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效应探索

作者：吴铀生程琳利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5年02期

　　 自然界有大海的浪潮，经济领域有科技革命的浪潮，在人类社会又出现了一个“银发浪潮”，这是对人口老龄化的形容，也是人口类型变化期呈现出来的重要特征。据统计，199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1亿人,本世纪末将达到1.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0%，按联合国的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人口。就在我国将由成年型步入“老年型”的过程中，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效应是忧是喜？是贬是褒？众说纷纭。然而只有实事求是地对人口老龄化的原因、特点及其社会效应作出分析，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及其特点分析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有所区别。人口老龄化是指人类群体的老化，而非个体的老化，它是一个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渐进过程，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的一种趋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进步，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必然呈现出人口死亡率锐减，平均寿命不断延长的趋势。

　　 纵观世界人口发展的历史，许多发达国家都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驱动，使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走向成年型，再过渡到老年型人口。这一过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具体分析在我国发生这种过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使全国生育率水平明显降低，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相对提高了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二是建国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及其医疗保障不断提高，死亡率普遍下降，老年人口的实际寿命延长，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这两大原因正负背反的结果，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目前，我国的生育政策主要是控制人口增长，降低生育率。这必然会加速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大力推行了计划生育，才使我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少生了两亿多人口。如果把这少生的人口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作比较，用它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利弊进行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显然人口老龄化问题要比多生两亿人口的问题轻得多。尽管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使老年型社会来之迅猛，但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因计划生育政策而增加，今天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是1930年前后出生的。计划生育只能对现在和今后出生的人口起作用，它与现在的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无关，有关的是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医疗条件的改善等。

　　 作为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不论是我国还是外国都基本相同。其区别只在于降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方法和过渡时期的长短。但是作为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则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差异较大。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多，增长速度快。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60岁及以上，1953年约有4000多万人，1982年增加到7666.3万人，1990年则为9719.1万人 。这个数目比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还要多。虽然我国人口老龄化起步时间晚,但其发展速度快、过程短。从1982年到1990年仅8年时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长了21.1%，净增2052.8万老年人。其他发达国家（日本除外）一般都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才逐步达到目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预计我国大约在2025年步入老年型社会，这将使我国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先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之一。

　　 第二，老年人口的地域分中布极不平衡。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带来了老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尽管整个国家还未进入老年型，但个别地区，如上海、江苏已率先跨入了老年型省市，而宁夏、青海、新疆、贵州等省区，人口还属年轻型，其它省市自治区大多处于成年型。这种状况使我国不同地区，将在不同时期进入老年型人口。

　　 第三，我国老年人口婚姻关系较为稳定，丧偶比例大。据统计全国老年人口未婚和离婚人数的比例很少，分别只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35%和0.91%，但老年人口丧偶的较多。1982年全国老年人口丧偶已达43.61%，其中以老年妇女丧偶比例最高，占58.08%，如果把未婚、离婚、丧偶的老年人数相加,老年无伴侣者要占老年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

　　 人口老龄化使老年人口群体的绝对量增加,社会青壮年劳动力相对减少，这必将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的正负效应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人口虽然还未进入老年型，但已经开始了由成年型人口向老年型人口转化，到了二十一世纪老年人口问题将更迅速突出出来。因此结合我国人口国情，及早分析人口老龄化趋势，认清它对社会发展的正负效应，将是十分重要的未雨绸缪之举。

　　 第一，人口老龄化，标志着社会的进步，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积累，同时也会带来社会活力减退，经济增长趋缓的负效应。

　　 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都是现代化社会的产物，它们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又将对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生育率低，新生人口减少，整个社会所花费的抚养少儿费用也随之减少。成年人用在抚养教育孩子方面时间的节省，将有更多的精力用于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这就有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死亡率降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也有利于知识的巩固、传播和积累，有利于现代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许多事实已经证明，老龄人口在增多时，其生命的黄金期，即发挥创造力的时间也在延长推后，比如：过去平均寿命为60岁，人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时间大约只有30年，现在平均寿命延长到70岁，人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时间也会相应增加到40年。所需要付出的预期社会成本费用大大小于抚养更多的新增人口。这对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收益。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人口老龄化趋势来之迅猛，它将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长者（一般指4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上升。根据联合国1988年作的关于全球人口性别和年龄的估计和预测资料计算，我国1987年劳动力老化系数为23.43%,2000年将达到27.34%,2025年上升为41.69%,到那时4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左右，进入社会劳动力老龄化阶段。这种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的老化，标志着整个劳动力人口群体的体力下降、身体素质减弱，智力发展也会受到限制，产生思维固化现象。大量资料表明，人步入中年以后，适应社会的应变能力减弱，疾病增多，他们不如青年人那样反应机敏，容易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富有竞争心理。所以随着中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社会生活中的竞争减退，生活节奏放慢，社会活力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人口老龄化缓解了社会的就业、升学矛盾，有利于普及基础教育和社会安定。但也提高了老龄负担系数，增加了社会负担。

