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学论文
《中国叙事学》中的文学研究思路
汉师0901 赵健坤 1502090127
叙事学是60年代始于西方的前沿学科,旨在打破小说、神话、戏剧、历史、新闻纪事、电影等具体文体的界限,将其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方式,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中国叙事学》是杨义先生结合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历程,第一次建立了具有中国特征的、因而与西方体系可以对峙互补的叙事学评价体系、论证体系和学理体系。
在读《中国叙事学》的时候总是会在读到后面的某些篇章段落时忽觉与作者在前面所讲理论所相应而翻到前面,前后对比着再细细地领略一番。有时又会觉得自己逐渐被作者带入了对某一问题的思考圈子中去,等到自己走出圈子而有所获得的时候便也不禁对杨义先生学识的博大精深发出由衷的赞叹。当然,作为一个中文专业的学生,每读一部著作甚至一篇文章,自己都会喜欢学术病一般地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思考自己所读的东西让自己有什么新的收获。《中国叙事学》是我读的第一部学术性的著作,惭愧的是这是在老师的要求和推荐下读的,虽则如此,我在读的时候却很认真,杨义先生把叙事学的一些基本命题还原为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用丰富的原始资料,对中国和西方的叙事经验、叙事理论进行参照和比较,以感悟力穿透丰富的历史文学文献资料,深入浅出地把中国叙事学的内容和特点一一道出,作者的语言简单而且略带风趣,读来不觉枯燥,一些在初读时觉得难懂的篇章在之后读完全书时便也豁然开朗一般地明白了。
《中国叙事学》让我从中收获了很多很多,这里主要记一下杨义先生在对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即还原——参照——贯通——融合。个人觉得整理前人著作中的精华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是很重要的,在成为巨人之前要让自己学会如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还原。
杨义处理中国的叙事文献与西方的叙事理论的原则可以概括为“还原、参照、贯通、融合”,其中还原是最重要的逻辑起点。杨义对那些只是认真翻译外国叙事学著作,对中国叙事学传统不加深究而大写理论批评或文学史论著作的文学研究方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他看来,开通文学研究风气是非常必要的,但更需要研究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研究其本质特征,作为中国数千年非常辉煌而独特的叙事遗产的继承者,我们不应该满足与给西方的叙事理论提供一点例证,而应该走着一条哪怕是艰难的道路,也要境界独辟,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体系。如果不能这样,个人觉得,研究出来的一些文学成果最终不过都将会成为过眼烟云,不能为文学领域的画锦增添多少光彩。
还原就需要深溯到中国叙事文化的源头,由现代文学进入古典文学领域,探索中国叙事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及其深层结构和形式特征。杨义认为合理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对本民族数千年间尽可能丰富的叙事文学资料和典籍进行直接的感悟,并在以感悟所得进入更深层次的理性思维的时候,参照外来的理论加以辨证启发自己创造性的思维。杨义认为“还原”是一项刨根究底、实事求是的工作,有效的途径大体有三:一是深刻地把握《易经》、道德经》一类儒家经典和先秦诸子的深层文化内涵,以期洞察古老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二是广泛掌握从甲骨文、金文、先秦经籍以来的丰富的历史文献,对后来的一些现象和观念进行
探源溯流的梳理。三是从语源学、或语义学入手,揭开中国文字以象形为最初的出发点而渐次具有的含义。当然这三种途径并非互相孤立的,倘能把经典、文献和语义三者结合求解,则可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我举一个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运用“还原”这一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心目中的“叙事”进行溯本求源的例子。
