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几个问题的看法

作者：刘连城孙安彬

江汉大学学报 1995年11期

　　内容摘要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作者指出，由于经验不足、理论滞后，在建立过程中还存一些问题，并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 市场经济 经济学 宏观调控

　　一、是搞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它帮助人们正确的理解和解释其周围世界，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注意到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改革实践，但对实现体制转变所要进行的思想上改革的深刻性、彻底性认识不足，思想转变的反反复复，从而导致了某些改革措施的过渡性和某些改革过程的曲折性。由于没有完善的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的适合国情的理论指导，在借鉴外国经济学说，主要是西方当代经济学时，不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用，而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今天抬出这一派，明天又捧上那一理论，甚至把西方滞后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奉若神明，如国内总有一些人认为，凯恩斯是主张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实际上凯恩斯只是针对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特殊情况而采取通货膨胀的，其本人一贯认为主张通货膨胀是错误的，而主张稳定通货。在一些人看来，市场经济就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谁也管不着也不该管，似乎市场经济可以放任自流。有一种说法“市场经济就是投机经济”。有的把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装到市场经济这个筐里，如典当行在我国南北朝时就出现了，我们把这种封建经济产物，一种并不具备现代信用手段的“旧贷”，当作现代市场经济的“新玩意儿”。在实践方面，新的精神和事物一浪高一浪，时而“两保一挂”，时而“优化组合”，今天“兼并”，明天“破产”，一会儿“承包万岁”，一包就活，一会儿“股份制万岁”一股就灵。弄得各方穷于应付，方向指不明，前景看不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难以找到一条安全的“过河通道”。如此等等都会影响到改革措施的最终效果和体制转变的速度。

　　什么是市场？按西方经济学解释，市场乃是买卖双方占用一定场所借以彼此交易或联系的自发形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市场又是一切商品买卖活动的总称。它反映商品生产者（卖方）和消费者（买方）之间的关系，反映商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又具有天然的弊端——本位性、盲目性和自发性，使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和思潮泛滥而导致市场的无序。所以，这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对市场含义还要全面理解。他们认为，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制度，它还是文化的组织制度和政治的组织制度。分析市场含义应涉及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制度方面，因而对市场评价必须扩充到包括它们对权力结构和人文发展进程的影响。所谓市场秩序它包含了三层含义，即市场内在的竞争秩序、市场外在的环境秩序和与商品经济相一致的道德秩序。他们的这个见解对我们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是有参考意义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市场经济有个比较全面的理论认识，不仅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要义之一，而且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我国基本的社会制度，市场经济是我国要建立的经济体制。两者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扬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我们又吸收现代资本主义反映生产社会化要求的经济管理经验，包括企业集团化和两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

　　二、是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现实矛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我们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比西方晚几个世纪，属于后发展中国家。同时，我国的现代化又属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范畴。如何加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缩短差距，赶上现代西方工业强国，就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件大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非常低的。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要求继续前进，发展得快一点。经济发展水平，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但搞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考虑一定时期的人力、物力、经济承受力。这就是说要量力而行，与国力相称，该快的要快，能快的要快，既讲数量，又讲质量，还讲效益。在宏观调控下，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尽量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和剧烈的周期性波动。

　　可惜，我国经济长期走了一条“广种薄收、低水平重复、粗放经营、经济效益差”的路子，不断处在阶段性的“速度——非速度——减速度”的循环怪圈中，使我国经济增长过程出现巨大的波动。

　　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但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发展滞后，短缺制约矛盾突出。1985年以后，中国经济结构运动出现明显的“比例复归”现象，即原有农业之于工业的滞后，基础工业之于加工工业的滞后等结构不合理现象重新突现出来。从1992年开始的我国经济高速度增长，始于投资规模迅猛增长，这就首先推动了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随之带动了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1994年是改革开放16年来涨幅最高的一年，严重地加剧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混乱现象，在群众中积累了不满情绪，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经济不断升温的同时，还存在着某些经济上的“虚热”。虚涨的繁荣，是没有产生实在效益的繁荣，是盲目混乱发展的经济现象。诸如“建市场热”、“房地产业热”、“引进外资热”。近年来，又激起了一股“人文景观”、“仿古建筑”热。如武汉市的“中华水浒城”占地面积200亩，水域面积800亩，蚕食了土地资源。

　　从以上列举的各种“热”中，我们应看到其积极因素，它反映了举国上下对中央将改革开放的方针引向深入的认同和拥护，表明了各级政府到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加快改革开放进程的热忱和愿望。但是从这些热中我们也应看到国家对某些改革开放政策和领域有失控现象。一些地区和单位不顾客观条件，单凭主观愿望盲目贪大求快。

　　三、是扩大贫富两极分化还是重视社会公平分配

　　贫富两极分化是剥削社会的历史产物，也是我们判断剥削和非剥削社会的根本标志。因此，党的十四大修改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是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败的一个标准。