　　 现在我国城镇已有庞大的待业人口，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要求就业，广大农村所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更多。据1993年10月31日《经济日报》载，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1.2亿，到“八·五”期末将有900万到1000万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与就业困难并存的还有升学问题，基础教育的普及问题。随着我国老龄人口比重上升、青少年人口比重下降，原有的就业岗位会因老龄人口退休下岗让出较多空缺，而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矛盾。部分身体较好、素质较高的退休人口，还可以发挥技术专长，力所能及地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在参与社会办学、维护社会秩序、普及基础教育等岗位上，作出新贡献。这些无疑都将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起到推动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老龄负担系数提高。据测算我国现在老年人口增长率同总人口增长率之比是2.5:1,这意味着我国老龄人口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将不断增加,劳动适龄人口所承担赡养老年人口的比例也会不断增加。据九十年代初日本大学人口研究所名誉所长黑田俊夫测算，中国1980年超过65岁的人口只有4700万，可到2000年大约要增长一倍达到9000万，2025年还要增长一倍多,达到1.9亿。我国规定退休年龄为60岁,如果计算正在工作年龄人口对老人的赡养负担问题，现在是平均7人负担一位老人,但是到了2000年将是平均6人负担一位老人，2025年又会减少到平均3人负担一位老人，到2050年两个能工作的人就得负担一位老人。由于国民收入中用于赡养老龄人口的消费基金增加,积累资金会相对减少。老年赡养比例上升,意味着年轻人自身利益的相对丧失。社会负担越来越重，不仅影响着在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财富的积累量。

　　 第三，人口老龄化能促进产业部门开辟新的市场,增加消费品种类，扩大社会生产能力。同时也伴随着老年保障等若干老年人口问题。

　　 由于老龄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的上升，客观上要求社会开辟新的市场，满足老龄人口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便为我国产业部门的增加和现有企业挖掘潜力，生产适宜老年人消费的商品带来了机遇。同时还为开设全方位多功能的老年综合服务行业奠定了基础。扩大社会生产能力，拓展“银发市场”，不仅会对社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有助于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

　　 与人口老龄化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保障等若干老年人口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经济、法律、道德、心理、传统习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当然老年人口问题决不是在老年型社会里才有，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老龄人口问题尤为突出。如：老年保障问题，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我国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据推测在老年人口中能领取退休金的约占30%，不能领取全靠子女赡养的约占70%。由于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并在短时期内还不能得到圆满解决，致使老年人口在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问题、心理负担问题以及财产继承、赡养照顾等多方面的矛盾磨擦，就不可避免地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社会效应的对策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虽然我国现在还未进入老年型社会，但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认识却不能熟视无睹、盲然无知。首先要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是现代文明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人口革命。”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它一方面表明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结束了盲目生育，进入了计划生育阶段，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表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也是我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其次还要看到，我国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去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我国面临的问题比经济发达国家解决此问题要困难得多。目前提倡的社会养老、企业养老、家庭养老等等，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其最终来源仍是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现在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意值只有400美元左右，同发达国家相差几十倍。可见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要迎接这个挑战，既要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因素，也要看到从现在到2025年这段时期我国有着对现代化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结构。只要我们采取积极的对策，因势利导，尽量利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呈现出的正效应，抑制、预防和缓解其负效应，就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产生巨大影响。下面我们探索性地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通过加快经济建设，改善教育状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迎接老年型人口的来临。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多处谈到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如果我国能在九十年代抓住时机，加速发展，提高效益，使整个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那么到下个世纪初去迎接老年型人口的到来，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如何才能加快经济建设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是人，其中适龄劳动人口是关键，老龄人口是补充。为了提高人口素质，发展劳动技能，必须从现在起，以较大的力量来办好教育。既要培训现有劳动适龄人口，也要抓紧培养将来的生产人口，使之能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技术，提高社会生产力。这样就能以相对较少的劳动人口生产出较多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使社会具备更强的负担能力。

　　 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它预示着生产人口总体体力的下降。特别是对我国广大农村来说，生产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体力的强弱对生产起着重要作用，没有充沛的体力就无法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对体力劳动部门的影响程度远比脑力劳动部门深。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的1.4%，而15岁及以上人口中的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这说明我国的脑力劳动部门所占的比重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冲击程度更大。要减少这种冲击和影响，最佳途径是依靠教育，提高脑力劳动者在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有人认为发展教育事业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其实不然，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发展教育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二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尤其是我国低文化素质的劳动人口占的比重较大，只有依靠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抵消人口老化对劳动生产率起的下降作用；才能增强发展后劲，加快经济建设速度；也只有通过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我们才有较强的国家实力去迎接二十一世纪老龄型人口的到来。

