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说唱俑(玉器俳优)jpg
击鼓说唱俑
东汉,灰陶制,高55厘米,出土于
四川成都天回山崖墓,现收藏于中
国历史博物馆。
俑在汉代的雕塑中有着十分重要的
地位,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从车马出行到侍卫家奴,从庖厨宴
饮到歌舞百戏,几乎无所不包,反
映了汉代那五彩斑斓的社会生活。
虽然这些俑比起秦代的同类作品尺
寸相对较小,但表现出强烈的写实
主义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四川地区的汉俑独具特色,内容更
为丰富,曾经出土了许多说唱俑雕
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件《击鼓
说唱俑》。
这个说唱俑席地而坐,头部硕大,
裹着头巾,前额布满皱纹,赤膊跣
足,左臂环抱着一个圆鼓,右手则
扬起鼓锤。这个说唱俑的表演仿佛
已经进入了高潮,他得意忘形,神
情激动,表情夸张,竟不自觉地手
舞足蹈起来。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
场面!虽然人们并不了解他说唱的
具体故事内容,但一看到这位热情、
乐观、充满生命活力和幽默感的老
人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甚至人们
似乎看到了在这个说唱俑的面前,
正有一群兴致勃勃的听众在倾听他
的出色表演!可见,汉代的雕塑家
们是多么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他
们并没有拘泥于简单地模仿生活中
的说唱俑,而是采用极其大胆的夸
张手法,着重表现说唱者的那种特
殊的神采。作者采用了虚拟的方式,
通过欣赏者的联想作用,创造出了
一个隐含的充满戏剧性的精彩场
面。这种虚拟中的戏剧性场面,本
身也体现出汉代艺术所特有的生动
以此来博得主人和观赏者的笑颜。他们往往随侍主人左右,作即兴表演,随时供主人取乐。表演时,他们一般边击鼓边歌唱。当时的皇室贵族、豪富大吏蓄养俳优之风甚盛。汉武帝“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丞相田蚡“爱倡优巧匠之属”。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云:“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这些均可为证。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图中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身材粗短、上身赤裸和动作滑稽的表演者,汉墓中也不乏此类形象的陶俑出土,均显示了俳优表演在当时的盛行。[3]
西汉晚期起,楚地木偶人呆滞的神态在汉陶俑中渐渐褪去,继之而起的是一种崭新的写意化的生动造型风格。它以市井人物及社会生活为聚焦,反映生机盎然的世间生活,而不再低徊于森冷黯淡的阴间趣味。这种新艺术风格在东汉时期更为流行和显著。[1]
在四川的东汉墓中先后出土多件形象类似的击鼓说唱俑,这说明当时蜀地说唱表演颇为流行。
汉代“玉圆雕俳优”
可能出自四川东汉墓中
玉圆雕说书人的面世,其体貌特征与以上四件陶俑基本相似,高17.7厘米,青白玉质,张口吐舌,光脚赤身,裤系脐下,大腹垂乳,左手持鼓,右手握槌。作为玉圆雕,此类形象尚属首次见到,弥足珍贵。这件玉圆雕遍布黄褐沁和牛毛纹,沁色自然,左肩和臀部有绺裂,鼻尖、右手拇指有磕痕,包浆熟旧,应为真品无疑。至于玉圆雕人物作品,历代都有遗存,如1976年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跪坐式玉圆雕,高7厘米,应为现已发表有确凿依据的商代玉器,属圆雕人物。
《中华古玉》试刊(总第1期)发表的汉代玉雕说书人神态生动,鲜活逼真,仿佛从二千年前的历史尘埃中走来,带给我们汉代社会世态的音容笑貌,让人忍俊不禁,过目难忘。这既是一件汉代俳优的真实再现,又是一件神形兼备的艺术珍品。
