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幅画和道听途说的故事

　　从那天开始，我不想说话。 　　下班。收拾好东西，堵车。五六万人的小县城每时每刻好像都在堵车。站在东门吊桥上，看到车从武装部、实验校、政府大门一直堵下去，整个街上满满地都是人和车。往西门走。卖高粱面鱼鱼、大黄杏、炸鸡、烤鸭、冷饮、蔬菜、牛肉、豆腐干等的占满了路牙子。几处盖房施工的把沙子、白灰、石头也堆放在马路上。放学的、下班的、接孩子的都挤在路上，到处是铃声、喇叭声和人们的咒骂声。汽车趴在路上，一辆顶着一辆，像一大群肥胖的猪。骑自行车的觅见空隙就扎进去，楔子一样。步行的见缝插针。上行和下行的挤在一起，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过了炭市街路口，人流和车辆少了些，一辆宝马车被前边一辆毛驴车堵着，司机使劲摁喇叭，毛驴逛街似的东张西望慢腾腾的，赶车的老汉小心地躲着身边随时过来的人和车，不时爱惜地看看毛驴。司机按捺不住，下车蹬在驴车后边用劲一发，毛驴受惊了，车上的西葫芦、豆角、小白菜滚了一地。赶车的老头又生气又害怕，忙着收拾掉了的东西。司机叉着腰骂：“大中午的，慢腾腾的，讨吃也赶不上个热门子。”老汉挽住驴缰绳低下头，毛驴把头和他贴在一起，司机越骂越生气，好多人围过来看。在校场口买了两元钱的面条。猪肉又涨价了。昨天晚上看到国家领导人在西安搞调研，说让百姓都能吃得起猪肉。西安的价钱，一斤九元，县城已经涨到十三元。又买了干黄酱、豆腐干。 　　马兰在玩碰碰球。她不写诗了。她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能打几万分。我不喜欢玩这个，觉得这是个低智力游戏，小孩都会。她跟着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我觉得她委屈，但我希望她能把时间用在别处，上网、聊天，或玩个高级点的游戏。但她就喜欢玩这个。她看见我，说：“玩完这一局就不玩了。”我笑笑，啥也没有说。但心里有些内疚，我知道我这样做对不起马兰。我决定不再说话的时候，还有点担心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但还不到一小时，我就相信自己这辈子也不愿意说话了。 　　我去厨房做炸酱面。马兰说我像面条一样。面条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大多数山西人也爱吃，马兰也爱吃。她把我的性格和面条比，大概我太温和了。很多次，马兰问我能不能做个彻底的男人，我总是埋着头认真想半天，说：“不能。”马兰跺跺脚，鼻子哼一声。我喜欢她这个样子，她的小脚丫像精致的白玉兰花瓣，脚一跺，花就灿烂地盛开。 　　肉还没有剁好，马兰过来了。 　　“你怎么不说话？” 　　我摊开两手，手上都是油。我想我的决定对马兰可能是一场灾难，她连点准备也没有，她做梦也想不到我不想说话了。我加快剁肉的速度。我喜欢两个人把头埋在热气腾腾的碗上扑哧扑哧吃面的那种温暖。 　　“你说话呀！” 　　我摇摇头。 　　“难道你一辈子都不说了？” 　　马兰的聪慧总是让我佩服。 　　“我不相信你能做到，你到今天晚上还不说话，我就服气你。” 　　我笑笑，又剁肉。面做好后，给马兰盛上。 　　“你不说话，是不是单位上有不开心的事？” 　　我躲开她的目光低下头吃面。 　　整个中午，马兰不停地逗我，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单位上，我成了一个沉默的人。我做好应该做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很少。单位太多的是闲暇时间，我呆在办公室，记忆像倒流的沙漏，好多往事点点滴滴从心头浮起，在心中把好多事情默默地重做一遍，竟然觉得以前有些事情重复了好几次，每次自己都是一样的做法。