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画像石与画像砖.建筑等

秦汉画像石与画像砖、建筑等

秦汉时期的画像石与画像砖遗存非常丰富，它是秦汉艺术，尤其是汉代艺术代表性的艺术品类，也是秦汉贵族崇尚厚葬、事死如事生时代风尚的产物。画像砖、石是雕刻、模印着各种画面，用于构筑墓室、石棺、享祠或石阁、石阙等的建筑用材。匠师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砖石面上，创作了众多精美的图像，因而作品兼具绘画，雕刻两种因素，此外，由于画像砖石是用于构筑墓室、石棺、享祠或石阁的建筑材料，还要兼顾建筑的形式特点，所以它也是秦汉艺术综合的显现。

秦汉画像砖

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秦代至西汉初期，画像砖多用于装饰宫殿府舍的阶基；西汉中期以后，画像砖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面；东汉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用途最为广泛。

秦代的画像砖用模印和刻划两种方法制成，形状分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陕西临潼、凤翔等地出土的秦代模印画像砖，是在砖坯未干时，用预先刻成的阴印模捺印而成的，花纹凸起。1957年临潼出土的狩猎纹画像砖，印着骑马射猎图。传出风翔、今藏西北大学的秦代宴享纹画像砖，印着宴享宾客和苑圃景色等画面。临潼出土、今藏陕西省博物馆的一块侍卫、宴享、射猎纹画像空心砖，是迄今发现秦代模印画像空心砖的代表作。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还发现一种模印几何纹的铺地方砖。此外，在咸阳秦宫遗址，曾出土刻画着龙凤图像及人面鸟身、珥蛇佩璧的水神(禺缰) 画像空心砖，线刻流利生动，仿佛“骞翥若飞”。数量不多。

西汉的画像砖发现的以模印的空心砖为主，题材较秦丰富，有执戈门吏、持戟武士、迎宾拜谒、骑士射猎、驯马、驯虎、扶桑、珠树、大雁、犬、方位神、玄鹤、门阙、铺首、几何纹花边等。以线条简洁有力、形象生动传神而著称。 今藏陕西省博物馆的一块侍卫瑞璧纹模印画像空心砖，约属西汉初期物，砖面中央为铺首图案，左右两侧印着亭阑侍卫及绶带瑞璧，侍卫作双手捧盾状，状貌颇威武；上下边框部位，印着鱼龙嬉戏及菱格纹图案。1965年发掘咸阳杨家湾西汉初期墓的兵马俑坑，发现回字纹与菱格纹的模印铺地方砖。此外，咸阳、兴平还先后出土浮雕感甚强的青龙、白虎等四种画像砖。

洛阳邙山南麓西汉中后期墓出土的模印画像空心砖，多数采用阳模，印成的画像多呈凹陷的阴线；少量使用阴模，画像线条鼓凸。

东汉画像砖以河南、四川两省出土最多，其中四川的艺术水平最高。陕西、河南一带多为从西汉后期开始流行的空心砖，建筑墓室根据不同的大小约用二三十块至六七十块。因为较大（如两块合成一墓门），大都长方形，长约1—1·5米，宽约20—50厘米，厚13—14厘米，所以上面的图形往往是多次模印各种花纹而成；四川一次模印而成，皆为实心的方砖（40乘40）或长方砖(46x 27厘米左右) ，画面 一次模印而成，构图完整生动，可以成批生产，同一题材的砖可以根据不同墓主人的要求加以组合变化。河南一带以几何纹为主，再辅以龙、凤等动物纹样以及楼阙、车马、人物等等，画面巨大，将东汉贵族的阔绰生活表现得相当具体，构图技巧很高，比较有特色的题材如泗水取鼎、鼓舞、盘舞及表演履索、寻橦（音床，即缘竿，都卢寻橦，都卢，国名，其人体轻而善缘也）与杂技戏车等；四川画像砖在题材内容方面也称独树一帜，除少量汉代普遍使用的神话内容(如西王母，伏羲女娲、日月神、仙人戏鹿等) 之外，绝大部分刻画现实生活，其中既有表现墓主生前社会地位的门阙仪卫、车马出行、经师讲学、宴饮观舞等场面，也有若干反映封建庄园经济农副业生产活动及集市贸易活动的画面，风格

