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0期:严重推荐[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在本公众号的第230期《审辩式思维与分析性推理的区别》一文中，我曾经从13个方面对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和分析性推理（analytical reasoning）进行了比较，其中讲到，分析性推理源自西方，而审辩式思维源自东方。

我在第256期《从楚王失弓说起》和第383期《审辩式思维：前现代与后现代的遭遇》中曾经谈到：中国人用了两千年时间才达到西方人的分析性推理水平，才掌握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西方人也用了两千年时间才达到中国人的审辩式思维水平，才理解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和庄子的“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天道》）。分析性推理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而审辩式思维则是“东学西渐”的结果。

我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你读了由朱谦之先生撰写、被收入季羡林先生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你就会理解。

阅读朱谦之先生的著作，我内心深处常常会有“治学当学朱谦之”的感慨。朱谦之先生（1899-1972，字牵情）生于福建医生世家，中学时即以过人天赋知名于乡里。17岁中学毕业以全省第一名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后转入北大学习，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他就读北大期间，恰逢北大处于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辜鸿铭、梁漱溟等群星荟萃的时代，北大也聚集了傅斯年、罗家伦、毛泽东等一大批青年才俊。他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是运动的活跃人物，曾因散发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1921年在杭州兜率寺从太虚大师出家。还俗后，于1929年东渡日本从事历史哲学研究。1931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曾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50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年到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1972年去世。

朱先生兴趣广泛，涉猎哲学、历史、宗教、文学、诗赋、音乐等多个领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先后出版发表《革命哲学》、《无元哲学》、《周易哲学》、《周秦诸子学统述》、《历史哲学》、《大同共产主义》、《国民革命与世界大同》、《到大同之路》、《黑格尔主义与孔德主义》、《历史哲学大纲》、《文化哲学》、《孔德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扶桑国考》、《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难物论教学大纲》、《中国哲学史简编》（合订稿本6册，约200万字）、《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通论三部9册）、《老子哲学》、《老子校释》、《李贺》、《中国哲学于欧洲之影响》、《王充著作考》、《新辑本职确镶》、《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日本古学及阳明学》、《新编朱舜水集》、《日本哲学史资料选编(古代和德川之部)》、《空海与汉文学》、《中国景教》、《中国禅学思想史》、《韩国禅教史》、《音乐的文学小史》、《中国音乐文学史》、《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等多种著译。

朱先生在东方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等许多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编撰的《老子校释》被认为是版本资料收集最全、研究最精深的老子研究著作之一。他的著作《中国景教》被普遍认为是关于中国早期基督教史著述最新、资料最丰、研究最深、篇幅最多的学术专著，至今无人能出于其右。

虽然朱先生著作等身，但在朱先生一生中用心最多、下力最深的则是《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此书最初于1940年出版，其后的30多年间，朱先生不断补充资料，进行修改，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自视为一生最得意的著作。据朱夫人讲，他将此书看得重于身家性命。抗战时，他专门制备一个口袋置放此书书稿。每当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别的财物一概不拿，仅仅将此书的书稿带在身边。

由于建国后愈演愈烈的极左倾向，在朱先生的有生之年，他未能见到经过充实完善的此书修订版正式出版，令人扼腕叹息。1985年，福建人民出版社首先出版了此书的增补修订版。1999年和2006年此书又先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东学西渐丛书》一种）和上海世纪出版公司出版。2014年，收入许嘉璐先生主编的《宗教与哲学》丛书（山西人民出版社）。

此书分为“前轮”和“本论”两部分。在“前论”中，介绍了明清间传教士在欧洲出版发表的介绍中国文化的著述数百种。“前论”的文献资料梳理为“本论”的讨论准备了扎实的文献基础。“本论”共包含4章：

第一章：耶稣会士对宋儒理学的反响

第二章：中国哲学与启明（启蒙）运动

第三章：中国哲学与法国革命

第四章：中国哲学与德国革命

第一章讨论了宋儒理学对耶稣会士的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耶稣会士们撰写的介绍中国文化的著述传播到欧洲，影响到欧洲的学术思想界。

第二章讨论了中国哲学对欧洲18世纪启明（启蒙）运动的影响。作者认为，这种影响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是神权和教会权力。革命的思想资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希腊哲学，一是中国哲学。书中说：“在某些人眼里，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中国的孔子变成18世纪欧洲思想界的目标之一，孔子的哲学理性观也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遂及于法、德、英各国。虽然各国所受影响不同，而要之以异端的孔子作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孔子学说成为时髦的东西，引起了欧洲一般知识界人士对于孔子著书的兴趣，大大耸动了人心。”（河北人民1999年版第196页，以下引用均出于此书。）

作者引述了包括笛卡尔、莱布尼茨、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李约瑟等许多人的言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引证了莱布尼茨于1697年用拉丁文出版的《中国最近事情》的卷首语：“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即大路两极端的二国，欧洲及远东海岸的中国，现在是集合在一起了。我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在这本书中，莱布尼茨还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曾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凌驾我们的民族存在。但是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了中国民族……为什么？因为中国民族为公众安全和人类秩序起见，在可能的范围内设立了许多组织，较之其他国民的法律真不知优越许多……我们对于自身不断地创造苦难，要是理性对于这种害恶还有救药的话，那末中国民族就是首先得到这良好规范的民族了。中国在人类大社会里所获得的效果，比较宗教团体创立者在小范围内所获得的，更为优良。”（231页）