想以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大概还是这样去做。有时候同事们进我的办公室，国家大事，善恶是非，天文地理，到邻家小妹，壮怀激烈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总是默默地听着，开始自己心里还有些不同的想法，但我什么也不说。听不下去的时候，走出去，看看墙壁上的水渍、空中的云朵、地上的尘沙，它们像壁画一样美丽，拙朴自然，巧夺天工。我惊诧自己以前的无知和浅薄，什么都知道。单位有同事问过我： 　　“你怎么这几天不说话？” 　　我指指喉咙。 　　马兰开始一直逗我，后来生气。她觉得我不可能坚持太久，她尤其不相信我在单位能坚持不说话。 　　她说：“我现在支持你不说话，我给你记着，看你能坚持多久。你要是能创造吉尼斯世界记录，说明我还没有看错人。” 　　每天晚上我回去，马兰问：“今天有没有说话？”我摇摇头。马兰就在墙壁上画一杠。自从我不说话，马兰利用家中的一切机会引诱或激怒我说话。她在墙壁上画满了古怪图案，像佛教传说中训导世人的那些东西。一进门对面的墙壁上已经画了十五杠了。马兰说：“我要让来咱们家的人一进门就看看，我居然找了个哑巴。” 　　马兰更喜欢玩碰碰球了，她玩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鼠标如魔术棒一样指挥着那些各种颜色的彩球，横着、竖着、斜着连成一线，那些同样颜色的球连成五颗后就消失了，像文艺晚会结束后的谢幕。 　　人们都在议论今年的天气热，进入夏天一直没有下雨，地旱得起了泡。每天上班路上，都能看见一个衣服穿得很臃肿的人，鼓鼓囊囊地好像还是棉衣。油黑发亮。腰间系着一跟绳子。戴着一顶同样油黑发亮的棉帽。脸上积满污垢，只有眼睛那儿有块白，不时动一下，像活人的脸。他住在一个很破旧矮小的土屋里。在那条街上，到处都在施工，到处都是新盖起的小楼，他的屋子夹在中间，显得分外突出，像一套漂亮的新衣服上打了补丁。他总是一个人在摆弄废品。他干活的时候一丝不苟，那些纸箱被拆开、压扁，整整齐齐捆在一起。酒瓶和塑料瓶按类分开，也是整整齐齐码在一起。他干活的时候，棉帽总是戴在头上，好像生活在冬天。 　　城里的水位一直下降，地势高的地方水送不上去。我们单位以前也不算最低，但周围的房子一直往上长，他们拆了旧的盖新的，地基一律往高筑，我们便成了低的。在这干旱的日子里，却总是有水。一天下午，我午休后去上班。到单位后，居然一个人也没有，我怀疑看错时间了，再看表，没有错，但单位就是一个人也没有。走出空荡荡的楼里，院子里到处是太阳。一只小鸟，白色的小鸟，站在水龙头下，脖子仰着，水龙头没有拧紧，很缓慢很缓慢地往下滴水，一滴，它就张开嘴。有几次没有接住，水滴在地上马上不见了。小鸟看见我，蹦了一下。我没有动。它看看我，又蹦一下，恢复站到刚才的位置，仰起脖子。一滴一滴，它接住了，连住几次接住了。很久连麻雀都见不到了，今天居然见到这么一只白色的小精灵。一下午，我就站在院子里。它飞走之后，我还站着。 　　回家后，我有了说话的冲动，想把白天看到的事情告诉马兰。马兰又在玩碰碰球，那些杂乱无章的各色彩球在她的指挥下，同样颜色的神奇地连在一起，就消失了。我又不想说了。 　　马兰又在墙上画了一杠。 　　晚上，马兰把一张纸放在我面前。要是以前，我会开玩笑说：“离婚协议？”但现在什么也没有说，拿起纸片，是一首诗―― 　　 　　陌生人，我想和你 　　进行一次秘密的交谈 　　就在今晚 　　让黑夜隐去姓名和脸孔 　　 　　我把每一句话 　　变做一颗星星 　　藏在群星密布的天空 　　 　　谁是能猜出谜底的人 　　谁能够为我点一盏莲花的灯 　　 　　陌生人，尽管 　　整夜你一言未发 　　我能听见 　　你柔和的脚步声 　　穿透我的阴影 　　照亮禁止开放的花园 　　 　　我把这首诗认真看了几次，然后用电脑打出来。自从我不说话以后，回了家总是拼命干活，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一下对马兰的愧疚。