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卫兵研究的对话

　　　

　　尹丹丹(中国新闻社记者):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转向“文革”和红卫兵研究, 是什么因素决定你这样做的?

张志忠(文学评论家, 副教授):从别人来看, 这可能是一次很大的转折; 对于我自己, 则是有着内在的发展轨迹的。我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在特殊年代的迸发和畸变。当然, 还有它们与政治文化的结合。梳理这些命题, 对于我, 有很大的吸引力。

尹丹丹:除了学术兴趣, 研究红卫兵的现实意义何在?

张志忠: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年的红卫兵, 正在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正在■张志忠

　尹丹丹

关总是从社会的、文化的角度切入, 把作家作品放在整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化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而且, 我一向认为, 中国当代文学要想走向世界, 在争奇斗艳的世界文坛争得一席之地, 就必须抓住中国的文化特色, 不是靠取法和摹仿西方文学作品, 去争取对方的认同, 而是拿出独特的、既是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国货”来, 以自己的思想文化去丰富人类的文化艺术宝库。这就要抓住两点:一是中国的农民文化, 一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这都是中国的本土性的。我们说东方文明源远流长, 绵延数千年, 实际就是指中国的农民文化和知识分子文化, 以及由此结合而成的农业文化。按理说,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 农业文化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80年代的土地承包、乡镇企业, 90年代的民工潮, 都表现出中国农民的巨大活力。至于现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启蒙角色,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情况, 在世界各国都很少出现, 又是世界性的课题。抓住这两点, 我以为就是抓住了中国现实的关键所在, 反映了这两点, 中国的文学就具备了同世界文学对话的能力。于是, 我写《莫言论》, 以作家莫言的创作为依据, 剖析农民文化; 我写《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 同样是以当代文学作品为证据, 分析80、90年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进向和内在矛盾。以上都是一种纵向的常态的研究, 接下来进入“文革”研究和红卫兵研究, 我以为, 这是上述两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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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和将要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历史终将要把他们推上主宰中国命运以至于影响世界潮流的地位。在当今的中国, 他们是最有活力、真正跨世纪的一代, 这不只是说, 他们都处于从“四十而不惑”到“五十而知天命”的最佳年龄, 还在于, 这恐怕是中国最具有群体意识因而最具有整体凝聚力的一代——先是红卫兵, 后是上山下乡, 给他们以共同的经历, 共同的思想气质。这里面蕴含了极大的活动能量。一说搞知青纪念活动, 办展览, 出回忆录, 乃至开知青餐馆, 都能唤起很多人的历史记忆, 搞得轰轰烈烈, 声势很大。这是他们的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都无法相比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大约30年吧,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自然也决定和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前景。这一代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都是在红卫兵时代和知青运动中形成的, 虽然后来有所调整和更改, 但是, 基本的轮廓却变化不大。研究这一代人的形成和发展, 关心他们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 甚至预测21世纪中国的基本走向, 都要从他们的红卫兵时代做起。进一步而言, 这一代人中的红卫兵情结, 即红卫兵先是被利用后来又充当替罪羔羊的郁懑, 埋藏很深, 由于目前的情形, 无法得到宣泄, 焉知将来的某一天, 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思想文化以至社会的热点, 引起新的震荡, 给社会造成新的冲击。

还有, 对历史负责, 对后来人负责。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嘛。举个例子,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德国对于纳

于红卫兵研究的对话

粹主义的清算, 可以说是非常严厉, 从思想, 到立法, 但新纳粹主义仍然活动猖獗; 日本军国主义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认真自省, 反而是为侵略战争辩护的闹剧屡屡上演, 这更是引起东亚各国人民的愤慨。中国的“文革”刚刚过去十几二十年, 青为主要的局限, 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红卫兵问题的视野, 二是对于红卫兵情结的解剖。

尹丹丹:这两个方面, 似乎都有人说过, 有些印象, 却又都比较肤浅, 不甚了了。你是否能谈得深入一点?

张志忠:好, 我努力为之。先说的意义空前地强化, 国际斗争的紧张, 造成了意识形态的超负荷状态, 也把青年人的兴趣吸引到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 造成了政治化的一代。同时, 为了应付国际斗争, 各国内部以保持稳定为要务, 自然会形成平庸和保守, 因循守旧, 墨守成规, 成为普遍的社会弊病, 束缚青年一代年人中间不知道林彪是谁、不知道红卫兵的, 就大有人在。像“黑五类”这样的词, 现在居然成为一种商品的商标, 《阳光灿烂的日子》则成为青少年理解“文革”的途径。这不能不引起必要的重视。目前的状况是, 对于“文革”, 对于红卫兵, 尚未做出深入而有说服力的研究, 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是非常不利的。

何况, 中国的“文革”和红卫兵运动, 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 也是占有重要位置的。它是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次大的倒退和逆反, 而且发生在中国这样号称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古国, 这是否可以看作传统性的农业文明对全球性的现代化潮流的最悲壮、最顽强也代价最大的最后抵抗? 如果要数出本世纪世界的重要事件, 它们大概会和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和解体、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垮台、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阿拉伯国家和中东局势的张弛和战等, 一起名列前茅。因此, “文革学”才会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 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

尹丹丹:你认为目前的红卫兵研究, 存在哪些问题?

