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茧抽丝攻凶案
一个大男孩的尸体浸泡在浴缸里
1993年10月6日深夜,一阵尖利的“BP”机呼叫声将我从酣梦中惊醒。这叫声对于一名刑警来说,就意味着出击指令。我当即通知侦查员们迅速随我赶往现场。
现场在虹口区天潼路478弄内的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里。我们走进一楼的西厢房,扑面而来的是满目狼藉,柜橱的抽屉散乱在地上,旁边的卫生间里,一个十八九岁的大男孩的尸体浸泡在放满水的浴缸里,临终前痛苦挣扎的神情令人不忍目睹。
市局刑侦总队的技术人员在一丝不苟地勘查现场。我布置侦查员开展现场调查访问。脸上挂满了悲伤而悔恨泪水的死者的父亲在不断地叙说着事情的经过:那晚,他应邻居秦某之邀去搓麻将。搓到10点多钟,BP机响了,他赶紧请观战的牌客代替,起身回家回电话。谁知打开家里的房门,他惊呆了,屋里一片狼藉。他预感大祸临头。“涛涛!涛涛!”他大声喊着儿子张海涛的小名,但没有回应。他转身冲进儿子的房间,依然没有儿子的踪影。“涛涛!”他冲进卫生间,此时,他的腿软了,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在地上――躺在浴缸里的儿子再也不会绽露天真无邪的笑容了。
一个多小时的现场勘查结束了,但结果却让我们极度失望和愤怒:没有取到一枚有价值的脚印――说明已被作案者临走前擦拭殆尽;没有取到一枚有价值的指纹――说明作案者很可能是戴手套作案。
未能取得可供确定侦查方向的痕迹物证,留给我们的线索只是:死者系被他人掐颈而死,然后移尸卫生间浴缸;现场被劫中外货币折合总计15万元人民币、大量金首饰和两架照相机。
5个多小时的调查访问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我和分管局长宋孝慈立即召集侦查员开会讨论。侦查人员以各自的思路、直觉、睿智、经验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被害人的父亲是晚上8点多离家去邻居秦家搓麻将的;而9点左右,被害人的婶婶还见过被害人;被害人的父亲10点多回到家,案子已发生,说明发案时间就在9至10点间。这个时间段很少发生上门抢劫案。由此看来,犯罪嫌疑人是事先摸准了被害人家中的情况下手的。
案发地是一幢老式石库门住宅,人多嘈杂、结构简陋,在此实施暴力犯罪要冒很大风险。这说明犯罪嫌疑人是胆大妄为的家伙。
现场出入口无撬压痕迹,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与被害人相识,敲门入屋。
被害人家住在这幢楼的西厢房,而整幢楼住的都是亲戚,各家间的墙壁隔音效果特别差。在如此差的作案环境中,又是在如此容易被人察觉的时间段里实施杀人抢劫犯罪,说明犯罪嫌疑人作了精心严密的预谋。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中采取掐脖、绳勒、捂嘴等暴力手段,置被害人于死地,手段极其凶狠残忍,而且在搜寻财物时非常仔细,逃离现场时又放水、放煤气,以破坏痕迹和嗅源等,这些说明犯罪嫌疑人作案相当老练、狡猾。
被害人的父母在日本打工多年,其母现仍在日本。其父张某回沪后好露富,经常骑着一辆光彩照人的“太子”摩托车招摇过市。犯罪嫌疑人选择目标如此明确,说明他们和张某熟识。
……
一条条颇有见地的分析意见化成一组组信息输入我的大脑“微机中心”,通过不断地“运算”和“排列组合”,得出了一组“运算结果”:此案系熟人所作,或由“牵线搭桥”者勾结他人作案。从犯罪嫌疑人在预谋、实施犯罪过程中暴露出的思维定势、行为特点、作案习惯等分析,犯罪嫌疑人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 中青年男性,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作案;
2. 具有较丰富的反侦查经验,必有前科劣迹;
3. 必定与被害人家熟悉甚至有交往。
据此,我发布指令:侦查工作的重点,应围绕张家的社会关系展开,其中当晚与张某一起搓麻将的人为重点中之重点。
张家的社会关系可谓“蛛网密布”,按亲疏和来往密切程度分出三个层次,竟达3000余人,这都要一一过筛、核实甄别。
矛盾百出的15分钟
那天晚上与张某一起搓麻将的三个“搭子”中有两个当夜就被请进了虹口分局刑警队。一番紧张忙碌的内查外调后,两人很快就被排除了作案嫌疑。
