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失智老人
时光慢慢静默,逐渐模糊,最后,包括所有的荣耀、尊严、亲人……全都被遗忘。这种病叫阿尔茨海默症,即我们所说的老人失智症。 据了解,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失能失智老人数量迅速增加。据统计,2011年中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数为800万,65岁以上每20人就有1人患阿尔茨海默症。2040年将达到2200万。每一个失智老人背后都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家庭,病人的痛苦无奈,家人的不知所措,社会的冷漠相对,似乎意味着患上此病,就将承受巨大的折磨。如何让他们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让这些失智老人有尊严地生活?这是一个亟待全社会重视并解决的课题。 典型个例一:心智如孩童 杨国源常常坐在客厅窗户边看报纸,一动不动,好像特别认真,但家人常发现他手中的报纸是倒着的。 杨国源今年82岁,家住杭州江干区凯旋新村,和一些老年人一样,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我妈妈住在绍兴,我过几天就去看她。”其实,杨国源的母亲早就过世了。 “老头子以前脑子蛮灵光的,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老伴吴莲芳说,杨国源年轻时,以数理化见长,被周围的人尊称为“数理博士”,毕业后进入一机部机械研究所搞研究。那时,吴莲芳对长相帅气的杨国源一见钟情。 “以前,他就像一座大山,有他在,就觉得很有安全感。”20年前,杨国源突然喊了她一声“妈妈”,平时坚强乐观的吴莲芳觉得天都要塌了,大哭了一场。 一次,吴莲芳带杨国源去买菜,一转眼却发现老伴不见了。当时吴莲芳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钱包也没拿,菜篮子也丢了,吴莲芳发疯似的到处找。虽然她曾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杨国源家庭住址,但他怎么也记不住。 所幸,在离家几公里远的一个公园里终于找到了杨国源,“在他不见的半天里,我不停地责怪自己,想到如果他有什么闪失,我该怎么活。”吴莲芳眼眶有些湿润。自那以后,她再也不敢轻易把丈夫带出去,每天陪他待在家里。 如今的杨国源,已如孩童一般。不高兴就大吵大闹,伤心了便倒在妻子怀里,喊着“妈妈”“妈妈”痛哭流涕。 典型个例二:带着几千元满大街乱走 在江苏无锡长街社区,85岁的刘阿婆被社区称为“心肝头奶奶”,因为她逢人就叫“心肝头”,常会拉着人亲切地聊好久。好几次,在社区碰到人,她都会非常神秘地拿出一个口袋,有时甚至是从裤腰处抽出一只袜子,袜子里面有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裹着一大堆钱。老人会对着陌生人讲述家里的情况,比如家中有几个儿子,都在做什么,有谁对她不好等等。 其实,从70岁开始,刘阿婆就有点小变化,喜欢出去走走。不过,当时病症并不明显,老人的儿子周先生回忆:母亲在2007年和2008年曾两次中风,因为抢救及时,恢复得还可以。但伴随而来的毛病是,容易“丢失自己”。 2010年一天,刘阿婆从跨塘桥畔徒步至滨湖区的天竺花园,那里有她的一个亲戚。可进了小区,她怎么都想不起亲戚的名字,也说不出门牌号,和小区保安说了半天,别人感觉她的精神状态有点异常,及时通知了家人。还有一次,她从家里坐公交车到南禅寺,本来只有一站路,可一直坐了好几站,她都没有下车,后来完全不记得回家的路。子女们发现,好几次母亲在家附近都迷路了,幸好有好心人通知,他们才接母亲回了家。母亲走丢了几次后,周先生再不敢麻痹大意,他把家庭电话等信息全都放在老母亲外出会随身携带的一个布包里。 这两年,刘阿婆的“毛病”越来越重,一年中警方要将她送回10多次,更多的时候,是社区或邻里帮着把走丢的她送回家。 刘阿婆生病后,对金钱看得特别重,每次发了退休金,她都会缠着老伴赶紧取出来,之后却把几千元放在布口袋中,路人经常看到她一路数钞票。刘阿婆外出,时不时会掉些钱,有一次少了1600元,听说是被人骗了,最近还把发养老金的社保卡给弄丢了。 让刘阿婆儿媳最痛苦的是,老人经常半夜起来烧香拜佛。因为老房子是砖木结构,烟味呛得她睡不着觉,还患上了咽喉炎。有几次,家人晚上回家,看到有个黑影在客厅里拜个不停,惊出了一身汗。一开灯,才发现是刘阿婆在烧香拜佛。 养老遭遇多重尴尬 “这些老人特别能‘折腾’。”合肥市大杨镇“乐年老年之家”护工朱祥翠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吃药、大小便,有的整晚不睡,有的无端发脾气,或半夜出走,我和他们住在一个屋子里时刻盯着,以免他们做出什么危险举动。”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针对失智老人的专业养老机构很少并且不够专业,失智老人群体的扩大使其养老难题日益凸显。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大部分失智老人由家属看护,许多家庭人手与精力不足,不堪重负。 一些免费接收孤寡老人的公办养老机构成为部分经济拮据的失智老人的去处。但由于公办机构收入少,人手短缺,为防止老人走失,多数养老院只好紧锁大门,禁止老人外出。老人们因为缺乏日常康复训练,智力减退日益恶化。 相较之下,部分民营养老机构能提供较好的服务,但收费也高。失智老人所需的特殊照顾使人力成本比普通老人每月高出至少500元左右。而且失智老人容易走失,许多机构考虑到风险便逐渐放弃了这一业务。 