莱布尼茨的弟子克里斯蒂安·沃尔弗（Christian Wolff,1679-1754）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充满激情的宣讲者。1721年7月21日，沃尔弗在普鲁士的哈尔大学做了题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演讲。演讲后，他被学校一位保守的副校长向国王告发，指责他宣传无神论。结果，沃尔弗被德皇腓特烈·威廉一世驱逐出哈尔大学和普鲁士，被迫流亡，这成为德国和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其后的一段时间，欧洲出版了关于沃尔弗思想的著作200余种，其中130余种反对沃尔弗，90余种支持沃尔弗。1740年威廉一世去世后，非常欣赏沃尔弗思想的继位者腓特烈大帝将沃尔弗重新请回了哈尔大学。

第三章讨论了中国哲学对18世纪末法国革命的影响。受到中国哲学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的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书中介绍了中国哲学中无神论、唯物论和自然主义思想对法国思想界的影响。书中说：“在法国百科全书派指导之下的法国思想界很明白地是将中国文化理想化了，很明白地有意将中国文化抬高起来，以为大革命运动之理想的目标。正如大革命的时候，法国流行的歌曲中，唱着‘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他一定会使你喜欢’”。（275页）

书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哲学对于法国革命的思想旗帜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和魁奈的影响。

伏尔泰曾说：“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291页）“我读孔子的许多书籍，并作笔记，我觉着他所说的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玄”。

伏尔泰曾作一诗赞美孔子为真理的解释者，诗曰：

他使世人不惑，

启发了人心。

他说圣人之道，

决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

谁知到处使人相信，

也得了本国深深的爱好。（298页）

伏尔泰写道：“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关于中国，只要听到这种法律，我已不得不主张只有中国是世界中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302页）

狄德罗为《百科全书》撰写了词条“中国”和“中国哲学”。他对中国文化大加赞扬。他说：“我们是大诗人、大哲学家、大辩士、大建筑家、大天文家、大地理学者，胜过中国的善良人民，但是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如果有一天发现这种科学是居一切科学的第一位，那末他们将可以确定地说，他们有两只眼，我们只有一只眼，而全世界其余的人都是盲者。”他还说：“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据一部分学者的意见，他们所有的优点甚至可以和欧洲最开明的民族抗争“。（306页）

1773年，反对宗教和倡导唯物论的霍尔巴特出版了《社会之体系》一书。他在书中说：“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而此历史悠久的帝国，无疑乎告诉支配者的人们，使知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此广土里面，道德成为一切合理人们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学之进一步的研究，遂成为获得职位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门。……在中国，法律充满圣智。”书中明确提出：“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278页）

如果说“百科全书派”为法国革命提供了哲学和政治学的思想资源，那么，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被马克思称为“现代经济学始祖”的魁奈则为法国革命提供了经济学方面的思想资源。魁奈1767年出版了《中国专制政治论》。他在书中指出，“自然法”不仅是中国伦理道德的基础，而且是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基础。他认为中国诉诸于“天”的专制不同于欧洲的专制，是一种“合法的专制政治”。他说：“人们由于理性之光而成为自然法的主人，而与禽兽区别开来。为要达到繁荣的、永续的政治制度之行政的着眼点，应该像中华帝国一样不断地深深研究构成社会秩序的自然法。……所以政府第一应该着手的政治施设，是设立学校来教人这种学问。这种施设实为政治的基础，然而除中国以外，任何国家都不知道有此施设的必要。魁奈被视为一个“全盘中化”论者，被他的继承者们称为“欧洲的孔子”。（316-329页）

第四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了中国哲学对德国哲学革命的影响。第一条路径是莱布尼茨、沃尔弗的思想对康德、黑格尔、费希特、叔本华和谢林的影响。康德是莱布尼茨的三传弟子，是沃尔弗的弟子舒尔茨（Schultz）的弟子。第二条路径是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思想家对康德等人的影响，实际上，康德等人都深受百科全书派人本主义和理性的影响。第三条路径是伏尔泰对德国腓特烈大帝的影响。腓特烈大帝不仅深受莱布尼茨和沃尔弗的影响，高度推崇沃尔弗的思想，而且与伏尔泰保持了私交和友谊，不仅长期通信，而且曾见面交流。腓特烈大帝曾经希望效仿中国政治框架成为一个“开明君主“。正是由于腓特烈大帝的原因，普鲁士的进步在国王的支持下自上而下推进，没有发生法国那样惨烈的“大革命”。这一章所说的“德国革命”主要是指思想革命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革命。

这章中还介绍了中国哲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对歌德和海涅的影响。

阅读朱谦之先生的著作，我联想到钱穆先生。钱穆先生一生的扛鼎之作是《国史大纲》。先生在该书前言中说：“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阅读朱谦之先生的著作，我想到，源于中国的人本主义（相对于西方的神本主义）今天需要靠中国人去继续推动，帮助人类走出资源争夺、文明冲突、生态破坏、恐怖主义的困境，走向未来。

经过百年屈辱，走过不堪回首的艰难曲折，今天，到了中国人为人类再次做出贡献的时候，到了中国人再次承担起对人类未来应尽责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