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家仙佛终无缘_论李白性格的双重性

2003年12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Dec.2003第23卷第4期(总66期)　　JournalofXi′anJiaotongUniversity(SocialSciences)Vol.23(SumNo.66)

诗家仙佛终无缘

　　　　　———论李白性格的双重性

张　蓉,胡建琴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摘　要]　通过对现存史料考证,;认为李白与王维人格

之质的　牾不谐,以及李白自负又自卑的双重性格,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李白的思想,读解李白的诗歌。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李白;王维;唐诗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0420092205

NoeenTwoGreatestPoetsLiBaiandWangWei

-OntheDualCharacterofLiBai

ZHANGRong,HUJian2qin

(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Schoolof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710049,China)

Abstract　Bymeansofthetextualresearchofhistoricaldataavailable,wefailedtofindanyrecordofLiBai′sresponsetothepoemsandarticlesofanothergreatestpoetWangWeiandprivatecontactwiththelat2ter.Itisconsideredthattheabovehistoricaltaleseventresultsfromthehugecontradictionbetweentheper2sonalitiesofLiBaiandWangWeialongwiththedualcharacter(selfesteemandself-contempt)ofLiBai.Thecleaning-upofthecontradictorycomplexcharactertraitsisabletonotonlyunderstandLiBai′sthink2ingbutalsoappreciatehispoemsinabetterway.

Keywords　Chineseancienttales;LiBai;WangWei;poemsintheTangDynasty

　　李白一生广交朋友《李太白全集》,中提到姓名的就有400多人,郁贤皓《李白丛考》中考明与李白交游的达40多人,可谓是“交友成癖”。李白与孟浩然之交、与杜甫之交已成为文坛美谈,其赠答唱和诗篇多达300来首,数量在有唐一代几乎是无人可匹敌的,但其中却不见与王维之间的唱和。李白和王维同为我国诗坛上独步千古的大诗人,其生卒年又是非常的接近———两人同生于公元701年,王维卒于公元

761年,李白卒于公元762年。这种共同的生命历程与相似的生活环境,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在他们的诗中应该是会有所表现的。但是,遍考唐代所有诗集,找不到任何有关两人交往的迹象,也没有任何互相

[收稿日期]　2002-12-11

酬唱的诗文留传后世。同为诗坛大家,诗仙李白与诗

佛王维自始至终也未曾交往过,究竟原因何在?本文试从李白与王维的不交往这一历史史实中,探讨李白性格的双重性。

一

众所周知,盛唐是一个“举世重交游”的时代。世交、同年之交、亲友之交、师生之交、同乡之交、方外之

[1]

交,等等,人们“多务朋游,驰逐声名”,通过频繁的相互交游建立社会关系,获取声名威望,一时蔚然成风,这其中最为活跃的就是文人之交了。自隋唐以来

),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作者简介]　张　蓉(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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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实行的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文人的生存方式,把他们从依附于世家豪门,固守一隅,相对封闭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文人们由全国各地聚向京师,扩大了行踪,开阔了视野,同时也必然使得文人之间的人际交往日益扩大和频密。他们不仅将交往作为晋升官阶的手段,更是视之为寻朋交友的途径。知己之会、游宴之请、酬唱之作,留下了许多千古佳话。文人交游,成为社会各阶层竞相效仿的时尚,成为盛唐文化景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根据资料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与李白经常交往的都是同时代的诗人,如孟浩然、杜甫、孔巢父、崔宗之、贺知章、裴迪、王昌龄、岑伦、裴隐、元丹丘、贾至等。从名单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至少有以下几个共同点:首先,据两《唐书》传记载,这些人都仕途不畅,或一生隐居未仕、或官职卑微而郁郁不乐、弃官归隐,总之,于失败者一族,与李白有着。其次,而不媚世,、健全的人格,这是令李白尤为敬仰的。李白一生结交诸多文人,他最为推崇的,从而毫无疑问是孟浩然。在一般人的眼里,孟浩然是一位隐士,其实,孟浩然并非无意仕进,与盛唐其他诗人一样,怀有济时用世的强烈愿望,但他秉性孤高狷洁,抱有济时用世之志,却又不愿折腰曲从。所以,张九龄可以举荐王维,却无法举荐他。当孟浩然求仕无门,应举落第后,就高吟“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放弃仕宦走向山水,以示不同流俗的清高。“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

