说情节。在古代白话小说中，决不会出现这么大一段开头却不进入情节的，而这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显然已经是现代白话小说的典范之作。

同样这部小说，在一段回忆中作者这样写道：

在这一霎那间，他们的心潮在时间的大海里倒流；信纸的灰，少年的泪，初恋的情歌，凄凉的离别……六年前朝霞似的旧梦；如今，在这久别重逢的今宵，更觉得美丽而令人神往了。

这简直就是一段现代白话散文佳作，这样的语句穿插在小说创作中，使得小说情景交融，凸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文人的浪漫情怀。而把这种浪漫用白话创作表达出来就是白话创作的实绩。

接下来对比两段对话：钱今昔《在松林里》：

“你没有订婚？那封信是骗我玩的？”抑制不住心底的狂喜情绪，她微笑了。

他傲岸地走了过来，轻轻地握着她的手：“我想你不会生气吧？对于我这个善意的恶作剧。”

她又重新捡起那束白色的雏菊，不住地摆弄着那上面白色的丝带；现在，那满室芬芳的甜香，似乎太庸俗了；……“假使你真的订婚了，那我应该为你们祝福，我为什么会生气呢？”

陆人龙《悍妇计去霜姑，孝子生还老母》：

那李二娘一见便道：“向日杨亲娘说周亲娘标致，果然标志得势，那不肯走出来白话一白话。”

杨三嫂道：“老亲娘原是个独拄门的，亲娘也要学样？只是你还不曾见其娘初嫁来时，如今也清减了些。”

李二娘道：“瘦女儿，胖媳妇，那倒瘦了，难道嫁家公会弄瘦人？”

杨三嫂道：“看这样花枝般个姑娘，周舍料是恩爱，像是老亲娘有些难为人事。”

只见徐婆道：“这老娘极是琐碎，不肯穿，不肯吃，终日怒鸹到晚。”

很明显，陆人龙的话本小说，对话总是用“道”字，对具体人物的动作细节、表情并没有任何交代。

钱今昔的一段对话描写有电影镜头的感觉，“傲岸、羞赧”等形容词，以及“微笑、轻轻地、握、捡、摆弄”等动词，以及对甜香、庸俗的感觉描写，使环境与人物融为一体，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情节之中，切身体会其中滋味。

对话是小说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对话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而对话也可以体现人物的性格。古代白话小说由于人物为情节服务，对话为情节服务，情节为预设的道德伦理服务，所以在具体的动作、神态等方面自然不会下工夫，尤其是在话本小说中，多余的描写并不利于说书人的演说。而到了现代白话小说创作，尤其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创作，其阅读对象是断文识字的才子佳人，小说中伤春之情，悲秋之气的细节描写显然更容易拉近读者的心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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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从以上所引的诸文本看来，鸳鸯蝴蝶派的白话小说创作也一定程度上逐渐避免了白话报的口语毛病，口语化的写作虽然“俚俗”性很强，却缺乏文学审美的特性，而鸳鸯蝴蝶派的创作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白话改造口语的尝试，实现了对西方语言的借鉴与自我改造。

鸳鸯蝴蝶派小说创作的主张，可从《〈礼拜六〉出版赘言》中看出：“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者俭而安乐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讨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古人有不爱买笑，不爱寻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这像是一个小说宣言，宣示了一种以新奇娱乐为目的的小说观念。[4]

尽管这段引文当年曾经备受批评，但是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鸳鸯蝴蝶派小说首先是注重小说的娱乐性质，而娱乐必须要得到读者的认可，所以，在这批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创作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们大多数是报刊的编辑，同时也是作家，在引导读者阅读兴味的同时，也要迎合读者，毕竟读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这就造成了他们在面对新旧抗拒，中西冲突的时候，以缓慢发展、改良的姿态慢慢地调整着自己的审美、创作。而不是如“五四”新文学作家一把火燎原一般的改革！

他们用瞻前顾后的姿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走钢丝一般艰难行进，在今天看来恰恰是这样的姿态有利于他们对传统美德的延续与传承。我们必须承认，“五四”作家对传统的道德审美的态度是有待商榷的，今天也已经面对诸多质疑，而这一部分恰恰是通俗作家们敝帚自珍的部分。他们曾经以启蒙的态度出现在文坛，比如他们的关于自由恋爱，关于盲婚哑嫁，关于一夫多妻，关于艺术审美，但是很快他们又被斥为“保守派”“顽固派”，他们的改良以及提高的步伐是缓慢的，但是正是这种瞻前顾后使得他们在精英与通俗只间找到了一条艰难的道路，虽然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他们的创作被恶性中断，被诬蔑，被打击，今天我们重新回顾现代白话小说创作，却不能视而不见其成就之辉煌。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逐渐改观，直至最近几年，大众通俗文化凭借网络、电视、电影等载体异军突起，许多鸳鸯蝴蝶派小说，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秦瘦鸥的《秋海棠》等。鸳鸯蝴蝶派小说在通俗文化、通俗文学大行其道的今天被赋予了新生。

讨论民国鸳鸯蝴蝶派小说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讨论民国时期白话文写作也不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一来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研究可说由来已久，二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社会通行书面语这一文学革命成功的果实，已经是普遍常识。本文只是想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创作与中国现代白话写作整合起来。

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长期以内都将注意力放在其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近几年来，才逐渐有人正面评价民国时期通俗文学创作的白话文学的成果，而不是拘泥于五四文人对这一时期通俗白话文学创作成果的否定与回避。其实，五四文人的创作固然有其不需要质疑的成功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此前或者此时的通俗文学创作，他们不可能凭空晴天一雷炸出个白话文学。而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五四文人提出白话文学创作之后，许多文人依然用文言讨论白话创作，用高高在上的姿态鄙夷着通俗文学，用依然文绉绉的文艺腔白话，这些东西与他们所设想的普及对象距离甚远。而恰恰是通俗文学与走卒贩夫，卖浆者流最为接近，更加贴近的在大众环境内打开了白话文学的圈子。

“五四”作家在得到了由明朝至晚清的白话小说的培养之后才可能诞生出现代白话，即“欧化的白话”，虽然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这批现代白话文章是白话文学革命的实绩，但是退回到历史的现场，虽然小说创作一向有白话传统，但毕竟是文白交杂或者古代白话文，在从古代白话到现代白话的转变过程中，对民众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恐怕还是那些通俗作家笔下的白话文学作品，而对他们的作品的重视与研究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厘清那段至今也并不明晰的白话写作历程。

[参考文献]

[1]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

[2] 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6.

[3]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

[4] 向燕南，匡长福.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集粹[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2.

[5] 徐中玉.中国古典文学精品选注汇评文库·短篇小说[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作者简介]

刘茉琳，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