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家养老院的张院长说,现在养老院是“越高端越赚钱”,可是做失智失能老人的看护,别说赚钱,生存都是问题。要提供24小时的全职陪护,护工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这类护工多数来自农村,因为经验不够、工资不高等原因频繁跳槽,常年人手不足,一位护工至少同时看护2到3名老人,难免忙中出错。在这种情况下,捆绑、限制老人行动等“野蛮看护”随之出现。这类养老院很难坚持下去,因为事故、舆论风险太大。护工宁可照顾两个卧床老人,也不照顾一个失智老人,尤其是有行动能力的失智老人,有的会在工作人员不注意时溜出去,有的会对卧床老人插着的氧气管、鼻饲管感到好奇,顺手就把管子拔出来。 在大连工人养老院四处分院生活的800多位老人中,失智失能老人占1/10。“总感觉像顶着一个定时炸弹。”院长张静波说。不久前工人养老院在一起诉讼中“败走麦城”。“一位轻微失智老人有自杀倾向,被子女强行送了进来,我们多次做工作,子女也不肯把老人接走。”去年8月,老人从养老院5楼跳楼身亡,家属起诉养老院索赔。经调解,养老院最终赔付4.7万元。“我们无法预测失智老人的举动,只能安排24小时的随身看护。一旦出现问题,最终责任还在养老院身上。”张静波说,但考虑到社会效应,像工人养老院这样的公立机构还不得不接收失智老人,因此引发的纠纷、诉讼不断。 北京市一所养老院的负责人闵先生说,一般养老院不收失智老人,在他们这里会酌情接收一些,但人力有限,还在排队等待入院的已有20多人。 “失智老人群体在养老院里比普通老人境况悲惨,往往受其他同伴歧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他们的养老问题亟待引起家庭和社会重视。” 老龄化问题专家、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院长范和生建议,政府应把失智老人列为特殊群体,在现有的养老机构中设立特殊服务中心,或引导民营机构差异化发展。 让失智老人活得有尊严 对失智老人来说,医院无法照顾其生活起居,养老院缺乏必需的医疗条件,如何选择令人为难。这种情况下,兼具医疗和养老双重功能的医养结合护理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奶奶,您乖乖的,我给您梳头!”厦门爱心护理院护士欧婷婷正笑着给83岁的顾奶奶梳头。 顾奶奶三个儿女都在国外,她在老伴去世后不久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在外的女儿回来将老人送进了厦门爱心护理院。 “顾奶奶现在病情较稳定,刚来时不肯吃饭,乱发脾气,把饭菜藏到发霉,说要蛋炒饭。”欧婷婷轻轻摸着老人的手说,“顾奶奶像宝宝一样需要哄。” “来,再来一口!”78岁的周婆婆身上套着罩衣,身边的护工正一口一口地喂饭。“现在比在家时好多了。”专程过来看望的女儿高兴地说,因为失智,老人曾多次把假牙吞进肚子,送进医院抢救了好几次,家里请了两个保姆,都没照料好。“多亏爱心护理院,他们‘医养护’结合,老人病情发作时,厦门第一医院马上派医生过来治疗,平时有护士、护工照料,我们很放心。” “护理院老人平均年龄82.3岁,集多病于一身。医疗在养老护理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需要很强的专业护理知识,当然也需要整个团队富有爱心,关爱他们。”从厦门第一医院护士长到护理院院长,杨美丽对长期照料失智失能老人十分专业。她介绍说,护理院高薪招聘医护专业人员,通过加强专业护理培训,不断提高护理院诊疗水平与护理水平,由原来延续治疗跃升至现在的康复治疗,成为全国爱心护理工程示范基地。 江苏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处副处长孙才洋认为,医养结合对老人来说,可以从医院昂贵的费用中解脱出来,又有了专业人员护理;对于医院来说,缓解了紧张的床位等医疗资源;对于社会来说,则是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让老人晚年过得有尊严、有质量的养老方式。 提高医养结合服务的供给能力,关键是相关部门能自上而下协同推进。医养结合模式中,养老问题涉及民政部门,医疗护理涉及卫生部门,医保进入涉及人社部门,资金支持涉及财政部门。因此,在实践操作中,需要各部门拓宽视野,主动寻找政策接口,提高政策协同力度。 业内人士指出,医养结合这项系统性工作亟需得到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以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和服务标准,逐步实现医疗护理资源覆盖所有老人、所有居家养老中心以及所有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 老有善养是公共责任。在未富先老的今天,失智老人由国家包揽养老并不现实,但需政府兜底,社会给力,家庭尽责。政府部门应健全完善失智老人社会化照护服务体系,立法建立其长期照护的法律保障制度,全面推进“医养护”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优先发展专门照护服务机构;出台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引导建立发展基金会,让社会各方积极参与专业照护失智老人机构建设;切实解决医保不便等问题,推进现有养老机构与医疗专业机构配套结合,让广大失智老人能既养又医,共享生命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