清新隽永，乡土气息特别浓郁（如四川特有的盐井、小酒馆等），表现手法也相对简练，与汉代常见的铺陈手法有所不同。代表作有弋射收获画像砖(成都、大邑均有出土) 、荷塘渔猎画像砖(彭县出土) 、播种画像砖(德阳出土) ，盐井画像砖(成都、邛崃均有出土) ，桐园画像砖(成都出土) 、市井画像砖(广汉、新都均有出土) 、伍伯画像砖(彭县出土) 、车骑过桥及宴饮观舞画像砖等。

汉画像石

画像石是雕刻着不同画面的建筑石材，用于构筑地上的享祠、石阙或地下的墓室、石棺等。根据现有资料，画像石大约萌发于西汉昭、宣时期，秦代没有发现；新莽时期有所发展。东汉时期，画像石分布地区扩大，形成四个中心区：①山东、苏北、皖北区；②豫南、鄂北区；⑧陕北、晋西北区；④四川地区。此外，北京、河北、浙江海宁等地亦有零星发现。

西汉晚期画像石 在山东、豫南两地均有发现：山东沂水鲍宅山的凤凰刻石，上有“元凤”、“三月七日”、“凤凰”等榜题刻字，画面为阴线刻成的两只齿率的凤凰；河南南阳赵寨砖瓦厂画像石墓石门扉与石门柱上雕刻的楼阁、门阙图像，题材比较单调，技法属凹面阴线刻，雕造于昭、宣时期；山东汶上县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 画像石，亦称“路公食堂画像”，画面为阴线刻成的车骑出行图；河南唐河湖阳始建国天风五年(公元18年) 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墓室结构呈周绕回廊的“回”字形，东接带南北两车库的甬道，全部用石材构筑，墓内雕刻着30余幅画像，有描绘社会现实生活的迎宾拜谒、驯虎骑象、乐舞杂技，有反映升仙思想的羽人、应龙、四首人面虎，还有护卫墓主安宁的蹶张、青龙、白虎、朱雀、铺首衔环等神怪。雕刻技法主要是减地浅浮雕，阴线刻者仅有一石。综观此墓画像石，具有布局疏朗、主题突出、内容丰富、形象质朴等特点，纪年明确，堪称新莽时期画像石墓的最佳遗例。

东汉前期画像石 在山东地区，以肥城栾镇村建初八年(公元83年) 画像石、长清孝堂山石祠及南武阳石阙画像石为代表。孝堂山石祠位于长清县孝里铺村南的山顶上，旧讹传为西汉孝子郭巨为其母所建之享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八“济水”注曰：“(巫山) 在平阴东北„„今巫山之上有石室，世渭孝子堂”。石祠为南向的单担悬山顶两开间房屋，内有游人题刻多则。石梁西面有“平原湿阴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公元129年) 四月二十四日来过此堂叩头谢贤明”的题记，其雕刻技法和边框图案酷肖肥城栾镇村建初八年画像石，故而推断孝堂山石祠建造于东汉章帝、和帝时期(公元?6—105年) 。祠内石壁及三角形石粱上，布满精美画像，有神话传说、天文星象、历史故事(周公辅成王、泗水取鼎) 、也有封建贵族朝会、出行、迎宾、征战、献俘、狩猎，庖厨，百戏等生活场面，具有东汉早期精练质朴的风格特点。

南阳地区的东汉早期画像石，以南阳扬官寺和唐河针织厂发现的两座画像石墓为代表。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平面呈“回”字形，画像内容颇为丰富，有范睢受袍、晏子见齐景公、二桃杀三土等历史故事，还有伏羲女蜗、虎吃女魃，四神、天象、击剑等画面。雕刻技法主要采用物象外留有粗犷凿纹的浅浮雕，布局简洁疏朗，物象鲜明醒目，具有古朴豪放，深沉雄大的风格恃点。

陕北、晋西北地区的画像石，多届东汉中期，分别发现于绥德、米脂、榆林、离石等地，画像主要刻在门楣、门框及门扇上，内容较单纯，有牛耕、放牧、车骑出行及东王公、西王母等。

