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起明天]读后感

《托起明天》有一个了解。

作者小传并后记

人生就像一部电视连续剧。

有人戏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最要吃饭的时候没饭吃；最要读书的时候没书读；正值青春年少谈恋爱的年华，国家号召晚婚；步入生育年龄，国家规定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而立之年，本该收获了，却在为合格学历而奔波；不惑之年，刚想有所建树，却面临下岗的威胁，多少人等着你把饭碗腾出来，让给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着各式各样的美梦……。

童年时期，最美的梦是能够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外加哪怕是薄薄的一片大肥肉。真能如此，就是让我立即离开这个世界也无怨无悔。那些年，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小，身为小学校长的母亲因为给当时县里父母官提了两条尖锐的意见而被视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被迫离开她心爱的教育岗位。

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和浮夸风盛行的社会灾害，一家人生活陷入绝境。年关将近，家里几乎断炊，母亲背着一袋日夜赶制出来的鞋帽进山换粮食。鸡啼时分，年幼的我们已在饥寒交迫中昏昏睡去，母亲挑着两袋杂粮，摸黑走了四五十里曲折的山路，一身雪花双腿泥浆疲惫不堪地回来了。推开家门她呻吟似地哼出一声：“妈，快生火，让孩子们吃一顿饱饭”。说完两眼一黑昏倒在地上。

外婆和父亲都哭了。

外婆手忙脚乱地烧火，在父亲的叫唤下，我们五个瘦骨伶仃嗷嗷待哺的孩子一骨碌起来，狼吞虎咽，吸啦吸啦地喝着滚烫的玉米糊糊，顾不上看大人眼里的泪光，只觉得灶台上一闪一闪的灯草发出的微光，简直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生活真是太美好啦！

那时我长得又黑又瘦又矮，在班上总坐第一排，老爱哭，外婆讨厌地称我为“哭死鬼”，“三尺鬼”（对矮小者的戏称）。好在等我悄悄进入青春发育期时，情况好转了，青菜萝卜加上地瓜干，偶尔也有白米饭，基本上能填饱肚子，总算没长成“三尺鬼”。

等到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第二个梦悄悄诞生了。十三岁那年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中，读了不到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很快停课了。我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竟然有人敢反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最红的红太阳！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亲耳聆听毛主席的教导，亲眼见见全国人民的大救星！为捍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抛头颅，洒热血，粉身碎骨心也甘！为了圆这个壮烈的梦，我们十几个小女生每人带着学校发给的十八元钱，背起铺盖，登上北上的列车，加入了革命大串联的行列。

当我们透过长安街两边推推搡搡的密集人墙，看到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人民领袖时，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的时候，就象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检阅车缓缓驶过之后，我暗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期望，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回来以后，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把毛泽东思想“象春风一样送到贫下中农的心坎上”。

两年时间，书没读，倒学会了吹拉弹唱。

不知不觉初中“毕业”了，（二十五年后才将一张发黄的初中毕业证书发到我手中，那时我已经是一位老教师了。）不知怎么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用我们去捍卫了，毛泽东思想也用不着我们去宣传了，美梦还没实现，便结束了。我们被送入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该我们读书时，让我们“干革命”，现在天天与贫下中农一起“干革命”，可是我又想读书啦。

县里的高中已经停办，父母千方百计让我们姐妹四人上公社高中。由于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加上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数学先补初中课程，物理课学的是“两机一泵”，语文课学习毛主席语录，政治课学习党的历次路线斗争，英语课学了二十六个字母七十二个单词，主要的训练句型是：“ 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 ”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 后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需要英语，咱们贫下中农子弟不学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英语被砍掉了，英语老师改行教音乐课，因为“英语”和“音乐”毕竟还有一个同音字。学总归比不学好，毕竟是高中，况且除了这个，也无处可学。

公社高中两年制。两年之后，我们又一次无可奈何地进军“广阔天地”。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是当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知识青年耳熟能详的豪言壮语。话虽这么说，父母首先动摇了，他们不愿自己的子女一直耗在农村，与那些小学毕业生一样每天领七个工分。

于是我就代课去。也许由于家庭的从小熏陶，也许我们家有教书的“风水”，从来没有学过什么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到一所完全中学，立马就教初二年级一个班数学，两个班语文，竟也教得象模象样，还兼任学校宣传队的导演，排练的节目一举获得县文娱汇演一等、二等奖。忙得不亦乐乎，忙归忙，内心深处仍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和遗憾，这种感觉渐渐清晰为一种强烈的愿望：我要读大学！我的特长是读书，我要到高等学府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于是梦中便频频出现各式各样高等学府朦胧的影子。

机会不久便到来。 1973 年高校恢复招生，但有一个必要条件：考生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以上。我只有一年，不够格。不过外语专业考生可以例外。咬紧牙关，知难而上，就凭那二十六个字母，七十二个单词的英语底子，跟着唱片学国际音标，跟着收音机听广播讲座，夜以继日背单词，记句子，一个多月时间，竟然让我啃下近两千个单词。等考完了其它文化课，我去加试外语，主考老师被我顽强的自学精神所感动，也对我规范的发音和流利的口语刮目相看，当即表示杭州大学外语系一个招生名额非我莫属。

此时文化考试也见分晓，我的成绩名列前茅。

眼看美梦就要成真，正在春风得意之际，天有不测风云，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信发表了。形势急转直下，有人暗地里对我指指点点，评头品足，风言风语说我脱产复习超过一个月，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迷，这可是上纲上线的！

肥皂泡很快便破灭了！

我强忍悲愤，一头钻进“广阔天地”，再也不去代课了，继续接受再教育吧！脏活累活抢着干，主动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收工后巡回到各大队写报道，文章屡屡见诸报纸电台。