那天晚上，我们俩好好做了一次。做完后，马兰还一直揪住我的耳朵，说：“你不会消失吧？”我好像回到童年，做错事，被老师揪耳朵，但这种感觉是幸福的、甜蜜的。那天，我的耳朵在马兰手中整整呆了一晚。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把马兰的诗寄给一家诗歌刊物。 　　日子和日子大同小异，我以为自己不说话会在单位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十多天了，根本没有人关心我是否说不说话，我像一个影子，一片飘动的树叶，一块无根的白云。我总是发呆，发半天呆，就拿起《弘一大师传》看看，对弘一大师的出家，我似乎有所悟，又不知头绪。我的心好像触摸到些遥远的、神秘的东西，又很模糊。

　　街上摆摊的那些人，我几乎有一半能记住他们的面孔。每天出门前，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他们的影子，他们像路标一样呆在街道的各个地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着同一件事，不知道他们烦不烦。我对自己的工作却很厌倦，主要是因为闲。不知道国家为什么拿那么多钱，养这么多和我一样没用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广播局楼下卖羊肉串的、邮局门口卖小杂货的、鼓楼下卖碗?的，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个拾废品的。 　　卖羊肉串的又瘦又小，胸脯上纹着一头很大的鹰，夏天喜欢敞开衣服，他的身体干巴巴的，肋骨一条条清晰可见，那头鹰就仿佛站在几根干巴巴的树枝上，没有一点威风的样子。他以前在东门转角那儿做夜市生意，卖砂锅、炒菜、面条等，后来被卖羊肉串的新疆人把地方占了，打了一架，争不过新疆人，就在斜对面的地方开始卖羊肉串。他卖羊肉串先在烧烤架的前面挂一头刚杀的羊，对着顾客边串边卖。以前人们都说羊肉串卖的是猪肉，在上面抹些羊油。他现在卖货真价实的羊肉串。刚开始技术不太好，吃的人不多，一头羊总是要挂几天。后来技术好了，生意竟渐渐好过新疆人，夏天一晚上能卖两三只羊。他雇了几个人给他串羊肉，一到晚上，生意格外红火。冬天搭一顶帐篷，生意也还不错。 　　卖小东西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头很大，脸皱巴巴没有一丝光泽，但服务态度特别好，一见人过来就笑。她随季节变化卖帽子、围巾、手套、拖鞋等小零碎，生意一直冷冷清清，但她对人不错，她一年大概有三百五十天呆在街上。 　　卖碗?的是个老头，面目一直没有看清。鼓楼前面接不上电，他到晚上就点一截蜡烛，怕风吹灭又用瓶子套住，瓶子大概是有孔的，要不蜡烛着不了。每天下班总看见他坐在摊子前，冬天蜡烛摇摇晃晃，他抖抖瑟瑟。夏天天还亮着，他蔫蔫地坐在那儿，像一株失去水分很久，快要倒下的向日葵。 　　一天，看见那个拾废品的贴着那座破旧房子的墙壁呆呆站着，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他总是在劳作，一停下来，给人一种不习惯的感觉。然后看见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这个人还是穿着他油渍斑斑的衣服，戴着棉帽。他一动不动，像挂在墙上的一幅老照片，和那个“拆”并排在一起，让人产生一种他也是拆的对象的感觉。 　　现在人们最爱议论的是铁。铁像生活中的盐，在任何一个公共场合，你都可以听到如下对话： 　　“这几天行情不错。” 　　“六十四以上的九百了。” 　　“你有货吗？” 　　“帮我联系一万吨。” 　　铁和矿粉好像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号，好多外地人带着大额现金来这儿买矿粉。