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元老陈其采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陈果夫更被誉为“国民党教父”，他与其弟陈立夫跻身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代表人物之列。谈起陈氏兄弟的起家，人们大都知道是蒋介石为报答陈氏兄弟的二叔陈其美的提拔之恩。在陈家声名最显赫的是陈其美，当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自任总理，陈其美任仅次于总理的总务部部长。 　　那么，陈其美是如何取得功名的呢?从很大程度上讲，这归功于其弟陈其采了。陈其采在兄弟三人中是最先显露头角的，这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兄弟的祖父陈延�共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其业，字勤士，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次子陈其美，字英士；三子陈其采，字蔼士。 　　应该说，早年的国民党元老，大都是清末民初出类拔萃而又有志于革命的人物。他们大都在后来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包括留学日本者)，但在幼小之时接受的却是传统的科举教育。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他们年轻之时留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形成了其道德与价值取向的基本框架。 　　陈其采，1880年阴历九月出生，幼时接受传统的科举教育，16岁那年中秀才。 　　19世纪末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亡国灭种的乌云笼罩着中国上空，救亡图存的惊雷不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大败，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辽宁也几乎被放弃，巨额赔款又迫使清政府大借外债，浙江、杭州等内地城市也被迫向列强开放。对于清政府割地求和的行径，少年热血的男儿陈其采自是十分愤慨，但对于如何才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陈其采却还是朦朦胧胧。 　　此时的陈其采才15岁，已经外出经商的二哥陈其美由于经常阅读报纸，对世界时事、中国国情颇为熟悉。他写信回家劝告陈其采要“勤习西学，以求实用”。从此，陈其采对西学开始注意。 　　1897年底，列强又加速了瓜分中国的行动，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俄国强占了旅顺、大连，法国强占了广州湾，英国强占了威海卫、九龙。时局顿时紧张，国土沦丧，人心思救治之策。任何一个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于是有了康有为倡导的变法。但陈其美并不以为变法能抵抗洋鬼子的枪炮，认为要抵抗列强的侵略，武备必不可缓。为此，他力劝陈其采去日本学习陆军。 　　1898年，已经朝不保夕的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企图这些人回来以后可以支撑早已摇摇欲坠的清国大厦，时年19岁的陈其采入选。当时，清政府给各省都下了选派留日学习军事留学生的名额。可由于人们对留学学习军事抱有偏见，一些省没人去。这次选派留学生，浙江人选的学生是比较多的，在人数上仅次于湖南，共有4人，除陈其采外，其他3人是吴锡冰、舒厚德和许葆英。 　　在哥哥的影响下，1898年，年仅19岁的陈其采东渡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不久升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一次，在与日本友人闲谈时，友人提到：“我们日本国有许多东西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们的法律是从你们那里传来的，我们的佛教是从你们那里传来的，我们的文字是从你们那里借来的，我们的京都也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甚至我们生活中的茶道、书道等等都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但我们能打败你们，靠的不是这些从你们那里学来的东西，我们所靠的是从西方学来的东西。要不是明治天皇革新变法，我们大日本国也和你们中国一样面临灭种的危险。”陈其采点点头。友人接着又说：“中国人是优秀的民族，但是我却不明白，如此优秀的民族为何却不思进取呢?好不容易有个康圣人出来倡导变法，却不为你们所容，只好跑到我们这儿来。难道你们中国人都不懂变法图强吗?”陈其采无言以对，但变法图强的想法却是深植于他的胸中。 　　又有一次，在一家书屋，陈其采想买一些书消遣。店主知道他是中国人之后，随即向他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有关文天祥的，一本是有关岳飞的。店主说道：“岳飞、文天祥是贵国的英雄，也是我们大和民族所尊敬的英雄。