第二年大学招生又开始了。这次连最基本的文化考试都不要，只要各级推荐。大队支部书记们感念我为他们写了文章扬了名，纷纷投我的赞成票。名单送到县里后，肥皂泡再一次破灭。有“群众”写人民来信，反映我是“右派子女”，没有资格上社会主义的大学，社会主义大学应该让三代没文化的、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去读。

当年两报一刊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

我这个当年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赤胆忠心的红卫兵，由于一心想上大学，又由于母亲曾受过不公平对待，成了“资产阶级的苗”！

这时，县广播站招聘我为临时工，担任编内记者和编辑。在忘我的采访和写作中，我每日每夜在心灵深处呼唤：我梦魂萦绕的大学啊，我何时才能置身其间！一次次的曲折，一次次的打击，一想起招生报名推荐，我就心惊胆颤！就在第三年招生报名的前一天，我退却了。

第四年，眼看就要超龄，为了今后不留下终身遗憾，我孤注一掷，横下一条心又去报名。中国人红眼病忌妒心的劣根性在家乡极个别派性头头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有人发动“群众”写人民来信，这一回是“右派子女”、走白专道路“资产阶级大学迷”两顶帽子一块戴。

县里的同志动了恻隐之心，这个姑娘表现实在太好了，命运对她实在太不公平了，文才好，口才好，让她教书一定能教好。于是 1977 年春节过后，我走进了金华师范学校的大门……

大学是上不了啦！从此与粉笔黑板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至今不能忘怀，在广阔天地的那些年，家乡淳朴的父老乡亲，不管那些红眼病人如何打黑枪，他们一如既往，一次次投票，一次次发言，给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我同样不会忘怀，公社的三任书记，尽管是在那种最不需要知识，最不需要人才的年代，他们始终爱才，始终坚信总有一天国家需要人才，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他们告诉我：只要你不解决个人问题，我们负责年年把你推荐到县里，直到你超龄。

如今，已经有两位书记一位副书记先后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是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清晰地萦绕在我脑海。每当想起当年的悲苦艰难，我就憋着一股劲努力工作和学习，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告慰书记们的在天之灵……

我们家是教师之家，两代人共有九个教师。

父亲家里很穷，靠寒暑假给人打短工、挑脚、砍柴卖换取学费，连续跳级，不到六年时间从小学读到简师毕业，做了小学教师，一生是个勤勤恳恳的小学校长。 母亲家里也很穷，女孩更加没权力读书，每天跑到学堂窗口去听先生讲课。教室门外的旁听生，被校长叫进去一考，成绩竟比正式生们高出一大截。于是开明的校长出钱供她，用一年半时间念完了小学。又以优异的成绩享受公费念完简师，当小学教师不到一年，成为全县第一个女校长，直到被政治风暴刮下教坛。 舅舅是解放前的教书先生。叔叔是我父母亲手培养的 66 届高中毕业生，因文化大革命与大学失之交臂，最后还是我父母手牵手把他带进了教师队伍。

我这个“资产阶级大学迷”，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不情愿地进入中等师范学校。不到半年，正式的大学招生考试开始了。我那以成绩优异著称的、在建筑队做泥水工的小弟弟，为了应考，想脱产复习。但一想到他小姐姐因脱产复习吃过大亏，为免重蹈覆辙，裹起脚来装工伤，躲在床上偷偷看书，见有人来，又哼哼唧唧装出一副痛苦样。（这于今天那些在父母老师全力支持下还不肯好好学习，视学习为畏途的青少年来说，或许是《天方夜谭》，然而对我们却是真真切切刻骨铭心的往事。）几天后，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不屑于这般偷鸡摸狗，竟将假石膏一扔，又攀到脚手架上去了。

结果，那一年他考入了师范大学。

那时大弟弟正在部队。当年他参军，就是为了让我有一个军属的红色标签，免得家里既没党员又没干部的我永远不能上大学，很有点为姐姐献身的悲壮味道。眼见得小弟弟考上了大学，他也跃跃欲试，吵着闹着退伍回来参加高考。保险起见，在志愿表上填了个师范院校。温州师专要找个党员当班长，就把他给录取了。

大姐先是当初中民办教师，后来考上浙江教育学院地理系，也成了教师进修学校的一员。

至此，两代人百分之百地成了“人类灵魂工程师”。

那时候村里有人说我们，方大，方方，方正，方刚，叮叮当当，没有一个好名字。父母却引以为豪，尽管处于逆境，大大方方，方方正正，血气方刚，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孩子。又有善意的人说我们，教师教师全是教师，也不会找个好工作！那时候连供销社的营业员，公社里的七员八员，都比教师神气得多。可现在，各行各业七零八落，还算我们能稳稳地站立在三尺讲台上，从事着越来越令人羡慕的职业。

读小学的时候，我一天换一个理想。想当居里夫人，想当白衣天使，想当铁道卫士……。有一年，县越剧团下乡演出，演员就住在我们三年级楼上的阁楼里。那几天我对演戏着了迷，整天魂不守舍，跟着演员们转，看她们走云步，听她们吊嗓子，学着她们用很坚定的样子“亮相”，恨不能跟了他们去，上台演花木兰。记得当时有个演员饭盒上写着“马烈云”字样，我就认定了她，剧团走后，一连给她写了好几封信，求她带我去。然而谁会来理睬一个十来岁的想入非非的女孩子呢？

长大以后，我懂得了许多，成熟了许多，又萌生了一个愿望：当律师，思维敏捷，言辞激烈，唇枪舌剑，仗义执言，为老百姓伸张正义。

在县广播站干了一年半以后，做梦都想读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当个实力派记者。 但是，我们这代人的理想是只能写在作文和日记里的，命运完全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既然社会和历史把我推到教师岗位上，我就得全力以赴，做一个合格的、胜任的、优秀的、无论在学识还是在人格上都让人钦佩的好教师。

