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粤海风]

　　经常读阅《粤海风》，没有什么特别功利的目的，就像和趣味相投的朋友漫无边际的闲聊。该刊的文章似乎也没有特专业的指向，却都是我感兴趣的一些人文话题，不乏独到之见，读起来开眼界，更能引发一些琢磨，就很惬意。在钱是硬道理的时代，在人们追名逐利压力山大的时代，在灵魂无家可归的时代，这份惬意实在有点奢侈。在这个意义上，《粤海风》有点像歇脚的驿站。 　　不仅是我个人的感觉，一次去北方开会，一帮读书人知道我从南方来，便道，你们广东的那个《粤海风》我们经常看。文章读起来言之有物，又很轻松。没有学究气。投稿也没有什么潜规则，用心很纯粹。我不知道传达这种小众化的民间评价，《粤海风》主编徐南铁君该是欣喜还是苦涩。我每期必看徐君的卷首语，字里行间感到徐君不时泄露出办刊的苦涩。想必他很多难言之隐。这年头，坚持纯粹就像少女坚守处女膜一样，不仅艰难无比，还要被嘲笑为傻逼。更重要的是，坚持纯粹就是坚持寂寞，很孤独的。于是便想这样开解徐君，就把自己当老人吧，把那些关注刊物的人们当作常回家看看老人的子女，不也是人生一乐么？ 　　当然，徐君是聪明人，肯定知道我在忽悠他。其实我的灵感来自最近国家颁布的《老人法》。该法有个富有人文关怀的规定：常回家看看。据说这条法律条文一问世，立即催生了一个新兴产业，替儿女看老人产业。这么发展下去，会不会催生出替贪官服刑的产业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当下的中国人有种后现代智慧，让所有的严肃变成滑稽。在这样的国情中，徐君及其所办的刊物，也就成为唐·吉珂德。所以我又要这样开解徐君，就算成为唐·吉珂德又如何？起码还有我这样的傻逼经常读《粤海风》。有时还投点稿，也不计较稿费。你该知足了。 　　坦率地说，无须了解多少内幕，凭借《粤海风》上刊载的那些文章，就知道《粤海风》坚守的艰难。那些文章大都不是时尚话语，大都是心得之言，又找不到对口刊物，就奔《粤海风》而来。就我个人而言，写的都是闲文。所谓“闲文”，就是不想去评职称，拉课题，捞功名，却又不吐不快之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真正想说的话。我认为比我在那些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的那些乔装打扮，引经据典的文字更真实。有点像和朋友喝酒时说的那些酒后真言。这个意义上。《粤海风》有点像会馆，贴着茶水费，供一帮茶客品茗清谈。 　　果真是云山雾罩的清谈么？这就要怎么看了。这又涉及国情。自郭敬明作家兼导演兼富人推出了电影《小时代》，对当下中国贡献了一个极为传神的关键词——小时代。什么是小时代？可以写文章专门阐释，或者去请教郭敬明，我理解就是想着自己的房子、车子、票子、婆子小三之类。这里就不展开了。我想说的是，《粤海风》上登的那些文章，大都是些不合时宜想活在大时代的人们思考的话题，这当然为郭敬明们所不齿，可是没办法，如契珂夫所言，大狗小狗都要叫，你总不能因为有钱，就不准狗叫吧？所以《粤海风》的功德之一，就在于聚集了一种大时代的声音。 　　大时代的声音，就是求索人文精神的声音。大约就是关注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将要向何处去之类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应该是领导人思考的问题。一般知识分子似乎不该思考这类问题。按照某种制度安排，知识分子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评职称、上课题，当学术带头人，雄心壮志者，应该去争取拿下诺贝尔奖或者奥斯卡奖之类为国家争光。宏观的蓝图，领导人已经绘就，向何处去的道路，领袖们已经指明，何须我们再画蛇添足，狗尾续貂？这就叫不合时宜，也是《粤海风》之类的刊物如此孤独郁闷的根本原因。正如徐南铁主编多次说的，我们不是核心期刊，在本刊发文章不能给作者提供功名利禄的回报。这样没有实惠又不合时宜的言论平台，当然是很尴尬的。孤独和郁闷就有点咎由自取。 　　也正是因此，《粤海风》上的文章，可以谓之为清谈。但是换个角度就未必。中国有句古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名言，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么一看，我就有些话说了。近期以来，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发展有些压力，理论上有“中国威胁论”，行动层面则有美国的重返亚洲之举。包括钓鱼岛、南海问题，据说都是美国的阴谋。中华民族当然很愤慨也很委屈，国家发言人也不断地申明，我们是和平崛起，不会威胁任何其他民族的生存发展。可是我以为，仅仅表白我们的善良心地是不够的。关键是怎么让异邦他国人真正相信，我们的价值信仰本质性地不可能威胁其他人的生存。这就必须回答，中国到底要向何处去？我们有怎样的终极关怀，我们到底有怎样的人格理想？不客气地说，富起来的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当下中国到底有怎样的精神信念，无论怎样强盛也会矢志不渝地坚守这个信念不动摇，的确是模糊不清的。尽管我们的国家话语并不缺乏冠冕堂皇的表述，可是怎么能让世界相信呢？理性的人不是看你怎么说，而是看你怎么做。