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有必要重新评价的人物

──戊戌变法人物评述（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十三。北京城南，菜市口。

很久没有大刑了。许多人只知道菜市口是皇上杀人的地方，但没有见过砍头的实际场面。只有老人还记得37年前那次大刑，杀肃顺！京城朝野谁不知道这个权倾一时的“肃六”！？看热闹的人只听说他被“鬼子六”恭亲王奕訢设计问斩，不知在奕訢后还有一个叶赫那拉氏，更不明白这场宫廷政变会预示导致大清国最后一次复兴的洋务运动的开始。

今天，朝廷要在这里一下杀六个大臣。这六个人是谁？恐怕说出名字，看热闹的老百姓也不知道。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这六个背景和经历各不相同的人在这一天同时殉难，被誉为“六君子”载入史册，令后人称颂不已。但那时他们太年轻了，官位不高，在职暂短，连姓名还来不及让看他们掉脑袋的老百姓知道呢。就此结束的戊戌变法是怎么回事？更不明白了。

急于借助西方的政治体制改革自强以跻身于世界大国之林的心态之烈，莫过于戊戌变法；在历次维新改革之中失败之快，付出代价之巨，也莫过戊戌变法。因为戊戌变法的诉求是进行体制性改革，又有人头落地的惨烈结局，戊戌变法的许多失误和谎言被不断被继续肯定。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之际，探讨一下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观原因也许比继续进行空泛的赞颂更有意义。

操作过激，敌友判断不当是戊戌变法当事者的最大失误。这种“左”的情绪和做法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国势日颓──不止，亡国威胁──甚上，政治腐败──愈烈，是1840年以来困扰中国知识界、军政官吏和统治者的最大痛苦。如何自强？众说纷纭。最成功的实践莫过洋务运动。

李鸿章1874年（同治十三年）在筹议海防折中痛切坦言：

“……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一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亟。常存然不自足之怀，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积诚致行，尤需岁月迟久，乃能有济……”（《海军第一折》）。这位朝廷重臣冷静分析敌我之短长后，除提倡实业之外，突出强调了变法和造就人才，使用人才的重要。这份奏折可以看作是洋务运动已成功开展十三年的阶段性总结。

这一年李鸿章51岁、慈禧39岁、康有为16岁。4岁的爱新觉罗·载只是七王爷奕譞的长子，皇帝的华盖尚没有罩在他小小的头顶上，绝不会想到24年后以光绪帝的权威发动戊戌变法。

洋务运动始于辛酉政变，其组织者为奕訢所代表的满汉军机和内阁大臣，重要的参与者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督抚和盛宣怀、赫德等。这些人的支持者是慈禧太后。

除组建陆海新军和沿海城市工业建设的成绩之外，经过半个世纪不间断地努力，洋务运动在思想、科学、政治拓展和新式知识分子的培养方面也成绩斐然：

办新式学堂：1862年（同治元年，即慈禧垂帘听政第一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同文馆，招学生10名，学习英文；后陆续增设法文、俄文、德文、东文，“开设的课程由最初的外语和汉文经学两门，又增开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地理、天文格致等。这是近代第一所培养洋务知识分子的综合性学校……到1894年，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共设立26所洋务学堂（《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徐绍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由外国人执教学习现代科学，培养八旗子弟和年轻官吏的方针在朝内外遇到很大阻力，唇枪舌剑，辩论激烈。最后是慈禧力排众议，拍板决定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教育大辩论》唐益年）。

派留学生：根据曾国藩的建议，慈禧批准，1872年（同治十一年）始每年选派30名幼童官费到英法美等国留学，坚持了四年。以后出国留学之风气大开，洋务派督抚各自选派青年出洋学军事和各种科学技术，形成中国最早的新式军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群。

著述和翻译书籍：曾任过军机大臣的沈桂芬所著《校庐抗议》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正月）已被进呈给慈禧和光绪。9年后，光绪下令“印刷一千部，日送交军机处，毋稍延迟”（《翁同日记》）为变法参考。“三十年间，同文馆师生译著近200部，江南制造总局二十余年间译书达163种，另附刊32种。影响很大的《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出了108期。西方近代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古地质学知识就是在这时通过他们的译著传播的中国来的。西方近代的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也被他们翻译后介绍到中国来”（《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徐绍清）。

