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章学"与"文学批评"的思考

作者：汪春泓

湘南学院学报 2005年02期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73(2004)03-0031-06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一般以1927年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为标志；而1934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则是这一学科发展中里程碑式的著作。1979年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的出版，又为学科资料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全国中文系学科建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以郭绍虞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写作上尤其注重文学观念的演进，即探寻“文学独立成科”的过程，其思路在本质上与梁代萧纲、萧绎及萧子显比较接近（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总论》之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认为到魏晋南北朝，其“又学”的含义，“始与今人所用者相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周秦文学批评史》之第一章《绪言》一《文学界说》指出所谓“狭义的文学”主要引萧子显和萧绎的观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而萧氏以及齐梁文学观乃政权偏于一隅的产物，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家分裂所致，国家一旦重新归趋统一，儒家经学又受到重视，则无论隋季李谔，还是唐初史学家们，都会反思南朝淫靡的文风，朝野士人异口同声大肆挞伐，并且引以为当代的鉴诫——这也是以后历代的主流声音。故古人之具有近乎现代意义的文学观者，往往非中国常态政治之所致，也很难遽然断定萧氏等人的观点体现了文学的“进步”，或者其对立面就意味着文学观念的“倒退”，换言之，即使萧氏等人具有某些进步的因素，但此种文学观是否能够代表历史的主流，确实是令人怀疑的。因此郭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在文学观上与萧氏等人暗合，便自然与主流传统下的“文章学”之间存在着分歧和脱节，郭先生由“文章”非“文学”的先行观念所主导，力求在“文章”中清理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概念，便是以萧氏为圭臬和正宗，也正是以支流或潜流取代主流，然而实际上是不能完全成立的，颇有以偏概全之嫌。而郭先生寻找所谓文学的现代定义，恐怕也是作者身处环境的时风众势之所致。一则，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时说：“‘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注：转引自周勋初为罗根泽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所撰写的《序》，第3页。）当时学界存在以西方观念来裁断中国问题的现象，朱氏敏锐地看到其结果既有利也有弊，像郭先生等隐约受外来影响的学术著作存在着“隐患”，他似乎已经含蓄地点到了。另则，当时社会氛围自“五四”以来，随着王权的崩溃，社会陷于无序之中，也是传统的忠孝节义“话语”无处落实的时期，与南朝颇有相似性，所以文章学范围内某些文体的作品，会令研究者产生漠然之感，漠视其固有的价值，一概以“非文学”将之驱逐出研究领域，这是一个时代逐渐形成的共识，其中不无偏见，需要今人对此作重新审视。

　　一、从“文论”在文献学上的反映看现代“文学批评”与古代“文章学”的歧异

　　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所撰“中国文学批评史”同类著作，尤其是郭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在学科材料的爬梳方面，筚路蓝缕，厥功甚伟！然而作为一个中国文学史的分支学科，它必然具备悠久的学科传统，而此学科材料的组织，也有一个集腋成裘的历史过程。齐末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刘勰明确表示《文心雕龙》是“论文”之作，并且指出在他之前，已有曹丕、曹植、应玚、陆机、挚虞、李充、桓谭、刘桢、应贞和陆云等已有论文方面的著述（注：梁代锺嵘《诗品序》说：“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区别文体，陆机辨于《文赋》，李充论于《翰林》，张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各任怀抱，共为权衡。”此与刘勰所指论文名家有所重叠，可见齐梁时期对此大致上形成了共识。），“论文”一类在目录学上已经骎骎乎呈现出一定的规模。

