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社会边缘群体的组织化与赋权研究_以_女友组_为例_武晓伟

特别企划

Te Bie Qi Hua

新媒体对社会边缘群体的

组织化与赋权研究

—以“女友组”为例

□ 武晓伟　张　橦

摘 要：近年来，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迅猛，使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

时代，草根群体以它庞大的基数正在迅速成为中国新媒体时代的实践主体。本文通过对广州女同组织“女友组”的个案分析，试图探讨在新媒体下的边缘社会群体如何被赋权，并借助媒介技术的力量组织、动员、成长起来，从阴暗角落走向阳光地带。

关键词：新媒体；边缘群体；赋权；女友组

人逐渐融入社会中，权力观念的冲突和诉求开始以更

一、引　言

近些年来，我国的新媒体技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信息的传播主体、渠道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的出现使中国社会悄然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因由互联网、手机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通讯工具的普及与下移，即信息的占有者和发布者不再仅仅是权贵精英阶层，而是广大民众，使得草根群体正日益成为我国信息社会的主要传播载体和新媒体时代的实践主体。

社会边缘群体正在通过网络通讯媒介广泛地组织和参与，其诉求未必牵扯宏大的政治权力，更多的是他们认为制度与规则的缺失与他们切实的生存、生活需求之间的张力存在，而这种巨大的张力就使得这些边缘群体有了充分聚合和互动的诱因，新媒体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武器”。例如，农民工群体、同性恋群体。如今，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不少同性恋者组织了“网络社区”，在虚拟的网络社区里，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和互动，同时，并非同性恋者也可以通过该渠道进入社区，了解这个群体并与之进行基于网络间的交流。而且，在这其中，80后、90后一代年轻

为激烈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1］。新媒体促进了这些边缘群体借助虚拟平台进行组织和发展，网络传播和人际传播相互作用并关联，极大增强了组织传播的效果和社会影响力。本研究将以“女友组”（女同性恋群体）为例，试图探讨在新媒体环境下，边缘群体如何借助媒介技术组织与赋权的过程。

西方赋权研究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逐渐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流行。赋权是一个宽泛而多层次的概念系统。在西方学者看来，赋权主要是针对那些边缘“无权”的群体。因此，边缘群体与赋权两个概念间的联系由来已久。

所谓边缘群体，笔者认为是那些生存在主流人群周边，抑或并未进入主流人群的一类特殊人群的共同体。他们身处社会主流文化、体制与意识的边缘，无法融入主体社会。国内学者一般把边缘群体聚焦为三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农民工；中小城市的下岗工人、无业人员；由生理因素或缺陷导致困难的特定群体。这些边缘群体的共同特征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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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Powerlessness ）”，这种无权不仅仅是显在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地位，同时也包含着一种主观感受。它常使人遁入一种自我效能感下降，自我认同欠缺的状态，并在与他人、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再次建构了这种低自信、低自我评价的恶性循环。因而，赋权首先是促进这些边缘群体的社会参与，激发其内在潜能，积极地争取资源与改变境遇。

边缘群体虽然被称为特殊的“共同体”，却缺乏有效地组织与沟通，正是由于他们的受到自身生理、心理、性别、受教育状况等因素影响导致的弱势性，使得他们在政治、经济等稀缺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处于低下地位，也随之丧失了社会话语权。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更加没有组织与互通的意识和能力。而赋权作为一种社会过程，与人类的传播行为密切相关。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指出：赋权是一种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来自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当交流的过程是一种“对话”（如沟通、辩论、反馈等）时，赋权的效果更为显著［2］。当边缘群体不能够像强势集团那样占有主流媒介进行发声，以影响公共政策时，新媒体即网络媒介就成为这种小众力量得以展示和团结的平台。

发展传播学自二战后在西方兴起，最初传播学进入发展中国家并未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权力阶级，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詹姆斯. 凯瑞（James Carey）等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传播学的批判取向，并将其置于更加开阔的视野下，认为信息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少数的城市精英，信息传播的过程本身就应该是对边缘群体的赋权过程。当新媒体和边缘群体发声、发展结合在一起时，便成为一个与时代密切契合的热门主题。

法。文本分析法是根据研究需要，对一系列相关文本进行分类、比较、分析与综合，从中探索与提炼出观点与评述性说明的方法。通过对文本中的文字、符号、语境等来解析并归类整理，在此基础上挖掘文本所蕴涵的深意。据此，笔者对“同城社区”和“女友组”的博客文本进行整体和个体选取，并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体和个体的某些一致性特征；其二，在研究者试图阐述的问题上有较显著的表现。根据以上原则，本研究引用博文共15篇，其中“同城社区”5篇，“女友组”10篇。

