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神话,起源非洲?

老子像

西王母

湿婆

《华夏上古神系》是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他通过跨文化研究，提出人类的上古神话起源于非洲。有评论称，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后，又一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论断。

朱大可在书中还提出，中国女娲、盘古等上古神话，老子、孔子等先秦哲人，其原型或思想源头，均来自印度、西亚和非洲。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即引发争议和关注。

日前，朱大可接受记者专访，对华夏上古神话“西来说”做进一步阐发。

老子或是最早到印度取经的东亚人

《华夏上古神系》中提到老子是印度留学归来的楚国人，孔子的血缘里有通古斯语族的印记，墨子则兼具了犹太先知和拉比的两重特征。

朱大可重点向记者介绍老子思想的印度痕迹。他说，把老子跟释迦牟尼做一次行为比较，会发现这两位伟大的圣者，遵循了同样的创教模式——都离家出走，都隐逸于树林，都选择某树(李树或菩提树)作为修炼场所，都盘腿反足(“双盘”)，都做瑜伽式静坐、调息和内观，都长着一对大耳朵，都从生老病死或老弱病残的生命现状出发进行沉思，最后又都发现了至高无上的真理。

朱大可认为，这种相似性绝非偶然，因为他们都是印度“沙门运动”的成员，负有宗教改革的重要使命。另外，像有和无、道与名的概念，也都源于吠陀经。

他因此推断，老子可能是最早到印度取经的东亚居民。老子借用婆罗门教的修行模式和宗教概念，创立出属于中国本土的独立思想学派。老子的不朽性在于，他不仅善于借用，更善于超越和创造，由此推动一种全新的东亚思想体系的诞生。

西王母原型是印度湿婆

朱大可认为，女娲、盘古、西王母等中国上古大神，也是“外来身份”。比如，对《山海经》的研究表明，西王母的原型是印度湿婆。

《山海经》里面有关于西王母的三段描述，说西王母代表死亡和刑罚。这描述了湿婆的一种神格。湿婆是一位双面神，既代表生命，又代表死亡。《山海经》里描写的是关于毁灭和死亡的这一面。西王母的形象是豹齿虎尾，而湿婆的造型是披着虎皮。西王母蓬发善啸，因为湿婆是舞蹈之神，当她跳舞时，就会蓬散头发，发出尖利的啸叫。西王母头上戴了一个新月形的头饰(戴胜)，这正是长在湿婆额头上的第三只眼睛。

除此之外，《山海经》里还描写了西王母的穴居风格，这使很多人感到困惑，但放在湿婆身上就很好解释。湿婆在山上修炼了两万年，而修行的地点，就在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山的石洞里，位于今天的西藏阿里地区，山下有一个美丽的大湖，叫玛旁雍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瑶池。

秦帝国的制度原型来自古波斯

秦帝国(前二二一年至前二零七年)的制度原型来自古波斯，在朱大可看来，几乎接近于一个定案。

秦帝国的车同轨、书同文、量同衡、人工水渠、豪华陵墓、驰道和驿传制度、烽火台报警体系、行省(郡县制)、锁子甲等兵器，其原型都源于三百年前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前五五零年至前三三零年)。

依据常识判断，导致这种“大面积雷同”的概率很低，它只能是传播和模仿的结果。

《史记索隐》更是宣称，秦始皇按照居住在甘肃临洮一带的长狄(岑仲勉考据为波斯移民)的形象，铸造了十二座铜人巨像。秦始皇之所以能够获知这些资讯，是因为前三三一年，亚历山大大帝击败波斯，大量祆教徒向东逃迁，分北线和南线两路涌入中国，分别居住在甘陕和楚国南部(今湖南省衡山一带)。正是这些波斯难民中的贵族，向秦帝国传授了本国的政治经验。

华夏民族善于接纳“异乡神”

朱大可说，华夏民族是一个善于接纳异乡神的民族，魏晋以来，它曾经以高度开放的姿态，接纳了佛教、景教(基督教)、祆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

商朝信奉“帝”，周朝信奉“天”，这两个神都源于外部世界。郭沫若早就指出，“帝”字从形义两个方面，都来自苏美尔。朱大可则进一步发现，他们还拥有共同的神名音素标记，也就是说，在形音义三方面，“帝”都缘于西亚。这意味着一个有趣的事实——商朝信奉的大主神，是不折不扣的“异乡神”。

为什么一个强悍的东亚帝国，要信奉几千里以外的神祇？在朱大可看来，华夏文明是原住民东夷族群跟西进的西戎族群冲突、融合的结果。这场漫长的冲突造成大规模死亡，也带来了文明的杂交、融合与生长的动力。

走在解密的路上

朱大可说，反对《华夏上古神系》基本观点的声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一些网民的无理性攻击，对此，他一笑了之。另一方面来自知识界。主要是支持“西来说”的学者，如刘苏里和任剑涛。

有人挑战书中依据语言学所做的历史分期，如书名中“上古”的概念。朱大可说，“先秦能算上古时期吗？当史学界本身在分期上都一片混乱时，你又怎么能指望我的分期会得到各界公认呢？”

