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动物保护法发展3

美国动物保护运动的早期历史 (1866-1975) - 之参（资料来源： 『防止虐待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4 最初的活动 （续）在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后，动物保护组织展开了新的活动。推动马匹的福利是其中很引人注目的一项。在汽车普及之前，美国大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交通运输都依赖于马匹。无论是公共汽车，垃圾车，还是运货车，在当时都是以马做为动力。拉车的马匹数量众多，价钱也相当便宜。车夫们为了多赚钱，往往超量运载，而且不愿给马匹休息时间。城市居民经常可以看到累死的马匹被丢弃在路旁。动物保护组织把目标首先对准了最容易引起公众反应的公交车和载货马车。他们开始了多种形式的活动，包括直接干预、诉讼、公众倡导、抵制、立法。伯革先生率先出马，其它城市里的动物保护人士也走上街头，要求超载的马车卸下部份人货。虽然有一些马车行反弹，但大多数的车行都不愿意花钱打官司。而且他们也深知如果消费者开始抵制，就会让他们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卡罗琳．怀特等人就鼓励消费者在选择马车行的时候，把他们是否虐待马匹列入考虑。动物保护者到街上散发传单，指责那些眼看拉车的马儿不堪重负奄奄待毙却丝毫不以为意的乘客，以及见利忘义的车行。面对消费者抵制搭车的威胁，费城和纽约的多家大车行纷纷做出姿态，公布了更加人道的负载标准。为了取信于大众，费城最大的车行还邀请费城女士SPCA（简称WPSPCA， 是由卡罗琳．怀特领导的PSPCA分支）派出代表监督其人道政策。动物保护组织进而推动立法，希望能够把战果以法律的形式永久化。然而，这方面的努力遇到了很大阻力。各家公司极力反对，他们声称此类法律将会对车行的生意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动物保护组织积极地对虐待马儿的案件进行调查和诉讼。其中一例是1870年代，ASPCA调查纽约几十匹看似健康的马儿暴毙的事件。马儿尸体解剖发现牠们腹中居然有像是大理石的石子！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原来竟是有奸商为了提高利润而在马饲料中搀杂了加工剩余的大理石粉。ASPCA对此案的成功调查搏得了媒体的一片赞誉之声。除了和虐待马儿的车行、奸商斗法以外，动物保护组织还通过其它途径改善马儿的工作条件。费城的PSPCA及其它组织成功地说服市政府采用一项新技术修整了原来满是坑壑的马路，大大减少了马蹄受伤的机会，也让马车更加平稳安全。在动物保护组织的倡议下，很多城市里修建了马儿的饮水处。另外，动物保护者开创了动物急救车和动物医院。在1869-70年间开始在各大城市出现的动物急救车比救人的急救车还更早。就这样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动物保护者逐渐改变了一般公众对马儿的态度。街上拉车的马儿不再只是「比饲料还便宜」的苦力，而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份，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随着汽车的问世，马儿逐渐退出了城市，为马儿谋取福利的活动也渐渐降温，但美国最早的各大动物组织已经在社会上站稳了脚跟，动物保护的新概念也在各大城市里深入人心。作为肉食的牲畜也很早就受到动物保护组织的关注。当年的牲畜都是由铁路运输，而为了节约成本，铁路公司把牠们塞进拥挤的车厢里，不给予饲料或饮水。美国土地广大，因此可怜的动物们常常要忍受好几天的运载才能到底目的地 - 屠宰场。而屠宰的过程也没有任何管制。惊恐的动物们拼命挣扎，屠宰场里往往混乱不堪。动物保护组织首先把目标对准运输动物的公司，它们采取了多种途径向大众描述动物们的悲惨经历，争取大众的支持。而更有用的则是向大众解释奄奄待毙的动物使肉食的安全卫生得不到保障。1871年，美国各大动物组织联合行动，对国会施加压力，要求给予长途运输的动物一定的保护。经过两年的激烈辩论，终于通过了所谓的「二十八小时法」，要求运载动物的铁路公司必须在沿线提供饮水、饲料、以及让动物可以休息的场所；动物在运载过程中每隔二十八小时就必须可以得到饮水饲料及休息。有了这个法律作为根据，动物组织开始搜集证据对违法的铁路公司进行起诉。虽然有几个成功的例子，但对数千哩的铁路进行检查耗费成本甚巨，而且没有过多久，铁路及屠宰业就成功地游说美国国会弱化此法律。最后的版本对于提供动物饮水饲料及休息的场所应该达到如何标准没有任何具体说明，结果是业者胡乱搭个棚子了事，以至于动物们反而还要忍受风吹雨淋。这些漏洞让这项法律无法有效地对业主进行管理监督，所以大多数业主根本就不把它当一回事。对此大为失望的动物保护者开始寻找其它的办法。依利诺州人道组织（Illinois Humane Society）的约翰．朔托（John Shortall）提议美国各地的动物组织结成一个永久性的联盟来共同对付财力强大的工业界。1877年十月，美国人道联盟（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简称 AHA）召开了第一次大会。