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移民为何呈加速化趋势?

一段时间以来，移民潮在中国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在其背后，富裕阶层的大量财富更是加速流向海外。

据时代周报报道，物业顾问仲量联行于2013年11月发布的公告称，2013年前三季中国在海外房地产的交易额逾50亿美元，按年增加25%的幅度来算，这一交易额也超越了2012年全年40亿美元的历史记录。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智库(CenterforChina&Globalization，简称CCG)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蓝皮书(下称“移民报告”)则认为，仅在美国一地，中国人的购房置业数额就早已超过100亿美元。

海外购房非投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透露，2013年3月底之前的一年里，中国人在美购房总价值达123亿美元，占当年外国人在美购房总额的1/8，仅次于加拿大，年增幅高达66%。123亿美元购房款中，有69%为全额现金支付。很显然，与国内的“炒房团”相比，大部分海外购房的目的并不是投机。

值得玩味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相继发生、对发达国家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为振兴这些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区域发展，为吸引海外投资者在海外拓展业务，一些国家根据自身区域的经济发展、消费量的增加，应运而生了所谓”海外购房“业务。一些在海外的华人也在海外创业，将一些海外区域的经济特区附近及校园附近的房产，放在中国进行销售推广。”王辉耀解释道。

移民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每年仅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永久居留签证的人数就在15万人，如果加上中国移民去欧盟、俄罗斯、日本、新加坡、东南亚、南美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国际移民的数量应该不低于30万人。而我国每年对外国人发放的永久居留证却只有几百张。

在北京一家移民中介机构的网站上，声称有购房移民政策的国家还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并且购房要求都在50万欧元以内。“这几个国家因为欧债危机的影响，急需外国投资，才在最近几年推出这样的政策。”上述移民中介的一位负责人称，“50万欧元，在北京也只能凑合在城郊买一套房子，并且众所周知，在北京就算买了房也是没法落户的。而欧洲国家的福利水平一向都很不错，如果成功移民，将来子女的教育也很有保障。”

但实际上，目前在前述国家购房并不能直接拿到“绿卡”，本质上仍是临时居留许可。不过，“中国海外移民群体称其为”曲线移民“。例如马耳他不仅是申根国家、欧盟成员国、欧元国、英联邦国家，还与美国签署有免签协议。因此，取得马耳他国籍，意味着同时获得在其他欧盟国家工作和居住的权利。此外，持有马耳他国籍还可以无需签证出入英联邦国家、美国等163个国家。”王辉耀分析说。

事实上，就总体格局而言，英国、北美、澳大利亚仍是中国人海外置业的首选。移民报告显示，中国人是加拿大的温哥华、澳洲的布里斯班和英国的伦敦这三个城市地产业的最大海外置业投资家，其购房额占到当地房地产销售总额的20%—40%。

在庞大的海外购房团背后，是巨大的海外投资移民潜在群体。根据搜房国际的调查，在1200万参与调查的潜在购房者中，43%表示移民是海外置业的主要目的；其次是教育，占25%；投资占比为23%。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二大海外房地产投资家。

移民国外是“内推外吸”共同作用

一般来说，移民的动力不外乎推力和拉力，移民来源地的贫困、政治不自由等因素将人“推”出去；而目的地则恰好提供了更富裕、更自由的生活。随着通讯、交通技术的革新，跨国移民的费用大大降低，从而为移民潮提供了硬件基础。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移民国外是“内推外吸”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当前，中国移民潮的主体是拥有财富与技术的富裕阶层，造成了技术与财富的双重流失，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巨大的损失。

中国富人一直以来多数都是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着巨大的“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着相当大的重叠，因此，中国富人群体往往被社会底层或愤青群体视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

因此，及时地“见好就收”甚至移民国外，就成了富人们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和选择。一位具有3亿元人民币身家的建筑商在谈到自己为何要移民时称，“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是各种税费太高；三是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

内部环境不改善移民就呈加速化

近年来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一方面体现出中国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特别是部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国内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使高净值人群的焦虑感不断增加，具体来说这种焦虑感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是自然环境的恶化与医疗、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长期以来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透支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当前空气、水、土地污染已进入高发期，去年全国大范围出现的雾霾天气、部分粮食产区的重金属污染以及一些水源地遭受重化工企业污染等问题屡屡进入公众视线，使公众的不安全感不断增加。同时，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多集中于少数一线城市，但一线城市已过于拥挤，公共资源不堪重负，因而一些富裕家庭为获得更好的自然条件、医疗条件、更多的教育资源选择移民至发达国家。

第二，中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针对高净值人群的财产税未来征收的概率在增加。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由2012年的0.474微降到0.473。虽然该数据已然不算低，但仍低估了中国的贫富差距水平，原因在于该数据的计算主要参考了居民工资性收入，而未充分考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事实上，社会新进的80后、90后已被高昂的房价提前透支了未来20-30年的收入，中产阶级负担不断加重让中国社会阶层正在由“橄榄形”社会变为“哑铃型”社会，全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因此而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未来很有可能陆续出台针对高净值人群征收的财产税，因此这些居民进行对冲的合理手段莫过于通过移民保全资产净值。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中枢下移与民营经济生存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同样催生移民潮的增加。在人口红利、环境红利与制度红利逐渐下降的近日，中国经济增长已由改革开放30年年均增长9.8%的高增长时代逐渐进入7%的中等增长区间。与此相对应，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通道，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测算，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仅为2.7%。由此带来的结果实体经济利润率显著下降，而虚拟经济则趋向泡沫化。税负过重、资源性行业与银行业的垄断、人力成本上升等问题一直是广大民营企业主呼吁的焦点，实体产业越来越难做是多数民营企业主的心声。在此背景下，一些私营企业主卖掉国内企业，投资移民国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第四，中国资产价格高位与欧美发达国家资产价格低位促进高净值人群的全球化资产配置。自去年起，以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呈现出复苏态势，美国逐步退出QE的脚步也正在临近，而新兴经济体则面临经济下行、投资回报率下降、资产价格下滑与资本流出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一些高净值人群在卖出新型经济体资产的同时加紧配置发达国家资产，这种全球化资产配置可以合理分散风险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华人首富李嘉诚是通过经济周期低买高卖赚钱的高手，因此他的投资路径往往能代表市场未来的走势，自去年起他就相继卖出内地与香港的多数资产，转而投资英国水、电、燃气公司。

以上原因使高净值人群的焦虑感不断增加，进而选择移民。选择移民的居民多属社会的精英阶层，其带走的不止是自身巨额财富，还有宝贵的经营、管理企业的知识与经验。因此，未来中国的改革是否能取得成功的一项核心指标即是否能营造出留住高净值人群的环境，改变这些人的预期。

当然，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改善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稍有不慎便可能发生严重后果，因而不能急于求成。在整体环境未得到显著改善的前提下未来几年中国的移民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但明确改革路径、促进改革落实能改变打算移民者的预期。总体来说，改革就是重新平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收入阶级与低收入阶级关系。具体主线有四，一是需重新构建中央与地方权责关系，进行分税制改革并建立透明的财政体系；二是需向非公经济真正开放资源、电信、金融等上游垄断行业，提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三是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平衡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资源分配；四是建设全社会信用体系，以便未来通过财产税的方式调节高收入阶层收入、对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本文据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网等综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