张志忠:从客观方面, 对于“文革”的话题, 似乎仍然有很多戒律, 尽量回避它, 保持沉默。这当然不利于问题的展开和深化。但是, 主要的困难还不在这里。时代毕竟是进步了, 近年来, 有关红卫兵研究的论著, 仍然出了不少, 在大陆, 在港台, 在欧美。而且, 的确有一批有识之士, 在从事着收集资料、访谈调查等艰苦的工作。研究红卫兵问题, 我以

第一点。我们讨论“文革”, 讨论红卫兵, 都有许多优势, 亲身经历呀, 感性体会呀, 没有理解上的阻隔。但是, 过于依赖自己的经验, 也会造成局限,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多的是入乎其内, 少的是出乎其外, 过分关注的是党内的斗争和路线的对错, 而不能跳出国内形势的范围, 从世界的高度去领悟它。费正清就说过, 60年代中期, 中美两国都犯了错误, 那是一个过分看重意识形态的时代, 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 美国发动侵越战争, 全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此说当然可以商榷, 但是, 把“文革”放在国际大环境下加以考察, 这是一种新思路。

说到红卫兵运动, 也可作如是观。它是一种全球性的激进化思潮的产物, 是各国青年对主宰世界命运的二战英雄的不成功的挑战。其一, 二战的结束, 世界新秩序的建立, 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制衡, 使得世界进入相对平和的时期。在二战以后的半个世纪里, 不管是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 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 它们的掌权者, 都是参加过战争的英雄, 它们的意识形态, 同样都是受到刚刚结束的战争的巨大影响, 把对爆发战争的危机感, 张扬得淋漓尽致; 华约和北约的对峙, 东方和西方的冷战, 核竞赛和星球大战计划, 局部战争的频频爆发, 则仿佛预示了未来的惨淡前景。内在的紧张感, 既使得各国都在对青年一代进行危机教育以及相应的英雄主义教育, 并且一再地以二战英雄作为学习榜样; 同时, 它又使得意识形态

的进取性和创造力。前者在造成一种英雄崇拜的同时, 也给青年一代带来巨大压力, 他们必须做些什么, 才能无愧地面对他们的英雄前辈甚至超越前辈——他们渴望机会, 打破平凡而沉闷的现实, 更渴望摆脱前辈的神圣而辉煌的灵光圈, 直至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否定, 并且创造自己的辉煌。后者则造成这一代青年的政治敏感性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在中国爆发红卫兵运动的同时, 世界各国的青年, 也都处于同样的亢奋状态, 美国的反越战运动、黑人的反种族歧视斗争、校园斗争, 法国的红五月风暴, 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日本的“全日本学生共同奋斗委员会”, 以及马尔库塞的“造反哲学”……构成一幅幅席卷全球的壮丽画卷。只不过, 在世界各国作为学生自发的反抗, 程度不同地和社会底层斗争结合起来, 并且以非法的形式进行的斗争, 在中国, 由于最高领导人的支持, 不但被合法化, 还被当权者利用, 先是把矛头指向社会底层, 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进行一次前敌练兵, 然后一下子扑向各级党委和政权, 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它因为在一段时间里是“奉旨造反”, 因此气魄最大, 规模最大, 对社会的冲击最大, 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也败得最惨, 在一代人心头留下不愈的创伤。

但是, 自己造成的伤口, 只有自己去愈合。正是在这一点上, 中国的红卫兵一代, 时至今日, 仍然陷在一种青春的迷误中, 没有醒悟。这也就是我所强调的第二点。他们耿耿于怀于自己的被出卖, 耿耿于怀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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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写真

为什么　油画　高小华

己失落的青春年华, 这在近年来问世的前红卫兵们的回忆录中反复流露出来。这就是我前面讲到的红卫兵情结, 青春的神圣化。无条件地认同和膜拜青春, 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情结, 哪怕它伴随着梦魇, 负载着迷狂, 和堪称是20世纪人类的一大浩劫的十年动乱相为始终。一切都可能是过眼烟云, 都可以被怀疑和否定, 惟有青春二字, 无可怀疑, 不能否定。青春无悔, 曾经在各种场合中出现, 大概对于红卫兵时代同样适用。不知者不为罪, 成为一代人为自己的过错辩护的最佳理由, 或者, 还可以用这一代人后来的作为, 将功补过, 功大于过; 这样的心态, 使他们的红卫兵情结日益深化, 无法排解。