俳优是以戏笑为特征的娱乐形式。《说文解字》:“俳,戏也。”段玉裁注曰:“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乐言之,谓之倡,亦谓之优,其实一物也。”《汉书·霍光传》曰:“击鼓歌唱,作俳优”。颜师古注曰:“俳优,谐戏也”。用现代语言解释,俳,指古代诙谐滑稽的表演;优,则指击鼓戏笑的演员。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玉是极为珍贵的材料,怎么会用于社会地位卑微的俳优?从现在已发表的资料,我们确实尚未找到第二件玉俳优,但我们却能见到不少玉舞人的佩饰。汉代乐舞百戏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达官显宦“庭扣钟磐,堂无琴瑟”,于厅堂帷幄之下,华筵盛张,艺人歌舞声容,为他们宴饮助兴。特别是一批东汉晚期的画像石、画像砖的出土,则以丰富多彩的写实风格和夸张技巧,表现了这一时期舞乐百戏的情景,使我们形象地了解到墓主生前的享乐和豪奢,汉代“事死如事生”的时风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那些财富丰盈的官吏显宦、富豪世家把生前的各种享受,或雕塑、或绘形葬于墓中,继续在冥冥世界享用,用玉来雕俳优也就可以理解了。从已经出土的俳优都是四川所处推断,
和其陶俑形态、装束都十分相似来看,此玉俳优极有可能也是出自四川东汉墓中。是否如此,待今后更多的考古发掘再去予以印证。
四川汉代陶俑:汉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8月31日 16:19 收藏界
图1 击鼓说唱俑(国
家博物馆藏)图2 站姿说
唱俑图2 站姿说唱俑
四川 李铁锤
汉代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文字的便捷化带来了文化的突飞猛进,促进了文物典籍的整理、传承与发展,儒、道、佛、法思想的相互影响构建成治理国家及社会道德理念的基础,土地兼并与疆域拓展带来更多人员流动,社会从业形态趋于多样,厚葬之风的盛行给后世留下许多珍贵资料……这一切表明,我国汉代社会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然而,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以竹木丝帛等材质为基础的绘画形象资料大都难以流传至今,石刻图像资料又十分稀少,我们怎么才能看到汉代人们生活的样子呢?四川汉代陶俑为我们打开了观察一千七百多年前汉代社会生活的方便之门。
四川陶器源远流长,早在汉代以前,四川盆地即巴蜀地区的制陶术就十分兴盛。四川盆地东部的大溪文化(公元前4400-前3300年)、成都周边的营盘山文
化(公元前3500-前3000年)、宝墩文化(公元前2700-前1800年)中的彩陶、夹砂陶和泥质陶器都十分丰富,可以说,四川盆地一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商周时期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的陶器更是丰富多彩,其中高足器、尖底器、筐纹器、打磨陶等陶艺水平很高。到了汉代,四川墓中的大量汉砖、汉俑,更是详细记录了当时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社会习俗、精神风貌、礼仪、故事传说、生产方式与工具、建筑式样、城镇布局、山河桥梁、车马道路、牲畜、家禽、餐饮、娱乐、歌舞、音乐、服饰、生活习惯、动物饲养、生与死……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它们是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真实记录及生动写照。