东汉后期画像石 在南阳地区，以襄城茨沟永建七年(公元132年) 画像石墓、

南阳东郊李相公庄建宁三年(公元170年，为东汉灵帝年号) 许阿瞿墓为代表，两者皆属砖石混合结构墓。前者有二龙穿壁、翼龙、翼虎、神熊、游鱼、蟾蜍等石刻画像，后者有孩童(墓主许阿瞿) 观赏游戏乐舞，执笏门吏、铺首衔环等石刻画面，艺术风格趋向粗放简率。

山东、苏北地区的东汉后期画像石，以创建于东汉桓帝时期的嘉祥武氏石祠、安丘画像石墓、沂南画像石墓及徐州茅山画像石墓等为代表。

最著名者武氏石祠位于山东省嘉祥县武宅山村西北，东汉晚期，早在宋代即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其中的武梁祠画像，最初著录于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南宋末洪适在《隶释》中录其榜题文字，在《隶续》中采录部分画像。大约在元代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 ，当地遭受特大水患，武氏祠遂被湮埋地下。及至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 九月，浙江钱塘人黄易官济宁运河同知时，亲历其地，主持发掘，武氏祠诸石方重见天日。除了武梁祠外，还发现了其它三个武氏祠的画像石（武开明兄弟及开明之子武斑及武荣），除此之外还有武氏双阙、武斑及武荣碑，石柱及柱头及三个以及石狮一尊。

武梁祠为面北的单檐悬山顶单开间石结构房屋，由东、西山墙、南墙(后墙) 及屋顶前后两坡等五块石材组成。据《隶释》卷十六所录“武梁碑”的记载，祠主武梁，宇绥宗，曾任州从事，卒于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 ，终年74岁；其子仲章、季章、季立及长孙子侨“竭家所有”，购运南山名石，建造了这座祠堂，全部石刻画像出自“良匠卫改”之手。绝大多数人物故事画面有隶书榜题。武梁祠屋顶前后坡，皆刻祥瑞图案。东、西（皆五层）、南（后）壁四层画像。与南相比，东、西多第一层山墙锐顶部分，西为西王母、玉兔和奇禽异兽，东为东王公、仙人及奇禽异兽。第二层与南壁第一层取齐，刻古帝王、列女；其下刻孝子故事；再下刻义士、列女等历史故事；最下层车骑人物等生活场景。武开明祠十块画像石以神话故事题材为主；而武斑祠的十块以历史故事居多，构图也更完整。其中有著名的荆轲刺秦、泗水取鼎（秦昭王夺取周王室的九鼎，在搬运途中，一鼎落入泗水。秦始皇时派人捞取，刚出水面，有龙咬断绳索，鼎又落入水中，说明秦无德，不该保有九鼎）等故事，为代表之作。武荣祠的画像设计与题材类似武梁祠，历史故事有孔子见老子、秋胡戏妻（周代鲁国秋胡新婚五天就去陈国作官，五年后回家，见美妇采桑，就以黄金引诱，遭到拒绝，到家后发现就是自己妻子）、无盐女与齐王（齐宣王与钟离春，有德而貌丑）。武氏祠的典型性在于通过小小的石室，涵括了汉代绘画的的绝大部分题材，经过情节化的处理，把众多画面有机组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汉代的恢宏气象与汉代大赋崇尚的铺陈的特色是一脉相通的。我们的艺术从先秦的装饰风过渡到绘画性更强的再现风格。画像砖石虽为刻凿与模印而成，便仍表现出了中国艺术特有的线条的表现力。

武梁祠西壁画像分五层：第一层为山墙锐顶部分，刻西王母和奇禽异兽，西王母作蓬发戴胜状，画面右方有玉兔捣药场面。第二层，自右至左(下同) 刻伏羲女蜗、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桀等古代传说中的始祖及帝王图像。第三层，刻曾母投杼、闵子骞失捶，老莱子娱亲、丁兰刻木等孝子故事。第四层，刻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荆轲刺秦王等义士故事。第五层，刻车骑人物。