此时,一个硕大的问号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张某为何偏偏在这段时间里外出搓麻将?是否有人在使调虎离山计?据张某说,他当晚完全是碍于情面。因为秦家姐妹已经约了他好几次,前几次他都以装修新房太忙为由回绝了。当晚的麻将“搭子”中还有一个叫杨国柱的男人,是秦的相好。传唤时恰好杨不在家,而调查结果显示,杨是个“老官司”。会不会是杨指使秦去约张,以达调虎离山之目的呢?如果是,那么他又是如何抽身去作案的呢?第六感觉告诉我,杨是关键中之关键。我觉得,在与他正面接触之前,先要把他的底牌摸清。
姓秦的女人在回答我们的询问时说,两个多星期前,杨国柱就说让我们把张某请来搓麻将,约了几次才约成,谁能想到会发生那种事?问她杨国柱搓麻将时,中途是否离开过,她低着头想了好一会儿,终于想起来了:“中间出去过几次,第一次出去是到附近的烟杂店换零钱作筹码,第二次是帮一个麻将客把孩子送回家,还有两次是去为大家买点心等,第五次说是回家了一次。时间都不长。”我不禁暗喜,我的分析思路在一点点被印证。
正准备再次传唤杨国柱时,他却大摇大摆地闯进了分局大门。一走进刑侦队的办公室,他便大叫“触霉头”,一副“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的坦荡君子模样。
未及我们询问,他就抢着解释道:“1990年底,我住地的户籍警带着两位‘市局’的人来找我,说是了解浙江富阳一起杀人案案发时我的去向。我明明白白、详详细细地说清了,结果证明我是清白的。谁料这次发生了杀人案,又把我牵进去了,岂不是‘触霉头’?”
天下竟有此等巧事?我的心头又打上一个结。我马上布置侦查员立即去找杨住地的户籍警了解情况,一面与杨周旋,让其说清5次离开麻将桌的去向。
很显然,杨国柱是有备而来,他对答如流,说得有鼻子有眼:第一次,我见桌上没筹码,就到附近的一家烟杂店去换了点硬币;第二次,是因为我看见一个搓麻将的客人和老婆闹矛盾,老婆把孩子送来往他怀里一塞就走了,为了不影响大家打牌,我抱起孩子帮他送回了家;还有一次出去是回家上了趟厕所,来回大概有一刻钟……他还强调,张家发生不幸后,是他陪着张某一起到虹口分局报的案。
按他所说,他真算得上是个助人为乐的热心人了。我不露声色地和他闲聊,等待着各路出访的侦查员的侦查结果。我随手从桌上的棋罐里取出一枚棋子在桌上拍了几下,谁知这一不经意的动作却让杨浑身颤了一下。我看在眼里,将这一反常的动作印在了记忆里。
出去查访的侦查员纷纷回来了。杨国柱的疑点骤然上升。
杨说他那天晚上9点多曾回家上过厕所,但其母却一口咬定他晚上离家后就没回去过。
5次离开麻将桌,最后一次前后15分钟。
这矛盾百出的15分钟就成了一个谜团,更何况这15分钟与犯罪嫌疑人作案时间离得很近。
据杨住地的户籍警介绍,那次,浙江富阳警方派员调查杨时,由于疏忽了警号的地区差别,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刑警,被杨识破,杨便向他们提供了他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一张从浙江开往上海的火车票,而且是从单位财务账簿里找出来的,以证明他那次是因公出差。至于该案的详情户籍警也说不清。
我向张济祥、宋孝慈两位局长汇报后,立即派侦查员赴浙江富阳了解那起血案的详情。
刑事侦查过程中往往会有“灵感”的火花闪烁,这其实也是一种厚积薄发。借着这束“火花”,我判定,这两起案件与杨国柱的“不期而遇”,不是仅用“巧合”两字就能诠释的。
果不其然,富阳外调带回的消息令我顿然振奋:被害人是富阳乒乓球厂厂长李纪仁的妻子和12岁的女儿。李是杨的相好秦某的亲戚,李、杨是经秦介绍认识成为生意伙伴的。案发前一天,杨曾到过李的厂里谈业务,而李那几天都出差在外。案发现场,勘查人员发现,犯罪嫌疑人逃离前曾浇水、浇酒,以毁灭脚印等物证痕迹,而且现场也没取到手印。据当地警方分析,凶手是在晚上11点多,李家一场麻将大战结束,客人离去,主人熄灯后,才闯进去实施杀人抢劫的。由此看来,犯罪嫌疑人事先是经过精心设计预谋的,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一举击溃杀人团伙
简直如出一辙!我不禁拍案而起:杨国柱,你不愧是个阴险狡诈的“老官司”,然而你难道忘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千年古训了吗?