　　 第二，因地制宜，采取分阶段的人口生育政策，缓解地区间不平衡的矛盾，避免人口老龄化进程过速。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在大力推行节制生育的同时，作好人口规划，把人口增长切实控制在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水平上。由于受六七十年代人口出生高峰的影响，目前我国存在一个庞大的育龄人口群。处于生育旺盛期(20～29岁)的妇女有1.2亿，九十年代平均每年出生人数约在2000万以上。这样巨大的人口规模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仍然是当务之急。为了使人口发展尽快地达到理想的静止状态，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城乡区域性老化程度不平衡和不同时期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要建立合理的人口结构，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尽量避免在某一阶段，某一地区可能出现的人口过分老化。如：在本世纪末错开人口生育的高峰期以后，采取分阶段的扩大二胎的新生育政策。为了调整地区间的人口老化差距，还应制定取长补短灵活多样的人口迁移政策，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向稳定、合理方向发展。

　　 第三，增加专项基本建设，调整产品结构，发展老年型服务事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都比较重视基本建设，可是有些特殊的专项基本建设却非常薄弱，如：环境保护、道路交通、公用设施等。还有产品结构问题。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在适宜老年人的衣、食、住、用等方面的商品种类、数量、质量、规格和各种生活服务设施上都与儿童、青壮年不同。随着老年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增加，社会应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产业部门结构，积极发展老年人口所需要的食品、药品、服装、轮椅、助听器、老光镜等消费品。同时还要求社会抽出部分劳动力专门为老年人口进行医疗、保健、康复、娱乐、教育等多种社会服务。据参考消息报载：日本正在加紧开发“银发市场”，目前每年营业额高达20～30万亿日元,今后一系列适应老年社会的新设施、新市场和新用品将陆续推向企业家们的投资日程。我国也应尽快抽出一部分资金和劳动力去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出现的有需无供问题，为老年社会服务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

　　 现在我国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很不平衡，城乡差距很大。退休制度、公费医疗基本上用于城市,农村老人主要依靠子女赡养。有些城乡老人仍然生活困难。为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具体来说可以按照有利生产、保障生活的原则,改革现行的“退休金”制度，走劳动力资源开发与统筹管理相结合的路子，依靠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的力量，解决城乡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规范社会保险标准，逐步扩大社会保险范围，切实解决老年人口的医疗、养老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全社会统筹保险。

　　 第四，充分利用老年人口资源，加强尊老、敬老、养老教育，让更多的老人生活得充实愉快，老有所为。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充分利用老年人口资源，一方面可以增加老年人口的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减轻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发挥老年人口的“智力库”作用，让他们用丰富的知识、经验和专门技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再添光彩。而且只有当更多的老人有了发挥余热的愿望和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他们对晚年生活才会进行积极的自我设计。如：学知识、学技能、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开辟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当然在我们尽量发挥老年人口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要加强对全社会的尊老、养老、敬老教育。首先从理论上要纠正那种认为现在一代人要养活上一代人的说法。尽管中国有一种习惯叫养儿防老，但老年人绝不是靠儿孙来养活的。退休工资是退休职工自己过去劳动创造的，农村老人在早年也创造了大于自身消费的价值，他们在晚年也是自己养活自己。有了这种认识，社会和青年一代对老人的赡养就不再局限于道德和义务方面。其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核心化小型化，使家庭赡养老人为主的传统养老方式逐渐向以社会赡养为主的新方式过渡。据民政部门的调查发现，目前全国5.6万多个乡镇中已有近3万个乡镇建起了敬老院，覆盖率达53%，城乡各种福利院有4万多个，收养人员近60万人。全国城镇8.5万个社会服务设施中,老年人服务设施有2万多个。昔日“养儿防老”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养老方式已面临变革。但这绝不意味着青年一代可以不负赡养老人之责。相反,我们应加强对青年一代的尊老、敬老、养老教育，形成人人关心老人，个个支持老年人事业的社会风气，为妥善解决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老有所乐等问题创造条件，使老年人口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都更加充实愉快。

　　 尽管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面对人口老龄化快步走来，但我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有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有利的条件。而且，到了二十一世纪，当我国进入老龄型社会时，青壮年人口的绝对数仍然很大，加上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效应可以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只要及时地把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到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统筹规划、综合治理，就能让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充分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