开矿、倒矿粉比种罂粟都来钱快。在色情场所找小姐，她们和客人缠绵时，往往问的是：“能帮我联系点矿粉吗？”人们都希望把钱投入到矿上。一些有钱有势开矿早的人都成了大富翁。人们现在说一个当地人有钱，如果说他有几百万、上千万，人们都会笑你目光短浅，我们这儿的富翁都有上亿资产了。这都是在短短几年获得的，五年前，街上最好的车是普桑，整个地方财政年收入不足五千万。 　　矿老板们之间争修豪宅，买一大片土地，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大院纷纷破土动工。这些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建筑物代替了以前土地上的高粱玉米。他们有的建的是仿古建筑，雕梁画栋、回廊小桥、藻井琉璃瓦、古色古香，里面放了大量从民间收购来的古董、工艺品和从拍卖会上买到的藏品。有的建的是古代大四合院，前后几十间房，参观过的人说里面每一间房的门槛都是包金的。还有的人建了规模庞大的西式别墅，空空荡荡的房子里住了他们家几个人和一大群狼狗。后面带着一个大花园，把购买的名贵花草种下，雇了园丁来专门管理。 　　矿老板还比赛买车，给自己买、给子女买、给情人买，一辆辆豪华车从北京接回，塞到城里的大街上，把街道塞得满满的。他们到了车展中心，问： 　　“哪辆车最贵？” 　　售车小姐一见这阵势，把车价先提高百分之十。 　　“还有没有再贵的？” 　　“没有？把你们老板叫来。” 　　小姐以为她抬高价格让客人发现了，忙说：“还可以便宜点。” 　　“不用，叫你们老板来。” 　　小姐担心地叫来老板。 　　“这样的车，我买三辆。”接着又想了想，“把你们卖车的小姐也买下，买四辆。” 　　大山如得了“鬼剃头”一样，植被纷纷被炸光，废矿渣堆砌成一座座大山。山谷河床中间修起大坝，一座座尾矿坝闪着昏黄的光，像一只只老虎雄踞在山间。 　　矿难事故开始出现，一有矿难，各路记者像牛虻一样蜂拥而来，他们带着订报纸、拉赞助等各种目的，与这个小地方的各级领导和责任部门周旋，最后都能满载而归。那些事故也大多销声匿迹了。 　　械斗时有发生，村民们因为土地、道路、污染和开矿带来的系列问题和矿上发生争执时，矿老板们就组织大批人员，开着汽车，拿着统一的武器，戴着安全帽杀进村里。那些可怜的村民，地头蛇没有做成，都变成地头虫了，被打倒在地，送进医院。老板们不缺的就是钱。当地流传着各种版本的这类故事，最经典的是矿老板派人找到村里带头闹事的人，把二十万块钱放在他面前说，你就当出了矿难事故了。那人跪在地上拼命磕头，以后说话都变得结巴了。 　　马兰已习惯我不说话了，她几乎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玩碰碰球。我从来没有想到一种游戏可以玩这么好。她的大脑像和电脑程序同步，那些彩球出来后，每一个都能被她安排到恰当的位置。有时，我站在后边看到她把能组合成一块的分开着急，但几个回合过来，那些彩球居然从各种角度连在一起，然后一大片消失。她像排兵布阵一样安排这些彩球，我觉得她像一个女巫。很可惜，碰碰球没有像传奇那样有全世界的比赛，否则，马兰肯定是冠军。 　　天还在旱，山头还在一天天秃下去，矿区的井越打越深，城里隔三岔五就停水。一停了水，人们到处乱骂。谁也没有感觉到水这么重要，住楼房的马桶不能冲，饭不能做。一到有水的时候，人们拼命往太阳能、浴盆、水桶里蓄水。有的人家开始买水瓮，让这个快要退出历史舞台的粗大笨重的家伙蹲在家里，人们心里感觉踏实，但和其他家具怎么也不般配。 　　上面组织我们抗旱，怎样抗，谁也没个办法。马兰说：“金生水，你们这地方矿藏多，水也多。但现在开发太厉害了，水就少了。” 　　一天回家，马兰不在电脑前。她说，以后我再也不玩碰碰球了，太简单。我想起以前我觉得这种游戏简单，马兰现在认为简单，但这完全是两个层次的理解，我有些羞愧。 　　然后我惊奇地发现，一进门画的那些横杠不见了，上面有擦过的痕迹。马兰望着我说：“你真的准备一辈子也不说话了？”