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调整

作者：于津平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2008年12期

　　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基本评价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攀升。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的总量由6000亿元上升到24万亿元；中国的对外贸易由206.4亿美元增长到2万多亿美元，贸易总量从全球第29位上升到第3位。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极为成功的30年。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还有待深化、对外开放也面临着日益增加的矛盾，但只要认识到任何经济收益都需要成本的事实，只要将中国的经济表现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任何以发展中存在的矛盾为由否定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观点都会显得软弱无力。当然，我们不排除可能存在更好的开放战略，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这还只是停留在理论甚至是假想的层面。①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经济史上开创性的实践，其经验为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富。30年的开放进程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般而言，并非所有的实践都能成功，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理论的正确指导和理论自身的与时俱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始终将经济发展作为各项方针政策制定的目标，将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将国际环境的和平作为中国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保障。邓小平理论根植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发展，30年来中国的开放之路实际上也是中国的探索之路。

　　中国的开放是一种渐进式的开放。开放可以带来收益，但对于一个经历了多年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开放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大凡采取激进式改革开放路线的前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都在转轨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起始于20世纪初的计划经济实践虽然以其失败而告终，但市场经济的建立也并非是在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事业。市场经济只有在完全竞争和充分信息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行。在缺乏市场经济基础和法律的条件下全盘抛弃计划经济必然会产生制度上的真空和社会的动荡。在特定的市场扭曲情形下的最优改革政策就是渐进式改革。

　　中国渐进式开放具有其独特的逻辑。谨慎地推进开放一方面可以减少全面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为微观主体适应制度变迁提供时间；另一方面局部开放利益的形成可以为开放在空间上的扩展提供示范，为开放层次的深化奠定基础。渐进式开放是中国开放与发展相协调、开放与改革相协调、中国利益与国外利益相协调的重要保证。渐进式开放具有自我激励效应，中国的开放进程是以开放促进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层层推进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8年到1987年），中国首先从改革微观经营机制出发，通过放权、实行外汇留成等政策激励外贸企业出口，并开始允许国外企业通过合资或合作经营的方式对中国特定的区域进行直接投资。进入1988年后，开始实行汇率制度和税收制度的改革，鼓励加工贸易的出口。1992年发布了一系列外资利用的法规体系，如《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通过税收优惠和扩大开放领域和开放范围鼓励外商企业来华投资。2001年12月，经过15年的努力，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该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此后，按照加入WTO的承诺，进一步调整法律、法规和规章、加大政府信息的公开力度。在加入WTO之后的2001到2007年期间，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从15.3%降至9.8%。其中工业品的平均关税率由14.7%降至8.95%，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率由23.2%降至15.2%。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实现了100多个部门的开放，其数量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陈文敬，2008）。2005年7月，中国对汇率制度进行重大调整，人民币与美元的浮动范围加大，市场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得到一定的发挥。

　　中国的开放方式由进出口贸易发展到贸易与投资结合，开放地区由经济特区扩展到全国所有城市，开放领域由工业扩大到商业、金融和服务业。中国正式加入WTO并实现加入WTO的承诺，这既是中国渐进式开放标志性的成果，也是中国开放战略上的重要选择。与其他采取激进式改革的国家相比，中国不仅开放业绩突出，而且开放度超出了其他国家。

　　中国的开放立足于国内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30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有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之分。出口导向战略强调通过鼓励出口发挥比较优势、主张开放、强调市场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而进口替代政策强调采取进口关税或其他非关税壁垒对本国的特定行业采取保护和扶持并强调政府的保护作用，具有逆比较优势的特点。有不少学者将中国30年来的开放战略称为出口导向战略，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的确十分重视出口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短缺、资本短缺等条件所决定的。中国30年的开放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壁垒不断降低的30年，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更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取向。