访谈法是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接触方式来收

集资料的研究方法。由于女同现象是人类一种复杂的心理行为模式，并受社会传统观念约束，因此，该研究采用“滚雪球”的方法，通过与“女友组”的负责人L 女的联系，在她表示支持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介绍与组织内其他女同作为访谈对象。与此同时，笔者还通过在线访谈方式在其他诸如“爱同社区”、“豆瓣同性恋小组”等网络社区中寻找到访谈对象，共计22位。本文在引用博文和访谈纪录时尽量做到原貌

2. 个案分析

（1）从无到有：新媒体促生了“女友组”女友组是成立于广州的一家拉拉（拉拉即女同性恋，源自英文单词Lesbian ，简称LES ）公益机构，自2009年成立至今，通过互联网集结成员举办活动，现已成为广州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女同性恋组织。女友组隶属于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以下简称“同城”。“同城”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内地最早关注校园、青少年性少数群体生存状态的全国性的服务、教育和支持性非盈利机构，是一个完全由广州地区的青年学生同志发起成立的地区性团体。在访谈“同城社区”的创始人豆豆发起该组织的初衷时，他如此表述：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因“同志”的身份遭到歧视和压抑，感到自身能力有限，但特别想为自己及社群做些贡献，让别人眼里的“边缘人”能活得自由平等。由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压抑，我们无法在公开场合“说话”，幸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媒体这个看不见，却时刻存在的介质给予了广泛的参与行动和支持，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获得了动力。

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

［4］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呈现，必要处做适当删减，以求真实反映女同的观点。

三、边缘群体的组织与赋权

—以“女友组”为例

古时，同性之恋被称作为“断袖”。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和约束下，同性之恋是备受斥责和歧视的，同性恋者也是不为社会主流大众所接纳的。主流话语中，同性恋现象显得敏感而被规避，“正常”的同性恋形象在主流媒体上是缺失的［3］。同性恋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亚文化群体”“、边缘群体”的代表。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普及，诸多同性恋亚文化群体借助新媒体的力量组织、动员、成长起来，从阴暗角落走向阳光地带，女友组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文本分析与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

会文化变迁，异军突起的新媒体正塑造并改变着人们的传播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通过新媒体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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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平台，例如：微博、微信、QQ 、社区、论坛等渠道，人们可以在网络社区中自由展示自我，且不必顾及在现实中的社交障碍。作为长久不被社会大众所认可接纳的同性恋边缘群体，他们无法在主流文化中坦诚相对，但在虚拟网络社区却能找到存在感，得以有容身之所，倾诉之处，使这些原本“无权”的群体通过媒体被赋予了更多表达，甚至行动的权利，成为“有权”者。（2）羽翼渐丰：新媒体促使“女友组”发展壮大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州地区女性社群、拓展服务范围，2013年3月8日，女友组正式脱离“同城”社区而独立运营。2013年9月，女友组亦通过博客贴出“招兵买马”的讯息：

我们喜欢和女同、女双、跨性别、酷儿，当然还有直人打交道；喜欢为活动奔波劳碌，和服务对象一同成长；喜欢和其他机构小组成员吹水及合作，在求同存异中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基于网络，女友组形成以8人核心小组为领导，以发展部、宣传组、行政组、活动组为组织架构，30人负责日常工作，成员近千的女同性恋公益社区（见下图1）。

从“女友组”组织架构图中可以看到，虽然是一个由网络而生成的虚拟组织，但组织形态和要素与现实中的社区小组别无异样，这种完整的组织架构使得“女友组”的发动力和行动力增强，也便于对网络上其他成员的管理和沟通。这种基于网络的联盟对于像女友组这类边缘群体的发展壮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网络组织的看似“无声”，其实却时时刻刻都在“发声”，并且用一种能够产生更为广泛影响的途径发声。 女友组创始人L 女某表示：

新媒体互联网是我们可以“大声说话”唯一的渠道。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新媒体，小组的发展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过往的生活中，人们对同性恋产生的刻板印象会导致该群体因“失声”而压抑，现在，通过新媒体这些同性恋者可以自由表达与交流。从边缘群体的微弱声音，到勇于伸张自身权利，这充分体现了新媒体对该群体“赋权”的积极作用。（3）日臻完善：小组织蕴含大能量

由于认同度较高的核心组织架构，女友组充分发挥新媒体交互性与共享性、个性化与社群化的优势，组织起一大批思维活跃、鲜嫩又略显疯狂的大学生和一些社会人士。女友组成员大多是年龄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整个小组氛围欢乐且上进。在日臻完善的网络媒介推动下，女友组突破了虚拟媒体社区，进入实践领域。