话虽这么说，潜意识里，我也时时会产生一种淡淡的莫名的失落和惆怅。

失落归失落，惆怅归惆怅，日转星移二十余年，如今我仍坚守在神圣的讲坛上，从事这“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每当我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当我的目光与各类教师培训班学员那专注而渴望的目光碰撞时，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于是个人的一切失落和惆怅也就烟消云散了！

从教二十年，学习二十年，探索二十年。

有许多人生的感悟，有许多自以为睿智的思考，常常有一种冲动，想写出来与广大中小学教师朋友探讨和分享。然而迟迟不敢动笔，原因有三：

一是担心自己才疏识浅，孤陋寡闻，写出来的东西只会浪费同行的宝贵时间； 二是实在是一直忙碌，给校长们讲课，给老师们讲课，给学生们讲课，给家长们讲课，加上自己也有惰性，很少有坐下来深入思考的机会；

第三个原因说出来不怕人笑话，听说出版社要作者包销几千册，我这人实在是不会推销，倒不是推不出去，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成何体统，实在有失人民教师的风范。

这些年，有时应邀给各市县校长提高培训班讲课，讲到动情处，时间却到了，意犹未尽中，校长们要求增加课时，继续讲下去，然而我来去匆匆，无法如愿以偿。于是他们说，方老师你为什么不写本书呢？写到书上让我们细细品尝吧！ 这样一来，我又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梦：

出一本书，出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出一本关于教师的书。

这本书以一个普通教师的身份，从一个普通教师的角度，用一个普通教师的目光，去审视教师的工作，教师的学习，教师的生活；去了解和诠释教师眼里的学校，教师眼里的学生，教师眼里的家庭，教师眼里的子女，教师眼里的社会，教师眼里的人生，教师丰富的精神世界，教师细腻的情感生活；教师作为人类文化传递者，人类心灵工程师，为人师，为人友，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夫，为人媳，为人婿，作为一个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的丰富多采的人生。

然而怎么写呢？

青年时代，当编辑记者的阅历使我对新闻报道的体裁并不陌生。但是用那种体裁写书肯定行不通；

教书之余，也搞教育科研，发表过一些教育论文。但论点论据论证，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开中药店，干巴巴，枯燥无味，读来使人昏昏欲睡，对于最广大的读者肯定没有吸引力，作为教育理论教师，我深感读教育理论书籍的苦涩；

工作需要，为了了解小学，熟悉小学，进而指导小学，常常下乡蹲点听课调查，有时触景生情，突发奇想，写就一些挺有情趣的散文随笔，然而要谈到写书，显得份量不够。

突然记起曾看过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家长教育学》，教育改革家魏书生的《家教漫谈》，北京市教科院耿申老师的《教育研究札记》，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读留美博士黄全愈的《素质教育在美国》，更是爱不释手，百读不厌。原因何在？他们写的书不象有些教育理论书那样，挺唬人，让人仰视，却看得人昏昏欲睡，教得人味同嚼蜡，看完教完不留痕迹。他们的书写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让人看时象读小说，津津有味地一口气读下去，在轻松自如的欣赏中得到许多教育原理和做人哲理的启迪。

于是我决定，学习他们的笔法，来一个东施效颦，鹦鹉学舌。

功力所限，肯定学不象，但我会尽量写得平实，投入，不加粉饰，不作雕琢，坚持我自己做人的一贯原则：讲真话，讲实话，讲大白话，用自己的人格讲话。

我相信，会有不少教师朋友喜欢读的。

从写引言到将参考书目写入电脑，一共是三个月零八天。

校长刘庆葭作为第一位读者，见缝插针看完第一稿，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不错，可读性很强，读起来有点意思，你的文字功底不错，相信中小学教师会喜欢看。”我听了心里甜滋滋的，看来大人也喜欢听好话，成功果真是成功之母。 我的母亲白内障开刀不久正在休养，一看书就会疲劳流泪，但她忍不住躺在床上还要看。我父亲终日戴着老花眼镜，废寝忘食地看。待他们看完第一稿，我问：“怎么样？”他们说：“现在还很难说。”我再问，他们就“王顾左右而言他”，我明白，他们始终奉行“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训诫，还象我小时候一样，怕我受了表扬话会沾沾自喜。不过从他们那种眉飞色舞的神态中我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我对全书进行了第二遍修改润色，在打印第二稿的时候，打印室的楼娟娟小姐一边从打印机上取下一页页书稿，一边如醉如痴地看；教研室的打字员祝娟娟小姐有事走过来，干脆伏在打印机上聚精会神地看那一行行从针头下吐出来的文字，看到“妈妈笔记”，情不自禁地与我交流起体会来；我们学校的会计徐晓小姐过来看了“引子”后说，别说教师，就是家长们看看也是大有裨益。

于是我想，我大概成功了。

当我捧着这本一寸多厚的书稿时，三个多月来的辛苦和紧张烟消云散。

毕业十五年以来，我曾有过不少机会可以离开浦江，进省教委、杭州大学、金华教育学院，但是由于工作需要，县里一直不放我走，我也只能随遇而安了。 可是，每当我遇到大学里的老师时，他们总问我：你怎么还在浦江？你怎么还在教师进修学校？当我到外地上课时，人们总是问我：“像你这样的老师，怎么会留在浦江小地方？”