这种情绪, 与西方文化传统中对“无知犯罪”的评判, 形成鲜明对照。我所指的是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他犯下弑父娶母的罪行, 原非本意, 相反, 他是竭力规避这罪行, 只是天意如此, 无力逃脱, 亦不曾察觉。他还为该国人民除去怪兽斯芬克斯的威胁, 建立过功勋。但是, 当他得知事情的真相, 他却没有逃避自己的罪责, 也没有进行功过抵销的交易, 而是勇敢地承当自己的罪责, 刺瞎自己的双眼, 到异国他乡去流浪和宣示自己的罪过, 以警世人。不知者不为罪强调的是行为的动机, 是东方的人治社会的规则; “无知犯罪”的追索, 以行为结果为依据, 是法制社会的特征。前者为人们提供了自我开脱的途径, 进而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洗净自己双手的血污, 忘却自己的罪责; 后者则把人放在良知和道德的审判台上, 拷问灵魂, 反省自我, 承担每一个人对现实对社会的责任和罪过。二者的优劣, 不难比较。米兰

昆德拉的《生

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主人公托马斯, 就曾经以俄狄浦斯的例子, 斥责那些在斯大林主义时代屈从强权, 对捷克人民犯下罪行而又以“无知犯罪”为自己辩解的人们。这能否给我们以启示呢?

【编辑:许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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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乔典运在河南省西峡县文联这个小锅里搅稀稠,

我

转眼就是近十个年头了。不断有朋友到我这里来, 都无一例外地问:“哪个人是乔典运? ”我说就是我

隔壁那个老头呀, 朋友们都很怀疑, 说:“他怎么能是乔典

运? ”

的确, 乔典运太不像乔典运了。

乔典运是不该穿被臭汗浸煮得枯黄、胸前背后密布大洞小窟窿的破背心的; 乔典运是不该趿一双鞋底都快磨透的劣质拖鞋的; 乔典运是不该戴一顶破草帽的; 乔典运是不该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其余各部件都响的“老爷”式自行车的; 乔典运不该是那么谦和的; 乔典运说话决不该结结巴巴的……

许多人都诧异:乔典运怎么比他的作品还土得掉渣? 大作家怎么比老百姓还老百姓? 甚至有朋友说:“如果在大街上遇见这个乔老爷, 咱一准把他看成了一个卖柴的乡下老头了。”但长了一副卖柴相的人, 却偏偏卖起了高雅的文章来。

而且, 还是一个“大卖家”。不仅在五十年代卖, 九十年代还在卖。买乔典运文章的, 都是些公认识货的主儿, 《小说月报》、《新华文摘》、《读者》、《北京文学》、《山西文学》、《莽原》、《散文》(海外版) , 而且这些识货的主儿买老乔的文章, 无一不是不惜掏大价钱的, 连中国作协都用1986-1987全国优秀小说作品奖买乔典运的《满票》, 人民文学出版社连续三年买乔典运《村魂》、《冷惊》、《满票》的帐, 乔典运的这壶酒钱, 谁不认?

但这么一个大卖家, 没在北京练过摊儿, 没在郑州摆过谱, 他的货摊, 竟然几十年都摆在西峡小县这个深巷陋舍里。这么一个大卖家, 居然是个不知大学府门朝哪向儿开, 连高中的门槛都没踏过的初中毕业生。他的学历表格里, 顶多填个“陕县简师”, 但职称表格里, 却是唬人一跳的“文学创作一级”, 简直是天壤之别, 令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不得不咂舌称奇了。

我和乔典运虽然相识很晚, 但道听途说他的轶闻却很早了。他是个没落地主, 他想实实在在脱胎换骨做个革命人, 就把脑袋掖在裤腰上入了伍, 原想到朝鲜战场上淋淋漓漓表现表现的, 但杜鲁门偏偏不给他表现的机会, 他刚刚雄赳赳气昂昂跨到鸭绿江边上, 朝鲜战争就结束了。乔典运垂头丧气踅回了济南军区, 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如何在革命队伍里向革命靠拢, 无情的肺结核就开除了他的军籍。他回到了老家伏牛山区, 因为被肺结核折腾得手无缚鸡之力, 又凭了肚子里多少有点墨水, 就要求教学, 但县里文教委的负责人说他居心不良, 想把自己的肺结核传染给革命接班人, 企图破坏革命。没有办法, 乔典运只好窝在农村老家了。

乔典运别无选择, 很荒唐地写起稿子来。虽说写稿让他吃尽了批批斗斗的苦头, 受尽了怵目惊心的灾难, 但苦尽甘来, 写稿使他终于从一个草民百姓, 成了一个吃皇粮的国家干部。

我是1986年认识乔典运的。那时我还是一个高中学生, 而他已经是刚刚成立的西峡县文联主席了。他坐在主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