(赠孟浩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其人品和诗风确令李白倾折。然》

由上我们大致可知,李白与文人间的交往,是以才学和人品的相互欣赏、志趣的“情投意合”为基础的。在李白看来,自我理想的实现仅凭一己的微薄之力是不可能的,需要平交王侯,需要“臣”服于现实王权,但这一“臣”服并非“屈”服,并非丧失自我,而是以“不屈己”为前提的,是以保有“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的人格的平等性、自主性为界线的。在个人尊严、人格平等与帝王义务的两相权衡中,李白是保前者而弃后者的。正是在这一交友观的指导下,对于那些为了得到晋阶的机遇而不惜悲苦哀吟、阿谀奉承甚至伏,李白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了鄙夷与蔑视的态度,先是结交诸王以。王维传》中均有“宁王、的记载。虽然“王维之所以竭力交,

[2]

,主要出于应试的需要”,但也给他带来了广

泛的声誉,得到朝廷的眷顾,相当顺利地通过了科举考试,从而步入仕途。这是唐朝大多士子们的取仕之道,本无可厚非;然而,在诸王犯事之后“,维擢第授官后避

[2]免与诸王往来”,这种前“交”而后“距”的截然对立

的处世之态,却是当时自视甚高的士人所深恶痛绝的

。

唐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兼中书令,自此至天宝十一载,李林甫独揽朝政大权,政治日趋黑暗腐败。而在李林甫执政期间,王维大部分时间在朝为官,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下,王维呈现出何种人格状态呢?“仙郎有意怜同舍,丞相无私

(重酬断扫门。扬子解嘲徒自遣,冯唐已老复何论!”《)诗中对丞相不无阿谀奉承之意的赞颂之辞,苑郎中》

明显地流露出王维为保全自己而屈己逢迎的心态。王维在天宝元年曾做过一首《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的唱和诗“:天子幸新丰,旌旗渭水东……上宰无为化,明时太古同……王礼尊儒教,天兵小战功。谋猷归哲匠,词赋属文宗。司谏方无阙,陈诗且未工。长吟吉甫颂,朝夕仰清风。”对于这首诗,孙昌武曾做结论为“:王维早年曾倾向于比较开明、颇有政能的张九龄……但对李林甫,他又趋附谄媚[2]。”陈铁民将王维这一具奴性颂扬之态的举动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一种是‘趋附谄媚’,主动奉和;一种是当李做诗索和的时候,维因诗名甚盛,被指定或公推写和作,于是不得已写了这首

[2]

诗。”但无论是主动而为,还是被迫和作,是出于真

李白向来是以士与知己的关系来对应君臣之间的关系的。他在诗中直言不讳地表白“:怀经济之才,抗

(为宋中丞自荐表》)“巢由之节”《,虽登洛阳殿,不屈巢(送岑徵君归鸣皋山》)“由身”《,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安能摧眉以俯视巢许”《,(梦游天姥吟留别》),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设辟邪伎鼓吹“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雉子斑曲辞》,吾诚不能学二子沽名矫节以耀世兮,

(鸣皋歌,送岑徵君》),强调虽干固将弃天地而遗身”《

谒诸侯以求士晋,但不能失去布衣之士的自矜、择主而从的尊严,不能对王公大人“俯首贴耳,摇尾乞怜”,必须保节自立而不媚世,只有这样,才是人生应有之态。

诚的迷失,还是身不由己的无奈的敷衍甚或怯懦的附势,王维歌功颂德以自保、巧谄以自进的心态是确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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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蓉等:诗家仙佛终无缘———论李白性格的双重性

疑的,其忍辱以保身、屈节以求荣的形象在外人眼中也

(赠从弟是有目共睹的。“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摄于李林甫的淫威,王维是不敢明显司库员外纟求》

目里这样说过: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不会在他的文中写到骆驼,相反,只有一个假的阿拉伯人才会不停地在文中卖弄他的骆驼。这就是说,一个人越是没有的东西,就越会在外在的形式上突出地强调出来,给人造成一种视听的假象,借此以掩盖他的缺乏。同样,李白外在表现出来的极度自信以至自负的性格,恰恰掩盖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那就是极度的不自信。

李白的自卑,首先源于他被拒于科举大门之外的遭遇。实际上,李白自幼是打算走传统的读书科举之道的,其父李客为他安排的应该是以诗赋取仕的人生道路。“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使得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作赋凌相如”。我,。而且,,这在有唐。对于身为富商却无地位的李,获得功名势必成为他努力的方向。而唐代最能显示“功名”的形式就是以进士的身份荣登仕途了。从当时取进士的三种途径———科举、门荫、流外入流看来,李客想必也会让李白走科举之途的。少年时期三拟《文选》的努力,更是说明了李白曾积极地为应进士试做过准备。但是,现实政治规定的束缚,却成为李白科举之途无法逾越的障碍。

首先,唐代将人分为四等:士、农、工、商,商贾之人的政治地位最低,法制明令“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这一规定将工商市井子弟全部摒于科举仕途之外。对于其祖父辈都是商人,自己身为富商子弟的李白而言,他是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的。我们一直说李白不走科举之路,是因为他的天才放纵的性格,