我们这代人的理想和愿望是只能写在作文和日记里的，命运完全由不得自己作主！ 命运由不得自己作主，而岁月却是不饶人的，不知何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头上长了几根白发。于是开始想入非非：假如我当年留在杭州大学，那会怎么样？假如我当年调到省教委，那会怎么样？假如我后来投奔金华教育学院，那又会怎么样？当然，别的我也不敢说会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一定早就著书立说了，或许也会著作等身呢！在浦江，尽管我一直在努力，可是这小地方竟然有那么多不公平来干扰你；你要做点研究，上天入地查资料也很难找全；而且这和体育运动一样，如果强手如林，压力会变成巨大动力，逼着你，推着你，拉着你加快速度向前跑。而这些我都没有！

正在我为自己一生中绝大部分潜能没有发挥出来而怨天尤人的时候，听人说，金华教育学院的廖正峰教授出车祸受重伤了。这是一个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学者，第一届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师范专科学校教师奖二等奖获得者（浙江省唯一的二等

奖获得者，曾亲自在人民大会堂从曾宪梓手中领过奖。）六年前我曾经与他合作写过书，其实他并没有听过我的课，只是根据那唯一的一次合作经历，以及从校长班学员口中了解到我的情况，于是他处处提携我，在各种各样场合赞扬我，建议市教委在他退休以前把我调去接他的班……。这些过程我一概不知道，都是后来从别人口里得知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金华我始终没去成，但他这种无私爱才、提携后进的精神着实可贵，因此我一直感激他。廖教授退休不久就患了癌症，在他手术前的一天，我特意去探望，见他病床上放了一大叠论文稿子，是各个县教科所请他修改的文稿。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谈了几个小时，言谈中明显流露出一种焦虑，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手头这些课题只怕没时间指导了，他自己正在做的一个创造性学习的研究课题只怕来不及结题。我感动极了，我表示，廖老师，我一定要向您学习，在并不有利的条件下，出几个大成果。

不知不觉又过去两年多，我倒没出什么大成果，却不断从各种教育报刊上看到廖老师——这个癌症患者的大成果。

现在廖教师又出车祸了，我心里很难受，老天爷怎么专跟好人过不去呢？

于是我去他家里探望。廖老师早已经出院，正在家里休养，其实是休而不养，正在书房里写东西呢！廖师母告诉我，廖老师这次可是捡回来的一条命啊，严重的脑外伤，昏迷了二十多天，以为要成植物人了，但是就在他的意识刚有一点点恢复的时候，就在半昏迷状态中大喊拿钢笔！写文章！改文章！廖师母讲得泣不成声，我听得泪流满面，我的灵魂深处发生了八级大地震：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跟廖老师相比，我的年纪比他轻得多，我的身体比他好得多，我虽不能决定前途命运，可是我可以战胜我自己！我真是太不应该了，每次都说要好好干，每次回去都没好好干。于是我动情地对廖老师说，廖教师，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数，绝不食言，我要以你为榜样，即使一辈子窝在浦江小地方，也要发愤图强，做出点成绩来向你汇报！于是，我决定鼓足勇气要写一本书，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关于教师的书。

于是三个多月以后，我的第一本著作诞生了！

在我的曲曲折折成长的过程中，有几位老师令我终身难忘。

我记得，我的第一篇像样的教育论文是杭州大学教我们德育论的王炳仁教授亲手修改的，当时他是浙江省教科所的所长，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的论文被国家教委和全国妇联所组成的全国首届家庭教育研讨会筹备组选中，我也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高层次理论研讨会；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做正式的课题研究，是我们杭州大学李志强老师做的指导老师。那个暑假，课题组分报告的五个执笔人被“关”在杭州大华饭店改课题，我是第一个分报告的执笔者。李老师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以及对我的悉心指导和鼓励，我至今记忆犹新，不幸的是我们这位年富力强的省教育厅副厅长竟然也重病在身。我本想请他给我的书写题词，可是教育厅领导不让大家打扰他。我感到一阵阵悲

哀，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每一个人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好不容易到人世间来走一遭，要是不抓紧以脚踏实地的工作在地球上留下点痕迹，那可真是转瞬即逝的。 我们杭州大学教育系的老主任，德高望重的裴文敏教授，十五年前他教我教学论，十五年来他一直关注我成长，十五年后他得知我要写书，毅然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他说，你只管专心写，其他一切事情让我来帮你安排，象你这样，早就该出书啦！这时候我又想起了我自己写在第五章的一句话：世界上两种人最无私，一种是父母，一种是老师。

我还记得我们学校的前任校长葛淑鸳，她上任后不久便发现，其实教育科研非常重要。在教职工会议上她公开说，在基层，象方方这样既能上好课又能搞好科研的教师并不多，以往她每年要上各种各样大量的课，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做教学管理，很难静下心来思考问题，以后学校要给她减负，减去一些杂务，保证她有一定的时间做学问。所以从去年开始，她让我离开教务处，专为我设立一个教育科研处，而且给我卸掉一门英语课，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安静的环境潜心做学问。从那以后，我正式进入到教育科研的“角色”里去。因此我感谢这位深明大义知人善任的女校长。

新来的刘校长上任伊始，就让我大刀阔斧放手干。在我写出第一稿时，他每天晚上看稿子看到九点多。有时我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他旁观者清，并以其高中语文教师的文字功底，给我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一直来，我的所有写作任务都是在业余时间里完成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写书，不该占用学校的工作时间。计划三月底付印，时间非常紧张。在写作的最后冲刺阶段，刘校长发话了：不要分得那么清，你做学问不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也是在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服务，而且早点完成书稿，教师心理健康的省级立项课题也可以早点开题，于公于私，你都可以在上班时间写。最后这半个月，我是连日连夜地干，一天干十二三个小时，终于在今天竣工了。

