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

　　【摘 要】以美国和中国为考察对象，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进行现象学分析，探讨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关系的解释取向，并分析影响二者关系的具体因素，以促进社会阶层的公平流动。 　　【关键词】教育 社会阶层流动 关系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12C- 　　0032-03 　　社会分层研究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研究源于社会学家对社会差异现象的关注。如果将社会分层看成是一种静态结构的社会现象，那么与之对应的动态结构则必然要归属于社会阶层流动。正因为社会阶层流动，才不断地形成不同的社会层级。然而，自工业社会建立时起，教育系统便参与到劳动领域中人员的筛选、培训中，与成人的职业、经济、地位、社会流动密切相关，从中可以看到教育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关系的现象学分析——以美国和中国为考察对象 　　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率是衡量现代社会开放性的主要指标，社会流动率越高，社会开放性程度也就越高。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大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同分享着社会开放带来的良果。但是作为分属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都有着特殊性的国度，其社会开放、社会阶层流动以及教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有着各自的特殊性。因此，在本文中以美国和中国作为考察对象来对教育影响社会阶层流动做现象学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美国 　　社会流动是个体在社会中两个不同阶层间转移的现象。美国素来被称为“机会之地”。人们在不依赖家庭背景的情况下，也可以在遵守社会规则的前提下，通过努力在经济及社会地位上提升自己，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在美国，不同的职业经济收入迥异，以经济收入为单一标准，可分为五大社会阶层：上等阶层，以在政治上活跃为主要特点；中上阶层，以普遍高学历为主要特点；中下阶层，以作为社会主体、流动率最高为主要特点；工人阶层，以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安全性低为主要特点；低等阶层，以无家可归、靠福利生活为主要特点。 　　美国自“二战”以来，就一直在教育上力图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保护弱势群体，为其克服先赋不足、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创造条件，重点体现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儿童教育发展“先行计划”的颁布和实施上。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提到为退伍军人进入大学深造提供学费补贴，保证并促进教育公平，这一法案实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社会效果，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的机会向社会各阶层、各年龄段敞开，大量少数族裔及贫穷白人的退伍军人受益于这一法案，在高等教育或专业技术培训的机会下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级专业人才，如工程师、教授等。他们不仅为美国的战后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而受益于“先行计划”的儿童，在学前班的智力测验中表现突出，在初等学校的算术、阅读的测验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后，表现出更强的自尊心和职业抱负，这些无疑促进了美国低层阶级向上层社会的流动。 　　但是，近年来，为美国社会流动机制保驾护航的教育体系出了问题，使得社会流动受到破坏。由于国内条件的变化，主要以政府拨款为主的“先行计划”受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资金缺口，无力再有针对性地为低层次家庭孩子服务。同时，曾作为社会正义推动力的大学，其公平性却在市场经济面前遭到了侵蚀。高昂的学费使得低层次家庭对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只能化为泡影。更多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孩子尽早地结束了学业，担负起赚钱养家的责任。然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个人职业与其所受教育密不可分，受教育程度对个人职业以及社会阶层将起到直接的决定作用。 　　（二）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地域文化源远流长，因而，在谈及中国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时，必定免不了和古老中国的文化发生联系。自古以来，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一系列古人对教育与社会阶层定位的定论。又有“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等教育与职业倾向以及职业与社会层级地位的定论。不难看出，它们都与“学”即教育发生着联系。所以在中国，受教育程度对社会阶层流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社会分层体系以及社会成员的地位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教育促进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层面，首先，作为个体获得技术资源及文化资源的主要手段，与其他手段相比，教育有更强的公平性。其次，获得教育资源的途径是接受中高等层次的教育，与获取经济、组织资源相比更加容易。再次，文化、经济资源之间越来越大的相关性使得教育能够成为个体获得更多经济资源较为有效的手段。然而，反观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的不良影响的层面，教育不公平则成为阶层流动受阻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教育起点机会不均等。根据恩格尔定律，家庭收入与支出除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的成本正相关，即与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呈正相关，那么很容易发现，家庭收入的高低与受教育者将进入何等质量体系的教育是一致的。第二，受教育过程机会不均等。