　　发挥比较优势是中国对外开放30年的主旋律，比较优势开放战略是东亚“四小龙”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所给予的启示，也是我国由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的必经之路（华民，2006）。比较优势战略与中国以开放促进竞争的目标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协调性。在比较优势战略下，中国要素劳动禀赋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资本、外汇、技术等方面的局限得到弥补。比较优势开放战略也是中国在外商直接投资利用上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信息科技和交通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整合要素资源的能力加强。将劳动密集的生产阶段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潮流。中国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实现了跨国公司技术、资本、管理经验、国际营销网络等与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这种结合具有优势互补的功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制造对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和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贸易和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已经被许多研究所证实（林毅夫等，1999）。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比较优势战略，中国的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中国的开放与国内改革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3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增长的趋势。这种增长离不开国内改革的推进，国内经济市场化既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基础，也是中国企业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竞争力的条件。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促进了中国国内制度的改革，只有推进国内制度的改革，中国的经济管理和企业经营才能适应开放的需求。同样国内制度的改革也可以推动中国开放的深化。比较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后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可以看到制度改革在推动开放上的巨大作用。1992年以后，中国在外资利用和外贸上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80年代，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1992年明确开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前，中国年度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利量不到50亿美元，而自1992年以后，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量出现跳跃性上升，1995年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量高达375亿美元，自2004年以后，基本保持在6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

　　当然，对中国开放战略的肯定并不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对外贸易政策不需要进行调整，更不意味着用过去的经验束缚今后的政策。30年的开放历程本身就是中国对外贸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这是中国渐进式开放的实践路线所决定的。随着中国国内条件的变化，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问题不断涌现，由此要求中国必须调整开放战略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当前的需要无法替代过去的需要，更不能以改革中出现的局部问题而忽视开放带来的重大收益。及时发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探索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改革开放策略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也是中国今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需要。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和第四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正是由于中国国际影响的加大，当今全球经济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常常被人为地或客观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一起。诸如将其他国家经济衰退、失业增加、财政赤字、金融危机、通货紧缩、贸易赤字、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的减少、世界能源、原材料、粮食价格上涨、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归咎为中国因素的观点并不少见。

　　20世纪90年代之后，针对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不断增加，中国威胁论的观点频频出现，中国对外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在国内方面，尽管30年的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但中国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出口和外资利用的作用正在伴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粗放型增长导致的资源限制、比较优势战略下形成的不利分工格局、开放度提高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国家安全问题均要求中国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对已有的开放战略进行适度的调整（张幼文，2006）。

　　二、开放战略调整的外部压力

　　中国开放战略调整的外部压力来自于多个方面。作为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利用大国、能源进口大国、世界生产大国，中国的开放战略直接关系到他国的利益。可以注意到，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中国开放战略调整的外部压力多种多样。贸易摩擦、全球经济失衡和国际区域一体化等国际因素的变化均要求中国尽快调整开放战略。

　　1.针对中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增多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遭遇国际贸易壁垒最多的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手段多种多样，中国的出口几乎遭遇到了所有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例如特殊保障措施、反倾销、反补贴、质量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中国是贸易保护最大的受害国，以反倾销为例，1995年1月至2007年6月底，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为397起，居WTO成员国之首，占总数量1997起的19.9%(WTO，2008)。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不仅来自于发达国家，而且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涉及的商品不仅包括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且也涉及高新技术产品（杨益，2007）。

　　作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如果中国不能及时改变现有的贸易结构，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面临的贸易壁垒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从目前看，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具有蔓延之势，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一种合法的工具。1995年全球只有19个国家有这方面的立法，2006年在此方面立法的国家达到120个，占WTO成员国数量的80%。土耳其、秘鲁、南非、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加拿大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开展特保调查，印度、巴西、南非、韩国、中国台湾也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以保护纺织品服装产业为由积极主张欧盟进行贸易保护。更为严重的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正由微观层面向宏观层面和制度层面延伸。贸易摩擦已不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它已成为部分国家干预中国经济政策的借口。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汇率制度以及产业政策的调整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

