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剖析
第7卷 第2期
Vol.7 No.1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JOURNALOFHUANGHES&TUNIVERSITY
2005年6月
Mar2005
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剖析
李 玲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102617)
摘 要: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优越的民族心理和侵略性的政治传统;二是战后美国对日本实施的绥靖政策;三是缺乏有效的国际制约机制。
关键词:日本;政治右倾化;原因
中图分类号:313/D7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5)02-0026-02
据2001年5月21日的香港《大公报》说,战后50多年的日本的国际形象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战后初期的二三十年,人们心目中的日本总印象是樱花、艺妓、富士山;后来则是精致的商品和高昂的物价;而最近一二十年,则变成是靖国神社、东条英机了。”这则报道形象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羽翼渐丰,正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强国迈进的走向,同时也反映出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正升温加码。作为日本的近邻,特别是曾经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中国,不能不关注日本国内政治的走向。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剖析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原因,意在告诫国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
一、优越的民族心理和侵略性的政治传统导致日本政治长期右倾化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心理特质和政治传统,而这种心理特质和政治传统的形成与其生存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日本是个岛国,历史上长期与亚洲大陆相隔,极少与外界其他民族交流沟通,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易于形成内聚力较强的单一民族结构。单一民族结构的国家,其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文明程度等都有着高度的同一性。具体到日本,民族的认同感、文化的归属感较强,很容易衍生出优越、自豪、自我欣赏、自命不凡、狂妄自大、自尊自强的民族心理。在日本,“大和民族优秀”论、“皇国日本至上”论的观念根深蒂固。另外,日本国土面积狭小,矿产资源匮乏,自然灾害频繁,而人口总量很大。恶劣的地理自然环境使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日本文部省要求教科书向学生灌输“向海外发展的使命感”。长期以来,对外侵略扩张以解决民族生存的观点一直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蛊惑人心的重要思想依据。
武士是对日本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阶层,武士文化是日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忠勇尚武”。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利用武士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大力提倡武士文化以控制国民,武士文化已渗透、灌输进广大日本人的灵魂。自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侵略扩张就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在用武力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的指引下,日本把侵略的矛头首先指向朝鲜和中国,而后是亚洲其他国家。先是挑起中日甲午战争,鲸吞朝鲜,接着又蚕食中国,二战中又把魔爪伸向东南亚各国。可以说,日本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掠夺的历史。
日本优越的民族心理、尚武的政治传统,再加上今天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一部分日本政客显露出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心态。以梅原猛和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应该统治整个世界,而承认侵略战争会“使后代产生多余的自卑感,丧失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感”。他们提出了一系列主张:经济上输出日本成功的经济模式,以确立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政治上对美、俄、中等大国说“不”,使日本成为主导全球事务的政治大国,其中,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是实现其政治大国图谋的关键环节;军事上废除和平宪法,独立发展自己的防卫力量,成为世界军事强国;文化上输出日本优秀的文化,以确立日本对世界的霸权。从以上基本主张我们可以看出,冷战结束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不过是以新民族主义面目出现的极端右翼思潮,是日本右翼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变种。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日本实行的绥靖政策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得以延续
日本投降后,美国垄断了受降和占领的支配大权。为了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从美国全球战略出发,美国占领军当局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对侵略战争负有最高责任的裕仁天皇被免于起诉,保留了天皇制;“整肃”不彻底,释放大批在押的日本战犯,不仅不追究他们的罪责,而且还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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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08-15
作者简介:李 玲(1971-),女,河南省息县人,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外语部讲师。
他们重返政坛,成为日本战后政府的主导力量;为了对抗苏联,遏制中国,美国极力在经济上扶持日本,在政治上纵容日本。