图1是国家博物馆(微博)收藏的击鼓说唱俑,灰陶制,高55厘米,制作于东汉时期,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崖墓。它的造型极为生动,具有强烈的写实主义风采和极高的艺术感染力,深受国内外专家及观众的喜爱,被定为国宝级文物,誉为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杰作。图2是件东汉站姿说唱俑,高59厘米,出自新都县。跟坐姿的击鼓说唱俑一样,它赤裸上身,身材矮胖,大肚外露,神态活泼,表情生动,风趣幽默,显然是位男性专职说唱者。在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编撰的《汉书·霍光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汉废帝刘贺(公元前92-前59年)宫廷生活的情景:“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祀已,与从官饮啗。驾法驾皮轩鸾旗,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详细描述了汉代宫廷奢华的生活情景,不但“击鼓歌吹作俳倡”,还“鼓吹歌舞,悉奏众乐”等等。西汉后期的散文家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中说:“富者钟鼓舞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竿调瑟,郑舞赵讴。”还说:“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则办歌舞俳优,连笑伎戏。”可见汉代从宫廷到民间基层,百戏流行,从皇宫到街头巷尾,都可见到说唱、歌舞、器乐、杂技、角抵、魔术、斗兽等演出盛况,彰显出汉代盛世娱乐文化的繁荣。四川汉代陶俑正是这种繁荣景象的直接物证。
图3是件东汉抚琴俑,高60厘米,出自新都县,现存巴蜀古陶瓷博物馆。抚琴者身材纤细,下颌稍尖,面容俊俏,面带微笑,双手悬于琴面之上正在拨弄着琴弦,我们仿佛听到了琴弦发出的悠扬旋律。汉代关于琴的著作很多,如:刘向(公元前77-前6年)的《琴说》,扬雄(公元前32-前7年)的《琴清英》,桓谭(公元前25-公元56年)的《琴道篇》,班固(公元32-92年)的《白虎通德论·礼乐》,蔡邕(公元132-192年)的《琴操》、《琴赋》等。东汉时期盛行的“琴道”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马来西亚著名华裔古琴演奏家陈松宪(1947-2010年)先生所说:“在东汉士人眼中,琴不单纯是歌诗演奏的乐器,而且是修身养性的工具,有着教化天下、和合天地、通神明之德的功能。”
图4是件东汉吹箫俑,高61厘米,出自新都县。吹箫者眉眼清秀,带着几分稚气,十分可爱。双手与长箫悬空塑造,显得格外传神。在四川汉俑中,演奏的乐器除鼓、琴、箫外,还有埙、笙、瑟等。
图4 吹箫俑
图5 歌唱俑
图5是件东汉歌唱俑,高56厘米,她胸部丰满,头戴菊花,显然是位成熟女性,而当时的唱词多为经典诗赋故事或即兴小作。汉代歌唱表演的流行,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后来建安文学及唐诗、宋词的辉煌奠定了基础。这件陶俑周身多处残留着红、黑、白彩绘痕迹。四川汉代陶俑多为彩绘俑,可惜由于四川多水,经过一千七百多年的沧桑岁月,加之出土后的风化,几乎所有出土汉俑的彩绘已消失殆尽,能看到局部残留彩绘已很难得。
图6 舞蹈俑
图6是件东汉舞蹈女俑,高28厘米,耳部佩戴耳饰。她体态轻盈,婀娜多姿,
很像汉成帝(公元前51-前7年)皇后即被称为绝世舞姬的赵飞燕(?-前1年)。
我国汉代这种轻盈柔美的舞姿,后来构成了世界东方舞蹈最基本的特征。从四川
汉代画像砖画面中还可以看到汉代的盘鼓舞,女舞者手舞长袖,在二鼓六盘上翩
翩起舞,格外妖娆。东汉人傅毅(?-约公元90年)撰写的《舞赋》对东汉歌舞有
细致入微的描绘,是研究汉代歌舞的重要文字资料。而四川汉代陶俑则提供了直
接的形象资料。从四川汉代陶器中还可看到,当时除了歌舞、器乐演奏之外,还
有叠高、倒立、跳丸、手搏、六博、骑吹、骆驼载乐等娱乐文化活动。
汉代盛行“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之风,竭力让逝者过上较好的生活,直至升天成
仙,以便保佑生者行好运,因此墓中不仅有歌舞说唱之类的陶俑,还有武士俑、
文职俑、提罐俑、持镜俑、哺乳俑、庖厨俑、持锸持箕俑以及动物、牲畜等俑,
还有家畜圈及院落楼阁。图7是件东汉文职俑,几乎所有的文职俑都是衣帽端正的站姿,似乎是管家。
图8的东汉提罐俑是四川博物院(微博)的藏品,高55厘米,成都天回山崖墓出土。提罐者头梳双髻,身穿交襟广袖长袍,紧袖束腰,面目端庄,双手提罐,步态轻松,生动可爱。四川陶俑为我们提供了汉代社会各类人员服饰和发型的直观资料。