东壁画像亦分五层：第一层山墙锐顶部分，刻东王公、仙人及奇禽异兽。第二层，刻代赵夫人、梁节姑姊、齐义继母、京师节女等列女故事。第三层，刻三州孝人、义浆羊公、魏汤、赵口口、孝孙(原谷) 等孝子故事。第四层，刻要离刺庆忌、豫让刺襄子、聂政刺韩王、无盐丑女钟离春等义土、列女故事。第五层，

刻庖厨及县功曹迎处土场面。

南壁(后壁) 因无锐顶部分，故而画像分作四层：其第一层画像与东西两壁的第二层画像取齐，刻梁高行拒聘、鲁秋胡戏妻、鲁义姑姊、楚昭贞姜等列女故事。第二层，刻柏榆受笞、邢渠哺父、董永佣作侍父、田章孝母、朱明友悌、忠孝李善、金日磾拜谒阙氏像等孝子故事。第三层，中央刻楼宇燕居，楼上端坐一妇女，旁有持镜、掉杯、执便面的侍女四人；右方刻蔺相如奉璧于秦，范睢辱魏须贾故事；左方刻七人画像，居中三人身份高贵，其右二人作跪禀状，左二人手持便面躬身侍立，无榜题，故事不明。第四层，中央为通连第三层之楼宇下层，室内画四人，室外两侧各画一人；近年有人释此图为“楚群臣绝缨图”。两侧为向左方行进的车骑人物。

武梁祠屋顶前后坡，皆刻祥瑞图案。

武氏祠前石室与左石室的石刻画像，其题材内容及艺术风格和武梁祠相仿，不同处在于增加了泗水取鼎、孔子见老子、孔子门生等历史故事，并有水陆攻战、鱼龙曼戏、仙人出行、雷神出行等繁复生动的构图，神话色彩更加浓郁。左石室所刻“荆轲刺秦王”，画面保存较完整，它和“泅水取鼎”一样，都具有贬斥秦王的含意，是汉代最流行的画像石刻题材。

武氏祠石刻画像皆用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技法雕成。作者擅长抓取历史故事矛盾冲突的高潮，并且善于运用必要的景物以交待特定的环境，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出色。例如：

《闵子骞失棰》刻画长幼三人及一马一车，车有程有盖；车上坐一长者，榜题“子骞父”，车旁立一童子，榜题“子骞后母弟”，车后一青年跪地向长者禀事，榜题“闵子骞与假母居，爱有偏移。子骞衣寒，御车失棰”。师觉授《孝子传》云：“闵损，宇子骞，鲁人，孔子弟子也， 以德行称。早失母，后母遇之甚酷，损事之弥谨。损衣皆蒿苔为絮，其子则绵纩重厚。父使损御，冬寒失辔；后母御子御则不然。父怒诘之，损默然而已，后视二子衣，乃知其故，将欲遣妻。谏曰：‘大人有一寒子，犹尚垂心。倘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转引自《太平御览》卷四一三) 画面刻画子骞跪地向父亲进谏的那一瞬间，其父作左手扶，转身以右手抚子骞脖颈状，表现了其父醒悟后愧爱交加的怜子之情。

再如《孝孙(原谷) 》，画面有老壮少三人，居中之少年作躬身收舆、回首答话状，上方榜题“孝孙”二字；右侧一中年人作一边挥手、一边质问少年状，上方有横列之“孝孙父”三字榜题；左侧有一偻身跽坐、面朝右方的老人，后上方榜题“孝孙祖父”四字；画面左上角刻画一只飞鸟。由于榜题仅交待三人之长幼辈份，未标姓名，故事内容长期悬而未释。按传出洛阳、今藏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美术馆之北魏孝子画像石棺，其右帮刻有“孝孙原谷”画面，原谷挟抱之木舆，形状与此相同。由此证明汉武梁祠石刻画像中的“孝孙”，必为原毂。《太平御览》卷五一九引肖广济《孝子传》曰：“原谷者，不知何许人。祖年老，父母厌患(恶) 之，意欲弃之。谷年十五，涕泣苦谏；父母不从，乃作舆舁弃之。 毅乃随收舆归。父谓之曰： ‘尔焉用此凶具? ’壳云：‘后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取之耳’。父感悟愧惧，乃载祖归侍养，克己自责，更成纯孝，谷为纯孙”。武梁祠这段“孝孙(原毅) ”石刻画像，采用独幅画的形式表现，情节构图比洛阳北魏孝子棺更加简洁，画面抓取原谷一边收舆、一边用犀利的答活回报其父质问的那一瞬间；背景没有刻画山石草木，仅用一只飞鸟以表示孝孙祖父已被舁弃到人迹罕至的荒野；原毅刻画在中心部位，既突出了故事的主角，又便于和祖父、父亲相互呼应。总之，《孝孙(原谷) 》和《闲子骞失捶》，都是情景交融，简洁醒目的汉画佳作，