　　《梁书·张率传》：“治丙丁部书抄……少好属文……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于世。”《文衡》一书已佚，估计其中当有论文的内容；隋末唐初虞世南编撰的《北堂书钞》卷第一百有《论文》条目，收录了自《左传》以至陆机《文赋》、葛洪《抱朴子》等论文的数则材料[1]；唐初欧阳询撰《艺文类聚》卷二十二《人部六》有《质文》条目，胪列了先秦以来圣贤关于质文关系的言论，如汉末应玚的《文质论》在此得以较完整的保存[2]；宋代郑樵《通志略》之《艺文略》第八有《文史》一类，载录有《翰林论》、《文章始》、《文心雕龙》等；另列《诗评》一类，载录《河岳英灵集》、锺嵘《诗评》以及各种论诗作法的著作（注：郑氏在“文史”类之外，另列“诗评”一类，说明因诗学的繁荣，已具备在目录学上独立分科的条件和需要。郑樵《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宋代《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五之《文部一》之《叙文》，引述了先秦至六朝大量的文论材料[3](P414)。其间曾有“文”与“史”合流的现象，这是因为一则论“文”与论“史”颇有相通之处，另则两者在古代都比较发达的缘故（注：《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宋四库阙书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均列有“文史类”，然而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文史类》就可以看到，“论文”的比例要高出于“论史”，到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文史类》所开列者几乎全是诗文评方面的文献书籍，所以“文论”或“诗文评”从“文史”中分离出来是大势所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而刘勰所谓“论文”意识在历代目录学上受到重视，列为重要的一类，使得编纂“论文”的文献材料成为延续的传统，此至明清时期蔚为大观，几乎有不胜枚举之叹！譬如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集部》就单列《诗文评类》，这和“诗”在“文”的总目下逐渐张大其军有关，诗便与文相埒，《四库全书》所收录者大抵属于重要的作品，但是与前代和同时代积累起来的“诗文评”成就相比较，《四库全书》其实尚远未能反映其全貌。

　　至于明清时期的作家、学者，譬如由明入清的钱谦益，清乾嘉时期的钱大昕等，他们在为他人文集作序时，所征引的典故，就有许多前代的“论文”材料。如钱谦益《有学集》卷十七《序》之论诗文部分[4]，作者十分密集地援引前代“论文”的精华，可见钱氏精于论文；钱大昕《钝闲诗老张先生墓志铭》说：“铭曰：诗老之称，肇自溪南。松圆继之，得公而参。辛固奇士，所患朴直。程亦逸才，所乏风力。猗欤先生，有实有华。根柢槃固，亦正而葩。一命非荣，千秋斯寿。封侯万户，不如千首。诗家长城，超程轶辛。碌碌馀子，曾何足论。井椁既营，玉灵告吉。陵谷可移，诗名不灭。”[5]此节文字中，直接引用了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以及韩愈《进学解》的语词典故，并间接承袭了曹丕《典论·论文》的意思。

　　故此，若从论文材料的厘定选择上而言，考察前人文献，足以发现搜寻的线索，随着历史的延伸，某些材料为前人所重视，某些则成为过眼烟云，能够留传下来的大多富有生命力，这其实正反映了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譬如上述文献所示的论文文献，几乎被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全部网罗。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古人或前人的发踪指示之功，对于今人取舍和裒辑文论材料，无疑起到了十分便利的作用。在作家作品的遴选上，正因为《中国历代文论选》非常尊重前人的识见，所以它具备了成为传世著作的条件。

　　然而对照源远流长的论文传统，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历代文论选》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古人无论是“论文”、“文史”，或是“诗文评”，自文体角度来看，虽然情与理或者性与理等焦点问题经常引起争论，但文章学的整体是由各种文体一起构成的，每一种文体在文章学中均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有其各自独特的发展脉络，这是古代文论材料所括的基本观念。在梳理古代文论材料之后，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寻找到了一条“文学观念演进”的线索，以勾勒出其文学批评史，在其文学观的视野里，大致上某些文体倍受重视，而某些文体却隐退到了台后，甚至基本上遭淘汰出局，譬如关于某些文体（如抒情诗）发展的历史，其叙述比较完整，然而却与上述文论材料所涵盖的文体范围不符。被郭著所隐去的部分并不像郭先生所轩轾的那样——其地位已告式微，所以郭著仅仅叙述了整体文章中之分体文章学的历史，其实惟在说明古人分体意识的愈益清晰而已。其“批评史”研究的对象较诸“文章学”，显然是将范围缩小了，而且关注点也有详略重轻之别。即使具有“抒情性”、合乎今人所谓文学观的诗或文，理应为文学研究者所格外重视，然仅止于此，却会忽略了这些诗文也与其他文体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就诗歌而言，传统的批评方法亦非常重视“辨体”的问题，自锺嵘《诗品》就已显露出对五言诗进行辨体的努力，譬如他将五言诗作者、作品溯源至《国风》、《小雅》和《楚辞》三大源头，又用“其源出于……”的句式来区分作者类别，其思路与刘勰将各体文章溯源至《五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唐代皎然《诗式》讲“辨体有一十九字”，分析诗歌的体貌风格；而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则更为细密地分析从先秦以至明代的各家诗歌体制特点，故而就诗学而论，辨体也是传统的批评方式。