图9的东汉持镜俑是四川博物院的藏品,郫县宋家林出土。该俑衣褶与纹饰非常清晰,红色彩绘相当鲜明。此俑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细节,即持镜女子左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上都戴着指环。指环在我国已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这种一千七百多年前把指环戴在手上的生动形象,还是十分难得一见的。
图10的庖厨俑是四川博物院的藏品,这件陶俑是三国蜀汉时期的作品,高
43厘米,1981年忠县涂井崖墓出土。厨师面前摆着鸡、鸭、鱼、鳖、蟹、小狗、姜等。著名的川菜起源于古代的巴国和蜀国,据《华阳国志》记载,巴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蜀国则“山林泽鱼,园囿瓜果,四代节熟,靡不有焉”。川菜系统
的形成,正是秦、晋之间的汉代。根据《太平御览》记载,当时曹操(155-220
年)在《四时食制》中特别提到:“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黄鱼大数百斤,骨软可食,出江阳、犍为。”郫县、江阳、犍为都是四川地名,可见当时川菜已名扬天下。通过这件蜀汉时期的庖厨俑,我们窥到了当时川菜厨事的盛况。
图11的东汉哺乳俑是四川博物院的藏品,高21厘米,资阳县南市崖墓出土。慈祥的少妇身着交襟广袖长裙,盘坐敞怀,正把丰乳之端送入婴儿的口中,显得十分温馨、安详。这是一件歌颂母爱的艺术佳作。这种题材的汉代陶塑作品是非常珍稀的。
图12的东汉佩刀持箕持锸俑是四川博物院的藏品,高85.8厘米,新津县堡子山砖墓出土。这位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中年男子,身着交襟短袍,紧卷两袖,左手持箕,右手持锸,腰间佩刀,足穿草履,头戴平顶帻,好一副田间劳动者的模样。所持之锸就是后来的锹,箕就是现在还在使用的撮箕。他穿的那种草鞋,在南方一直延续至今。平顶帻可谓近代流行的鸭舌帽的先祖,战国时期的帻就是个布条子,汉代发展为帽子状,可见汉代是我国服饰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这条汉子腰间那把约有半米之长的刀,格外引人注意,这可能跟汉代的屯田制有关。屯田始于西汉前元十一年即公元前169年,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3-前157年)
以罪人、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汉武帝调发大批戍卒屯田西域。当时军屯和民屯,主要集中于西北边陲。屯田不但有利于解决边防的供给问题,而且有利于变荒山野岭为良田,传播了农耕技术,扩展了耕地面积,巩固了开拓的疆域。东汉末年,战争不断,土地荒芜,粮食短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
枣祗(生卒年月不详)、韩浩(生卒年月不详)的建议,在河南进行屯田。刘备在四川
也进行了屯田。魏末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废除民屯,军屯也渐衰。这件汉俑正
是这段屯田史的例证。
图13至图15是犬、猪、鸡饲养动物俑,汉代饲养的家禽、家畜种类,已跟现在几乎一样。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四川汉墓出土的不少陶犬,跟今天的川东猎犬十分相似,这一古老犬种值得特别珍惜与保护。
马是古代重要的战略资源,马不但是冷兵器时代打仗快速进退的法宝,而且还是农耕、商旅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汉代马匹在巩固疆域、拓展丝绸之路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图16的数匹东汉骏马高1.2米左右,长1米左右,出土于成都、遂宁等地,现藏于四川博物院。这些骏马气势磅礴、刚健有力,正是大汉雄风的生动体现。
看了以上十多个例子,我们仿佛看了一部汉代社会生活实录大片,跟汉代同胞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其实,四川汉陶有上千种之多,这不过如窥豹一斑,更多、更精彩的题材与内容,等待发掘与研究。