值得后人研究、借鉴。

四川地区的汉画像石，均属东汉后期物，艺术风格明显地受南阳画像石的影响。成都羊子山l 号墓出土由8块石材拼接而成的《出行、宴乐画像石》，画面纵高45厘米，横长1120厘米，刻画了封建贵族连车列骑的出行场面及樽案罗列、百戏杂陈的宴乐活动，现藏重庆市博物馆，是四川汉画像石的优秀代表作。

秦汉建筑艺术及工艺美术

建筑艺术

秦汉时代伴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国力增强，都城、宫苑、陵园等各类建筑的觇模急刚扩大，建筑艺术也日趋成熟。秦汉建筑的独特风格与艺术成就，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秦都咸阳与阿房前殿 秦部咸阳始于战国中叶秦孝公时，遗址在今咸阳市东15公里的咸阳塬上，南临渭水，北倚土塬，地势北高南低。宫殿区设在咸阳北阪上，东西横贯全城，居高临下，气魄雄伟。1974一1975年，在约当咸阳故城中轴线附近的“牛羊沟”东西两侧，发现了秦宫1号(在沟西) 、2号(在沟东) 遗址。秦宫1号遗址作了发掘，证明它是一处台榭式建筑， 台高约6米，平面呈曲尺形，南部卧室曾发现壁画残片：台顶主体宫室之厅堂部分，有匠磨光洁的朱红色地面；厅堂东侧连接卧室，内有壁炉设备。大台西侧还有大卧室、大浴室和贮藏室，可能是妃嫔、宫娥居住区。

秦始皇于统一东方六国过程中，在咸阳北阪上仿建了六国宫殿。经勘察，六国宫殿分处于旧宫殿区的东、西两端，今柏家嘴、毛家沟一带曾分别出土燕国与楚国形式的瓦当，推测是六国宫殿遗物。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地处渭水北岸的咸阳故城已不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恤积极筹划将都城迁往渭水南岸，以便接近东出潼关的渭南大道。《史汜·秦始皇本纪》记其迁部设想曰：“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乃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今西安西郊赵家堡保存着阿房前殿的巨大夯土台基，东西1200米，南北450米，高出周围地面约7—8米，这里曾出土秦代瓦当等建筑遗物。

西汉长安与东汉洛阳 西汉都城长安，遗址在今西安市西北约3公里处。汉高帝初居栎阳，五年(前202年) 将秦代建在渭水南岸的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七年又在长乐宫西边建未央宫，遂定部长安。汉惠帝元年至五年(前194一前190年) ，完成了长安城墙的夯筑。调查发掘结果表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符合《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的规制；城市平面大体上近似方形，由于城址北临渭水，南部长乐、未央两宫东西错列，故而平面形状不甚规整，陈东城墙比较瑞直外，其余三面均有转折。经实测，长安城总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每面城墙约长6公里，12个城门平均分布在四面，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汉长安城南郊，有王莽执政时营建的明堂、辟雍、灵台等礼制建筑。

东汉的洛阳城遗址，在今洛阳市东约15公里处，原为周代的成周城。北倚邙山，南临洛水，故称洛阳。全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约合汉代九里，东西约合汉代六里，有“九六城”之称。除南面城墙因洛河改道被冲毁外，其余三面城墙遗迹尚存。墙垣有曲折，全城共没12个城门，东、西各3门，南而4门，北

面2门。城内有南，北两宫；相距7里(另说仅隔1里) ，有复道相通。太仓、武库设在城的东北角。洛阳有三个工商业区：金市设在城内西恻，南市在南郊，马市在东郊。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 建造的辟雍，明堂和灵台，均设在南郊偏东处，本世纪70年代已作清理发掘。