由此，我也想到，学校领导确实是应该具有开阔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眼光，在教师成长的道路上努力为他们创设一个宽松的心理环境，给他们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这对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对于挖掘教师身上所蕴藏着的取之不尽的潜能，是何等重要！千万不要把那些有高层次心理需要的教师斥之为“不务正业”，千万不要封杀那些前途无量的好苗子，这既是为了教师，也是为了学生，更是为了你那所学校能够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那退休的教师父母，是他们用亲身经历教会了我在逆境中生存，在逆境中成长，在逆境中展示自己，在逆境中自我升华！

也感谢我的爱人和儿子，爱人是我坚强的后盾，儿子为我设计了封面。

在第一本个人著作问世之际，我对所有的师长和亲人，对全县三千多名多年来一直关心我、支持我、鼓励我的中小学教师，对各市县所有支持和鼓励我的朋友和同事，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中国男子足球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受挫，球迷们的足球梦一次次地成为泡影，“冲出亚洲”的渴望一直折磨着众多的人们。中外的足球专家曾作出诊断，认为中国男足诸如“恐韩症”一类的比赛，每一次都是输在心理上，我们的球员在心理上缺乏自信。有些教练试图通过某些短期的强化训练来改变这一点，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中国人生来就缺乏自信吗？

人们最终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教育……

有一次，我到乡下参加一个学校管理现场会。

会议期间，我们参观了宽阔的操场，条件很不错的教室，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却整洁有序的学生宿舍……正在感叹之中，参观的队伍来到了学校附属幼儿园。出于好奇，我往教室里只那么随意地张望了一下，一颗心顿时悬起来。我看到了什么呢？ 一群男男女女的“小萝卜头”，双手背后，脖子僵硬，正襟危坐，只从那一双双骨碌碌转的黑眼珠中才发现那是一个个小活人。（我明明白白地能从那一双双眼睛里读出一种渴望自由，盼望解救的信息）。

再看讲台上的老师，也是脖子僵硬，一脸肃穆，一言不发，活脱脱一个狱卒，居高临下地监视着几十个“小犯人”。

但愿孩子们只是今天有这么多学校校长来参观才被要求这么“遵守纪律”的，要是平时也是如此，他们还像是孩子吗？

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背着手上课的情景。时至今日，走进任何一所学校，步入任何一间教室，看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一番情景：课桌椅整齐地呈几何图形（又称“秧田型”）排列，学生“两手放背后，手脚并并拢，身体坐端正”。老师要求我们循规蹈矩，课堂中的每一个程序都已预先设定，有些老师要求学生上课时除了规定的动作如举手发言、拿书、写字以外，其余动作都是多余的、被禁止的。近读沈晓敏《课堂应有什么样的纪律》（载上海《教育参考》 2000年第2期），其亲戚家的皮皮有幸进了一所令众多家长费尽心机才得以如愿以偿的学校，这所学校教给家长和孩子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纪律”。这个“纪律”严格到什么程度呢？“上课时被蚊子咬了好几个包竟不敢挠，更不敢拍蚊子”。如果老师发现你挠痒痒，就得挨批评。据说，这样要求是为了防止学生们都借口蚊子咬而乘机乱动。这让人联想到管理学史上的“泰勒制”。当年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润而采用的方法，竟然会在我们的课堂里出现！

世界发达国家都在研究教育如何促进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个性发展。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明显的缺陷一是不注重人格精神的培养，二是不注重创造能力的培养。我们的教育对待学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老师两眼盯着学生的缺点和毛病，把批评、训斥和惩罚作为常规的教育手段，孩子们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生存，他们的独立性、主观能动性、开拓创造性怎能得到发展！

中国的孩子不是天生没有自信的。人的天性是自由的，中国的孩子们和外国的孩子们一样，都是带着他们自己的智慧、自信、好奇心和探求真理的欲望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教育的责任是尊重他们的主体性，张扬他们的个性，

我们基于对现实教育的思考提出：明天，我们要给孩子一个全新的教育。 这个全新的教育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教育呢？

这应该是一种首先为孩子发展服务的教育，是把人自身的发展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教育。

在新世纪，注重人自身的发展越来越成为教育的目的。以往（包括现在），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往往带有大量的工具主义意识，把人的工具主义和教育的工具主义的价值看得很重。而今天，我们必须对有关观念作必要的调理。社会主义的教育不仅仅是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工具，不仅仅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具，不仅仅是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工具，它首先的和最重要的是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工具。整个世界越来越把人的健康、人的人格完善、人的素质发展看成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教育的根本价值和终极目的不是为别的任何东西服务，而是为年轻一代一生的幸福服务！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孩子明天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他今天的成长！我们应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满足孩子不断学习的需要，不要过多地规定或限制他们。把个体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孩子！把学习主人的权利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地学习，自由地享受童年的欢乐，健康快乐地成长。

作为一个学习的主人，班级的主人，学校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缺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没有自尊和自信。

今天的学生，是明天的社会成员，一走上社会就进入了激烈的竞争旋涡（其实在学校教育中每天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社会成员的竞争意识是截然不同的。

西方人的竞争原则是：你强，我要超过你，我比你更强；

东方人的竞争原则是：你强，我要把你拖下来 ,然后我比你更强。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人把它归结为东方人缺乏自信，自卑心理严重。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很少顾及自尊和自信。

所以，要把学习主人的权利还给学生，首先是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学生的自尊和自信。要把他们真正当成一个“人”来看，而不是当成一个装知识的口袋，一个容器来对待。

请看下面两则摘录，是如何把学生当作一个独立自尊的“人”的：

摘录 2：教育，切不可“目中无人” （摘自《人民政协报》于云和文）

曾看过一篇小文章，题目是《苏珊的帽子》，讲的是一个俊俏的，可爱的小女孩苏珊，当她读一年级的时候，小小的身体里竟长了肿瘤，经过三个月的化疗，她的头发全掉光了，一个亮亮的脑袋对于一个七岁的女孩是残酷的，她发愁以后的学习生活。