女友组每月组织两场涉及女性少数群体相关的活动，如帅T 大赛、酷儿影展、读书会、电影沙龙、就业讲座、嘉宾讲座、八分钟约会等。在这些各色各样的实践活动中，小组成员紧密互动，践行赋权理论的要旨，努力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贡献力量。例如，该小组通过线上招募的方式集结线下成员，进行话剧结构性参与式活动。其官网信息如下：

我们的身体，属于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与性别故事，值得被了解。但需要寻找一种语言把故事说出来，因为既有的语言体系，可能无法表达我们的体验。《阴道之道》是一部基于美国话剧《阴道独白》框架，以主张女性性权、反对性别暴力为主题的原创话剧。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心、独立剧场演出8场，观众上千人次，所到之处，深受欢迎。《阴道之道》的创作得力于这种参与式的故事工作坊。这类结构性的参与式活动，使从来没有

2013年，该剧在3个城市的社区、NGO 活动中

图1：“女友组”组织架构图

过写作和演出经验的普通参与者，可以现场集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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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自己的剧本，并尝试着表演出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提高觉悟和自我赋权的过程，而且有趣和激动人心。这种参与式的话剧创作坊作为能力建设和教育的载体，能够推动女性性权、反对性别暴力等主题。通过组织的凝聚与集结，在活动中大胆参与，在参与中得以发展自我，新媒体环境不仅让女同性恋找到归属感，更赋予了她们极大的自信心和前所未有的行动力。正如女友组成员小H 所言：

2010年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日”宣传活动，文静内向的我站在江南西地铁口好久才迈出步子，给路人派去同恋性宣传单张，我发现很多上一辈的人对同性恋并不了解。第二年（2011年）再次参加大型活动时，我就大方多了，在大学城推着车子为路人送去宣传礼包，一天下来能派两百份呢！我们通过网络每年会召集女同们至少进行一次大型户外倡导行动，力求让每一个广州人、中国人、地球人都看到女性少数群体的存在，而且社区里的成员都很积极地响应，这两年的效果也越来越好。

女友组的成员感受到“家”的温暖，每个个体都散发出巨大的内在能量，让整个小组朝气蓬勃。小团体蕴含大能量，通过互联网途径集结且发展壮大，网络传播和人际传播相互作用关联，女友组大大增强了组织传播的效果。

但还是感觉不那么孤单了。

在新媒体出现以前，中国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像“女友组”这样的社会边缘群体，这些群体的成员因种种原因而散落在社会的各个偏远角落。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且分散的，将这些个体组织集结成为群体似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然而伴随着新媒体出现和快速普及发展，零散分布在各角落的社会边缘群体组织集结起来，逐渐发展壮大。新媒体给这些边缘群体提供了组织的媒介，虽然是基于网络社群的一种虚拟组织，但部分用户可以以此为基础，不断拓展现实的互动机会，塑造真实情境下的组织，突破了线上虚拟和线下现实的边界，建立起实体沟通和交流的小组织、小社群，并利用它互通有无，获得各种社会资源，这尤其对于边缘社会群体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新媒体帮助大众通过一个崭新的渠道了解同性恋群体的生活状态，这就是一个赋权的过程，使同性恋者从社会的阴暗角落走到阳光下，也使得公众开始趋于理性地认识与接纳这个群体，给予正确的对待和评价。

2. 新媒体与表达平台的形成，为边缘群体提供发声机会

在新媒体产生以前，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几乎垄断了信息来源，掌控着绝对的话语权。信息传播的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普通公众很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借助媒体平台表达自己的话语，伸张个人的权利。伴随着新媒体在广大公众中的推广普及与运用，许许多多社会边缘群体成员，敢于将自己的想法公布于众。新媒体为社会边缘群体搭建起个体意见的表达平台，使得他们的利益诉求和多种需要在第一时间传播到世界的角落。在笔者同期访谈的另一类社会边缘群体—农民工时，一个年轻的工友说道：

我是初中毕业后进城打工的，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生活很无聊，后来一个工友带我上了“民工网”，我每天都去看，里面有很多农民工的各地新闻、典型事件，能替咱说话了！

在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接受和发布信息，也可以进行无差别的宣传，而且新媒体成本相对低廉、权力中心相对分散、传播和受众地位模糊，因此，赋予个人“说话”的机会增大。对于长期处于无处发声的社会边缘群体而言，新媒体绝对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3. 新媒体增加了边缘群体的内部互动与社会动员美国学者彼得-斯坦纳（Peter Steiner）称：在

