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王彬彬

河北学刊 2009年10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4－0117－07 ［收稿日期］2009－02－18

　　1936年秋，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中共理论家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更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迅速普及，尤其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场“新启蒙运动”，实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极大之事。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此只字未提。在“新启蒙运动”中被“启蒙”，从而选择了共产党的李慎之，在晚年论及这场“新启蒙运动”时说：“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路线斗争’的议题。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1]于此可见，“新启蒙运动”很值得我们今天重新翻检出来，并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再评价。

　　一、“新启蒙运动”的真意及其话语策略

　　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呼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发了“一二·九”等一系列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的陈伯达在1936年9月出版的《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上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由此拉开了“新启蒙运动”的序幕。这篇文章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出了“新哲学者”既有工作的不足，即没有很好地利用已夺取的阵地：“我们新哲学者应该实行自己批判。中国新哲学者虽则已占住了自己坚固的阵地，却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阵地，尽自己应尽的任务。”而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了有系统的批判”；二是“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这样子，新哲学就容易变成空谈”。既然“新哲学者”存在这样的不足，那么如何才能“补偏救弊”呢？这就有了文章的第二层意思：“新启蒙运动”。陈伯达写道：“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斗争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新哲学者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另一方面则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在抗敌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争斗中，以自己的正确理论为中心，而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进行大联合阵线。”在这里，陈伯达已把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和实现目的之手段都说出来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在中国普及“新哲学”，让“新哲学”更好地为中共的现实政治服务。至于手段，文章的标题已说得很清楚，就是在“国防动员”的旗号下，以“启蒙”的方式，把“新哲学”灌输到尽可能多的人的头脑中去。

　　紧接着，陈伯达又在193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世纪》第1卷第2期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一文，开始明确地把“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新文化运动，而“新启蒙运动”则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对第一次的继承，更是对第一次的“超越”，是对第一次所具有的“局限”的“克服”，是更高一级的“启蒙”。从1936年秋到1937年，陈伯达还发表了长文《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思想无罪——我们要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和“争取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读书月报》1937年第3号）等文章。首先撰文响应陈伯达的是艾思奇。他在1936年10月出版的《生活》星期刊第1卷上，发表了《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在1937年3月5日出版的《文化食粮》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此后还发表了《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1937年6月第8期）、《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等文章。此外，何干之发表了《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国民周刊》1937年7月第1卷第13期）。张申府、沈于田等许多人也撰文参与了讨论。柳湜还推出了一本小册子《国难与文化》（黑白丛书社1937年3月），对“中国文化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答复”。1937年5月出版的《读书月报》创刊号发表了何干之、吴清友等撰写的《“新启蒙运动”座谈》一文，指出：“近来我国文化界有人提出了一个‘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接着也有人著文响应这个口号，从而这个运动便在无形中形成了，为究明这个运动的本质起见，本刊曾于最近召请了几位文化人，举行了一次新启蒙运动座谈”。文章从五个方面对座谈作了综述。在《读书月报》1937年第2号发表的署名“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一文开篇说：

　　旧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十八年前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为导火线，而掀起的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同样的，我们新启蒙运动的爆发，也可说是以“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为契机的，这好像是历史的偶然，但旧的和新的两个启蒙运动，恰好都发生在北平。其实我们如果从封建的帝都北京，和被敌人蹂躏的国防前线的北平，这两个不同的背景去考察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对象，即刻会发现两个启蒙运动同样发生在北京或北平的必然性。

　　这番话让我们明白，“新启蒙运动”之所谓“新”，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旧”而言的。这番话也明确地宣称，所谓“新启蒙运动”是“一二·九运动”引发的。自非还指出：“从五四纪念以后北平的新启蒙运动，不仅是前进的文化人和文化团体在推进，而已得到广大的救亡团体的支持和推动了。……在五月的一个月中，由笔者的统计，北平各报纸杂志上，共发表了三十六篇讨论新启蒙运动的论文。”