在苏珊返校上课前，苏珊的班主任——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热情而郑重地在班里宣布：“从下星期一开始，我们要学习认识各种各样的帽子，所有的同学都要戴着自己的帽子到学校来上课，越新奇越好！”孩子们不知教师的良苦用心，只是听教师的话而已。

星期一到了，离开学校三个月的苏珊第一次回到了她所熟悉的教室。但是她站在教室门口却迟迟没有进去，她担心，她犹豫，因为她戴了一顶帽子。

可是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她的每一个同学都戴着帽子，和他们的五花八门的帽子比起来，她的那顶帽子显得那样普普通通，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她忐忑不安的心安静下来了，灰 溜溜的情绪一下子飘散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现在，苏珊常常忘了自己戴着一顶帽子，而同学们呢，似乎也忘记了。

故事不过几百字，内容也很简单。这位教师细心地关注幼小生命内心体验的微妙情感，费尽心力去保护这个一年级孩子稚嫩的双翅，为一个有病的孩子保持一种自尊，自信，从而为她扬起远航的风帆。这就是教育的人本主义的光辉。 这个故事能让人思考许多。

其一，教育的关注点应放在哪里。

长期以来，教育被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功利主义倾向极为突出。一提教育，人们常常关注的是学生学到多少知识，其行为是否符合规范等等。作为一名教师，如遇到像苏珊那样缺课的学生，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给她补课；作为一名校长，他经常思考的常常是校纪的规范，教法的改革等等。

杨振宁教授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们的教学没有给学生以适当的位置，教师眼中没有学生，只有他的教案，几十个鲜活的生命在教学过程中呈现出的思维的火花和活力被缺乏敏感的教师忽视，几十个活人围着死的教案转。

杨振宁教授虽然讲的是课堂教学，却也道出了教育中的弊端——目中无人”。 有人说，应试教育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将以树人，育人为宗旨的基础教育沦为一种知识的传播和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情感、地位都可怕地泯灭了，教学中的种种问题，实际上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

素质教育，是向教育本源的回归。素质教育的要义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这教育观正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要求一切从学生的利益出发，着眼于学生的根本幸福，培养人格健全的人。

教育首先应关注的是人，关注人的情感，关注人的价值，关注人性的完善。…… 教育的本质功能是促进人的发展。苏霍姆林斯基说：“请你记住，教育——首先是关怀备至地、深思熟虑地、小心翼翼地去触及年轻的心灵。”看到教育家的这段名言，想到前面故事中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她对教育的本质和内涵的理解是多么深刻啊！

其二，教育者的首要素质是民主思想和人文情怀。

有人说，教师的最大欣慰莫过于“桃李满天下”，而陶行知却告诫教师要“爱满天下。” 学生是什么？有人说，学生是受教育者；有人说，学生是认知主体。但无论是什么，学生第一要素是生命。每一个学生都是有其独特情感独特需求的生命体。师生关系最本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教育者是做人的工作，教师面对的几乎是刚刚张开稚嫩的眼睛或刚刚在社会试图迈步的儿童、少年和青年。合格教师的第一要素不是对教材的熟悉和教学基本功的过硬，而是他的生命之爱，他的民主思想，他的人文情怀。

巴金看到小孙女每天做功课到深夜，便想落泪，以为这是在摧残儿童。

有的小学生羡慕奶奶的退休，有的初中生发誓只要一毕业就决不再摸书本，更多的流失生对学校疏远怨恨。这种学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一位教师以严肃、干练著称，讲课逻辑性强，知识点准，课上没有一句废话。但他“太厉害了”，学生在他的课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个初一男生被叫起来回答问题，紧张得看黑板上的板书竟是一片空白。你难道能说这是一个好教师？ 有一位教师责任心极强，惟恐学生在学习上，纪律上有疏漏，早晚自修必到，课间自习从门的玻璃上窥望，中午不回家，泡方便面，与学生一起做“午间作业”，学生却把他列为“最不受欢迎的教师。”

有耕耘未必有收获。有的教师在课堂上投入了许多负面情感，这些负面情感的积累，甚至比教学本身的作用还大。亮亮堂堂的教学楼里坐着的是一片苦闷的灵魂，教师的投入与教学效果显然不是正相关。

著名教育家夏丐尊说过：“教育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成其为池塘，没有情感，没有爱，也就没有教育。”

学生在知识上有些缺陷，以后他会补上的。一节课，这道题解错了，那个字写错，这都好办，只要这个孩子还热爱学习。但一个孩子在课堂上受到心灵伤害却是难以愈合的，有的甚至影响一生。

魏巍在成了著名作家之后，仍在深情地怀念他童年时代的老师蔡云芝先生。多少年后，魏巍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假日里，她把我们带到她的家里和她女朋友家里，在她女朋友的园子里，她还让我们观察蜜蜂。”魏巍还能熟练地背下当年老师那深

情朗诵的诗篇：“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只有云头，也不见树，那水上只中有海鸥……”中国之所以有个魏巍，不能不感激当年只有十九岁的女教师蔡云芝。

少年华罗庚曾守在金坛镇“乾生泰”杂货铺，十九岁时又染上伤寒，他的老师王维克曾深情地对他说：“人，应永远在希望中生活”。简短的一句话，使华罗庚在贫穷重病中奋起。

正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学校里学习的许多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但是，人的思想接触过的东西，会在我们的心灵里，首先在我们的情感和内心感受里留下痕迹。

摘录 3：举起你的左手 （摘自《独生子女》 2000年第7期罗一萌文）

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父亲调动工作，我转到了城市里一所很出名的小学。 城市的孩子十分活跃，课堂上老师提问时他们总能很快举起手来。那时，我的功课已落下一大截，老师的讲我都听不懂，自然就很少举手。没想到，我却因此成了同学们讥笑的对象，他们课后常常骂我“傻瓜”、“笨蛋”。我感到很压抑。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有了一条妙计：老师提问后，不管懂还是不懂，我都举手，反正老师不一定会点到我！