引进外资：虽然一般官吏曾认为外商在中国设厂是“利权外溢”，但到甲午战争之际，中国已有包括德国拜耳公司、美国方其昌洋行、英国丽如银行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大公司在内的100家外资企业（《引进外资宏观篇》李岩）。“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华商购买外国公司股票之风日盛一日……到七十年代后华商购买洋股的活动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合资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名词那时即已出现（《中国近代公司史：史学领域的一块处女地》李玉、熊秋良）。

改组政府：1861年（咸丰十年）组建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总署”）。其权力以后不断扩充，主管外交政策、涉外法律、委派涉外官吏、皇室外交接待和礼宾、海关事物、武器采办、邮政、铁路、矿物……成为事实上的政府内阁。

有趣的是，西方政治体系对满清帝国也不再陌生，更非洪水猛兽，甚至在中国的国土上试行过：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仍希望用台湾自主的形式拖延日军登陆和占领，以期列强介入转圜，收回台湾。为避免日本以中国不守约为借口继续战争，清政府和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督抚一边鼓励在台湾驻节的福建台湾巡抚唐景崧以民意、自治为名率领刘永福的军队和台湾义民坚持抗日战争，一边调集钱款，搜集和购买武器，暗中运往台湾。清朝大员唐景崧组织的自治体并非王国，而是共和国，唐景凇任总统。这个台湾共和国不但有政府，还有议院。抵抗失败后唐景凇回到内地，没有人弹劾他，借其违反祖宗之法或是革命党治他的罪。可见当时中国上上下下都不认为共和国和议会制是什么稀罕玩意。与34年前咸丰皇帝虽然战败但仍然斤斤计较西使递交国书下不下跪的愚昧相比，确实进步了。

洋务运动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朝末期统治者最成功的实践。中国所有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因素都已经在洋务运动中孕育并取得初步效果。可惜这时国外各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急速发展期，国内官僚体系的腐败和崩溃也同样迅速，代表新兴力量的政党蓬勃兴起，清帝国的改革和维新已经失去了稳定的前提。“有心除弊，无力回天”是谭嗣同的感慨，又何尝不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奕訢、光绪和慈禧的哀叹？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已持续30年的“同光中兴”结束。由于这次战胜大清帝国的是原来与中国同样受西方列强欺辱的“蕞尔小国”日本；由于清帝国惨淡经营的北洋舰队毁于一旦，传统的陆军无论八旗、绿营还是淮军、湘军都不堪一击；由于日本兵占领了东北的祖宗陵寝，逼近京城，几乎迫使慈禧和皇帝再次“西狩”……给已经亲政的光绪帝，满朝文武和知识界的刺激显然比过去更强烈。发奋图强的人与昏昏噩噩的人对失败的感受是不同的。

洋务运动的主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担负主要指挥责任，不得不承担战败的罪责；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北洋水师又全军覆没。赔款割地的耻辱使得上上下下群情激愤，激进情绪飞扬，否定洋务运动成为时髦。

但我认为甲午之际中国的进步和衰败是同步的，洋务运动带来复兴的希望，失败在吏治落后，腐败积重难反。先进的北洋舰队及其军官团是腐朽官僚体系的殉葬品。光绪正是吸取了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要从根本上改革吏治和官僚体系。这是光绪的英明之处。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同一还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慈禧、载恬、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宋伯鲁、徐致清、杨锐、刘光第、林旭等戊戌变法中坚人物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不懂外文，没有西学经历，尤其那些年轻人甚至没有参与过“洋务”。他们学习泰西（“师夷”的好听说法）的要求直接来自战败的切身体会、洋务经验和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因此，他们思想形成的根据和过程与洋务运动的先行者们没有什么不同。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洋务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戊戌变法的支持者是慈禧，主持人是光绪，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和官僚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目的是自强，方法是“师夷”。这些特征与洋务运动一致。

戊戌之前，变法已成为街谈巷议的主题，王公大臣入强学会已成时髦，趋之若骛。光绪开始变法没有遇到重大和有组织的抵制。与步履艰难的洋务运动初期相比，改革派的地位和处境大不相同。这也是洋务运动30余年带来的积极后果。

可以肯定地说，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创造了可能性和基本条件。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基础，戊戌变法却以人头落地结局？

一是对慈禧太后判断错误。慈禧及其所代表官僚体系的是变法的支持者和同盟者，争取她的支持或保持超然立场是变法胜负的关键。以慈禧为假象敌，甚至计划用兵变和暗杀手段除掉她，是导致变法骤然失败的直接原因；