　　从宏观而言，书于竹帛或纸张，文章各体之间实质上是一体同功的关系，它们共同组成了文章学乃至民族精神史的完整断面；就微观而论，某一作家所擅长的各体之间的关系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抹煞其中任何一体，都将造成不复窥其全豹的遗憾；况且作为古代文章学的组成部分，其他文体亦同样具有审美与历史等多元价值，若以所谓纯粹的“文学”观来取舍文章，对于一部中国古代文章学史来讲，势必会造成损失。

　　从源头上说，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文还与经学等结有不解之缘。《文心雕龙·宗经》篇将重要的各体文章与《五经》的关系归纳如下：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

　　五经

　　　文体类

　　易

　　　论

　　说

　　辞

　　序

　　书

　　　诏

　　策

　　章

　　奏

　　诗

　　　赋

　　颂

　　歌

　　赞

　　礼

　　　铭

　　诔

　　箴

　　祝

　　春秋

　　纪

　　传

　　盟

　　檄

　　刘勰将二十种重要文体与《五经》的渊源关系作了分析（注：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也有相似的归类，见杨明照《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是中国文章学的显著特点，上述《序志》篇里，刘勰不满于其“论文”前辈的，惟在于他们的批评方法，至于文章学的范围，则其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或者认为离经学愈远，就愈意味着文学独立地位的确立，其实与刘勰所谓“百家腾越，终入环内者也”的判断截然相反。究竟孰是孰非？在古代主流思想之内，经学作为最重要的显学，其地位无可替代，它是士人安身立命的依傍，假如承认这样的事实，则不会将文学与经学理解成一种对立的关系。其次，关于刘勰上述归类，纪昀评《文心雕龙·宗经》篇说：“此亦强为分析，似锺嵘之论诗，动曰源出某某。”[6]认为文章与《五经》之间，很难毫厘不差地辨析其渊源关系，只能记其大概而已。按《文心雕龙·通变》篇反对“多略汉篇，师范宋集”的文风，认为汉人为各体文章均贡献了可以效法的范文，而依郭先生的见解，则认为汉代文学尚未独立；《文心雕龙》的“论文叙笔”部分，从经典之下，“选文以定篇”，刘勰所经眼并加以选评的各篇文章，建构起先秦至魏晋中国人文世界的璀璨星空，然而若持“纯文学观”来衡量，其中很大部分篇什是不能入选“文学史”的。譬如蔡邕，在刘勰的文章学中，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在《颂赞》、《铭箴》、《诔碑》、《哀吊》、《杂文》以及《奏启》篇里，刘勰将之树为典范作家，衷心地表示尊重。然而正因为蔡邕只在铭、碑等文体上独步古今，堪称文体大家，根据尹炎武《刘师培外传》称，刘氏“雅好蔡中郎”[7]，在刘师培看来，蔡邕应拥有极高的文学地位，而郭著谈论“文笔之区别”，依然以其纯文学和杂文学的概念来和南朝“文、笔对举”相印证（注：见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第四篇《魏晋南北朝》第二章《南朝之文学批评》之第三节《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之第五目《文笔之区别》。），即使蔡邕的文章成就本归属于刘勰“文”的范畴，与郭著“纯文学”相对应，但因蔡邕不能为“纯文学观”提供佐证，就无法纳入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之“文学观念演进”的轨道之内，就难以在郭著中占据其应有的位置。由此可见，在郭先生等人观念影响下编撰的“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史”，与刘勰《文心雕龙》等古人论文观念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今人若左袒郭著，那么所理解的古代“文论”亦是片面的，必然会割裂文章学的悠久传统。