地表现出自己的反抗的,为了保住官位,王维只好违心地与统治者敷衍往来,酬唱应答,苟且延命。及至后来杨国忠执掌朝政大权,王维那些奉和应制之作里充斥于字里行间的歌功颂德之意,及安史之乱陷贼后的被迫接受伪职均可看出,在面对外界生活与政治的巨大压力时,王维虽然不愿同流合污,但自小性格的软弱,加之不愿过清贫生活的心态,使他缺少了斗争的勇气,最终与统治者敷衍妥协,而继续在朝担任官职。后来王维自己也曾反省到:“……偷禄苟活,诚罪人也。

(与魏居士书》)这种屈己劳碌逢迎以……德在人下。”《求自保的、具卑微与奴性特征的人格,与李白“不屈己,不干人”的处世准则和宁肯弃权贵,理想是格格不入的。

“达亦不足贵,),,即不汲汲有怀》

于富贵、《赠崔司户文昆季》中对自己“不自谋”即没有伏俯求官的强调,以及“平生

(任华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的赞誉,均可看出李白对高洁人格的注《杂言寄李白》

重。而正是这种对自我人格的极度自负以及对高洁人格的标举、张扬心理,使得李白在面对与自己人格之“道”南辕北辙的王维时,表现出熟视无睹、不相为谋的姿态,并最终在未与之接触之前便因闻其“名”而分道扬镳。

二

学术界普遍的看法认为,李白一生恃才放狂,豪放不羁,是极度自负的。诚然,李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的确是这样一种形象;但外在显性的特征就是其本质特征的真实反映吗?鲁迅在《说“面子”》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

[3]

即失了面子……”可见,每个人都有一种“面子”感,

不屑于传统的穷经———科举———仕宦———升迁的人生模式,这当然不无道理,但这只是表面原因,更为根本的,应该是他工商子弟身份的限制。他的不被社会认可的、受政治压制的家世和出身,使他并非“不愿”,而是“不能”以科举之路而致身青云。这对于怀抱强烈济世之心的李白而言,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其终生不能走科举之路的忧虑与苦闷,不可避免地给他的心理投射下了自卑的阴影。所以,李白对自己的家世,或是讳莫如深,不为人道,如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关于家世只字未提;或是闪烁其辞,模棱两可,一时称“白本

(与安州裴长史书》),一时称家金陵,世为右姓”《“家本(赠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

),一时又自称山东人李白,而且还为自己伪造张相镐》

(上安州裴长史书》)的显赫了一个“凉武昭王九世孙”《

出于维护自己面子的动机,很多人往往会做出不合甚至是与其内心意识大相径庭的外在举动来。对于有着强烈功名欲望的李白而言,为了使自我的价值得以最大程度的确认,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

格非曾经在《我在现代文学馆听讲座》一个电视节94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高贵的门第,企图遮掩并离弃其工商子弟的出身。

其次,李白源于仕途不顺,始终不能跻身于仕宦之列。李白自“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之后,一生漫游过各地,尽管这期间对蜀中故乡梦回牵绕、泪满沾襟“,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思念之情“满于山”、“溢于海”,但除了晚年因流放而到过蜀地的奉节外,终其一生也未曾回过故乡。探其究竟,其实是李白自卑心里在作祟,其一介白衣的现状使得他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李白为自己设定的功成之路是建立在自认为卓越的政治才能基础上的,但其逗留长安期间,市井少年的嘲笑、贵族官僚的冷漠与侮辱、以两次短暂从政的屈辱遭际———一次是作为俳优的身份仅供点缀,一次是作为逆臣贼子惨遭流放,以及他面对与自己知交的朋友都或高或低地做了官,自己却终生入仕不得的经历,这一切都使他自诩的治国安邦的相才之能不攻自破。极大的讽刺,之柱更加岌岌可危。

的一种极度的抒放罢了。于是,为了掩盖徘徊魏阙之下、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自卑,为了隐避献赋不达、落魄市井、屡受欺凌的自卑,李白鄙夷科举,傲视权贵,粪土王侯,甚至做出了一些让力士脱靴、贵妃侍酒之类“戏万乘如僚友,视俦列如草介”的惊世骇俗之举。

李白这种自负又自卑的双重性格的存在,使得他对王维“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生活方式羡慕有加,而正是此种心理的干扰,为他与王维之间的交往设置了一道天然的屏障。