　　1937年12月，何干之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在这本小书中，何干之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说起，依次评说了“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反正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对这些“启蒙运动”，何干之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肯定，虽然肯定得常常有些勉强和含糊，而更明确的则是否定。何干之以专著的方式论述这些“启蒙运动”，目的就是要清算它们，指出它们的种种“局限”。何干之不遗余力地强调，“新启蒙运动”是对此前历次“启蒙运动”的“超越”，是最合理、最高级的“启蒙运动”，是真正能“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因为“新启蒙运动”“只是在形式上反复着过去运动的姿态，而实质上却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譬如同是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一次启蒙运动所选择的对象不同；同是自由主义运动，但在目前，我们已经锻炼了一个壁垒鲜明的思想派系了；过去反封建任务未完成，目前在理性运动面前，以公正的姿态，批判一切非理性的东西。”[2](P400)

　　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把“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的理由，是二者均由学生运动所引发，然而这理由其实并不成立。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5月4日之前就开始了。与其说是“五四学生运动”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毋宁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五四学生运动”首先是启蒙的果实而不是启蒙的种子。但陈伯达等人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则的确是学生运动的产物。应该说，是《八一宣言》引发了“一二·九运动”，而“一二·九运动”及其所引发的全国性救亡热潮，启发了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发起了一场以“启蒙”命名的思想运动。应该说，陈伯达等人是非常善于抓时机的。在此之前，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曾致力于宣传、普及“新哲学”，但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禁止，因而是一种“地下工作”，一种有风险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其效果便很有限。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意味着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法化。这样，公开地、大规模地宣传“新哲学”也就有了可能。当然，陈伯达不会把这场宣传运动直露地命名为“新哲学宣传运动”或“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他必须为这场运动起一个合适的名目——“新启蒙”。因此，把这场本意在于借助救亡热潮宣传、普及“左翼”思想的运动冠以“新启蒙运动”之名，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策略。

　　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也是陈伯达们的话语策略之一。陈伯达们要借救亡大潮获取公开地、合法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哲学”的权利，当然要极力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拼命鼓吹“思想的大解放”。在长文《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激昂地说：“挽救目前思想界的危机，惟一的道路就是思想的大解放。要扫清数万万同胞数千年来的愚昧，使他们能普遍走上救国的觉醒，惟一的道理，也就是思想的大解放。每人都应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每人都应有自由的思想。每人都应有批评的权利，每人都应可以被批评。我们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陈伯达的《思想无罪》一文，更是以这样的话开头：“在专制时代的中国，在中世纪的欧洲，在希特勒的德意志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思想是犯罪的。在民主共和的中国，我们要宣布思想无罪。在这正要唤起民众来拯救自己祖国的中国新思想更应当无罪，新启蒙运动更应当无罪。”这让人看得很明白：强调“思想无罪”的目的，是要为“新思想（新哲学）”争取生存空间，是要让“新启蒙运动”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艾思奇、何干之等其他中共理论家也总是不忘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一文中，何干之强调：“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目的，以自由主义为方法”。如果以为陈伯达们是在泛泛地主张思想自由，并相信是在强调各种思想的共存，那就错了。《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是发起“新启蒙运动”的信号弹。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已说得很清楚，“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让“新哲学”更广泛地走向社会、更深入地进入人心、更紧密地与现实政治结合、更直接地为中共的现行政治服务。所以，陈伯达所谓的“思想的自由”，就是“左翼”理论家宣传“新哲学”的自由；陈伯达所谓的“自由的思想”，就是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接受、信奉“新哲学”的自由。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把话说得更明白：“自由二字，会引起一部分人的误解。思想自由，并不是说封建思想、汉奸思想、颓废思想也有自由存在、自由发展的机会。不是的。”“然而思想自由，并不是说‘你对，我对，他对，大家都对’，也不是说‘你不对，我不对，他不对，但是大家混在一起，烧成一碗五花八门的烩汤就是对了。’”[2](P418-419)