　　但是，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效率，如果没有效率，社会不仅不能发展，甚至要倒退。因此应该效率优先，只有劳动者的收入同他们的劳动、贡献成正比例，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复杂劳动得到加倍报酬，才能提高效率；只有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人先富起来，社会才有希望。

　　但也不能没有公平，如果没有公平（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平均主义），必然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我国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传统和心态的国家。国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根深蒂固，社会公平历来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心理前提，不可能一朝一夕改变这种几千年沉积下来的国民心态。同时，我们最大的经济目标是全民的共同富裕，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抛弃我们的长远目标，而采取“突变”途径。

　　但是我们有的人，依据库兹涅茨假说：在一国经济不发达时，分配不公会比较显著，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分配状况将会趋于均等，指望自然发展机制调节收入分配均等。于是，近几年来社会分配出现严重不公平格局。原有平均主义这一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原有三大差别中，除脑体收入差距过大现象有所扭转外，现在我国收入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自1985年以来，又开始加大。不仅如此，还出现了新的三大差距，即沿海与内地之间、工薪阶层与非工薪阶层之间、国有企业职工与非国有企业职工之间差距，这些差距并具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还有问题更严峻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让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用什么手段先富起来？应该说，谁为社会付出了代价，创造了财富，做出了贡献，谁就应该先富起来。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许多地区却出现“贫富错位”现象。创造财富者“难以度日”，不创造财富者“腰缠万贯”。他们仅凭一个电话、一纸批文、一张调拨单或者采用其他各种犯罪手段，一夜之间便可成为“百万富翁”。这些现象，也是一种“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比单纯的贫与富的两极分化更可怕、更有害。他们是新的剥削阶层，已引起社会的公愤，若不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处理，三、五年以后就会出现一小撮亿万富翁，多少亿“新贫阶级”。这就可能演化成为影响安定团结、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矛盾。

　　四、是权力商品化还是为政清廉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是我们党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分界线，腐败同我们党的性质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江泽民同志说：“反腐败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并告诚全党：“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听任腐败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

　　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就是要调整不合理的旧有权力和利益关系格局。这不仅意味着一部分社会经济活动主体权利的增进，同时也意味着对一部分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某些权利部分或全部剥夺。但是，某些主体不仅会想尽力控制已有的权利，并且企图在所增进权利中多捞一块特殊利益，以权做交易。一些人失职渎职，贪脏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腐化堕落，已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权钱交易的事已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个领域，不仅经济部门有，执法部门也不例外。行业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已到了要危害改革开放，危及现代化建设大业，影响到社会稳定，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腐败现象？为什么又屡禁不止？其中有两种解释，我们不敢苟同。一曰，目前是两种体制交替时期，新旧体制的摩擦留下许多空子，一些人乘机搞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也就蔓延了；二曰，贪污受贿等各种歪风和腐败现象是各国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伴生物。上述两论归结为一点，都是从客观上找原因。应当正视的，是当前我们所讲的腐败现象，大都带有封建主义的特点，是封建特权的表现或衍生物，它理应属于商品经济之前的那个时代。新中国诞生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引起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刻变化，各级官员成了人民的公仆，宪法赋予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神圣权力。在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权力商品化”便会形成一种畸形的商品经济。

　　五、是先建设物质文明还是两个文明一起抓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仅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不但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也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正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方针。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观，是确定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问题。

　　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西方腐败的东西进来了，一些早已绝迹了的旧中国的社会丑恶现象又沉渣泛起，原有的一个有序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开始解体分化。当前，我们的人文导向已滑到了崩溃的边缘，诸如，有的人为了攫取金钱，不顾人格、国格，不惜损害他人或国家利益，甚至无恶不作，图财害命；有的人视金钱为圣物，顶礼膜拜，把亲情、友情、爱情都当成了金钱的奴隶和附属物等。现代商品社会使各类观念与传统文化范畴的政治伦理、社会秩序受到了猛烈撞击。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如果思想滑坡、风气败坏、生活腐化，即使经济上去了，也绝非社会真正的进步。精神文明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也还要有一种力量为道德的进步不疲倦地呐喊，这就是要立足于教育，立足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李瑞环同志在成都看歌剧《洪湖赤卫队》后，对演员说：“祖宗留给我们的地皮，不能由我们这辈搞小了，老前辈给我们创造的这么好的制度，不能由我们这辈搞坏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的优良传统，不能由我们这辈搞丢了。总的讲，就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传统道德，是我们赖以建立新道德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道德的复活、发扬、光大，是今天道德重建所不可少的前提之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在文化思想上应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有批判地吸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包括西方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几千年来形成的人生观、道德观、哲学观等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由此来塑造和形成广大群众的，特别是青少年的健康精神境界，来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新秩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