AHA最初的成员组织政策各异，然而保守派很快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保守派的主张是通过合作及「外交性的接触」和肉食业进行谈判，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AHA邀请业主代表来参加大会，为他们提供如何更加人地道运载动物的信息，给予最人道的公司奖励等等。1910年，AHA和业界共同开发了内部装设有水槽和食槽的车厢。然而，这并没有解决车厢内拥挤的问题，结果水槽和食槽里堆满了粪便，根本没有任何用处。AHA也和屠宰场合作，花费很大力气对屠宰场员工进行如何有效致晕动物的教育，并试图改良致晕动物和屠宰动物的设备。　　动物保护运动中更激进的组织批评AHA和业界的合作是对运动的背叛，这种合作「阻碍了真正的进步」（1899年，怀特主办的《爱动物者》杂志对AHA的评语）。具体的批评包括AHA接受来自业界的大笔捐款，从而无法在维护动物权益上保持一致的立场，以及AHA越来越排斥激进组织的参与。AHA的成立并没有把各个动物保护组织团结起来，反而触发了动物保护运动中保守派与激进派的分裂。这场辩论一直延伸到现在。全国性的大组织往往偏于保守，而地方性的小组织则更加激进。在这一段时期，地方组织比AHA更有作为。怀特领导的费城妇女SPCA对当地的很多家禽贩卖商进行了调查，揭露了他们把鸡儿关在肮脏拥挤的地方。麻省SPCA成功地阻止了非法的「Bob Veal」并且说服州议会授予他们监督屠宰场的权力。纽约和费城的SPCA共同揭发了当地奶牛场用垃圾喂养奶牛，一时轰动媒体，被称为「垃圾牛奶丑闻」。这些行动于AHA相比，不仅更好地改善了动物的福利，而且也普遍地受到公众的好评与支持。 　　城市里遍布的流浪猫狗也得到动物保护组织的关心。当时流浪猫狗都是由市政府派人进行扑杀，手段包括用棍棒打死或者装入铁笼浸在河里溺死等等。这些受到了大多数动物保护人士的指责，但ASPCA的伯革却不愿意干预。因为他无法确定让牠们在街头流浪是否更为人道。怀特女士则在费城开办了第一个宠物收容所，收养流浪猫狗，设法帮助走失的动物回家，并为其它的猫狗寻找愿意领养的饲主，而对找不到人领养的则给予安乐死。1870年，怀特的费城妇女SPCA成功地说服市政府让他们全权管理城市流浪猫狗的问题，并且每年提供两千五百美金的经费。费城SPCA开办流浪动物收容所的成功经验很快扩展到其它城市。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各地数十家SPCA都开办了自己的收容所，获得大众的广泛支持，连ASPCA也最终从纽约市手里接管了流浪猫狗事宜。早期的动物收容所为动物们找到领养家庭的成功例子很少，大部分的动物都不得不被处以安乐死，他们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寻找一种人道的安乐死办法。1903年，符罗拉．克比（Flora Kibbe）在法国旅行时见到了一个“无杀戮”的收容所，这家收容所拒绝给动物以安乐死，而把绝大部份经费用于寻找领养家庭。符罗拉回到纽约成立了类似的收容所。如今，美国越来愈多的收容所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虽然收容所容易得到舆论的支持和公众的捐助，但照料大批猫狗的责任也让一些动物组织无力再开展其它活动。动物保护组织早期活动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反对斗鸡斗狗之类的所谓「运动」。从一开始，ASPCA和其它组织就积极地展开对地下斗狗场所的侦绩。伯革常常带领三五个人去面对几百个醉醺醺的赌徒，要求他们停止斗狗行动；而组织斗狗的黑帮则找打手来骚扰和威胁ASPCA的人员。这种惊心动魄的斗争让媒体大感兴趣，他们添油加醋的故事让动物保护者赢得了公众的支持，而每个晚上的干预也终于让斗狗活动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有了公众的支持，动物保护组织在美国大部分州通过了禁止此类「娱乐活动」的法律。然而，反对猎狐猎兔等活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方面，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往往是有钱有势的富人，他们对于媒体和政界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支持猎狐猎兔等活动的人中间有不少持自然保护或环境保护的观点。他们称一定范围内的狩猎是一种管理自然资源的手段，可以避免某些物种过度繁殖；而动物保护者过于感情用事，只看到某一只动物的痛苦却看不到动物数量太多会造成的危害。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争议的另一焦点是动物园和马戏团。针对动物园和马戏团的活动难度更大，因为动物园和马戏团还受到一般大众的欢迎，而且客户并不会看到动物受虐待的情形。面对这样的困境，只有少数组织发动了反对动物园和马戏团的活动。其中ASPCA的伯革和巴那姆（Barnum）马戏团的对局最为戏剧化。伯革和巴那姆都是公关高手，从1867年到伯革去世，两人多次交锋，而最终以伯革的失败告终。1860年代末，伯革批评巴那姆马戏团让公众观看蟒蛇吞噬活兔或活鸽子的场景有违道德，他接着称蟒蛇并不需要吃活着的小动物为生。巴那姆抓住机会展开反击，他在纽约的媒体上公开发表了伯革的批评信和哈佛大学自然学家路易．阿革西斯（Louis Agassiz）证实蟒蛇必须吃活体动物的说明。阿革西斯是ASPCA的支持者，并且曾经多次为了伯革的诉讼案件出庭作证。虽然最后巴那姆做出让步，不再当众喂食蟒蛇，但这次事件让伯革在媒体的眼里留下了一个不懂科学的极端分子形象。