综观汉代长安，洛阳两都城的平面布局，具有由不规整形(战国都城为代表) 向规整型(曹魏及隋唐的都城为代表) 发展的过渡阶段特征。

宫苑与陵园建筑 据《三辅黄图》汜载：秦代除兴建阿房前殴之外，“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规模十分惊人。汉高帝七年(前200年) 由肖何监修的未央宫是汉代皇帝朝会场所，平面呈方形，四面筑围墙，每面各开1门，东门与北门外建有仪阙。宫内主要建筑多取中轴对称的群体构图方式。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 ，又在长安城西营造建章宫，因属离宫性质，故其宫殿布局比较灵活自由。南门称阊阖门，意即用建章比拟天宫，门楼3层，下以玉为陛，上以铜凤饰楼顶，充分反映了汉武帝晚年祈求长生、贪图享乐的思想情趣。建章前殿“层构厥高、临乎未央”(语出《西部赋》) ，现存遗址有高8米的巨大夯上台基。殿北为太液池，池中垒筑4座仙山；其西有虎圈；宫内还有骀荡宫、 娑宫、奇华殿，神明台、井干楼等建筑，神明台上树立高大的铜铸捧承露盘的仙人。建章宫的北门外建有北阙，东门外建立凤阙，后者遗址尚存。由此不准想见西汉宫苑建筑的奢华程度。

秦汉陵墓部有高大的覆斗形封土，其中，以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及兴平汉武帝茂随最为高大。封上周围有双重陵垣，皆四向辟门。通常情况是陵前建享堂，陵侧建寝殿。西汉诸陵都在渭水南北，尤以渭北二道塬上居多。东汉诸陵多在洛阳北邙山上，规模小于西汉诸陵。东汉人墓前通常建立双阙，并设置石兽、墓碑，墓表，加强了陵墓建筑的纪念气氛。

东汉石阙与陶屋模型 门阙是秦汉时代表示威仪等第的建筑物。全国现存石阙二十余座，都是东汉的墓阙或庙阙。墓阙以四川雅安高颐阙最为精美，它是仿木结构，表示可以登临了望的子母阙(即在大阙旁边附有小阙者) ，由台基，阙身、阙楼、屋顶等部分组成。台基，阙身上雕出柱、枋和栌斗，阙楼上雕刻楼面平坐木枋和挑檐斗拱，屋顶雕刻椽木及瓦饰，为研究汉代建筑的立面形式提供了宝贵资科。庙阙以现存河南登封的太室阙为代表，只有台基，阙身，屋顶三部分，无阙楼，它代表一种纯威仪性的、不可登临的土石型实心阙。

关于汉代的住宅建筑或单体建筑形式，从河北安平与辽宁辽阳的汉墓壁画、山东沂南与诸城的汉画像石、四川与河南的东汉画像砖上，从广州、郑州、陕县、武威等地出土的东汉陶屋模型上，都可以获得具体的形象资料。总的看来，汉代的封建庄园坞壁，均筑高大的围墙，正面或前后两面开门，上建门楼，墙院四隅设有角楼，或在院内建高楼，上有部曲家兵手持弓弩或执刀警卫，院内有多种功能的单体建筑，有奴仆从事家务劳作，或饲养家畜家禽。作为中国建筑特色的各种屋顶，汉代已经齐备；木构建筑的斗拱形式，除流行“一斗二升”外，在四川新津出土院落画像砖的门阙形象上，还可以看到“一斗三升”的形式。

建筑装饰 秦汉时代的建筑装饰，主要包括壁画、画像砖、画像石，瓦当等4个门类，前三类已在第一、二章中作了论述，现就秦汉瓦当，作一扼要介绍。

早在战国时代，秦国的建筑装饰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陕西凤翔、西安等地出土饰有奔鹿纹、凤鸟纹、豹纹、双獾纹的秦国圆瓦当，其艺术水平，比燕、齐等国的半瓦当明显高出一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瓦当图案更加丰富多样，除流行云纹与葵纹瓦当外，咸

阳、西安等地还出土四鹿纹、四兽纹、子母凤纹及鹿鸟昆虫纹圆瓦当，构图更为饱满，形式益加华丽。此外，秦代开始出现吉祥文字瓦当，例如咸阳等地曾发现“唯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12宇篆文瓦当；中国历史博物馆则藏有秦代的“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12字方砖。