　　所谓“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本是一种话语策略。何干之强调了各种思想的自由竞争，他相信“新哲学”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而他之所以有如此自信，源于另一种更重要的话语策略，这就是紧扣住“爱国”和“救亡”来从事“新启蒙运动”。紧紧地与“爱国”与“救亡”连在一起，是陈伯达们发动和开展“新启蒙运动”的基本策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根本战略。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写信给国内的临时中央局，强调：“‘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关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3](P261)“抗日救国”首先是一个军事问题，一个以武力击败日本的军事问题。然而，王明、康生却首先把它看成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取得广大民众拥护”的“政治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谁能主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谁把“抗日救国”的口号喊得最响，谁最积极地表示愿与各党各派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合作，谁就最能赢得人心，谁就最受大众拥护，谁就拥有了最广大的群众，谁在政治斗争中就胜利了。1935年秋，萧三从莫斯科给国内的“左联”写信，提出的口号也是：“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陈伯达、何干之们当然也非常清楚，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时候，在中国广大民众日日夜夜所思所想的都是抗日救亡的时候，任何一种运动，不管是思想运动、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都必须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帜才能吸引民众，都必须标榜旨在救国才能得到支持、欢呼。陈伯达本意是借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哲学”。但马克思主义与爱国主义不但不同，且极为冲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响亮的口号；“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至于列宁，更有名言曰：“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在救亡大潮中，陈伯达如果仍然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疑会招致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救亡大潮非但不能成为他们的宣传之助，反而会淹没他们的宣传。陈伯达们在救亡大潮中发起“新启蒙运动”，本意就是在“借势”，“借”救亡大潮之“势”。所以，他们当然会紧紧扣住“爱国主义”做文章，把“抗日救国”作为口头禅。

　　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是“新启蒙运动”的发轫之作。文章标题就插上了“国防”的旗帜。陈伯达们还拼命强调“理性”。其实，在救亡图存的紧急关头，人们往往是难得“理性”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这样莫明其妙的话都有号召力，很能说明人们的“理性”是怎样的匮乏。但那时候，“国防”、“抗战”、“救亡”、“爱国”一类字眼儿，以任何方式出现都能被接受和欢迎。在《论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则把“新启蒙运动”说成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强调：“新启蒙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运动。说是民主主义的，就是说：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说是爱国主义的就是说这种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在目前是为着唤醒四万万同胞起来保卫我们垂危的祖国。”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说得明白，发起“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宣传、普及“新哲学”。而“新哲学”是宣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所以，当陈伯达们反复强调“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时，当他们大力宣传“新启蒙运动”的救亡内涵时，无疑是言不由衷的。可以说，时刻不忘强调“爱国主义”，时刻不忘把“新启蒙运动”与“抗日救国”挂钩，是其时投身“新启蒙运动”的中共理论家的共同策略。艾思奇在《我们目前的文化运动》中曾说：“新启蒙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今天的人们或许会问：既然“爱国主义”是这“文化运动”的“直接的主要的内容”，那何不干脆就叫“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充其量在其前面着一“新”字吧，称之为“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岂不更能打动大众？《读书月报》发表的《“新启蒙运动”座谈》一文指出：“为了提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起见，当前的文化运动，也不妨叫做国难文化运动。”虽然说“也不妨”，但毕竟没有这样叫。实际上，如果把这场运动直捷明了地叫做“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无疑更有号召力。陈伯达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叫，就因为这会妨碍了“新哲学”的宣传、普及，妨碍了发起者真实目的的实现。强调“爱国主义”，强调“抗日救亡”，只是基本策略，但如果连运动的名称都变成“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就会作茧自缚，不利于在这运动中宣传、普及“新哲学”。陈伯达们只是在解释、说明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时，大力强调其“爱国主义”的性质和“救亡图存”的目的而已。但在具体实践中，他们是要大力宣传、普及“新哲学”，这“新哲学”是不可能总与“爱国”、“救亡”相联系的。这样，他们就在标榜“爱国”和“救亡”的同时，又给这运动冠以“新启蒙”这样一个既动听又具有包容性的名目，自己也就有了充分的闪展腾挪的空间。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们说新启蒙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只是就它的效果上，就终归的目的上说的。无论一篇科学论文，或是一篇文学作品，只要它是现实的反映，对于我们认识目前的局势有好处，那就可以说是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东西，开口闭口都不离爱国这两个字。我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科学与艺术原来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问，科学是抽象地反映或表现现实，而艺术却是具体地反映或表现现实。一篇论文，不论是历史、经济、哲学都用分析方法，有条不紊地把世界解剖了，但是一篇创作，不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却用具体的事实来表现这个世界的面貌。然而无论是抽象的或具体的，它们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使人们认识这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2](P414)。