1880年，马戏团展出了一个骏马跳火圈的新节目而不少观众看到像是马鬃毛和尾巴被烧焦的情形。伯革再次出拳，派人前往马戏团拘捕巴那姆。但是巴那姆早有准备，他先是宣讲了一番自己的马戏团如何人道对待动物的话，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施施地亲自走过几个火圈而毫发无损。ASPCA的调查员只好在观众的掌声中间灰头土脸地撤走。自此之后，美国动物保护者反对动物园和马戏团的运动消声匿迹了数十年。　　但动物保护者和自然保护者也有成功的合作。他们一起促成了保护美洲水牛的法案，终止了美国为了皮草而猎杀海豹，并且对陆上捕猎皮草动物的方式进行了限制。在反对皮草的活动中，卡罗琳．怀特呼吁消费者，尤其是女性消费者，进行抵制，拒买皮草。她一方面是希望充份发挥动物保护运动中很多女性会员的能量，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美国家庭中间引入动物保护的概念，培养孩子们的爱心。而且，家庭主妇原本就对购买衣物一类的事情有很大的发言权。她了解很多消费品对一般人来说都不是必需品，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广告的诱导；如果让人们把某些消费品和蓄意的残虐行为联系起来，就有可能降低广告的诱惑力。这个策略虽然很合理，反对皮草却没有能够获得预期的成功。主要原因是整个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一百年后，皮草销售在欧美才因为动物保护运动而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另一方面，利用同样的策略，反对女士羽毛帽饰的运动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除了社会风气的因素以外，反对女士羽毛帽饰由自然保护者发起，而后有动物组织加入，还赢得了很多其它组织的支持，其中包括观鸟者以及很多妇女组织。所有这些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力量，使1880年到1900年间的羽毛帽饰销售量骤减。到1920年，美国有十四个州立法禁止羽毛帽饰的销售，还有很多其它州也立法对此进行了诸多的限制。不仅如此，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爱护鸟类成为社会公认的美德，而观鸟成了很多人热爱的业余活动。羽毛帽饰从风靡一时的时尚变成了人人厌恶的残忍无良的像征。 正如在羽毛帽饰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一样，让人们了解虐待动物的真相成为反对残暴行为的最有力武器。从一开始，动物组织就意识到了人道教育在个项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而人道教育，尤其是针对儿童的宣传，很快就演变成一个独立的长期活动。动物保护领导人认为，在儿童时期教育孩子善待动物不仅可以减少他们将来虐待动物的可能，而且还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建立爱护生命和关心他人的美德。动物保护组织与学校合作，在中小学中以散发宣传品和举办讲座等等形式开展活动。麻省SPCA在乔治．安吉尔的带领下，对于人道教育尤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1889年，安吉尔成立了美国人道教育协会（American Humane Education Society，简称AHES），专门致力于散发宣传品和组织讲座。安吉尔还创办了美国第一份人道杂志Out Dumb Animals。他通过波士顿警方的合作，将第一期免费送到了二十万居民的信箱里。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各式各样的俱乐部非常流行。于是，动物保护组织也专门为青少年组织了各种「人道爱心俱乐部」。1874年，费城的怀特女士最早发起了「少年保护动物协会（Juvenil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1882年，安吉尔按照英国的模式成立了「爱心少年队（Bands of Mercy）」。爱心少年队成长迅速，到1883年，美国已经有九十三个分队，一万多名成员。而到1890年代，这个组织发展到一万多分队，进五十万成员。美国大多数动物组织都成立了自己的爱心少年分队，怀特女士也把她发起的少年保护动物协会并入了爱心少年队。1915年五月，在MSPCA的倡议下，由AHA成员组织发动了美国第一个「善待动物周（Be Kind to Animals Week）」。个地的组织举办了各式各样的集会活动，把关爱动物的讯息传达给更多的人。人道教育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一个爱护动物的理想国并未很快到来。社会在永不停息的变化着；二十世纪日新月异的新科技、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都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动物保护运动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还要面对更多的考验（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