两汉最流行卷云纹瓦当及吉祥文字瓦当。西汉末年到新莽时期，出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瓦当，形象矫健活泼，瓦当中央的半球形图案越来越显著。汉人擅长将表意的汉字，变成庄重典雅的装饰艺术品。故而在栎阳、周至等县曾出土“汉并天下”、“长乐未央”等西汉文字瓦当；在长安汉城遗址，还发现“延年益寿，与天相侍， 日光同光”为内容的12宇瓦脊。内蒙古包头市出土东汉时代的“单于和亲”瓦当，则是对当时汉族与匈奴族保持和睦关系的颂歌。

工艺美术

秦汉时代的工艺美术，呈现出璀璨夺目的景象。在陶瓷、玉雕、髹漆，青铜等实用工艺领域，均有若干新的创造。其中，髹漆工艺的突出成就，已在第一章的“工艺装饰画”中作过扼要介绍，本章不再赘述。

陶瓷工艺 秦统一中国后，陶器制作仍沿袭战国时代的传统，如咸阳故城一带出土彩绘着弦纹的灰陶茧形壶、流云纹陶钫等，具有造型庄重，纹饰艳丽的特色。

西汉后期低温铅釉陶的出现，是汉代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之一。它的主要着色剂是铜和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铜使釉呈现美丽的翠绿色，铁使釉呈黄褐色和棕红色。铅釉陶因系低温烧成，不宜实用，故而纯属丧葬用的明器。其代表作有咸阳石桥乡任家嘴及兴平陈阡村西汉墓出土的浮雕云山鸟兽纹绿釉陶樽，河南济源轵城四涧沟西汉墓出土的棕红釉熊戏座陶灯盏，骑马俩及绿釉执盾俑，内蒙古包头召湾汉墓出土浮雕西王母及后羿射日图黄釉陶樽西安东汉墓出上绿釉陶水榭及河南灵宝汉墓出上绿釉陶六博俑等。

我国商周时代已经萌芽的原始瓷，于秦汉初期在越国故地复兴。浙江义乌西汉中期墓出土的一组原始瓷器，包括鼎、盒、壶、瓿，勺等器形；其中，瓿的肩、盖部位饰弦纹、人字形针点纹及水波纹，瓿身前后饰绶带谷壁图案，瓿耳面上饰有罕见的捺印而成的持盾举剑武士像；器盖及器身上半部施土黄色釉，挂釉上厚下薄，并且都不到底。这组纹饰考究的器物，标志着原始瓷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市县的汉代瓷窑遗址发掘成果表明：东汉中、晚期，原始瓷已发展为真正的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成就，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一项伟大贡献。当时常见的瓷器有豌、盏、盘，钵、盆、洗、壶、钟、垒、瓿等，还有少量的砚、唾壶及五联罐。

玉雕工艺 据晋王嘉《拾遗记》卷四记载，秦代有刻玉善画的工艺匠师名烈裔者，“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

西汉玉雕技艺精湛，水平杰出。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昧墓的发掘，出土不少高浮雕的玉雕精晶。玉剑具上雕饰的螭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倚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十分耐人寻味；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玉剑具和舞女形玉佩等。

西汉玉雕之杰出代表作，是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上的羽人骑天马玉雕，质料为洁白润泽的羊脂玉，以圆雕形式雕琢而成，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统治者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辟邪，

玉熊等作品，造型极古朴精美。传世的西汉玉离，以美国已故著名收藏家萨克勒氏所藏羽人骑辟邪玉雕最佳。

东汉玉雕以河北定县北陵头43号墓出土刻有东王公西王母形象的玉座屏、定县北庄汉墓出土刻有勾连云纹的玉枕、陕西宝鸡北郊东汉墓出上的玉辟邪为重要。后者高18．5厘米，造型格外威武雄奇，那昂首嘶呜的姿态，仿佛具有震撼天地的力量，堪称东汉玉雕之杰作。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青玉辟邪，高9．3厘米，造型与洛阳出土石辟邪相似，当属东汉遗物，以保存完好而著称。此外，各地东汉墓还不时出土刀法简洁的玉卧猪和玉蝉，形象概括，耐人玩味。