二是情绪极端，方法激烈。忽视变法必须依靠的官僚体系对变法的接受和适应过程，甚至采取“打击一大片”的措施；再加上没有章法，不分轻重缓急的各种指令纷纷下达，使得满朝上下人人自危，京城内外行政瘫痪。激进情绪与迷信皇权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光绪成为“孤家寡人”，变法走入死胡同。

这两点失误的主要责任者是康有为和他的门生。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参与变法其实并没有摆脱中国旧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治学经世”的路，他们与光绪的关系也没有摆脱忠臣和明君的套数。但康有为没认清：挟天子并不等于就能令诸侯。除权力之外，变法还需要有正确的原则、策略和方法。

清朝熬到这时候真是腐败、虚弱到“连内囊都翻过来了”，猛药一下，非出事不可。变法应该审时度势，循序渐进，利用现有的官僚体制来改造官僚体制，利用现有的资源来扩大资源。康广仁对其胞兄康有为都有“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的批评（《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陈寅恪先生在写到陈宝箴、陈三立时也说“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所在”“与康梁并非一党，……实与冯桂芬、郭嵩涛、曾国藩同属一源流”（《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大多数维新派人士视变法为洋务运动的继续，不同意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和做法。

朝中占绝对优势的洋务运动派和新兴的维新派是天然的同盟者，如果牢牢地掌握好这个原则，变法成功就有了可靠的基础。

任何变法都有阻力，这本是规律，何况是如此激烈的大变革。但康有为等人以为有皇帝的支持就可以为所欲为，居然对变法必然产生反弹没有精神准备和清醒的认识，当然更没有相应的策略。受失败情绪，政治压力和谣言的驱使，他们将洋务运动派的领袖慈禧太后视作敌人，贸然采取策反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的盲动政策和刺杀慈禧的恐怖手段，终于导致袁世凯出卖，慈禧反目，杀六君子，软禁光绪。波澜壮阔的政治变革突然以血腥的结尾收场。

除对局势和各派政治力量缺乏客观、科学的了解和分析，手段激烈之外，康有为心术操履欠佳和个人野心的破坏作用也是导致变法失败的因素。

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目前历史学家仍有存疑）和几次单独上书（也有历史学家存疑），有忧国忧民，积极建言的一面，但也有强烈的通天求达之心。变法前夕，抛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借古喻今，抬高自己，野心昭然，令朝中重臣包括翁同 、张之洞、刘坤一等支持变法的重臣产生疑惑。就连他的亲信弟子梁启超也明确表示反对：“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清代学术概论》）。入朝不久康有为就因弄权打击维新伙伴汪康年致使“新党之人心解体”而被人讥评，“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戊戌变法》）。

由于不被信任，康有为在变法期间仅仅被封了个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职位之低，梁启超当时都讥为“可笑之至”（《与穗卿仁者书》）。后被派去上海办《时务报》，并几次被催促离京，更可见其并没有被光绪重用，对变法的推动作用并不象他后来吹嘘的那么大。其自编的《戊戌奏稿》经黄彰健缜密考证，认为是事后补作，不实（《戊戌变法史研究》黄彰健）。他逃亡后一再自我吹嘘，外国报刊又不了解中国情况，康有为的官职和对变法的影响被一再夸大。康有为“在政变前多方活动都渴求不到的主导地位，此时在外人对中国朝政的朦胧的认识中得到了肯定，成为他流亡中的政治本钱”，“康的政治生涯在政变后才真正找到出路”（《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邝兆江）。

至于康有为逃亡后鼓吹和寻求外国出兵干涉（《光绪传》孙孝恩、丁琪；《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邝兆江），不但显示出他的极端的宗派倾向，也违背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爱国自强宗旨。

戊戌变法是否因康有为出卖变法同志而失败？高阳先生认为确有其事（《康有为“十疑”诗注》高阳）。因论据复杂，这里不再赘述。

戊戌变法的积极意义是肯定的。但它不是对洋务运动的否定，而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更积极的形式。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不完全是反动势力的镇压，更多是变法者急于求成、情绪激进、宗派倾向所导致。如果我们只看变法目的的正确，看不到参与者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就会失去历史的真相，继续贻害后人。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等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为追求国家现代化而献身的英烈。可是，这血留得不值。

但愿中国今后只有变法。

但愿中国再没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我自横刀向天笑”。

那天是阳历9月28日，至今整整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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