至此,我已基本确定杨国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但是,他在作案中究竟是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按我的思路,杨很可能是个出谋划策、牵线引路的人物,因为,要在15分钟时间里完成杀人抢劫,销毁痕迹、物证,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能够一举击溃杨国柱,漂亮圆满地侦破这起特大凶杀案,我们请来了鼎鼎大名的神探――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长张声华和著名痕迹专家徐林生进行“专家会诊”。
这是一次充满智慧韬略的分析会,“智多星”们达成了几项共识:
1.浙江富阳“11・29”、上海虹口 “10・6”两案肯定与杨国柱沾边,但决非杨一人所为,必定还有一人以上帮手;
2.按杨的经历及反侦查能力分析,上述两案极有可能由杨一手策划、导演,甩线头指使他人作案,因而应围绕杨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他的狐朋狗友展开缜密侦查;
3.针对杨反讯问能力强的特点,采用逐步施压的心理战术,密切注意杨的反应变化,捕捉攻坚讯问击溃他的时机;
4.抓住杨可能未具体实施杀人抢劫行为而必然造成的逃避极刑之侥幸心理,展开分化瓦解其攻守同盟的攻势,争取从杨身上牵出实施犯罪嫌疑人,再从实施犯罪嫌疑人身上对杨杀回马枪。
方略既定,我立即召集资深侦查员张正德和年轻探长金星面授机宜。
按照我们的计划步骤,杨国柱被一天天“升级”。
头天,他被留置在刑侦队的值班室,看看报纸,值班民警陪他聊聊天说说笑笑,“相好”还给他送来可口的饭菜和香烟。找他做笔录的民警也客客气气。他享受的是证人待遇,所以是一脸的轻松。
第二天,杨国柱被移到了分局专门关押嫌疑人的候讯室内。虽然“相好”依旧可以送饭送烟,但是,杨国柱明显地感觉到空间的压抑,随之心理的压抑接踵而至,他已没有了头天的谈笑风生,而是故作深思状,不免流露出痛苦与急躁的表情。
第三天,关押场所依旧,但送饭送烟的“待遇”被不加说明地取消了。敏感的杨国柱走神了,游移不定的目光向我们昭示,自诩老到、城府极深的他已经沉不住气了。
“心理加温”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我见时机成熟,关照张正德和金星准备登场打一场攻坚战。我们觉得一招制胜有难度。杨国柱极为狡诈,进分局后所做的3次笔录几乎是滴水不漏,惟一的15分钟内上厕所的漏洞,也已被他的“合情合理”的解释圆满补上。
经过缜密的分析,我们制定了分层次的攻坚方案:
首先,抓住杨到案后被关押3天不吵不闹镇静自若这一貌似正常实则反常的举动,发动第一攻击波;
然后,抓住杨15分钟内上厕所时间的两次不同的解释这个漏洞,发动第二攻击波;
最后,抓住杨可能未亲自实施杀人抢劫作案,故必然存在的侥幸心理,发动第三攻击波。
从案件的残忍到人生的意义,从金钱的利害到做人的价值,从失足堕落到回头是岸,从案件角色到承担的法律后果,两名侦查员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语重心长,就像一套精美的组合拳,一拳重似一拳地击打着杨国柱本已脆弱的心扉。杨国柱先是木讷,继而眼神中闪现出掩饰不住的慌乱,最后终于克制不住地流出痛苦绝望的眼泪。