无可讳言，当下中国社会诚信严重缺失，道德严重滑坡，贪腐成风，都表明人们骨子里信奉的是拜金主义，是以工具理性为行动指南，说得难听点，要把当下中国商人的智慧比如地沟油智慧推广到世界，这世界可能会成为骗子世界。这么一来，又如何教人相信这样国家现状能够信守那些美妙的精神信念呢？你会相信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会信守他的人格承诺和道德信念么？我在国外就听人半开玩笑地说，中国人说话你也敢信呀？话很刺耳，但是的确值得反省。想想看，人家对你心里没有底，你又如此强大，怎么会放心呢？为什么美国不警惕日本，不警惕欧盟？说到底，就是知道人家真正要践行的核心价值观，知道人家强大以后要干吗。可是对中国，这种不确定性就太大了。 　　说到此，不妨说说我的一段亲历。今年初我去美国和加拿大拍一个外宣片，采访一些新移民。所谓新移民，就是国内发了财的一些老板以投资移民的方式移民国外的那些群体。我本以为，他们在国外会有投资创业的新业绩，可是很失望，他们在国外基本上是打麻将度日。我便问其中的缘故。回答意味深长，他们说，我们在国内那些发财手段到国外根本施展不开，所以根本不敢投资。他们说，我们在国内赚钱主要是三条路，一条是国内劳动力成本低，说白了就是赚工人的钱。第二条路是国内的消费者好忽悠，低质或劣质的产品可以卖高价，说白了就是赚消费者的钱。第三条路就是官商勾结，用关系权力赚钱，说白了就是赚国家的钱。可是一到国外，这三条路都走不通，他们也就黔驴技穷了。细细琢磨，这样的生财之道不仅缺乏真正的智慧，也是缺德的生财之道，特别是还培养了一批缺德的人。我们能相信缺德的人会有精神上的操守么？这些新移民也感慨万千地承认，我们在国内的业绩是建立在缺德基础之上的。 　　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当下中国的大问题。最近央视在黄金时间播出了一部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张扬的就是纵横家信念，只要国家成霸主，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求利禄善权谋的张仪被塑造成为民族英雄，不知道这是不是当下的国家思维。我以为，这样的思维是很危险的。按照这种思维，人世间只有利益博弈，强者为王败者寇。于是希特勒为了日耳曼民族的强大发动世界大战，也可谓民族英雄。日本人为了大和民族的强盛，发动大东亚圣战，也是可歌可泣。还有媒体报道，河南一位大学生，因为父母不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竟然对父母剥皮抽筋，这样毫无人性的白眼狼事件并非个案。武汉街头还出现了卖贱的行业。卖贱者站在街头，你可以操他妈，也可吐他口水，或者拳打脚踢，只要你付钱，要他舔屁眼都行。卖贱者理直气壮地说，我的脸皮我做主，只要能卖钱，什么脸皮不脸皮。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心目中，除了利益，没有什么值得珍惜敬畏。有人说，守法良民毕竟是大多数，为非作歹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能以偏概全。此说差矣。悠悠数千年，任何国家和朝代，良民都是大多数，坏人总是极少数。坏人成为大多数的时代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也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一个社会的精神堕落根本不能用大多数和少数人的比例去权衡，只能用正气和邪气的张扬度来衡量。在当下社会，英雄流血又流泪，行正道者心有忌惮，犹豫不决，行邪道者肆无忌惮，前赴后继，难道不是事实么？当下社会，你敢相信陌生人么？你敢不装防盗窗么？你敢孤身夜行么？你敢见义勇为么？扔一个钱包在大街上，找失主的人多还是据为己有的人多？诸此种种均表明，我们的人文精神已经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了。 　　话说得有些远了。还是说回来。这么一看，《粤海风》上的那些清谈，就别具意味了。这些文字不能拉动GDP，不能评职称，上课题，建立学派门户，但是，它们在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在探讨做人的品位，在承担社会的道义，虽然有点纸上谈兵，有点义愤牢骚，但我以为，这也比地摊上那些诲淫诲盗的文字，电视上那些宣扬权谋阴术的故事要强。时下又有种说法，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当然有道理。可是也不能绝对化。正能量的空谈，就比负能量的实干要好。要论实干，希特勒可以说是大实干家，却实干出了全人类的浩劫。中国的“大跃进”，也是实干的范例，却实干出了老百姓的饿殍遍野。可见，实干还是要有正道的精神引领。如果我们在实干中，也能时刻想一想，我们将魂归何处，我们是培养出了一代恶狼，还是培养出了一代雄鹰，实干的成效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的福祉。在这个意义上说，《粤海风》这么些年来的努力，就是在执着地寻觅我们应该具有的人文精神，因此，也就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