教我们语文的杨老师刚从师专毕业，二十一二的样子，高高的个 ,长发及肩，讲的课幽默风趣，课余还常和我们一起谈天说地，我很喜欢她。杨老师也很关心我这个刚转来的学生，她见我举手，很高兴，接连几次点我回答，但每次她的神情都由希望变成了失望，我更加伤心了。

不久后的一个下午，杨老师让我放学后留下来。我想她一定会训我一顿的，但是她没有，她只是询问了我的学习状况，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只是一名插班生，老师竟然这样关心我，我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眼泪不由地流了下来：“杨老师，我错了。我怕受别人的讥笑，于是不懂装懂，欺骗了你，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

杨老师为我拭去眼泪，轻柔地说：“没关系，你在课余把落下的功课看一看，不懂的地方来问我，成绩很快会上去的。”她想了想，又很神秘地说：“要不，我们来个约定吧，以后的问题，要是你不能回答，就举右手；能回答，就举左手，怎么样？”我使劲点了点头。

又过了一周，我惊讶地发现，杨老师的问题我能回答了，我小心翼翼地举起左手，杨老师眼睛一亮，高声叫了我的名字。全班同学的目光刷地聚焦在我的身上。我激情满怀而且十分响亮地回答了问题，答对了！恰如我长久期待地那样，杨老师的表扬声在班上响起。

一提起教育的高质量，人们往往与高升学率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对教育质量的一种狭隘的理解。我们今天站在新的、更高的教育理想的角度来认识教育的高质

量，从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和现实价值这一核心来认识教育的高质量，那么，即使孩子就读于一所边远山村学校，那里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校舍和设备，但他有个很好的老师，在那里他受到了充分的尊重，享受到了童年的快乐，在老师的培养下健康地成长，并且人格不断得以完善，他的现实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那么我们说这个孩子就是受到了高质量的教育。

无疑，以上摘录的两则文章的小主人公，他们受到的是高质量的教育，不管他们的学校是在城市抑或在农村！因为他们受到了尊重，他们是以学习主人的形象出现在老师和同学面前的。

保持平和的情绪，微笑着面对学生

这些年社会各界对校园虐待的反映非常大，已经严重影响了教师的形象。不可否认，心理虐待像“无形的杀手”，给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的影响。校园内的心理虐待主要是指教师用直接的（如嘲讽、挖苦、辱骂、体罚等）或间接的（如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手段，给学生的心理造成严重的伤害，轻则导致学生产生心理障碍，重则造成学生自杀身亡。

例如，对三毛的死，心理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一个人格的悲剧，三毛初中的代数老师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代数老师怀疑三毛的成绩有假，责令她站到讲台上，面向大家，用饱蘸墨水的毛笔在她的眼睛周围画了两个大大的圆圈，美其名曰“吃鸭蛋”。从此，三毛便患上了心理自闭症，这一阴影给三毛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并伴随其终生，它是三毛自杀的主要心理原因之一。

一份来自心理咨询室的报道：一强迫症患者自述其症状是不停地吐唾液，不能自制，经心理学大师的催眠疗法，才知道病根在于读小学时，因误了学业，老师责令其生吞小鱼，留下了后患。

包括我们在第三章开头列举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校园虐待，类似的教学悲剧在学校工作中并非少见。那么为什么教师会对学生进行心理虐待呢？究其原因，有的可能是没有爱心，缺乏敬业精神，除此之外，教师的心理不健康当是主要原因。教师缺乏健康的心理，赏罚无度、喜怒无常、冷酷无情、过于严厉，极易引起学生情绪的困扰，产生心理障碍。可以说，心理不健康的教师对学生心理的危害程度决不亚于患传染病的教师对学生身体健康的危害。

目前，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在不少地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但是，如果这项工作仅仅停留在软言相劝、耐心疏导，或建立一个心理咨询室、开设一条心理热线电话上，都是被动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因为一个心理不健康的教师会源源不断的制造出心理不健康的学生，只有控制好心理污染的“源头”，让每位教师都能担当起心理保健医生的重任，才能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力度，真正把学生从心理不健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而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教师必须心理健康！

教师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善于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学生的身心健康，也直接关系到教师的身心健康。

我有个学生，毕业两年半了。当年她是我们学校的一等奖学金获得者，优秀毕业生。在她工作了一年以后，我听人说她因体罚学生而挨了批评，并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公开检讨。我很奇怪，这么个品学兼优的人怎么会体罚学生呢？于是打电话把她叫来。一番交谈方才得知，这事竟然与我有关！她说：方老师，您在我们毕业前曾经告诉我们，一定要好好干，毕业以后三五年内争取冒出来，否则很有可能会成为碌碌无为的教书匠。可是已经一年过去了，我还无毫无起色，我心里着急呀！学校举行广播操比赛，我想既然教学一下子冒不出来，得了广播操比赛一等奖也好啊。可是那个孩子调皮捣蛋不好好练，说说他，他还油腔滑调，我又气又急，拧了他的耳朵，想不到竟把孩子的耳朵给拧伤了。

我大吃一惊！她体罚学生源于焦虑，而焦虑竟源于我的过高期望。我的原意是提醒学生在毕业之初就要奋发向上，想不到竟然适得其反！

于是我帮她分析，在那种强手如林的学校里，要一下子冒出来是不大可能的，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急不得的；所谓冒出来，并非一定要得什么优质课奖，评教坛新秀，其实做学生思想工作啊，教育科研啊，也能冒出来，你要独辟蹊径；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目前可以把突破口放在研究心理健康上，可以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情绪，注意悦纳学生，学学有关理论，做做心理认知作业，及时总结，以后有机会我可以把你作为这方面的个案。临了，这孩子高高兴兴地走了。她说，方老师您放心，我再也不会体罚学生了。