　　在大国主宰的贸易规则下，虽然有不少条款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如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惠条款），但这些规则也为发达国家通过贸易保护制约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阶段的对外贸易容易遭遇贸易壁垒。出口增长过快、巨大的贸易顺差规模、加工贸易比例偏高、产品质量相对较低、国内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度上的差异、行业和企业应对贸易壁垒的能力不足，诸多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中国贸易摩擦增加的主要原因。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质量标准相对较差，发达国家可以以安全标准、卫生标准、环境标准等理由对中国的出口加以限制。劳动力成本低廉决定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价格，但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反倾销政策将低价格的产品拒之门外；中国是转轨国家，在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制度上的差异也常常会成为发达国家施加贸易保护政策的根据。面对种种贸易摩擦，中国虽然可以按照WTO的规则积极应诉，但主要贸易伙伴至今没有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的地位，这使得中国在应诉反倾销和其他贸易保护时存在许多困难。②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上，国内企业和相关行业合作的意识不强、熟悉国际规则的专业人才也较为稀缺(Li，2005)。

　　对于中国贸易摩擦加剧的趋势，我们不能轻视。中国经济对出口具有较高的依赖性，中国对外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经超过35%，远远高于其他经济大国。③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不仅会危及中国的贸易发展，而且会影响中国国内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固然，从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上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廉价物美的中国商品出口损害了贸易伙伴国的利益，至少通过进口中国的商品，进口国消费者和贸易商得到了实惠。在产业层面上，进口国也可以通过要素的产业间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的攀升。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国而言，中国的贸易发展可以是机遇、也可以是威胁，决定因素在于其自身的适应性(Weiss，2005)。这种适应性包括企业对市场变化的调整能力、技术改进能力；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弹性；政府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金融上的支持能力。当然，我们应当承认在贸易伙伴国缺乏适应能力时，以市场微观主体利益导向的贸易的确可能威胁部分国家部分集团的利益。

　　国际贸易可以带来国家的整体利益，也会使部分利益集团受损。尽管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通过国内政策或健全市场机制实现贸易受损者的利益补偿是最优的，但国内政策实施的难度往往超过对外政策。贸易政策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一旦贸易保护主义在博弈中占有优势，贸易保护政策就会披上维护国家利益的外衣。中国稳定贸易环境的获得并不在于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否实现了共赢的利益，而是在于是否使进口国具有决策影响力的组织获得了利益。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加剧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出口损害了他国的利益，稳定贸易环境的营造需要中国重视国际贸易对伙伴国具有政策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影响。

　　2.双顺差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失衡

　　自1994年以来，除1998年以外，中国国际收支基本保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尤其在2001年以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顺差迅速扩大，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因此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迅速增加的贸易顺差是中国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原因。截至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已经持续了14年。尤其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增速极快。2001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340亿美元，2007年货物贸易顺差增至26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41%。中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巨大的顺差规模和增长速度以及出口市场的相对集中诱发贸易逆差伙伴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

　　贸易失衡一直是贸易逆差国的敏感话题。这主要是来自于以下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是贸易数据的易获得性。在国际收支统计上，通过海关报道的贸易数据要比资本流动数据的获得容易得多，频繁的报道使国民对贸易的敏感性远远高出其对资本的敏感程度。第二，重商主义的影响。在部分利益集团的鼓吹下，贸易逆差的利益被忽视、弊端被夸大。贸易逆差常被看成是贸易受损、竞争力低下的表现，甚至被误认为是金融不稳定、失业、经济衰退的万恶之源。第三，贸易形成的收入再分配。国际贸易引起国内生产结构变化，在产业结构变化中部分利益集团会因其缺乏应变的能力而因此受损。例如，对于进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原先此类产品的国内生产被进口所取代，那么这类企业的资本家和劳动者就会面临向其他产业转移或实现产业升级的压力。如果缺乏转移能力或升级能力，他们就会因此而失业或因收入下降成为进口的受害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些受害者会通过直接请求或通过政治代言人或媒体对政策施加压力。第四，宏观经济。贸易逆差意味着国内需求的外溢，由此可能导致经济出现短期的衰退，与此同时贸易逆差也会导致外汇储备资产减少并进一步波及国内的货币政策、物价和汇率。从短期看，对国内需求的减少不仅会影响就业而且会削弱政府财政收入，并可能造成部分国家因外汇储备减少而导致金融危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了该国金融管理的能力。