稍加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李白为自己一生所预设的“功成身退”“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有着殊途同归之效。“仕”与“隐”的矛盾。连“,申管、宴之谈,谋帝,,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5],在李白心目戏沧州。”《中,这条路可以通过两步完成:第一步建功立业,实现社会的自我;第二步退隐山林,追求个体的自我。但是,对于功名之心如此强烈的李白而言,一旦“一朝选

考察李白一生,他的自信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一是对个人价值的自信。“对于个人价值的认定,集中表现为对于自己能力及对自己承担社会角色的期

[4]

待。”二是对其虚幻中显赫的望族家世的自诩。实

在君王侧”之后,真的甘心舍弃功名富贵而悄然地度林间崖下吗?李白辞归放山后的诗作,在对供奉翰林时期那段“黄金”岁月的回忆中

,屡屡表现出并无“济苍生”未遂的撼恨,而是安于富贵的自足自得的快意心态,不是很好地说明了一切吗。

李白对东方朔是很羡慕的。《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之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

[6]

之下。’”除了对东方朔鄙夷王权的高贵品格的欣赏

际上,李白所谓的自信,是不具备现实存在根基的,它只是诗人为自己编织的一个美丽的梦幻而已,为自己搭建的一个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而已。李白是意识到了其自信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虚幻性的,但是有着强烈功名欲望的李白,是非常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而功名富贵又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个人价值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志,于是李白每每在诗文中以“功成身退”相标榜,并且对“功名”佯装出一种不在乎的豁达、洒脱的姿态。其实,李白何尝不想致身青云,但现实政治的限制和规定的束缚,自卑心理的阴影,使得他只能由“不能赴”转而为“不屑赴”,装出自己不妄与燕雀同群的姿态。而恰恰正是这种反复的申说和强似的豁达,反而欲盖弥彰,使其自卑的心理更加显山露水。

李白的自负与自卑是水乳交融、互为表里的。与王维那种以在佛教中寻找精神的皈依作为因忏悔而产生的自卑的救渎方式有所不同,李白则是以外显行为的极度自负作为其内隐心理自卑意识的自救方式的。李白外在的自负与看似的豁达,不过是对其内心自卑

外,在《书怀赠南陵党赞府》一诗中,李白对东方朔这种大隐于朝的方式,也表达了无限神往之情。另外,从对隐逸高士巢父洗耳行为的指责,和对隐于市的侯嬴、朱亥、严君平等颇怀敬意的态度来看,李白并不赞成完全归隐,而是希望“隐不绝俗”的。对于这些隐于朝、隐于市的古人,具有入仕不得、隐逸不成的自卑感的李白,是非常爱慕的。而一旦这种生存方式移于现实,强烈的自卑感便会使李白产生出并非仅仅羡慕,而是不可名状的嫉妒。于是乎,对于亦官亦隐、能够“富贵山林,两得其趣”的王维而言,李白就以“不交”来掩饰自己的嫉妒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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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与李白同列一朝,但王维功名早著,仕途畅达,在自己生命的伊始即臻于辉煌的极至,盛唐时代读书人一生所梦寐以求的东西,王维在年轻的时候就都得到了。他“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

[2]

……”,特别是到了后来,士隐共谐的半官半隐生

因而,一旦建立起了这种嫉妒的心理防备机制,具有真诚坦率性格的李、王二人,再想要交往就是不可能的了。

诚然,李白是卓越的,但作为众多古代文人中之一员,他也具有普通人的共同心理。本文只是想拨开笼罩在作为诗人而非政治家李白身上的那层过度美化的神圣迷雾,还诗人以本来面目。

[

活,使得王维突破了非士即隐的对立形态,从容于士隐之间,为官,职位逐步上升,归隐,隐于嵩山、终南、辋川,从而将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士人的“士”与“隐”、“身”与“心”“、性”与“节”的矛盾对立在现实社会层面上统一了起来,将李白信奉的儒家“先仕后隐”的具历时性的理想人生模式,共时性地兼而有之了。王维的这种“不废大伦,存乎小隐,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

(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而暮宿青霭”《)的生存状态,为一直在苦苦寻求一个身处尘宴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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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　蓉)

世与心保高洁两者不废一端、白提供了一个现实可实现的坐标。,、养性于野的生,。(上接第91页)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就是说诗歌创作遵循着一定的艺术规律,构成诗歌艺术的是某种特殊的素质,与学术和义理不一样,这是我们研究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尤应注意的。但是,作家的学问和思想能够能动地影响他们的艺术创作,甚至无意识地渗透在他的情感和生活感受之中影响其创作,情与理、诗与学问,又往往是相联系的。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必有与这一时代文学艺术相贯通的地方;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也必然会受到该时期学术思想的影响,甚至被看作是整个思潮的一个部分,而建安时期的学风与文风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样。

(本文受山东大学文学院郑训佐教授精心指导,特表深深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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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司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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