后来我一直忙，一直没时间再找她谈话。一晃又是一年多。上星期与几个教学新秀聚会，从他们那里得知这个好学生的近况：她果真再也不体罚学生了，不过同时再也找不到那个优秀毕业生的影子了。她终年忙忙碌碌，战战兢兢，委委缩缩，手足无措，在领导和同事面前不敢抬头，连看人的眼神也是飘忽躲闪的。实习时，在优秀教师指导下上的汇报课曾经技惊四座，如今还请优秀教师指导，可是连指导老师的意图也领会不了啦！对她来说，别说冒出来，就是翻身也是很难的了！ 那一夜我彻夜难眠，情不自禁地想流泪。

不用说，这棵好苗子未等长大就枯萎了，严重的心理障碍把她打倒在地，强烈的自尊被更强烈的自卑打倒在地！直接原因是焦虑引起的体罚，体罚引起的公开检讨，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间接原因吗？

救救她！帮帮她！救救这棵行将夭折的好苗子！我一遍又一遍地呼唤自己。 赶快学！赶快学！赶快掌握心理辅导的知识和技术，有多少类似的教师在等着我们的心理救助！我一遍又一遍地鞭策自己！

我决定，等这本书脱稿付印，立即找她来谈；立即着手教师心理健康自我教育的课题研究，把这个年轻教师作为重点帮助和辅导对象。

大量事实表明，情绪对人的身心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5年8月1日《新民晚报》消息：天津河西区一居民家中发生一起惨剧，4位整天沉湎于麻将牌桌的白发老翁，1名因为情绪过于激动而瘁死，其余3人也因受到惊吓，诱发急性脑血管病。

美国新奥尔良的奥施纳诊疗所曾做过统计，发现 500个连续求诊而入院的肠胃病人中，因情绪不好而致病者占74%。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门诊部也作了统计，结论是求诊的病人中，因情绪紧张而致病的占76%。

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些学者用了 40年时间，对204位成年人作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在21岁至46岁之间，过着舒畅精神生活的59人中，只有2人在53岁时得了重病，其中1人死亡。而在同一时期内，得不到舒畅精神生活的48人，都在55岁以前死去。

美国生理学家爱尔马为了研究心理状态对健康的影响，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实验：把一支支玻璃试管插在有冰水的容器中（容器中冰水混合物的温度正好是摄氏零度），然后收集人们在不同状态下的“汽水”。

当一个人心平气和时，他呼出的气变成水后是澄清透明，无杂无色的；悲痛时水中有白色沉淀；生气时有紫色沉淀。他把人在生气时呼出的“生气水”注射在大白鼠身上，几分钟后大白鼠就死了。由此他分析：生气“十分钟”会耗费人体大量精力，其程度不亚于参加一次 3000米赛跑；生气时的生理反映十分强烈，分泌比任何情绪时都复杂，都更具有毒性，因此动辄生气的人很难健康。所以他告诫道：人尽量不要生气，母亲切勿在生气时（或刚生完气时）给孩子喂奶。

俄罗斯的兹马诺夫斯基经过长期研究后，列出了一个健康公式：

健康 =

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益于健康的分子恰恰是“长寿三要素”，损害健康的分母恰恰是“健康三杀手”。分子越大越健康，分母越大身体越差。而在健康三要素当中，情绪稳定位居其首。

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健康三要素中最欠缺的恰恰是稳定的情绪！

教师的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人。每当学生取得重大成绩，为教师脸上争光的时候，可能会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年轻教师或气质类型强型的教师更甚）；每当学生成绩不好，影响了班级平均分，给自己抹黑，甚至使自己失去了“进城考核”、职评考核的基本资格的时候，或者当学生淘气顽皮、惹事生非、破坏纪律的时候，可能会吹胡子瞪眼睛，捶首顿足，暴跳如雷，回到家里，吃起饭来味同嚼蜡，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久而久之，慢性肠胃炎、神经衰弱、焦虑、恐怖、强迫症、精神性症等心身疾病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各种职业当中，教师的喜怒哀乐起伏是最大的，这可能就是教师普遍早衰的重要原因。

要使自己健康长寿，教师必须学会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情绪，特别是正确对待教师职业，正确对待学生，学会悦纳学生，学会从教学工作中寻找乐趣，在与学生的真情交往中寻找乐趣。

比如说，经常进行自我疏导，释放消极情绪。教师不应该把消极情绪带入课堂，否则不仅会伤及学生的心身，而且会将消极情绪传染给学生（体罚和变相体罚往往就发生在这种情绪状态下）。怎么办？在预备铃响过之后，站在教室门口，教师应该把所有的烦恼和不快留在门口，然后以愉快平和的心态和表情步入教室，面对学生；一旦走出教室，则不妨暂时去掉“教师”这个标签，尽情挥洒一下自己的喜怒哀乐。比如，找个地方哭一场，让痛苦伴着泪水流走；与亲朋好友促膝谈心，吐出心中的不快；到舞厅茶座“破费”一次，让音乐轻轻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这是一种最好的心理保健方法，因为，长期压制悲痛或愤怒的情绪，也会造成心身疾病。

另外，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教育思想，正确对待教师职业，正确对待学生，学会悦纳学生也非常重要。请阅读第二和第三章中的有关内容。关于情绪的自我心理调节技术，请去读一读心理卫生方面的专著。以后，假如我们学校的重点攻关课题《小学教师心理健康自我教育研究》能取得成果，我们会再编写相关著作。在此不作过多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