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各方面社会资源，包括教育资源，在配置层面上，必然会发生向发达地区和优质学校的偏移，而那些偏远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在享受教育资源配置时会发生一定的失衡。这就使欠发达地区的受教育个体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由于资源分配的问题，与发达地区相比会有某种天然的差距。第三，发展的机会不均等。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在毕业后大都选择就业，而学校的课程设置往往是适应升学的，这在无形中为中上阶层创造了机会而阻碍了下层阶层的发展。同时，低收入家庭很难满足子女特殊天赋的发展，阻碍了其通过特殊天赋提升自己的途径。 　　二、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的解释取向 　　在谈及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并将其与市场化进程相联系时，我们会看到，自致性因素对于社会阶层结构的建构作用逐步加强，而教育则被称为是自致性因素的最好度量。但是，教育能促进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也能为其带来不良的后果。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自社会学经典时期起，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便有了理论上的争论，主要代表人物是涂尔干和韦伯，涂尔干认为教育重整社会阶层，起到了社会化的作用，是功能理论的主要观点；韦伯则认为教育复制社会阶层，起到了社会选择的作用，代表了冲突理论。 　　功能理论认为，工业化社会中，社会分层对教育的需求取决于不同职业地位对不同技术的要求，教育满足了不同职业地位对技术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人的社会化，在社会化过程中，社会等级的公平竞争理念被内化。此外，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部分，对社会整体发生着一定的作用。人们通过获得不同的教育层次，从而进入不同的社会层级。所以功能理论强调教育促进社会阶层的重整和流动。 　　冲突理论认为，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体现，在于不同的身份团体以其内部文化作为甄选标准获得职位垄断，该文化选择过程以教育为手段。以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冲突论者认为，教育促进阶级价值的传递，使得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合法化、持续化。因而，该理论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关系的解释主要倾向于：教育作为产生阶级不平等的机构而存在，不但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反而还是社会阶层的强化和复制者。 　　三、影响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关系的具体因素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共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之下的国家；无论是从功能理论出发还是从冲突理论出发，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都是毋庸置疑的。究竟是什么具体性因素在不断地影响着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对此，可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一）家庭社会阶层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关系的影响 　　教育具有特殊性，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对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一直存在着影响。表现在： 　　1.家庭经济情况会影响受教育机会。多项研究表明，经济资本对学业的影响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强。尤其是高等教育开始实行收费制以来，家庭的经济水平更明显地影响了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因此，教育机会的增加也同样是不平等的，家庭经济的不平等也会导致其子女接受教育的不平等，从而受教育者对所需教育层次得不到满足，进而影响受教育者社会阶层的流动。 　　2.受家庭教育观念的影响，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对教育的价值持有不同的态度。研究发现，文化水平高的父母，因其教育价值观念而对子女有较高的价值期望。一般说来，高社会阶层的家庭，其父母一般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够对其子女接受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即回收率有较为客观的认识。而低社会阶层家庭的父母往往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其子女接受教育时，往往要考虑其消费成本及机会成本，且往往容易对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前景估计不甚乐观。 　　3.教育不仅能给国家带来巨大收益，更能为个人及其家庭带来利益。作为子女的抚养人与监护人，父母总会想对子女包括教育在内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作最好的安排，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个体能力的竞争，往往也是不同家庭的竞争。 　　（二）社会文化屏障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关系的影响 　　社会文化屏障是指社会中身份、地位不同的群体，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文化追求上有所不同，文化同质的群体成员在互动过程中会渐渐形成自我文化保护意识，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排斥其他阶层的人进入，起到保护该阶级现有成员利益的作用。社会文化屏障可以通过外显或隐藏两种方式保护该阶层而排斥其他阶层。在分析社会文化屏障时，一般会涉及精英阶层和非精英大众阶层。精英阶层可以向大众阶层发号施令，一般他们会共享群体意识、凝聚力和共谋这三大核心要素。这三大核心要素即为文化屏障的表征，正是该原因阻断了其他阶层向这个阶层的流动。在谈到教育层面，即使是受教育个体接受到能够进入精英阶层的教育层次，即已经获得足够的文化资本，也还必须达到很多其他方面的要求，才有可能真正进入该阶层。 　　如果说把经济资本是区分贫富的象征，那么文化资本则可以看做区别不同阶级的指标。而且，文化资本不仅给一代人带来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再生产性和继承性，因而不同阶级往往通过不同的文化资本来体现其差距。由于整个精英阶层共享着同样的一套文化，他们也就迫切地需要保持该文化的稳定性。但是对于个体来说，教育仍旧能够起到逾越文化屏障的功能。