　　这样一来，“爱国主义”就变得十分宽泛了。任何文章、著作、文艺作品，只要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可算在“爱国主义”名下。这样给“爱国主义”下定义，也意在为“新哲学”和“左翼文艺”在“新启蒙”的名义下“暗度陈仓”而辩护。

　　二、“新启蒙运动”的内涵与广泛影响

　　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宣传、解说“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其实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开宗明义地说明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让“新哲学”更好地走向大众、更紧密地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并且强调“新哲学者”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斗争”。既如此，这场“新启蒙运动”就不折不扣地是一场“左翼文化运动”了。然而，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又极力去否定这一点：“但我们这里同时也要声明：新启蒙运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属于‘左翼’的。不，新启蒙运动是一切爱国文化人，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民主主义者，一切科学家，一切平民教育者，一切开明的教育家……的共同文化运动。”分明意在让“左翼”的思想影响尽可能多的人，却又并不打出“左翼”的旗号，套用后来的一种句式，可叫做行“右”实“左”。如此以来，在解说“爱国主义”问题时，陈伯达等人也必然捉襟见肘。“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新名词，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从康、梁到“五四”，都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既然“旧启蒙运动”也可归结为“爱国主义”，那么“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又“新”在哪里呢？对此，何干之有这样的回答：

　　也许有人觉得爱国主义不算得是新启蒙运动的特点，因为不论在那（哪）一次的思想运动中，爱国主义都有它的地位。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就是封建上层分子目击中国民族的危机所提出的改良政策，这是国难所引起的。辛亥革命时代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政策，也是创造者目击中日战争，庚子联军入京等国耻而发出的救亡呼声。五四文化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日外交的直接刺激，大概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检查一下百年来的文化思想史，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气味。中国启蒙运动史，简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文化史的别名。然而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今日的爱国主义，实在有根本的不同点。张、李、康、梁的目的在改良封建的政治机构，以加强对外的力量。辛亥革命以反满为它的直接目的。五四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也是以改革内政为民族解放的依归。可以说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由对内的改革以达对外的独立。如今事情却是两样。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处境之下，已没有自己改造的余地了。敌人要并吞整个中国，不论什么阶级入等，都是他们的征服对象。从前守中立的资本势力，与敌人同流合污的封建残余，也不能逃出这一场劫难。全民族今日所普遍受到的是生与死的威胁。在生与死的最后交界线中，我们要考虑民族的自觉。我们倘不万众一心，团结御侮，抵抗强权，唯有全体灭亡。我们只有走上爱国主义的一途，此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2](P414-415)。

　　稍有常识者都能看出，这样区分“爱国主义”的“旧”与“新”，实在过于勉强。按照何干之的说法，此前的“爱国主义”，是源于敌人在国门外骚扰（这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而眼下的“爱国主义”则源于敌人已打进国门。就算是这样吧，这“两种”“爱国主义”又能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当然，何干之还指出，过去的“爱国主义”是直接针对本国政府，是要求改革内政以抗强敌；而眼下的“爱国主义”已不指向本国政府，而只是全民族精诚团结，共同御侮，因为这次“已没有自己改造的余地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次的“爱国主义”就变得更简单了，简单到根本用不着以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来启发它。所以，何干之的这番说辞，无非是为了给“新启蒙运动”找到理论上的合法性而强词夺理。