感谢四川博物院、巴蜀古陶瓷博物馆及四川藏协朋友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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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俑私藏品,青玉质,雕工及纹饰密不透风格,规格高300mmX宽230mm,厚0.3~0.5mm,由8片榫卯组合而成。
东汉:四灵纹胜 秦汉玉器的形式和饰纹都有不同程度的新变化,如玉具剑饰物,因大多作铁剑上用,
固多器大厚重;饰纹由简至繁,造型由薄至厚;玉璧中的出廓一式,出廓处饰纹由孔内、两侧转移至上端一处,其饰纹由对称转向非对称,及至东汉还出现镂空铭文之璧,见者有“长乐”、“益寿”、“宜子孙”铭等吉祥语;而那些龙、凤、螭纹,也有明显的变化,如龙,从“S”形游动态转化为爬行状,并出现眉骨高起,有四足,吐长舌,口吐或含宝珠,个别身上有鱼鳞甲和动感极强的形式。螭龙之态,由战国的侧首侧视转为正面正视形,四足由身下一侧行走状转化为置身两侧各两足成伏地爬行状,由张牙舞爪向合口形发展;一些几何装
饰的纹图,虽有出现,但较战国少,并多成宽松布局。与此同时亦出现前所未见的新饰纹,如圆圈纹、云气或流云纹、短平行毛发纹、细如毛发的游丝纹和斜刻而成且较粗的“汉八刀”饰纹等,其中细如毛发的游丝纹的刻琢,似非用砣具琢制,而有可能是“它山之石”,如金刚石
(又称“昆吾刀”)磨尖直接刻划成,故其纹多在弯曲处呈现叉边。(华夏小邓/整理 报道)
看脸部的凹凸表象自然,采用阴刻线阳刻线坡刀及浅浮雕工艺并进,多层次多寓意写实艺术内涵丰富包罗万象,包浆自然呈玻璃光。
百度百科中一文“蟠螭纹”说道;
蟠螭纹是汉族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是
中国青铜器上的装饰。螭是汉族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张口、卷尾、蟠屈。有的作二方连续排列,有的构成四方连续纹样。一般都作主纹应用。盛行于战国时期。在当时的玉器上,亦常见雕琢有蟠螭纹,表现形象有的有所不同。
战国编辑 的蟠螭纹,圆眼大鼻,双线细眉,猫耳,颈粗大且弯曲,腿部的线条变弯曲,脚爪常上翘。身上多为阴线勾勒,尾部呈胶丝状阴刻线。
汉代编辑 眉上竖且内色,眼眶略有下坠,鼻梁出现了细线划纹,身体与战国时没有差别,只是尾部出现由两个卷纹只有三条腿。 南北朝编辑
时期,眼睛稍长且有弯度,嘴边两腮多有凹槽,头上有的长角,有的无角,腿短,一般前腿只有一个,所以也是三条腿,有时,前腿伸出一点作为第四条腿,尾部的卷云纹较以前宽了一些。
北周
白玉赤足菩萨
北周----北朝之一。西魏权臣宇文泰奠定,由其子宇文觉正式建立。历五帝,共二十五年(公元557年—公元581年)。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实际掌握西魏政权的宇文泰死后,长子宇文觉继任大冢宰,自称周公。次年初,他废西魏恭帝自立(孝闵帝),国号周,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史称北周。
白玉赤足菩萨高约12公分,此尊白玉小佛像受沁比较严重。
从玉质上看,可能不是和田玉种,而是某种地方玉种。 从玉器雕刻风格上判断,可能是北周的菩萨。
因为北周菩萨以目前所见,其风格为『矮胖』。
汉玉戎爱洛造思维菩萨
背面
汉玉戎爱洛造思维菩萨像,高约54厘米,目前国内还没有出土先例,存世的只有这一尊。国外只有在日本东京博物馆存有类似造型的北魏时代的大理石造像一尊,参阅《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此佛像大于东京博物馆的藏品,材质为汉代白玉。目前已经著名古玉鉴定专家华义武鉴定,指出此汉玉佛像从未见过,十分难得。
著名古玉鉴定专家华义武鉴定后指出,北魏戎爱洛造思维菩萨像从未见过,十分难得。目前国内还没有出土先例,存世的只有这一尊。国外只有在日本东京博物馆存有类似造型的北魏时代的大理石造像一尊,参阅《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此佛像大于东京博物馆的藏品,为北魏时代,材质为白玉。