我开始认真想，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说话，除了马兰没有人在意过，我说话和不说一样。真正能说话的人不是我这样的人，是那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我点了点头，马兰也点了点头。我从来没有发现她的脖子那么白那么长。 　　缺水，整个城里臭哄哄的。几条河道早干涸，都塞满了垃圾。那些新建起的楼房很快沾满了黑色的灰尘，像不讲卫生的姑娘。那个写着“拆”的房子拆了，那个穿棉衣戴棉帽的人我再没有看到过。邮局门口卖小东西的那个女人还在，这些天卖起了拖鞋，那些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蓝色的拖鞋很便宜，十元钱三双，但好像每天看见她都是那么多。鼓楼下卖碗?的那人还是老样子，蔫巴巴的，好像一株垂死的植物。 　　省里发生了一起特大煤矿安全事故，死了好多人。上面布置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大检查。大矿的老板好多都不在，去南方和国外旅游。检查组只能下几份整改通知书。 　　矿依旧开着，好些矿老板在北京和南方买房。 　　广播局楼下卖羊肉串的生意很红火，那个人一到傍晚就站在烤肉串摊子前用扇子不停地扇穿好的肉串，羊肉掉在木炭上发出��的声音，他的汗也掉在木炭上发出��的声音，他的扇子一扇，就把衣服掀起来，露出干巴巴的胸脯上的那只鹰。他不停地扇，衣服不停地掀来掀去，那头鹰总是干巴巴地贴在胸脯上，飞不起来。

　　马兰不玩碰碰球以后，开始大量写诗。每天回家看到她不是苦思冥想，就是奋笔疾书。我们两个在家里各干各的，谁也不说话，像两个移动的影子。马兰写好后，把她的诗放我枕头边，我把它们打出来，选了其中的十首又寄给那家刊物。过了十几天，收到回信，说把她的十首诗中的七首推荐上去了，终审过了三首，将要发表。那天我们都很高兴，决定去外面吃饭庆贺一下。我拉着马兰的手从城西出发，路过鼓楼的时候，看到漫天的燕子像黑色的飞镖在空中穿梭，夕阳已经退去，火红的云块从天边涌来，像一大群娇涩的新娘。街上堵满车，好多是国外生产的越野车，像一匹匹大洋马。到处都是人，而且还有人不断涌出来，人们都被笼罩上一层红光，在深邃的天空下，显得异常渺小和繁忙，像一群群蚂蚁。 　　我们脸上都出了汗，手里也汗津津的，我觉得眼前的一切好像梦中的情景。我忽然改变主意，拉着马兰往回走，她默默地跟着我。我们从鼓楼边买了碗?，那个卖碗?的还是蔫巴巴的，我想努力看清他的模样，可是怎样也看不清，他的表情好像带着一个面罩，一副缺水的样子。我们买了煮花生、火腿肠、啤酒，登上西门的古城墙。城一下在我们面前打开，到处是高楼和施工的现场，那些破败、颓废的旧房子趴在高楼脚下，像它们的一堆堆大便。人们从楼群中走出来，涌向街上。烧烤摊和冷饮摊上坐满了人，烧烤摊的白烟袅袅婷婷升起，给城市的上空笼罩上一层诡异的色彩。 　　第二天上班路上，我留意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它们挤在楼群中，像韶华已逝的女人，仿佛喘口气就要趴下。从它们里面进出的人，衣着暗淡、表情呆滞，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和那些贴着白色瓷砖、红色大理石面板砖的楼群里出来的人完全两个样子。这些房子大多是土墙，有的墙皮已经剥落，墙皮里裹的稻草和里面青色的砖块露出来，像露着骨头茬子的伤口。 　　持续高温。在邮局对面的马路上出现两个乞丐，一男一女，都是孩子，男的年龄更小些。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来的，看到的时候女孩跪在地上，还穿着校服，前面写着一溜整齐的粉笔字，是他们的身世。男孩躺在女孩子身侧，没有手，两只胳膊像光秃秃的树桩，伸向空中。女孩前面有一个喇叭，不停地唱《爱的奉献》。这样的乞丐应该是比较职业化的，刚开始没有怎样在意。