我知道已经大功告成,因为杨国柱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果然,他向我们提出想抽烟。这是大多数嫌疑人开口前的惯例。接过我们递去的香烟,他狠狠地吸了一大口,又重重地叹了口气,开始交待了。
几年前,杨国柱和妻子分居闹离婚,同时在外面寻觅“方向”,搭识了被害人的邻居秦某。两人关系很快向纵深发展,如胶似漆地同居起来。对金钱的贪婪使他对周围的人特别“关心”。自从在麻将桌上认识张某后,他就对张某的一副财大气粗的派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就对张某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考察”,了解到张某去过日本,而且其妻至今仍在日本留学,便起了歹念。
9月29日晚,他来到服刑期间的狱友、家住南市区的马伟民家中,详细介绍了张家的财情后,两人一拍即合,一起商定邀河南来沪打工的宋创业合作作案,计划由杨设法请张某到秦家打麻将,然后由杨通知马,由马具体实施作案。
9月30日,10月4日、5日,杨连续催秦去邀张打麻将,都被张某以家中搞装修为由回绝了,因此一直没有下手机会。
10月6日晚,杨在秦家吃完晚饭后,即催秦去邀张打麻将。不一会儿,秦回来说,张已经答应晚些时候过来。杨心中暗喜,马上骑自行车赶到马伟民家,让马与宋做好准备,在河南路、海宁路口的车站等候他的行动通知。
一切安排妥当,他赶回秦家开始打麻将,不一会儿,就由秦替下他,而他则假意忙着倒茶、买烟、买点心,进进出出。当牌桌进入酣战的9时30分,杨趁机溜出,一路小跑将马、宋领到张家,而后于9时45分悄然返回牌桌。
设计捕捉马伟民
正如我们所料,杨避重就轻把自己的事说得就像自己只是个牵线人。马伟民不到案,他是不会彻底摊牌的。于是,我们决定抓捕马伟民。
通过对马伟民的外围侦查发现,他每天上下班很正常,说明他还没有任何察觉。次日凌晨,我们确证马在家里,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酣睡中的马堵在了床上。例行搜查时,发现了一只与我们办公桌上那只很像的锦缎面棋罐,我不禁暗暗一笑。心中的一个疑惑解开了:怪不得那天和杨国柱交谈时我从棋罐里取出个棋子在桌上随意敲了敲会引得杨好一阵惊慌。原来杨误以为我是有意所为,向他暗示我们已经掌握了马的情况,或马已抢了“跑道”。真是“无心插柳柳成阴”,正是他那时的这一不正常的神色,让我坚定了“他心中有鬼”的想法。作为一名刑警,必须注意观察每一个细节。事实一再告诉我们,破案往往是从容易被忽视的蛛丝马迹中突破的。
到案后,马伟民自知事已败露,便交待了“10・6”案的全过程,并供出宋创业现在申城贸易公司打工,并说宋身强体壮,会武功。
我们决定智擒宋创业。我布置一名侦查员以马伟民朋友的名义将宋从公司大楼里骗出来。果然,宋中计,待他走出大楼,早已做好准备的我们一拥而上,打他个措手不及,给他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至此,“10・6”特大抢劫杀人案已圆满侦破。
扩大战果,深挖余罪
然而,萦绕在我脑际的疑问依然没有散去:浙江富阳的那起杀人案难道仅仅是作案手段的巧合吗?杨国柱已经没有余罪了吗?
不,不可能!决不仅仅是巧合!本案中杨国柱如此狡诈、老练的犯罪伎俩,正是富阳杀人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手段!杨国柱提供的不在现场的证据,很可能是假的!
那么这3人中谁是扩大战果挖出余罪的突破口呢?