　　“新启蒙运动”面对的最大障碍，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已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五四”确立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传播了种种新的知识、新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而且，鲁迅、胡适等“五四”启蒙老将，一直在继续着“五四”式的启蒙。二十来年间，“五四”式的启蒙尽管很艰难，但毕竟也在一点一滴地、迂回曲折地改造着国人的心智。陈伯达们要发起“新启蒙运动”，就必须对“旧启蒙运动”进行清算。“五四”之前的那些“启蒙运动”清算起来较为容易，可以尽情地否定，且不必有过多的顾忌。但“五四”的情形就不同了。无论在哪种意义上，简单地、明确地否定“五四”都是不明智之举，这会招致强烈的反感，使很多人拂袖而去。但不否定“五四”，“新启蒙运动”就没有必要展开了。陈伯达们发起“新启蒙运动”，其目的就是要用“新哲学”否定和取代“旧启蒙运动”。而他们心目中的“旧启蒙运动”，主要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陈伯达们看来，“五四”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否定和取代“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当然是要否定和取代的，但不应该以“资本主义文化”来否定和取代之，代替“封建主义文化”的，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五四”虽然给“封建主义文化”以重创，但却又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流行。而“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在以“新哲学”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的同时，清算、否定和抗击在中国已流行了二十来年的“资本主义文化”。不能不清算和否定“五四”，但又不能无所顾忌地、痛快淋漓地否定和清算之，怎么办？陈伯达们采取的策略是以“‘五四’启蒙运动”继承者的面目出现，在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下，清算和否定“五四”。这一种策略其实在萧三从莫斯科给“左联”的信中已经指明。

　　当然，陈伯达们的“新启蒙”，与“五四”式的启蒙也并非完全没有共通之处。反儒学、反传统，对传统文化严厉审视和批判，就是二者的共通之处。尽管二者对传统文化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并不一致，用以取代传统文化的东西也形同冰炭，但毕竟二者审视和批判的姿态是相同的。如果说陈伯达们对“五四”也有所认同和肯定，那认同和肯定的也仅仅是这种姿态。也正是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陈伯达们自称为“五四”的继承者。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列举了九项“新启蒙运动”应该进行的工作，第一项是“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既然要批判的是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那五四时期的启蒙著作当然也在批判之列。紧接着的第二项是“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把这两项放在一起，陈伯达对“五四”的态度就很清楚了。“五四”也是应该批判的，其值得继承处，仅仅是“打倒孔家店”这种“号召”而已，至于“打倒”的方式、用以取代的东西则迥然不同。在《论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把这意思说得很分明：“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五四时代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仍为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所接受，而同时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结。这些口号的接受，也就是我们和五四时代人物合作的要点。”所以继承五四精神，就是把“五四”这瓶酒接过来，倒掉其中的“五四”之酒，而装进“新启蒙”之酒。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倒掉其中的“五四思想”，而装入陈伯达们所理解的“新哲学”。

　　如果说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对“五四”的清算和否定还是零碎的、片断的，那么，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则对“五四”进行了有系统的清算和否定。书中第五章“五四新文化运动”，意在对“五四”进行有系统的批判。何干之这样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

　　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是灌输民主和科学；提倡个人主义，培养新文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体，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个人主义，怀疑和评判的精神，是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也是自由竞争在文化上的反映。反对旧伦理，就是反对封建思想。提倡文学改革，是以最适合于口头语的文字来做灌输新思想或评判旧思想的利器。这几种“罪案”，正确点说，文化使命，就是适应着民主运动的启蒙工作。民主、科学，人的解放，反对礼教，文学改革，谁敢说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2](P340)。