　　中国贸易顺差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形成了鲜明对照，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成为中美经济的热点问题。尽管没有证据说明中美贸易不平衡已经危及了谁的利益，作为国际关键货币发行国的美国也不必因贸易逆差加大而导致外汇储备危机，但日益扩大的贸易不平衡弊端并非不存在，扩大的贸易不平衡势必然成为制约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际经验和中国经验均表明，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与中国贸易顺差的加大密切相关。大凡遭遇贸易壁垒的国家，大多为贸易顺差大国，如中国、日本和韩国。20世纪80年代，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其遭遇的贸易壁垒最多。1981年到1987年是日本贸易摩擦的高峰期，在此期间日本的出口是世界出口的6.92%，遭遇的反倾销调查占世界同类调查总数的8.88%，后者与前者的比例为1.28。当前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也因此遥遥超出了日本和其他国家。相对于中国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比例而言，中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比例是出口比例的3到4倍(Li，2005)。

　　连续多年的双顺差也引发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自2005年7月汇率制度调整以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升值幅度已经近15%。但这一升值并没有能够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张利用贸易限制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

　　3.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区域一体化组织迅速增加，新一轮国际区域一体化持续时间长、数量多且涉及世界主要的经济大国和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欧盟的东扩以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使多边体系下的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并对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形成影响。根据WTO的统计，1999年底，有110个国家签订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日本以外的所有国家均参与了区域自由贸易安排。2002年底，全球累计签署了259个区域贸易协定，有176个区域贸易协定已生效。截至2003年3月，除蒙古一个国家以外，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都参与了此类协定的谈判。截至2008年2月10日，被WTO认可并且仍然生效的区域贸易组织共有199个。双边贸易、区域合作正在成为民族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项重要选择。此外，绝大多数国家还参与了一项以上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墨西哥甚至与40多个国家和集团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欧盟通过区域一体化已经实现了货币的统一和成员国对外政策的高度协调。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区域一体化形成的贸易转移、投资转移以及扩大的谈判力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非成员国的利益。

　　中国长期致力于参与多边体系，在区域合作上起步较晚。尽管最近几年中国高度重视区域一体化建设，但无论从参与的区域组织经济规模还是从区域合作的层次上看，中国的区域一体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中，中国迫切需要通过区域一体化建设扩大国际市场、增加市场的稳定性、提高谈判能力，并以此作为重要的外交手段巩固地区安全并服务于国家统一的外交需要。

　　三、开放战略调整的内部压力

　　在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开放战略的必要性越来越突出。从中国利益考虑，实施开放战略调整的迫切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际分工地位低下、创新能力不足

　　开放使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主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中国生产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组装生产阶段，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例高达50%以上。

　　无论从要素所得的差距，还是从利益分配的状况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一，在国际分工体系的规则确定中，发达国家的影响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第二，在产品生产分工上，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生产利润微薄，而发达国家的产品生产往往具有丰厚的利润。通过研发、创新、规模经济取得一定的市场影响力是企业获得经济利润的关键，在市场经济的力量下，发达国家的企业易通过差异化和规模效应取得超额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因生产的产品大多是技术含量不高或技术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市场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第三，从要素价格上看，发达国家劳动者的收入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劳动力工资差距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为了获得与发达国家劳动者相同的消费需要付出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劳动。第四，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定位易造成发展中国家环境的破坏。发展中国家长期的定位于低附加价值产业或产业链的分工可能危及创新的基础。