如果你们中国人现在再多几个像他们一样的英雄，中国也就不会亡于满人手中。”店主的话刺痛了陈其采的心，默不作声地买下店主推荐的两本书的同时，陈其采已暗暗发誓要成为岳飞、文天祥似的民族英雄，推翻清廷统治。 　　经过这两件事后，陈其采在军校学习更加努力了。闲暇时间，别人去游山玩水、流连舞场，他却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02年陈其采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4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陈其采回到了故乡吴兴。按他的条件，在浙江省府谋个美差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忘不了在日本的经历，他毕竟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在故乡短暂停留之后，他来到了湖南。 　　在中国现代史上，湖南曾是革命的中心。陈其采在这里创办了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不久又升任标统。在这期间，他还秘密地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暗中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志士同仁，准备推翻清廷统治。此后，陈其采一直活动于军界中，1907年调任南京第九镇参谋。后以剿匪有功，升中枢军咨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及调度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不幸的是，他参加革命党之事终为清政府获悉，在清政府阴谋捉拿他之前，南下奔沪，协助同盟会策反倒清。 　　陈其采在上海活动期间，做过一件以后对上海革命党人影响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和上海的帮会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 　　在本世纪初，上海洪帮地位最高的老头是范高头，他本是盐枭出身，在白癞痢去世后，接任洪帮老大的位置。上海有名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李超五、刘福彪、潘钰卿都是他的手下，号称“四庭柱”。据说范高头脑门上长着一个高高的肉瘤，就像头上长着一个小脑袋，因此他便得一个“高头”的雅号。陈其采和范高头本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他们二人攀上交情，完全出于偶然。原来，范高头的手下都是些输打赢要的流氓，为了免于和其他帮派以及自己人之间争强夺利，各有自己抽油水的地盘，这些流氓们一方面向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抽头”，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负担一定的义务，出面交涉和打架，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各种店铺、妓院和烟馆等不受其他流氓的欺负和滋扰。对于任何一个帮派来说，不能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等，都被认为是相当丢脸的事。 　　1902年，陈其采刚从日本毕业回国时，曾任驻沪新军统带，统帅驻沪新军，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恰在此时，范高头的一个名叫芮德宝的徒弟，在城隍庙的一个叫“绿波廊”的点心店里，见到一个英国人在殴打女招待。芮德宝虽然是流氓出身，但对洋人还是轻易不敢招惹的，所以走上前去劝解。不想这个英国人太蛮不讲理，对芮德宝也动了手。芮德宝劝架不成，反而也挨了打，愤急之下，忘了洋人是招惹不得的这回事，不顾后果，将流氓善于打架斗殴的本事全拿了出来，将这个英国人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打，打出了天大的麻烦。挨打的英国人回去后，向领事馆起诉，状告芮德宝打人。在上海租界，英国人是享有特权的，芮德宝胆大包天，竟敢打英国人，按当时清政府和列强所签的不平等条约规定，芮德宝应由英国领事馆审讯。范高头作为洪帮老头子，保护不了自己的徒弟，显然是十分丢人现眼的事情。清政府得罪不起洋人，范高头也没有跟租界当局抗衡的力量，看来这个跟头是栽定了。 　　没想到官司落在了陈其采的手里，英国领事馆向他要求引渡芮德宝。陈其采断然拒绝了英国领事馆的要求，进而要求由中国政府审理此案，严惩肇事的英国人。英国领事见要挟不成，遂找人调停。结果，以英国人赔礼道歉、承担经济损失了事。