总体上看，国家对于教育的规划与调控还是能够促进大众阶层的社会流动的，而这样必然会对“总体性精英阶层”造成威胁，在这一阶层无法对教育进行改变时，便会通过他们的资源对劳动力市场加以控制，把高薪职位变成一种稀缺资源，由此加强对精英团体文化稳定的保护和巩固。这会消减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上的影响，而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 　　四、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公平流动的机制构建 　　以上通过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在中美两国实际表现的分析，加之对二者关系的解释取向和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我们对教育与社会阶层流动之间的具体互动关系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但就教育该如何促进社会阶层公平流动的面向上来看，还得回归教育的本质。我们一般认为教育是人的社会化和社会个性化的活动。由此，以人的社会化和社会个性化为出发点进行有关教育促进社会阶层公平流动的机制建构则大有裨益。 　　（一）建构合理的社会化机制，促进社会阶层公平流动 　　教育活动的实施对象是人，故而教育的社会化机制，即为教育对人的社会化过程，在此点上则又重点表现于教育内化机制的建构。所谓教育的内化机制，主要是指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能对其所处环境下正确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理念有一定的认识，并通过一系列的理解过程对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产生相应影响。从社会实际出发，就教育内化的具体范围而言，这又主要表现于区域性社会价值观念、学校办学理念、师生关系取向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际状态等。因而，检视教育的社会化机制是否合理，便可以此为蓝本。从具体的操作性层面上来说，建构以伦理道德基本规范为基础的地域性社会价值理念以及正确的办学观、师生关系观、学生交际观则显得尤为重要。 　　一种以崇尚人伦道德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必然会在本源上对“金钱至上主义”、“功利主义”等恶性观念进行排斥。将此观念放置于教育的始末，则对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间以及学校与学校间都会产生影响。具体表现在，教育管理部门会以公平教育理念作为教育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以提升公民素质、发展公民潜能为教育目的，保障社会中每一个体都能平等共享教育成果；在市场化的当下，学校与学校间将会自觉摒弃恶性竞争，不仅会主动放弃对优质生源的争夺而且还会杜绝刻意对不同智力条件学生进行分层这一现实的发生，而是将所有学生都囊括于内，积极主动地为他们营造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优良学习环境。此外，通过积极建构以人为本的办学观、健康的师生观和学生交际观，师生之间的关系将能摆脱庸俗杂念的桎梏，教师当会平等地对待每一名学生，而不会因天资禀赋差异或政经社会差异对不同的学生进行差异性对待。这对于学生的人格塑造、学识储备等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学生与学生间交往亦不会因出身家庭背景和政经社会差异而产生隔阂，在交往中积极主动打破社会文化屏障，不同群体间产生正负极磁性吸引，从而呈现良好交际状态，这对他们社会人脉关系网络的塑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合理社会化机制的构建，不止会在宏观层面上对教育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还会对中观意义上的校园学习环境的营造发挥着重要作用，亦会在微观人际交往中折射出内隐性功能。而此种公平性教育政策、以为人本的办学理念、积极健康的群体交往对于社会阶层朝着公平价值取向上的流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建构合理的个性化机制，促进社会阶层公平流动 　　如果说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主要通过其内化机制引导社会阶层朝向公平取向上流动，那么教育的社会个性化功能则主要表现在教育的选择机制上。这是因为个体通过教育过程的层层筛选，将会被分配至不同办学定位的学校进行深造，而这其中个性化的办学理念和专业发展在人的个性化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面对教育的选择机制，于社会阶层的流动而言，可谓挑战和机遇并存。所谓挑战，则是由于教育选择机制的不合理，而形成针对于某一个或某几个特殊的利益阶层而设的态势，进而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所谓机遇，则说明教育的选择机制能面向所有社会群体进行公平抉择，可成为某一社会个体由低社会阶层向高社会阶层迈进的合法性渠道。面对此情况，积极寻求合理化的教育选择机制，防止阶层固化，对于社会阶层公平流动有着重要意义。 　　从具体选择机制的构建来看，积极建构合理的升学、就业机制对于发展教育选择机制的内涵尤为重要。在升学机制的面向上，教育管理部门应彻底摒弃“一考定终身”的异态升学理念，努力寻求以测试学生综合能力为导向的升学机制，进而保证对人才的合理分流以及个性化培养。同时，还应加快落实异地考试制度的建设，以避免因学生政经禀赋的差异而对教育的公平选择造成不良影响；在就业机制的面向上，劳动管理部门应积极建立应对“学历歧视”现象的惩罚机制，以敦促各用人单位在选用人才时破除有关“985”、“211”和一般大学学生的分类界限，保证学生能在同一起跑线上与他人竞争。此外，教育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各学校办学定位的干预，同时各学校自身对其办学定位的走向应有自觉性认识，从而尽早走出“普通学校不普通，职业学校不职业”的困境，以保证教育上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也为学生能日后迈向更高社会层级充盈更丰富的学识储备和打下更坚实的能力基础。 　　【参考文献】 　　[1]刘艳.论教育对二战后美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J].学术论坛，2007（1） 　　[2]吕新强.教育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动[J].教育导刊，2005（12） 　　[3]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香港：华夏出版社，2000 　　[4]乔娜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香港：华夏出版社，2006 　　[5]杨志顺.教育与社会阶层结构的互动关系分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7） 　　【作者简介】易 鹏（1989- ），男，湖南澧县人，广西大学教育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责编 何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