青铜工艺(铜镜与铜灯具) 秦汉时代的青铜器，朝着世俗日用方向发展，铜镜和铜灯具成为两项最大宗的实用工艺品。秦代铜镜以湖北云梦睡虎地9号墓出土的武士刺虎豹纹镜为代表，镜背中央有三弦纹的小钮，方形钮座四周，在细密的菱形羽地纹上，饰以两两相对的浅浮雕武士刺虎豹纹，武士手持剑、盾，作伺机向野兽发起突袭状，体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西汉前期的铜镜，继承战国铜镜的传统，云雷纹地的蜗螭纹镜继续流行；有些蟠螭纹镜，花纹中出现规矩纹及四叶纹；镜铭产生，多“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吉语。

西汉中叶，即武帝前后，铜镜的形制及花纹发生显著变化，地纹逐渐消失；三弦纹桥形小钮经过伏兽钮、蛙钮及连峰状钮之后，普遍变成半球状圆钮；花纹严格对称于镜的圆面中心，或匀称地分成4区；铭文增多。当时主要流行简化蟠螭纹镜、边缘有连弧纹的草叶纹镜及星云纹镜。

西汉后朔，约从宣帝开始，以铭文作为主要装饰，出现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铭文的日光镜，有“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铭文的昭明镜，还有四乳四螭镜。王莽前后，流行规矩四神镜，其钮座旁常有十二辰铭文，外圈常有“青龙白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等铭文；还有铭文字体趋向方正的宽缘昭明镜及鸟兽纹带镜。从这寸起，有的铜镜铭文中出现纪年。

东汉初期， 日光、昭明、规矩及鸟兽纹带镜继续存在，新出现的是连弧云雷纹镜。

东汉中、后期，镜钮变得更厚大结实，当时最流行的是蝙蝠形柿蒂纹镜、夔风镜、兽首镜及直行铭文双兽镜，通常带有“长宜高官”或“长宜子孙，君宜高官”、“位至三公”等铭文。此外，从东汉中期起，新出现浮雕式花纹的方格环状乳神兽镜，传世者有“元兴元年”及“永康元年”等纪年铭。浙江绍兴是东汉后期最重要的铜镜制造中心，该地铸造重列神兽镜和画像镜，标志着铜镜纹饰的新发展，前者以东王公、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形为主纹，后者除神、兽形象外，还有车马、歌舞、历史人物及传说故事等浮雕图像。

从战国晚期开始，封建贵族把灯具视为重要的案头实用雕塑品，造型日趋考究华丽。西汉前期，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出土的龙形，朱雀形及兽面形铜支灯，气势庄严宏伟。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之鎏金“长信宫灯”，构造精美，捧灯之宫女作跪地侍奉状，眉宇间蕴藏着被奴役者的痛苦神情，人物性格鲜明，堪称工艺雕塑的典范。东汉灯具以江苏邗江甘泉山和睢宁刘楼出上的铜牛灯最为精美；类似的铜牛灯，在湖南长沙桂花园亦有出土。此外，山西平朔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安徽合肥出土的东汉青铜辟邪灯，亦称别具一格的灯具佳作。

匈奴族及滇族的金属工艺 匈奴族是生活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古老部族。西汉时期匈奴族的金属工艺作品，有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四号墓出土高浮雕卧羊包金饰牌，新困阿拉沟出土的浮雕虎纹圆金牌及虎纹金箔带。此外，最具时代特色的艺术品，是衬托着草木(或柳叶) 图案的动物纹与人物纹透离铜带饰，其优

秀遗例有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的双牛纹、双驼纹、骑马捉俘纹铜带饰，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上的两件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与吉林榆树等地出土的鎏金天马纹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以上金属工艺品，充满草原生活的情趣，展示了匈奴族的卓越艺术才能。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贮贝器上表现祭祀场面的群雕，刻画骑猎、俘获、双人盘舞、二虎排豕、单虎搏鹿等透雕铜扣饰，情节惊险生动，再现了西汉寸代滇族的生活面貌。

边境各族古代艺术匠师的上述优秀创造，为秦汉美术增添了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