　　分工地位的不利并不代表参与国际分工就会产生危害，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就揭示了比较优势带来交换双方利益的结论。包括萨缪尔森在内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均将该理论视为经济学上“为数不多但极为正确的理论”之一。从历史发展来看，因参与分工地位不利而拒绝参与分工的现象并不少见，但闭关自守使本来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失去了摆脱贫困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中国家竞相开放市场。事实表明，市场开放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市场开放中，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交换实现福利的增长，另一方面，开放通过资本流入、技术外溢以及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作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以比较优势原则为基础的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静态利益显而易见，其静态利益也完全有可能转化为动态的利益。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存在技术进步问题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尤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认为东亚经济增长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克鲁格曼等人的观点吸引了众多的眼球。但从更多的规范经济分析上看，大量的研究并没有支持克鲁格曼的观点（林毅夫、任若恩，2007）。

　　从动态角度考虑，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处于低附加值环节的分工地位是世界资源配置的结果。但中国不能满足于低附加价值的分工，更不能通过政策的干预使中国的生产结构锁定于不利的分工格局。可以认为，目前中国遭遇的贸易壁垒增多、贸易顺差扩大、贸易条件恶化、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均与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有关。从可持续发展和赢得国际地位考虑，中国应致力于生产链由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阶段攀升。

　　2.外商直接投资利用经济效应的变化

　　多年来，中国在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利用上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重要表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扩大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加强企业竞争意识、形成产业集群、带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近年来，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生产比重的提高，在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具有促进国内企业发展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资源导向型为主，即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进行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此类投资对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通过产业关联带动国内配套企业的发展。资源导向型投资对国内宏观经济具有增加就业、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方面的积极影响，但也会因此造成中国环境负担的加大和能源消耗的增加。在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和环境负担的背景下，资源导向型投资的部分作用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由于国内市场的开放和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以占领中国市场为目标的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市场导向型投资可以通过提高国内市场上商品的质量、增加国内市场商品的种类以及降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从而为国内消费者带来福利，同时对内资企业而言，与外资企业在市场和要素上的竞争也会因此进一步加剧。外资企业对内资优质企业收购造成国内市场的外资垄断和国内品牌消失的现象成为中国的敏感问题。

　　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许多跨国公司的生产能力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将跨国公司和国家均看成经济体，在全球前百位经济体中，跨国公司占有53个席位，而国家只占47个席位。有别于国家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主要是利润驱动型的。但跨国公司的行为也会较多地受到其母国政策的干扰，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策的敏感程度也会远远超出内资企业。自1992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最多的国家，在2002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量一度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大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但面对中国内资企业被外资企业大量收购的现象以及中国民族企业面临的困境，提升民族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性越来越突出。

　　从资源禀赋角度考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中国的能源大量依靠进口，中国的环境状况也迫切需要改善。多年来，跨国公司生产基地对中国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能源的外部依赖，也加剧了环境的负担。

　　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在带动出口、解决国内资金短缺和外汇不足方面的作用也正因中国贸易顺差的加大和外汇储备的增多而减弱。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引进思路仍然被部分人所怀疑。外资优惠政策下形成的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土企业的发展具有不利的影响。为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投资来源地为标准的优惠政策应向产业导向转变。

　　3.外汇储备的膨胀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下降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很快。2002年1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是2 200亿美元，而截至2008年3月，外汇储备达到了1.7万亿美元，接近2002年的8倍。中国现有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迅速增长的外汇储备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困难。近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来防止国内出现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但由于对外经济形成的大量国际收支盈余造成央行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和整个货币供给乘数倍增加。由于央行货币发行量的被动性增长，央行“对冲”操作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国际收支双顺差成为导致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稳健性货币政策目标只能局限于利率和政府指导窗口的途径进行。在1994年到2005年期间，货币供给(M2)的年增长率为17.27%，超过国民生产的增长率，与稳健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相差甚远。

　　外汇储备的积累在一定的时期具有收益，但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已经超过了规避风险意义的需求。根据张曙光、张斌(2007)的估算，外汇储备造成的福利损失正在不断增加。