作者在探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何为叙事的时候,是从文字上开始寻找源头:“‘序’的原义,本来指空间,序字从‘广’,《说文解字》解释:‘广,因厂(山石之崖岩)为屋也。因此序也就指隔开正堂东西夹室的墙了,这就是《大戴礼·王言》所述:‘曾子惧,退负序而立。’清人孔广森补注:‘序,东西墙也。堂上之墙曰序,堂下之墙曰壁,室中之墙曰墉。’墙是用来隔开空间,或者说是用来分割空间单元位置和次序的,而由‘序’变成‘叙’的过程中,空间的分割转换为时间的分割和顺序安排了。此外,序又可以与‘绪’同音假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周颂》:继序思不忘。传曰:序,绪也。此谓序为绪之假借字。’绪字的意思,指抽丝者得到头绪可以牵引,后来引申为凡事情都有头绪可以接续和抽引”。
这是从字义上对叙事的源头进行的阐释,然后杨义又列举了一些书文传记对中国古代的叙事发展进行了证明,如“我所经目的宋版《文章正宗》为二十二卷,辞命占三卷,议论占十二卷,叙事占六卷,诗赋占一卷。叙事类,有从《左传》录出而变编年体为纪事本末者,有从《史记》、《汉书》的本纪截出一个完整的事件片段者,也有《史记》中记人为主的传,以及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人物传、记事碑、墓志铭、山水游记、记述性序和后叙,总之包罗了记事和记人的历史,以及记人、记事、记游的各体散文,把‘叙事’看作跨越许多文体的文章门类。卷首的《纲目》中还专门对‘叙事’门类作了解释”。然后又对叙事文字的发展进行了例证:(一)简短的叙事文字就见于商代卜辞。比如《卜辞通纂》第三七五片:“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这就是中国叙事文字的开端,简短,朴素,探究着人与冥冥间的非因果、超因果关系。(二)最早的叙事文字是简练实用的,但隐藏着思维方向却是多元散漫的、隐晦神秘的。这些简短文字的多元状态,一者散见于占卜吉凶的描述。《易经》“睽”卦之上九爻辞:“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二者以神话片段的形式散见于《山海经》和诸子书。《海外北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三者是商周的钟鼎彝器铭文,从短至只有几个字,到长达如《毛公鼎铭》490余字,多记颂功祝福、赏赐册封、征伐祭祀一类事件。
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杨义一直在力求在各个方面从中国古代文学中找出关于叙事起源和叙事文学发展的例证,研究中国叙事学,必须还原于中国自身的文化发展历程。
二、参照。
20世纪的叙事学诞生于法国。叙事学(法文中的“叙述学”)是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叙事)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构成的。到80年代中期,叙事学理论开始逐渐被传入中国。因此,研究叙事学,必然要参照世界人类的现代智慧,参照起步较早的西方现代叙事理论的信进展。杨义先生自己在研究中国叙事学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思维得到更广阔的启发和参照,在1992前去
英国牛津进行访学。在访学的旅程中,杨义在牛津、剑桥、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进行旅行讲学,讲述中国神话的阐释体系,讲述中国文学与历史,讲述中国文学与历史,讲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关系。通过这些讲学和课堂讨论,从若干宏观的角度清理了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它的叙事体系的把握,并且摸索与西方文学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方式。同时,杨义先生在牛津和剑桥的图书馆阅读一些法国、英国和美国作家的叙事学的著作,为作者提供了另一片视野相互参照、质疑、汲取、激活了思绪,丰富思维层面。
同时,把“参照”这一思想真正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杨义所说,“参照应该伴随我们思维的全过程,但不能代替我们的思维过程。参照是创造的催化剂,但不是创造本身”。在阅读《中国叙事学时,我们可以发现,杨义先生所强调的“参照”并不只是浅尝辄止地把中西文化拿来做比较,找出两者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而是在参照西方信息的时候应该找到问题的关键点,以我们中国文化的视角和西方文化的视角进行交流和质询,考察中西异同,并思考产生异同的原因之所在。杨义在书中提出一个理论叫“对行原理”:“彼此相待谓之‘对’,有此无彼、或此高彼低,均够不成‘对’,因此‘对’之义在于注重交往中的主体性。举步来往谓之‘行’,固步自封或闭关锁国,均够不成‘行’的过程而只是‘对立’,因此‘行’之义在于强调文化交往中的开放性”。“对行原理”是良性原理,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中反对沙文主义和封闭政策,而追求文化的主体性和开放性的结合。