　　陈其采对芮德宝一案的处理，给范高头挽回了面子，使范高头对陈其采非常感激。后来，陈其采的哥哥陈其美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得到了范高头的大力支持，范高头还和比他小近30岁的陈其美结为异姓兄弟，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拥戴陈其美。由于和范高头结拜，陈其美成了洪帮的“小老大”，其辈份比黄金荣还高一辈，这就是同盟会时期的上海革命党人和以后的国民党人与上海帮会势力关系密切的起因。 　　陈其采在上海利用自己在军界的威望，积极运动新军，事为上海道台刘燕翼所知，刘燕翼以陈其采“私通革命党徒阴谋推翻清廷”的罪名，企图逮捕他，陈其采闻迅逃去，刘燕翼遂对陈其采加以通缉。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其采被任命为临时总统府咨议。孙中山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后，陈其采离开了总统府，吴兴创办经武学堂。由于袁世凯对陈其采非常忌惮，不久便将经武学堂查封。从此，陈其采离开了军界。 　　在袁世凯的打击下，陈其采内心极为苦闷，今后的路该怎么走?随后而来的一件事改变了陈其采的一生。 　　陈其采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同期有一个叫冯耿光的同学，此时任中国银行总裁。正当陈其采苦闷之时，冯发了一封邀请函，请陈其采北上任中国银行总文书。在一段时间的思考之后，陈其采欣然同意北上任职。从此，陈其采由军界转入了金融实业。 　　但好景不长，冯耿光不久辞去了中国银行总裁之职，随后陈其采也辞职南归。适值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大丰公司缺乏主事者，陈其采即应聘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从事棉垦，经营实业。陈其采本以为下半生就以经营实业、以富国民强为己任，不料好事多磨，由于南通位于长江入海口处，滨海陴湿，陈其采一到此地，水土不服，遍身患疹，痒痛不止，虽经一年多的治疗，却无成效。无奈陈其采只好离开南通回上海就医，并应聘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 　　陈其采虽已离政治数年，但对政治仍是很关注，1923年，浙江军阀卢永祥通电不承认曹锟贿选的总统，并停止与北京政府的往来。北京政府乃下令撤去卢永祥浙江督军之职，并令江苏军阀齐燮元督部剿办，于是江浙战争全面爆发。陈其采不顾顽疾在身，与当时的社会名流阮性存、褚辅成、张一�等奔走呼吁，力图化干戈为玉帛。陈其采以其军事、经济阅历和复杂的政治背景，逐渐在经济领域取得了较高的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跻身财界高层，与张静江、虞洽卿、叶揆初等人齐名，共为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 　　1924年，孙中山委派蒋介石负责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蒋介石电邀陈其采赴粤任职军界。陈其采到了广东，却婉言谢绝了蒋介石的好意。他说：“我虽军人，但脱离军界已经很久，有些事情已不很熟悉了，若勉为其难，恐怕会误大事。”蒋介石却很坚决，因为他知道陈其采既留学日本多年，又曾在军队多年，在军界有很多往日的同学、同事，甚至学生。蒋介石要利用的是他的影响，更何况陈其采之兄陈其美曾提拔了蒋介石，如今蒋介石也是该报恩了。他对陈其采说：“先生自幼矢志革命，为国家做一番事情，如今国民革命在即，正需借用先生这样的同志相助，先生岂能坐视，请先生万勿推辞。” 　　陈其采见蒋介石如此“诚恳”，也不好意思再推辞不出。再三思考之后，他回答蒋介石说：“多年来滥竽银行界，对于金融略有认识，北伐筹饷，愿为此效力。” 　　蒋介石只要陈其采能出来为他办事，倒也不在乎他是在金融界、军界。于是同意了陈其采的请求，任命他为全国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浙江分会会长，负责与金融界联络，筹饷助北伐。 　　当时浙江尚在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孙传芳又是北伐对象，在他的老窝里筹饷，甚是艰险。陈其采化名“陈安”，通过种种渠道，屡屡往返于广东、上海及浙江一带，使大批款饷源源不断流向广东，有力地支援了北伐。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同时，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市。至此，直系军阀孙传芳彻底溃败，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正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蒋介石却叛变了革命，举起了屠刀，向革命群众挥舞。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18日，成立了由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南京国民政府。 　　自此之后，陈其采死心塌地地跟随蒋介石，历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江海关监督、江苏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筹创超然主计制度，陈其采任筹备委员会主任，1932年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主代表，1944年兼任中央银行常任理事。 　　1946年10月，陈其采因签署一批物资运往解放区，被免职。后来，又任国民政府委员、国策顾问。1949年底去香港，后赴台湾，仍任国策顾问。1954年8月7日，在台湾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