四、讨论与结论

1. 新媒体与社会网络的形成，为边缘群体提供组织渠道

卡斯特尔在其所著《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到：社会组织的网络形成早已存在于其他组织，新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为其扩张到各个社会层面提供了物。理基础，网络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即网络社会［5］网络社会成为现实社会的延展和扩大化，两者的关系在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中越来越多地被验证，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大大依赖于互联网的开放程度。这种开放，为更多的社会边缘群体提供了组织渠道。以同性恋群体为例，在笔者访谈的非女友组的其他同性恋者中，男同小Y 称：

以前真的不知道有那么多和我一样对这件事（同性之恋）有困挠的人，总觉得自己是“异类”，很自卑而且很孤独。到了豆瓣（豆瓣同性恋小组）后感觉像找到了组织！我们有自己的社区，虽然是虚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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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6］。匿名性是互联网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这种高度的匿名性也使得一些平日在公众场合缺乏话语权的边缘群体可以自由、平等地共享交流信息，这种无顾及、随心所欲的倾诉让他们卸下“面具”，而这个卸下的过程也使得群体内部的人得以实现深入交流。随着深入交往，这些社会边缘群体更能够找到相似的背景和类似的经验，甚至是相同的困扰和苦痛，因而，彼此间亦能够产生更深刻的共鸣和关注，从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而一旦这种归属感日趋成熟，就极有可能通过互联网搭建起与现实相同的虚拟组织，激发其潜能，产生强大的行动力。以“滚雪球”的方式，一个人拉一个人，从而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力量。众所周知，社会动员主要是通过群体的传播和人际间沟通得以实现，新媒体恰恰是通过促进内部成员的互动而使其产生密切的沟通，正如笔者访谈的一个女同网友Li ：

我在爱同（爱同社区）注册已经四年了，参加过活动，从前根本不敢想，但后来觉得这种“抛头露面”没什么不好，增加关注度而且我们都是一个叫一个，队伍渐渐就庞大起来了，每次做活动能够吸引很多人。

在新媒体技术下，社会边缘组织通过线上线下的交流互动，增强了组织的动员力，特别是在运动（活动）的早期阶段，可以说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就是网络，它成为一些边缘群体得以施展和赋权的前提。

4. 新媒体下边缘群体网络社区的危险与局限尽管新媒体技术对于同性恋群体赋权及融入主流社会有诸多积极作用。但这个群体中常常具备一些表达独特的生活方式，比如同性恋群体，他/她们的高度个体化、风格化、多样的生活，很可能会通过从主流文化中的“挪用”、“同构”或者“拼接”各种资源与符号，来创造符合其自身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讲，他/她们冒犯了“沉默的大多数”，挑战团结一致的原则［7］。由于与现实的角色冲突，原本敏感的他们更容易产生多疑等极端情绪，要么选择完全隐匿，要

参考文献：

么选择高调暴露，在现实与虚拟中穿梭极容易产生人格障碍，也容易通过过激方式表达自我，造成对自己或社会他人的伤害。另外，虚拟媒介交往会使参与者有意隐瞒和捏造，产生对交往对象的认知偏差。美国学者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在一个确定的情景中，参与者为了以某种方式影响另一名参与者而做出的行为即表演［8］。通过新媒体的技术更是逾越了面对面交往的真实性，类似于同性恋亚文化边缘群体的这种交友方式、表演所带来的痛苦也让其深受伤害。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的是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当代社会，对边缘群体的整体诉求仍有局限。例如，大众传媒在整体上仍旧忽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真正需求和接受能力。近年我国的媒体愈发呈现新闻娱乐化趋势，这种浮华活动背后，与很多边缘群体的生活相距甚远，使他们的弱势感加剧。另外，长期以来，这些边缘群体，特别是诸如农民工群体囿于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匮乏，对社会公共事务缺乏认知和理解能力，对自身的话语权也无具体意识，边缘群体的媒介素养能力低下也是对实现媒体的良好传播、组织和赋权效果的不利因素。

总之，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同性恋群体通过网络正在悄然进入公众视野，并开始积极要求赋权，积极构建其独立组织并在现实社会生活里产生较强的行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所发挥的力量不容小觑，它是日益多元的价值诉求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呈现，也是边缘群体赋权和获得归属感、稳定感的重要途径。■

武晓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育学院讲师

张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

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杨守建

［1］史诗.媒介与权力视角下的网络集合行为—权力倾向及作用机制研究［D ］. 复旦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2］丁未. 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J］. 网络传播研究，2009（10）. ［3］郭倩.同志博客中的同性恋亚文化研究［D ］. 兰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4］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M ］. 赵伯英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13. ［5］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的崛起［M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Peter Steiner，On the Internet， Nobody Knows You Are a Dog. New Yoker，1993，July5. ［7］王彦林.新媒体环境下亚文化群体文化身份认同浅析［J］. 新闻传播，2012（3）. ［8］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 冯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