　　何干之在这里对“五四”的否定，真可谓不留情面、不要遮掩了。民主、科学、个人主义、怀疑的批判精神、人的解放——何干之这样来归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应该说是很准确的。然而，他如此归纳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些都属于“资本主义文化”的范畴，因而是应该否定的。“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使命就是铲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培育的这种“资本主义文化”。陈伯达还说“德赛二先生”这种“口号”仍须“接受”，而何干之分明认为，连这种“口号”也要抛弃。

　　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借救亡之势发动旨在宣传普及“左翼”思想的“新启蒙运动”，此举取得了极大成功，为党立下了巨大功劳。如果说救亡如劲风，那陈伯达等人则十分敏锐地迎风放了一把火。于是，火借风威，迅即成燎原之势。由于“新启蒙运动”以激进的救亡姿态出现，因而获得了极大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情性”，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救亡”与“左翼”于是成了同义语，要救亡就必须选择共产党，这成为许多人，尤其是青年知识阶层的共识。被“新启蒙运动”所“启蒙”的李慎之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回忆说：“30年代的书店里，左派的书籍越来越多。”“当时上海福州路上书店林立，但是也许除了商务、中华、世界这几家大书店外，都大量出版‘进步书籍’，现在组成三联书店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就是其中的最著名者。还有如南强书局、神州国光社等，都出版这类书。”“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马列主义在我思想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总而言之，‘新启蒙运动’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强有力的传播。”“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展，无数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照当时延安的标准，从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到好歹念过几年书的小青年统统叫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自愿接受这样的‘新启蒙’，跨度大到现在70岁以上至90岁以下长达20岁的这个年龄段。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泽东称为是‘第二条战线’。”[1]

　　有许多资料可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新启蒙运动”展开后，“左翼”书籍已相当普及。1936年10月22日，尚在陕北保安（两个多月后迁延安）的毛泽东，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布置了这样的任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4](P80)毛泽东令从西安购这类通俗的“左翼”书籍，供干部学习，固然说明了这类书籍怎样影响了延安的干部，但也同时说明了，这类书在国民党统治区相当多见。

　　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是“新启蒙运动”的巨大受惠者。到达陕北前，毛泽东在党内一直受着留苏派的理论压迫。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回国后，更是视毛泽东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土包子”。“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面对这样的诘问，毛泽东只能哑口无言。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取得了军事上的话语权，后来，也逐渐获得了政治上的话语权，但在“延安整风”前，理论上的话语权一直在博古、张闻天等人手里。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延安，更让毛泽东感到了沉重的理论压力。理论上的劣势一直是毛泽东的软肋，当然也是他巨大的心病。到达陕北前，客观条件不容许毛泽东在理论上武装自己。到延安后，这样的、客观条件可以说是充分具备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毛泽东可以安全、安心、安稳地在延安安营扎寨；三个师派出去了，也无须多操心抗战的具体事情。时间大大地有了。而各种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又大量出现，也给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补课提供了极大便利。几乎所有毛泽东的传记和关于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都要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主义的理论，而这时期出现的“新启蒙”著作，无疑也在他攻读的范围之内。他写信令叶剑英、刘鼎选购这类书，说明他对这类书相当熟悉。

　　抗战爆发后，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都到了延安，陈伯达还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这时期他写给这些人的信可以看出，他不但读他们的书，还时常向他们“讨教”、同他们切磋。例如，1937年9月，毛泽东曾给艾思奇写了这样一封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4](P112)。

　　《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典型的“新启蒙”读物。毛泽东不但细读，还作了摘录，并把摘录送请作者审阅，同时预约时间登门求教，可见学习态度之认真诚恳。一番“恶补”后，毛泽东推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理论著作，终于在理论上击败了“留苏派”，确立了思想权威的地位。所以，“新启蒙运动”其实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作者介绍：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王彬彬（1962—），男，安徽省望江县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