“不过，这种专业的质疑是富有建设性的，它促使我把研究做得更加缜密。学术创新是一种探险运动，必然会露出各种大小瑕疵，需要不断听取意见并加以改进。”朱大可说，自我修正，是他的神话研究开放性的另一种证明。

朱大可表示，《华夏上古神系》的用意，并非要马上解决问题，而是旨在提出问题，所以它变成一个庞大的问题平台。“大多数问题暂时还没有解，比如巴别语和巴别神系的细化、龙的起源以及三星堆的起源等等。《华夏上古神系》走在解密的路上，但远没有抵达终点，需要更多年轻一代的学人加入。”

【延伸阅读】一：学者谱写华夏上古神系 称世界神话均源于非洲？

“春神”句芒与“爱神”丘比特有何渊源？地藏王菩萨与冥王哈迪斯又有什么关联？近日，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朱大可，推出二十余年学术研究成果《华夏上古神系》，试图寻找世界神话的共同“母体”。

通过跨学科比较研究，特别是语音学、符号学与文献学的相互印证，朱大可认为，人类的上古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或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考证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比较具有原创性的学术发现。相关论文已陆续由《文艺争鸣》《学术月刊》和《学术争鸣》等核心期刊发表。

“世界是多中心的，人类的不同文明会相互影响渗透。”朱大可说，但是，多项证据表明，公元前六百年前后，发生了第一次全球性的“人类精神认知觉醒”，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神话的“原型”，或者说“母体”已然存在，“至今流传而来的各国神话传说，就好比‘原型’基础上的裂变，在不同的地域上变化生长，通过本土性的再创造，出现全新的文明体系。”

例如，朱大可概括出了世界神话“原型”中的“三元神”：水神、地神和日神。其中“水神系”是最古老的神系，可谓创世时代的“元老”。而经过考证后他发现，各国神话体系中，水神名字的词首音素，均是上古发音“N”。

例如多贡神话中的水神诺莫（Nommo）、埃及神话中的努恩（Nun），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奈雅德（Naiad）、希伯来神话中的诺亚（Noah）和中国神话中的水神傩（Naal）等等，朱大可说，“因此，‘N’也就成为了世界神话中水神‘原型’独特的音素符号。”

由此追溯和引申，朱大可认为，中国的先秦神话也有着大量的外部“原型”，先秦神话人物及其故事，可以通过在其他文明体系中的关联性印证，而变得更加饱满与开放。

“例如中国先秦神话中的伏羲，与印度吠陀文明中的神明伐楼那（Vouruna）有着许多共同特征。”朱大可说，比如上古发音拥有同样的词首音素“V”，都主司雷雨冰雹，象征秩序的守护者等等，“而先秦神话中的春神句芒与爱神丘比特、印度神迦摩，上古发音拥有同样的词首音素‘K’，且都掌管着万物繁殖和延长生命等重要权能。”

相比于传统研究方式，朱大可采用了跨学科的多元认证系统。“涉及考古、历史、文献、符号、人类学等多学科体系，逻辑上不是孤证，而是通过多通途交叉论证，使得结论尽可能经得起推敲。”朱大可说。

在此基础上，朱大可描绘出了华夏上古神谱，包括盘古、女娲、伏羲、祝融等八位主神和西王母、嫦娥、后羿、句芒等十二位辅神。并提出“亚洲精神共同体”的概念。

“尽管如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着巨大差异，但却有着相似的远古精神文明起源。神话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其在各国的产生并非‘固步自封’的结果，而是经历了开放、吸纳和兼容并包的过程。”朱大可说，本项研究的最主要意义，就是寻求打破文化对立的突破口，寻找人类文明的“最大公约数”。                 文/ 俞菀

【延伸阅读】二：《华夏上古神系》：中国上古文明的一次探险

读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是一种探险，为这部大作写书评则是一种冒险。这部著作糅合了人类学、考古学、语音学等多学科理论，学术面向广泛，理论构建缜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轻率的评论，都可能对作者及其著作构成误读。

不过可以肯定，这部著作是朱大可集数十年文化生命而缔造的学术硕果，是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这部“神作”不仅一反他个人书写的路径，从不按牌理出牌的文化研究，进入了“一本正经”的学术研究，而且极大地挑战着读者的知识框架，直抵“毁人三观”的程度。

朱大可认为，中国上古神话（历史）存在着两个原型：一个“巴别神系”，来自于人类的共同祖先非洲智人，但这个“第一原型”因无文字而无从追溯；另一个是同样来源于非洲、但在人类迁徙过程中经过再创造的“第二原型”，包括“西亚神系”与“印伊神系”，即涵盖两河文明、叙利亚文明、南亚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等的“第二代神话”。这些上神话随着人类的迁徙，分作多条路线往东亚传播、嬗变，构成华夏文明（华夏上古神话）的神秘来源。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远远比人们现在所知道的更加密切。

在这学术框架下，朱大可做出不少具有颠覆性的考证。例如，他认为老子是印度留学归来的楚国人，孔子的血缘里有通古斯语族的印记，而西王母其实是印度大神湿婆（西瓦）的译音；墨子则兼具了犹太先知和拉比的两重特征，等等。这些结论看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并不是出于揣测和想象，而是有着坚固的学科理论支撑，更有着前人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基础。