　　伴随着美元的贬值，以美元为主的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也在下降。外汇资产贬值造成的损失与外汇资产的拥有量成正比，中国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因此，不断贬值的美元资产也会使中国造成损失。如何提高外汇储备的收益率是中国面临的棘手问题，大量抛售美元资产会加剧美元的贬值；而继续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则意味着不得不承受更大的资产贬值风险。通过宏观政策的实施抑制经常项目和资产金融项目顺差的加大是我国面临的重要的任务。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原因则是产品生产在全球的分工（卢锋，2006）。外汇储备增加在一定时期内仍会持续。人民币升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并缓解中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然而，内外压力下的汇率制度改革所涉及的不单纯是贸易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汇率制度关系到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汇率制度变化影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汇率制度改革不能无视中国金融体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存在的问题，也不能无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格局。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低廉仍然是决定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模式的关键因素。汇率变化意味着国际货币衡量的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在中国企业技术能力不强的背景下，汇率的大幅升值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中国的利益，但也会削弱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并因此形成出口减少、外资利用减少、就业和经济发展减缓。

　　4.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涨与环境污染的加重

　　参与国际分工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的生产大国。集中于制造业的大规模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在扩大中国生产能力的同时也使中国成为世界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费大国。中国现有的生产具有密集使用原材料和能源的特点。中国单位GDP的原材料消耗和能源消耗水平远远超出了世界的平均水平。例如，2003年中国的GDP为世界的4.1%，而中国钢材、铁矿、铜、铝、镍和石油的消耗占世界的比例分别为26.8%、34.1%、19.8%、18.8%、10.7%和7.7%。中国单位GDP能耗是日本8.7倍。大量的原材料消耗使中国对世界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依赖加大（朱民，2005）。在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由7071万吨增长至168627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50%。石油消费的进口依赖程度已超过50%。在中国石油进口增长的同时，世界石油价格也在不断上扬，1998年世界石油价格为9.8美元一桶，2008年5月，石油价格已经超过120美元一桶，在10年间石油价格上升到原来的10多倍。进一步扩大的能源进口依赖以及近年来世界石油和原材料价格的迅速上涨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世界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中国生产和中国国际分工利益的影响不可低估。无论从能源安全考虑，还是从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考虑，现有的贸易模式必须向原材料节约和能源节约的方向发展。

　　环境污染的加剧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国民生产规模的扩大固然重要，但未能在GDP中显示的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空气、水源是生活的基本需求，轻视环境的发展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四、开放战略调整与互利共赢

　　伴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改革开放政策既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也要能够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思想。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确立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这个主题，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列入其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方向。

　　提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并不意味着中国过去的开放损害了他国的利益，也不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将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完全归咎为开放的结果具有片面性。实际上一些问题的背后包含着丰富的共同利益。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中国面临的开放战略调整压力与当前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资源禀赋特点以及经济全球化特点之间密切相关。各类问题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因上述问题的出现而采取过激的政策必然会引发中国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衰退，进而导致失业增加等。面对日益突出的问题，必须正确认识、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在兼顾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缓解各种各样的压力应当是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基本点。

　　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开放中一贯奉行的准则，也是中国取得对外开放成功的关键。对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中国而言，开放战略的调整面临内外压力，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开放战略的提出对于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向、解决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出现的纠纷、处理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参与国际分工的关系、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的今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应当在继续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他国的诉求，正确看待中国参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邻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唯有政治经济利益的共赢才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稳步发展的保障。开放政策的调整既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不应为了自身的利益无视对他国造成的伤害。

　　及时摒弃不适时宜的政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开放、加强相关宏观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实施、多层次多方式地参与全球化对于解决中国对外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和扩大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互利共赢是极其有益的。