历来高古佛像的鉴赏多以石窟为主,如云冈、敦煌、龙门、麦积山、响堂山、天龙山、或寺庙出土如山东青州北齐的石雕像、西安出土唐代的汉白玉佛像。
中国佛像艺术雕刻在北齐达到一个『形神兼备』清雅净谧的艺术高峰,到唐代则以形体饱满原润之美创造了中国佛像雕刻史的另一个高峰。
唐代以下,佛像雕刻艺术可谓逐步下滑,宋代佛像可观者有重庆大足之石雕、大同华严寺辽代之木雕佛像、太原晋祠之泥塑彩绘。明代佛像雕刻可观者有:山东灵岩寺之泥塑罗汉、山西平遥双林寺之泥塑天王等。
近年炒作哄抬之明、清铜鎏金佛像,以佛像雕刻艺术而言,实则无甚可观者为多。
中国高古玉雕佛像为何珍稀
秦汉玉器的用材,仍以新疆昆仑山产透闪石——阳起石料(俗称和田玉)为主。此外,新疆天山以北产的玛纳斯碧玉,继战国始出现后,复又大批采用并大多用作陪葬品;曾在战国中断使用的蛇纹石玉料(岫岩玉),在东汉时又一度兴起,并说明因东汉时国力不支,统治者用玉出现以次充好的境况;汉代史书中大加推崇的蓝田玉,有一两件大型建筑物用器有人考证是用该料制作,但是否就是蓝田玉制作还有待考证。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玉器即使是用蓝田玉制作,它也说明在汉代用蓝田玉作器是不多的,而更多的情况很可能作帝宫的建筑物附件用,日常所见的高档玉器是不用该玉料的。
秦汉玉器中,除一小部分作贵族的生活实用品外,更多的是以其表示上流社会中等级的高下,子孙后代对前辈的孝道和为阴阳五行、辟邪压胜等迷信活动服务。故此时的玉器包括出现的人物和写实性动物造型的玉饰,无不有神秘奇特感。
[dōn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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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公元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一统的朝代。为区别于西汉之前汉,故又称后汉。东汉首都洛阳被称为东京,因此又以东京为东汉的代称[1]。共有十二帝,历经196年。
公元25年刘秀称帝,仍沿用汉的国号,定都洛阳。[2]汉明帝和汉章帝在位期间,东汉
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3]东汉时,三公权力再次大幅被削弱,尚书台权力得到提
升。[4]
在汉章帝后期,外戚日益跋扈,揭开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两股势力争斗的序曲。[5]汉
和帝后,皇帝都是年幼即位,使得外戚势力与宦官横行朝堂,朝政日益衰败。而东汉因富商豪强势力已成,造成地主庄园势力的膨胀问题无力解决,人口也不断增加,粮食生产没有跟上人口增长,汉灵帝即位之后,沉迷酒色,农民在多重残酷压榨下不堪重荷,[6]终于在184
年爆发了黄巾之乱,朝廷下令各州郡自行募兵,将这场声势浩大的变乱基本镇压。
自此,藩镇坐大,东汉名存实亡,公元190年,又逢“董卓之乱”,皇帝大权旁落,而地方豪强也趁势崛起,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大幕,导致三国局面的形成。[7]公元220
年,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在洛阳称帝,国号“魏”,史称曹魏,东汉结束。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长达400年的大分裂时期。[6]
东汉在文化、军事等方面亦有显著成就: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地动仪和浑天仪; 同时佛教也在这段期间传入中国。
东汉一代,豪强地主势国扩张,门阀世族形成。这一时期,匈奴、羌族开始内迁,鲜卑族人据蒙古草原,都对后世的民族交流和融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6]
中国古代历史年表
发表时间:2009-12-4 20:47:10 作者:徐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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