美国对日本实行的绥靖政策,使日本错过了一次举国彻底清算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的大好时机,同时也直接导致了日本战后政治的右倾化滋生蔓延。天皇不被起诉而作无罪处理,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既然战时日本国民的最高领袖是无罪的,那么作为一般臣民也就“自我谅解”了。1995年9月16日法国《世界日报》曾撰文说:“与关心日本的民主化相比,更关心使日本成为其反共政策枢纽的美国人宽恕了日本天皇,从而鼓励了一种集体不负责的态度。”保留天皇制,更是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温床。因为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以效忠天皇为核心,国家神道也宣扬忠于天皇,为天皇“圣战”,日本的国号、国歌、国旗都孕育着天皇制,这些东西都原封不动地沿袭至今。所以,东京大学教授和田春树指出,右翼对以天皇为中心的帝国主义抱有很深的眷恋,他们试图再现昔日的辉煌。日本评论家加腾周一也说:“天皇制是发动战争的肇因,不废除它,很可能再度成为战争的祸首。”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的宽大处理,为战后日本不正视历史埋下了祸根。战后的日本政治具有浓重的“战犯”色彩,可以说是“战犯政治”,负有重大战争责任的裕仁天皇仍然是日本国民的崇拜对象,许多为侵略战争效过犬马之劳的军国主义分子,如甲级战犯重光葵、鸠山、岸信介、儿玉誉志夫等人都担任了要职。战犯政治直接产生了三大恶果:首先,日本政界极右势力长盛不衰。战后几十年来,历届自民党内阁几乎从未承认过侵略战争,相反,上至总理大臣,下至内阁成员,屡屡出现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更有甚者,1996年9月,日本自民党公然宣布将“实现首相和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其次,日本社会上极右组织十分嚣张。目前日本右翼团体大约有1800多个,组织成员达数百万,成分十分复杂,包含了旧日本军队的战士及其子孙、极右暴力团伙等。这些极右翼势力公开叫嚣恢复战前的天皇制,反对就侵略战争问题向亚洲各国人民道歉。第三,篡改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历史观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歪曲历史将误导未来。日本一些右翼分子打着“正确传授历史”的幌子,把手伸向年轻一代。他们否认侵略历史,胡说“南京事件是虚构的”,南京大屠杀是“历史的最大谎言”;“日军强征慰安妇一事并非事实,希望在中学教科书中不要出现”;“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将侵略战争看成是“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针对日本国内这种错误二战史观的严重危害,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年轻一代没有掌握和认识过去,认清过去的历史事实和教训,日本将有重蹈覆辙的危险”。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也警告说:“谁否认过去,谁就在冒重蹈覆辙的危险。”
为了把日本变成防共反共的战备基地,美国极力纵容、扶持日本,日本右翼势力则凭借其渐渐强大的经济实力,乘机一步一步地突破一系列禁区:突破战后日本宪法对自己武装力量的限制;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扩充日本军备,大幅增
加军费;修改和平宪法,积极向海外派兵;1996年4月美国与日本又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从而使日本由受保护型变成参与型,美日安保体制由防卫型变成进攻型,为日本向世界军事强国迈进大开绿灯。
总之,美国对日本的纵容、扶持,为日本不认真反省侵略历史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近年来日本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国内军国主义活动死灰复燃,更是与美国长期对日本右翼势力实行绥靖主义政策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必须对日本不直面历史承担责任。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缺乏有效的国际制约机制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愈演愈烈
早在明治时代,日本就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代表人物就是庆应大学的创始人福泽哈吉,其理由是贫穷落后的亚洲国家是不值交游的“损友”,日本应成为欧洲的伙伴。二战后,日本出于自身安全和利益的需要,又提出了“脱亚入美”的口号。20世纪80年代日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跻身于西方富国俱乐部,极力摆脱自己作为亚洲一员的形象。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游离于亚洲国家之外,被人戏称为“亚洲的孤儿”,没有融入亚洲社会,没有真正成为亚洲大家庭的一员。二战后美国独家占领了日本,日本仅仅直接受制于美国,亚太地区没有形成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极右翼势力进行联合制约的国际机制,日本国内的政治动向无法受到国际社会强有力的约束。虽然亚太国家对日本国内经常出现的“政治疯话”给予强烈的谴责和抗议,但其作用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和有效的国际制约机制的作用相比。反观德国,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开始探寻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新路径——欧洲联合,试图把德国融入“欧洲大家庭”,使德国成为“欧洲的德国”,对德国的民族复仇主义实行严厉的联合限制。目前,德国的一切活动都要受欧盟的影响和约束。另外,德国还要受北约的制约。因此,战后欧洲存在着较好的制约德国法西斯主义复活的国际机制,对德国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战后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对日本实行绥靖主义政策,客观上对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日本右倾化的政治传统及战后历届日本政府未能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则是内因。日本只有正确对待历史,反省自己的过去,才能很好地把握现在,面向未来,才能真正融入亚洲和国际社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政治大国,真诚希望日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参考文献]
[1]李玉堂.为什么日本不认帐[M].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7.
[2]冯特君.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M].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校 黄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