宋显然只是个杀人者,马具备对杨知情的条件,但富阳案是否马杨联手难以判断。
由此推断,突破口依然还在杨国柱。那么,杨国柱是否还可能冒杀头危险交待余罪呢?作为一个同公安打过多年交道的“老官司”,杨深知自己罪孽深重的法律后果。
我和几位队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实施“离间计”,来个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我把此重任交给了经验丰富的马冬江副支队长。
马队长的讯问另见功力。他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将浙江富阳那起抢劫杀人的犯罪嫌疑人认定是杨,以打掉其侥幸心理。成功的战术让杨坠入了五里雾中,他心里不停地在嘀咕:难道他们掌握了什么证据?正当杨心里像十五只水桶七上八下时,马队长一声“别让他人先抢了‘跑道’”的适时提醒,让杨国柱急得大汗淋漓,连声恳求给他一次机会,接着竹筒倒豆子般地交待了富阳那起凶杀案的案情。
富阳杀人案也是经过杨国柱精心策划的。他事先打听到李纪仁厂长出差在外,要好几天才能回家,就和马伟民两人赶赴富阳。他先到乒乓球厂,说是送货,实则是为了露一露面,然后又让人看见他赶回县城了。在县城,他与马会合,乘摩托车赶到轮渡站,乘最后一班轮渡过了江,然后躲在离李家不远的稻田里,等待夜深人静时再下手。
这天晚上,李家麻将大战硝烟弥漫,直酣战到深夜11点才结束。杨、马两人在稻田里边抽烟边“完善”行动计划。马伟民顺手将烟蒂扔在了地上,杨见状立即捡了起来,把它埋在了土里,对马说:“一点也不能马虎,万一这东西给警察找到了,岂不是麻烦?”马听了不得不为这位老兄的老到暗暗折服。
客走人散,李家熄了灯。杨国柱见时机成熟,就上前去敲门。李妻哪知恶神上门,听到是熟人,便开了门。两人闯进去,先将李妻扼死,再冲进房间把李的12岁女儿扼死,然后翻箱倒柜,劫得现金人民币3万元、20万元存折一个、金戒指一只,之后在房间里洒酒、洒水,以破坏嗅源,毁灭痕迹和物证。临走前,马伟民想在卫生间小便,被杨国柱制止。按杨的说法,不能给警察留下一点痕迹。
他事先买好了案发当天回上海的火车票,以证明自己发案时已离开。从此,此案便成了悬案。
“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杨国柱只顾自己抢先交待争取立功以免一死,却未考虑过马伟民也会抢“跑道”。一个小时后,当马伟民得知富阳案也东窗事发时,不禁大骂杨国柱“出卖朋友”。在侦查员晓以利害的循循善诱下,他也抢起了“跑道”:我们还有案子,是杀人案。
1991年12月初,他和杨国柱瞄上了南市区大华烟杂店的个体业主余某。经过几次“踩点”,他们掌握了余某的起居规律:每天半夜,余某关店打烊,把门板上好后,都要到附近去倒痰盂。12月19日凌晨1时许,带着铁器潜伏在小店附近的杨、马两人,趁余某出外倒痰盂,悄然潜入店内,当余某返回店里上楼准备歇息时,杨、马从暗处跃出,用铁器将其砸死。行凶后上楼准备洗劫,两人又发现余某90多岁的老母睡在床上,便一不做二不休,丧心病狂地将老太活活掐死在床上。之后,两人翻箱倒柜劫得现金1.7万余元。接着,马伟民又交待伙同杨国柱在江苏南通所作的一起盗窃大案。
至此,我们在上级部门的指挥下,奋战5昼夜,以准确的判断、精细的分析、高超的技巧,令人信服地一举侦破了3起特大上门抢劫杀人案,3名作恶多端却逍遥法外数年的犯罪嫌疑人,终于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惩罚。
该案已经过去多年了,我也从虹口分局刑警队长升任市局刑侦总队代总队长,领导全市的刑侦工作。但是,这起案件仍然经常会在我脑海里浮现,这不仅是因为案犯极度的凶残和狡猾,还因为这起案件在当时属于建国以来上海发生的第一起系列上门抢劫杀人大案。该案的成功侦破,为以后侦破同类案件积累了经验,也使我对刑侦的真谛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这是我刑警生涯中的一个亮点,真是很难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