　　第一，深化国内改革、扩大开放水平、完善市场机制。面对国内外压力，强调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十分必要。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当前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出现的矛盾以及国内经济出现的一些困难不应成为阻碍开放的借口。一方面，从中国经验上看改革开放的成就远远大于改革开放的成本；另一方面，从问题成因上看，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不完全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加剧。扩大服务业和资本市场的开放、逐步加强汇率形成的市场作用、加快国有企业的转型可以缓解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顺差、减少贸易摩擦、并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减轻因生产过度集中于制造业所形成的资源压力和贸易顺差压力。中国应当在比较优势的发挥中实现创新，这种比较优势的基础应当是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干预或牺牲环境下形成的扭曲的比较优势。当然，对于国内市场机制失灵且短期内无法完善市场化的产业或存在外部经济的部门，政府的干预仍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根据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外部经济效应调整财政税收政策。原有的出口鼓励政策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政策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的要求。滞后的政策调整必然会加重问题的累积。近年来推出的内外资企业统一税制政策的执行是公平竞争环境营造的需要，它不仅对中国内资企业成长有利，而且可以从源头上抑制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进一步扩大。对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型产品征收出口税、或限制与禁止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型产品生产型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或提高此类产品生产的税率、加强环境政策的实施和监控力度，对于具有知识外溢效应、环境保护效应、公平分配效应、可持续发展效应的产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弥补外部经济效应存在下的市场机制局限。对于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垄断现象必须通过《反垄断法》进行管制。

　　第三，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拓展市场空间。与多边贸易体系相比，自由贸易区建设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自由贸易区下成员国的经济合作可以达到更高的层次。经过多年的发展，依靠多边体系进一步深化贸易自由化的余地在缩小。利用自有贸易区建设开拓市场空间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选择。在加入WTO之后，中国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先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正在开展与近邻和其他友好国家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分析或协商，不同程度建设的自由贸易区已有12个。但总体而言，由于刚刚起步，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框架还不十分清晰，伙伴国的经济规模较小，合作程度有待深化，组织形式比较松散。在国际区域合作盛行的背景下，中国应当积极组建自由贸易区，以应对其他国家区域一体化对中国形成的不利影响。长远的经济利益是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基础，与此同时自由贸易区战略可以服务于中国的能源战略、“走出去”战略和国家统一战略。与发达地区和国家加强区域合作尽管存在一定的困难，但由于具有更大的潜在成效，应当坚持不懈地进行努力。顺利推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并积极谋求中日韩的区域一体化建设应当是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点。

　　第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格制定和执行产品质量标准、安全标准和环境标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开放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既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我国一些宏观管理制度的执行不力有关。片面追求粗放型的增长，片面强调眼前利益忽视长期利益的现象的确存在。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品牌数量偏少、服务业落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不多、国际分工地位低下、贸易摩擦频繁均与相关宏观制度不健全或未能严格执行存在联系。作为人才大国和生产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大国，中国并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是缺乏支撑自主创新的宏观政策和推动自主创新的宏观动力。实现中国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应当在宏观政策和公共服务上为微观主体提供便利、营造创新的氛围，而不应成为自主创新的直接参与者。在中国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通过制度建设保证市场经济力量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可以提升创新的效率，也有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同时也有利于对外开放的互利共赢。

　　第五，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开放政策的调整会对部分外向型企业的发展以及部分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也有可能导致摩擦性失业的增加。立足于长远利益的政策调整也应兼顾我国微观主体当前的适应能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品牌形象的树立不可能短期内就能实现，渐进式的政策调整仍然是协调改革与发展关系的最优选择。在政策调整时期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税收政策、信息服务为相关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帮助。基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的现实，在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实现创新和产业优化的同时，积极引导在发达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投资项目逐步转移到不发达地区。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来协调、取消地方保护政策，深化国内市场一体化。

　　注释：

　　①印度在服务贸易发展和大型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方面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也应该看到，我们的经验正在被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效仿。

　　②目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共有75个。

　　③美国、日本的出口仅占GDP的10%。

作者介绍：于津平，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 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