我觉得对行原理在“参照”这一研究方法中运用的很适当,这种将两种文化相对视和交流进而找出问题的关键点以及异同原因之所在的研究方式能使学术视野得到很大的拓展,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杨义将这种“参照”式的研究方法类比成禅宗临济派之所谓的“四宾主”:主看宾,宾看主,主看主,宾看宾。以平等的态度去辨析异同,既肯定中国特色,又对之进行现代化解释和转化。
我也举一个杨义在对中国叙事学研究中运用“参照”这一研究方法的例子。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时间篇第二”中的第二节,讲到“时间表述形态和文化密码”。其中提到西方主要语言是按照“日—月—年”的顺序表达时间,而中国语言则是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表达,人们大都对此习以为常,且不加深究,只是觉得这只是习惯而已。其实,这种差异背后隐藏着的是东西方文化间各自的文化密码。杨义在书中为我们叙述了他对这种文化密码的解读。他认为两者在时间表达顺序上的差异是因为中西方文化间存在着对时间进行整体性和分析性把握的不同信息。那么,这种现象是如何形成的?这就需要返回中国人时间认知的原点。杨义为我们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殷墟卜辞是以甲子记日的,先记日,在记月,年则没有明确记录。“年”字是有的,上为“禾”,下为“人”,表示一年收成的意思。到了西周钟鼎铭文,月逐渐移到日的前面,年原来称为“祀”,置于铭文之末,其后逐渐改为“年”,置于月、日之前,渐成定制。此外,月在年后也是因为月比较容易确定,月象变化一周也就是月亮绕地球一周,以此定位一个月就可以了,而年的确定首先要确定夏至点和冬至点,如果以月象的十二次变化记做一个周期的话若干年后就会发生季节的错乱。再者,中国人的这种总体先于部分的时间标示顺序体现了对时间整体性的重视,以时间整体性呼应天地之道,并以天地之道赋予部分以意义。
对于研究像叙事学这种西方先于中国出现的文学理论,“参照”这一方法是
很重要而且很有必要的,但“参照”不是模仿,而是通过参照交流与质询更好地发现我们本身的叙事文化,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
三、贯通与融合。
中国叙事学存在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到了20世纪又经历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时期,因此杨义认为中国叙事学的建立在“还原”和“参照”的操作程序之后,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贯通”:“既要贯通各种文体,又要贯通古代和现代。欲以现代意识阐释和转化古代智慧,没有贯通性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是难以胜任的。贯通的题内之义,是现代与古代的对话,以求在现代意识基础上的融合与开创”。
中国古代文学中已有时空错乱的叙事谋略的文学内容,钱钟书的《管锥编》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一类作品,杨义在其著作中引入了一段《管锥编》中有关小说戏剧的内容作为例证,然后解释了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时空错乱的叙事谋略的历史缘由。同时,杨义选取了在新文化运动这个中国文化转型时期中的典型作家鲁迅为例,阐释了他的贯通与融合的学术观点。杨义举了鲁迅的《采薇》在嘲讽伯夷、叔齐之余还要捎带上那个要“买路钱”的“华山大王小穷奇”,以及“上山去开了几句玩笑”的“阿金姐”。《出关》在嘲讽老子之余,也涉笔成趣地点染几句那位“签字手”。杨义认为这些文学叙事在叙述历史故事的同时糅合了相当数量来自现实生活的角色和细节,从而造成了古今两个情节层面的相互干涉,造成了一种间离效果,把辛辣的讽刺蕴含在诙谐的变形画面之中,“像鲁迅这样执着的现实批判精神,超越古典文学游戏笔墨的思想深度,自然与五四时代受外来思潮的影响而形成的‘为人生’的文学态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白描笔墨和断面式的情节安排,当然也是中西文学融合的结果”。贯通是为了将我们自身的古典文学更好地运用到新时代的文学中去,在现代意识与古代智慧相碰撞,找到结合点,以古代文学中的营养成分更好地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和开创。而融合则是要求我们以“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态度去容纳西方新的文学思想,为我们自身的文学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中国叙事学》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宛如矗立在我面前的一座巍峨的山峰,我一步一步认真地沿着它的方向前行,从中有所领悟和学习便已是此行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