但每天都看见，看见的都是这个姿态，像一组雕塑。尤其那个男孩，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死了一样，连眼皮都不眨，嘴都不动。气温大概快四十度，石板马路摸上去都烫手，从来没有见他们吃东西喝水。我从开始鄙夷这两个孩子到同情佩服起他们，即使他们是骗子，这样坚持，我也甘心被骗。我把五十元钱递给那个女孩，她低声说，谢谢。那个男孩还是一动不动。我有些恐慌，好像自己做错了事，赶忙逃开。过了一会儿，又把两瓶水和一袋面包放他们面前。以后，每天路过这儿，我都放一瓶水。过了些日子，他们不见了，我松口气，又觉得很难过。 　　随着缺水，停电也频繁起来，供电公司说检修。每次一检修就是一整天，晚上十点多还不送电。一停电，街上的人就更多了。到了晚上，每个夜市摊前坐满了人，摊子上都点着白色的蜡烛，在风中摇摇晃晃，把吃饭喝酒的人影子一下拉长了，又一下缩短，每个人都看不清面目，像牵线的木偶。街上还是堵车，汽车开着雪亮的大灯，使劲摁着喇叭，谁也不让谁。 　　进入七月，还是没有雨。上边让防汛，人们说，防个奶奶的熊，来点雨才好。 　　快八月的时候，一天下午四点多，天突然黑了，风大得像到了冬天。电闪雷鸣，雨来了。雨像悬挂起来的河流，人们还没有怎样准备，街上已到处都是水。地上的水和天上的水都在流着。我们单位院子里马上积满了水，一些花花绿绿的拖鞋和西瓜漂了进来。很快，水漫过台阶，进了楼道。人们赶忙堵水，但不知道拿什么堵，院子里铺满了石板、水泥，抠不出一点土。我想起马兰说过，金生水。那什么生土呢？ 　　防汛指挥组的电话来了，要我们马上出发。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水里，看到整个世界汪洋一片。走到以前拾废品的那个人的小房子那儿，我庆幸它已经拆了。水哗哗流着，憋了半年的雨一下子倒了出来。闪电一个接着一个，把世界弄得惨白，又抛入黑暗，像进入地狱。泥巴和砖块垒的小房子有几个已塌在水里，周围围着些哭喊的人在水里往出抢东西。我们拉着他们往城市的高处走。那些新盖的楼防盗楼门紧闭，像一座座碉堡。我们不知道该把人往哪儿领，这个地方历史上也没有过洪灾，每年抗洪只是开几个会，发个红头文件而已，对于抗洪人们没有一点经验。根据依赖心理，只好往政府大楼走。露过吊桥的时候，洪水咆哮着几乎要扑上来，水中有一辆汽车打着滚却怎样也钻不出桥洞。多年淤下的垃圾堵住了河道。有哭喊声和呼救声从河的上游隐隐传来。好不容易到了政府大院，发电机嗡嗡响着，指挥部灯火通明。楼道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领导下了死命令，每个单位包一片住宅区，不能发生死人的事情。又有消息传来，山上的几个尾矿坝开了，人们都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又仿佛是一种意料到的结果，老虎终于下山了。我和单位上的人又走在大雨里，街上到处都是熄火的车，趴在那儿像一头头僵死的怪物，拦住路，拦住水，使本来就设施不完善的排水系统更家操蛋。街上的水位不断上涨，人们对这些车从来没有这样愤怒过。四周漆黑一片，手电昏黄的光照在水面上，像给奔腾的水流盖上一个个印章。我们都有种世界末日的感觉。这时，头顶上传来嗡嗡的声音，大家抬头，看到一闪一闪红色的小灯。有人说，私人小飞机。操！疲惫不堪中，我们接近了那片住宅区，水面上漂着衣服、床板、洗脸盆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呼救声和哭喊声。 　　“救上人，往哪儿弄呢？”有人大声问。 　　“去城墙上！” 　　一道闪电，世界又是惨白一片，接着是震耳的雷鸣。 　　我没有说话，但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去城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