在这其中，很重要的学科支撑就是新兴的基因考古学理论。根据生物学基因研究的结论，所有现代人类都起源于非洲，其迁徙南线，是沿着南亚至中南半岛，经过越南进入中国南方（荆楚）。就这个角度而言，朱大可的华夏上古神系，乃是基于科学结论的合理建构。他据此重绘了全新的华夏上古神谱。

本书立论的核心，是朱大可的一项重要发现：在所有的上古文明体系中，神名开头的辅音相对坚固，就像钻石，历经数万年而不变，可以作为辨认标记，称为“神名音素标记”，又叫“文化基因”。例如全球水神的名字，几乎都以N开头，而日神都无一例外地以H或S开头，等等。据此，朱大可整理出完整的上古神系--“巴别神系”。朱大可还发现，以非洲为起点，各民族主神的名字，会随着迁徙路线的延伸而变长，音素数量不断递增。他把这称为“主神音素递增效应”，并认为这正是神话起源于非洲的重大证据。

我认为，这部著作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突破性意义：

一是突破了当下学术研究的固化路径。在现有学术体系下，学者就像工匠，往往只能做一些拾遗补缺的活儿，满足于在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水线上，完成自己的那一道工序，而不敢逾越专业雷池一步，结果把可以很有趣的学术研究，变成了穷经皓首的苦逼活儿。

例如考古学，传统的中国考古走的是“以经证史”路线，现代考古学兴起后，考古学又成了“证经补史”的工具。如今还有一种声音，就是尽量以考古出土材料说话，以避免古籍经史以讹传讹之谬，结果反而自我退缩到一个狭小的空间，忽略大量上古流传下来的珍贵信息，丢失了挖掘历史现场的有力工具。

在《华夏上古神系》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充当“学术农民工”，而是从人类文明的发端、迁徙、传播路径，关联到两河文明、印伊文明等几大文明板块，将华夏上古史直接置于世界史框架下进行审视。从而突破华夏文明的本位，采取全角大视野，以去中心化的研究方式，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及其互相渗透的角度，独辟蹊径地还原了上古神话的真相。

本书还采取了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虽说该书重点是文化人类学，但采用的学术工具可谓琳琅满目，不仅涉及考古学和人类学，而且动用生物学、上古语音学以及文化符号学等多种学科理论，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整理分析和“修复”来自上古的丰富信息。

二是颠覆了华夏上古文明的传统概念。葛兆光先生指出，宋以后，随着中国意识的兴起，以及在华夏本位的话语模式笼罩下，历史研究长期难以摆脱“华夏、四夷、朝贡、敌对”思维模式的影响。《华夏上古神系》却彻底跳出了旧有框框，论证了华夏文明多元起源和华夏文明本身的开放特征，结论不仅具有颠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不妨以二里头遗址为例。它是夏商断代的关键性考古现场，被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是夏王朝的王城所在地。但这个所谓“王城”的面积究竟多大呢？只有三、四平方公里！这让有的考古学家不禁发出疑问：那个时候真的有国家吗？（见《何以中国》一书）其实，从二里头遗址和其他具有共时性的遗址来看，所谓夏朝，不过是古代诸多方国（酋邦）中的一个，跟商周两朝根本无法形成对等关系。而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却在蓄意建构这种虚假的历史逻辑，这也是朱大可在书中质疑的重点。

长期以来，在“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论”的主流观点统治下，中国文化的开放性遭到了蓄意遮蔽。“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疑问：具有两千多个单字且结构复杂的甲骨文，何以突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回答。在李济看来，保存书写记载的观念，可能会由两河流域移植到黄河流域，只是由于暂时缺乏证据，而难以形成定论。尽管如此，李济先生还是从出土器物中，找到了“中国在纪元前两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证据，有的他认为还是“无可置疑的范例”（见李济《中国早期文明》）。就此而论，朱大可这部书中一些看似具颠覆性的结论，其实是沿前人的脚步往前推进的结果。他的研究与结论，可以从李济、顾颉刚、苏秉琦、岑仲勉等前辈学人的著述中找到精神源头。

三是跳出了中国学术话语的陈旧体系。众所周知，多数中文学术著述都具有謷牙诘屈、艰涩难读的特点，对外来术语生吞活剥，全无美感。而在这部著作中，朱大可虽然“屈从”于许多学术惯例，他那独特的朱语风格却一以贯之，在学术书写中游刃有余，充满人文主义的激情，虽涉及庞大驳杂的中国上古史范畴，调动诸多学科理论，读来却让人感到津津有味，就像是一部上古史的侦探小说。一些术语经过朱式话语转换，也变得有声有色，充满了学术的活泼张力。读到兴奋处，让人顿生“子在川上曰”的历史沧桑感。

我还想说的是，《神系》不仅打破了多学科的壁垒，而且给学界留下许多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课题，形成一个开放性的学术共享平台。这必将吸引更多的同好，丢弃传统陋见，从这部著作出发，一起去探寻华夏上古文明的真相。                         作者：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