　　“五四”以来，某些受舶来思想所误导的学术观，迄今理应引起学界的反思，如何补苴罅漏，尤其值得今人重新考虑。

　　二、从古代文学理论看现代“文学批评”与古代“文章学”的歧异

　　郭著在介绍某些“论文”史上的重要人物时，往往侧重于其谈创作论的部分，而关于作者的整体文章学观念，郭著却多有忽略，其实有助于郭著建构其“纯文学观”者并不与“文章学”存在牴牾。譬如曹丕《典论·论文》虽然直言“文以气为主”，但是在品藻人才时，曹氏十分重视文体问题，指出七子在文体方面各自的特长和不足，并且说：“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然而从一己写作思路出发，郭著仅仅指出“诗赋之欲丽，以见纯文学自不可废去修辞的技巧”，却无视曹丕并不持纯文学观，《典论·论文》正隐含着曹丕对自己独能兼备众体的自负，这正是一种典型的“杂文学观”，而与郭先生所谓“纯文学”不相干；陆机《文赋》在文体问题上，可谓是在曹丕基础上踵事增华，《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黄侃《文选平点》说：“以上辨体。”[8]这说明文体风格上的特点，陆机亦非常重视，他也竭力要在各体文章方面显示其写作的才华，不能片面地认为“诗缘情而绮靡”是其唯一的追求，亦不能仅仅看到《文赋》在创作论上的成就，然则《文赋》的“文”自然属于文章学的概念；即使南朝新变派作家萧子显，其《南齐书·文学传论》虽然说“五言之制，独秀众品”，但是其“文学”概念还是包括了诗之四言和七言体、赋、颂、章表、碑、诔等文体，可见他也不能忽视当时文坛尊体的观念；《梁书·昭明太子列传》载王筠为太子作哀册，文曰：“爰敬初业，离经断句；奠爵崇师，卑躬待傅。宁资导习，匪劳审谕；博约是司，时敏斯务。辩究空微，思探几赜；驰神图纬，研精爻画。沈吟典礼，优游方册；餍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举艺文，遍该缃素，殚极丘坟。幐帙充积，儒墨区分；瞻河阐训，望鲁扬芬。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字无点窜，笔不停纸；壮思泉流，清章云委。”这是当时学风的全面写照，其中谈到了“流略”、“艺文”，可见当时目录学的发达，也说明萧统博通百家，在属文方面自然也非仅“吟咏性灵”一端可限之矣，他编撰《文选》，其文体分类究竟是多少，虽然尚有争议，但是至少说明“文”在其意识中是“文章”的概念；像南齐张融《门律自序》那般跨略文体阡陌者，也是激于尊体一派势大的感发，在当时实属异类。

　　从西晋到南朝，文体论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当数挚虞，他著有《文章志》和《文章流别论》，邓国光《挚虞研究》推测《文学流别集》在编纂范围上“应囊括汉、魏诸体文章”[9]。《梁书·王僧孺传》载任昉赠王僧孺诗曰：“刘《略》班《艺》，虞《志》荀《录》。”虞《志》指挚虞《文章志》，它在齐梁时期影响至深，刘勰文体论部分，就充分借鉴了《文章流别论》的观点；《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叙录》曾指出其对于后世总集编纂体例的深刻影响。

　　魏征《隋书·文学传》说：“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甚。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馀力，词无竭源……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南史·任昉传》说：“时人云‘任笔沈诗’。”《梁书·任昉传》说：“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说明任昉的应用文写作与沈约的艳情诗恰好相映成趣。在南北对峙之间，北朝的温子升、邢子才和魏伯起等文士亦堪与南土才子争胜，按上述所谓“江左”与“河朔”的不同，一则“宜于咏歌”，一则“便于时用”，再对照唐初许敬宗编撰《文馆词林》，虽然此书千卷现在仅存不足三十卷[10]，但据此亦略可尝一脔而知全镬。此书现保留诗文，计后魏二十篇，北齐二十六篇，后周十四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北朝君臣关乎军国大事的文章，即“便于时用”之谓也，对于此类文体的文章，温、邢和魏写得比较出色，所以魏征们要融合南北文风，其实是希望文章增添一点质实的内涵。故而即便是迎来诗国高潮的唐代，其“便于时用”的各体文章，也颇受朝野的重视，其“文学观念的演进”，并不意味着这些文体末日的来临。

　　宋代总集与类书如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晏殊《类要》等均关注文体问题；此于后世编纂同类文献时，几乎形成为一个编纂传统。元代潘昂霄著《金石例》，其六卷至八卷述唐韩愈所撰碑志，以为括例，九卷则杂论文体。此书在后世影响较大，如明王行撰《墓铭举例》四卷，补潘昂霄《金石例》之遗；明清之际黄宗羲作《金石要例》一卷，也是针对潘氏《金石例》，欲补潘氏之阙。

　　清纪昀《四库提要·集部》之《总集类序》指出总集编纂包含了编纂者“文章之衡鉴”的文学观，从挚虞而下，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作为道学家文论之声音，上承西晋与南朝儒家文体论思想，虽见解有所差异，然仍可以视作是挚、刘文体论轨范后世之津梁，明清时期，就《四库全书》而论，受真德秀影响，起而祖述刘勰、挚虞、萧统文体论，讲究文章规范者也代有其人，其影响不可低估。真氏《文章正宗纲目》推崇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主张本古宗经；《四库提要》中《总集类二》之《文选补遗》四十卷、《总集类三》之《风雅翼》十四卷，俱可见到真西山的影响。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和徐师曾《文体明辨》，是明代文体论的集大成著作。吴讷超越了真氏保守的观念，正视新文体的产生与客观存在，甚至词曲也加以收录。徐师曾《文体明辨》指出：“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此吴公《辨体》所为作也。”辨体似乎是与时俱进永无休止的工作。

　　纪昀很注重“文”的定义，《诏策》篇之《纪评》说：“此书体例主于论文。”明确厘定《文心雕龙》是论文之书，对于《史传》、《诸子》等篇，纪昀将“文理”与”史事”分而论之；并认为“盖子书之文，又各自一家”，认为子书与文也不是一家。然而作为较早具有了近代学术意识的纪昀，其“文”的内涵还是与刘勰没有太大的出入，他十分服膺刘勰的文章学观念。因此，在看到“文学观念演进”之同时，也应该承认传统的文章学意识一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文体的古今之争一直不曾停息，但并不像郭著所认为的那样，文章学观念逐渐在士人意识里淡化或消失。而关于”文学观念的演进”，似应属于某些文体的内部发展规律在起作用，与整体的文章学观念却不一定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虽然文体众多，有些文体确乎在使用频率上远不如常用文体，但是从清人文集之编辑来看，作者们依然以众体兼备为自豪。

　　总之，以上尊体的声音是不可遮掩的，但是反观郭著，文章学史上所凸现的焦点问题，却在其著作中成为无足轻重，甚至是负面的东西——这是欠公允的观点！

　　三、结语

　　前辈学者郭绍虞学术精深，其读书之广，思考之深，都是晚学望尘莫及的，其著作沾溉后学，给后辈学者以巨大的启发，对于本学科的开山祖师郭绍虞，晚学充满了景仰之情。当此学科具有接近八十年的历史之时，在新世纪之始，笔者就郭著提出一些想法，目的只是为了思考如何继续推进本学科的发展。

　　为何在“五四”以后，读书人所认识的“文学”与传统产生了距离，这与帝王政治解纽有直接的联系。反封建思潮激荡之下，读书人关于文学抒情的“情”的理解狭隘化了。不管其是非如何，这种理解仅仅属于“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的特殊语境，当时知识界面对关涉君臣政治的“情”，一般持否定的态度，这牵涉到对许多文体存在价值的重新估量。但是这与此前的中国社会语境却并不吻合，也有悖于在学术研究中应持理解之同情的原则。“五四”迄今还不到百年，但是中华文明却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百年巨变，沧海桑田，近现代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冲击和刺激是前所未有的。何以会造成时代之间的隔膜？是否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将“五四”之后比较极端的思维方式也渗透到了学术研究之中，这种渗透有的是有益的，有的却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例，郭著催生于“五四”以后那个伟大的时代，同时也打上了此一特殊时代的烙印，这是尊者和贤者均不可避免的现象。反思古代，各种文体在写作时，因具体语境之差异，所凝聚于笔端的“情”也各各不同，故而“情”实际上一直贯穿着各体文章，好文章均是“为情而造文”，即便应用文体，如《文心雕龙·诏策》篇讲“气含风雨之润”、“笔吐星汉之华”、“声有洊雷之威”、”文有春露之滋”及“辞有秋霜之烈”，等等，这些不也正是形态各异的情感类别吗？写作此类文章时，作者难道不需要充沛的情感吗？所以今人所谓的“抒情文学”，其概念颇令人有《庄子》所谓的“吊诡”之感。是否只有倾向乎私情的作品才能够被称为“抒情”的真文学，以此作为标准，来谈“文学观念”的进步或倒退，“抒情”便显得单一，这样的古代文学批评似与历史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郭著忽略文体问题在“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恐怕正是造成其此种缺失的原因之所在。

　　“五四”的进步意义毋庸置疑，但是作为求真的学术却应尽量超越一时一地意识形态的局限，近人黄侃说：“治中国学问，当接受新材料，不接受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11]此言耐人寻味，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这正是中国现代学术重建中，第一步应该做到的事情。

作者介绍：汪春泓(1964-)，男，浙江嘉兴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