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理论的拓荒者

　　 　　中国改革3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首要的重大变革，解决了解放后长期困扰中国的温饱问题，一举震惊了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当年陕北有一位年轻人，曾大胆地进行了这场改革理论的探索，在全国最早提出并坚持农村改革就是所有制改革的观点。他，就是当今的著名经济学家曹钢―― 　　 　　登上全国大论坛 　　 　　1984年6月29日清晨，陕西榆林子洲县政府收到一份来自北京的加急电报：邀请本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曹钢参加“全国第一次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研讨会”，并要他“速来中央党校报到”。 　　7月1日大会开始举行，这个涉及当时中国改革前沿问题、焦点问题的高层次论坛，受邀者均是省级以上的专家学者、理论权威和经济学界名士。 　　6日下午，曹钢作为最后一位发言者登上了大会主席台。他用浓重的陕北口音、饱含激情地阐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农村联产承包中有没有所有制变化？他的观点非常明确：“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根本上是一场发生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所有制领域的革命和重大变革。”“我们一不要怕说所有制有变化；二不要忽视这种变化的实在意义。” 　　这在当时是一个爆炸性的观点,不时地引来台下一阵阵慨叹。其实，这是大会特意安排他“放炮的”,让他最后一个发言，就是为了给他有足够的时间，比规定10分钟多出一倍的时间，使他讲完那篇洋洋洒洒3万多字论文的观点。 　　第二天，大会简报专题报道了这篇文章的观点。后来，这篇题为《对农村经济改革中的所有制关系的探讨》的文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刊以《未定稿》予以发表（1984年第27期）；如今它已经证实是全国最早探讨农村改革中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文章，被编入国家体改研究大型年刊《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年－1985年首卷）》中。同期，曹钢的其它几篇重要论文也发表在了武汉的《江汉论坛》、上海的《社会》等全国颇有影响的社科杂志上。 　　从此，曹钢的研究改变了他的人生。陕西省委党校的领导们慧眼识才，在看了他的研究成果后，调其到本校任教。他不负重望，凭借自已的教研实力，接连破格晋升经济学副教授和教授，在本校创建了“陕西经济研究所”,从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又获得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如今，他已是陕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 　　 　　与大理论家打笔墨官司 　　 　　实际上，曹钢的观点能得到理论界的最后承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的酸甜苦辣，一一不能避免。因为，他的观点与当时的“宣传口径”相悖，并且与同一位理论权威“较着劲干的”。 　　林子力，我国著名的经济理论研究家。那些年，他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理论组组长，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当年，他就农村联产承包制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人民日报》《经济研究参考》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大块的文章。 　　然而处在改革第一线的曹钢并不能接受这位权威的观点，认为他回避了农村改革最具实质意义的问题，这就是“所有制改革”；而回避了这个问题，整个改革都无法说得清楚。于是，他就写文章大胆提出质疑。 　　林子力认为，农村改革“只是劳动结合方式的改革”，“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是“改革经验中最基本、最本质，也是最宝贵的东西”。 　　曹钢反驳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这场变革中最先发生具有决定意义变化的部位”，“没有‘统’‘分’结合两层所有制关系的形成，就不会有‘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存在”。“离开生产资料占有和组合，也就谈不上‘劳动’和‘决策’。所有制关系变革始终是‘劳动’和‘决策’变化的基础。”他还明确提出：“当前农村的真实经济关系是一种‘体’（集体）外有‘体’（个体、新联合体），‘体’内多‘层’的局面。”尖锐地指出林子力“过分地夸大‘双层经营’的地位和作用，无异于要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新的‘绝对模式’。这是断然有害的。” 　　两人观点针锋相对，一丝不让。不仅如此，不论哪个报刊发表了林子力的文章，曹钢也就紧跟着向这个报刊投稿，还一定要寄给同一个责任编辑。 　　 　　可在当时的理论界，林子力这种所有制“没变化，不能变”的观点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曹钢发去的稿子大多以“与宣传口径不一”而被退了回来。他常常成堆地往外寄稿子，又成堆地抱回退稿。 　　那几年，他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非常繁忙。搞这样的理论研究可算是不务正业。但他还是固执地把一切可以挤出的时间，都花费在这看似无用的事情上。 　　如今想起来，他说自己当年可真有点厚脸皮，是厚着脸皮进行思考研究和写作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还因为在经济落后的小县城，一天到晚研究那些枯燥的理论，还要与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理论家对峙观点，这简直就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周围的人大都对他的追求感觉奇怪，他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人。 　　就这样，从1982年开始，尤其在1983年、1984年，他认真分析研究了林子力关于农村改革的文章，针对他的观点，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写出了几篇有分量的文章。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不断地寻求理论界的支持，从媒体上寻找到一些专家的信息，然后便冒冒失失地把文章寄给他们。北京大学的厉以宁、人民大学的何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燕凌和晓亮、红旗杂志社的郑宗汉和黄小虎、中央党校的王瑞璞等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教授、学者，都成为他未曾见面的老师。 　　幸运的是，这些大专家们都认真地看了他的文章，并且回信支持他的探讨。 　　厉以宁教授的来信谦虚地说：“你的一些观点有独到之处，我对农村责任制实行后的生产关系变化与否的问题，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我只是感到这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你不必受现存的概念束缚，再研究下去。” 　　何燕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时年60多岁。他每次收到曹钢的文章后，总会进行一定修改，还要写上几千字的长信一并寄回，指导这位后辈的研究。后来，他在退休整理书籍时，还没有忘记把有关整理出的东西寄给曹钢。 　　一生治学严谨的郑宗汉老师，至今仍保持着同曹钢的联系。 　　当年曹钢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是主张所有制改革的。他就专程前往北京，三次登门求教，前两次都未见到人，最后感动了办公室同志，才专门给他安排好与董老相见。 　　董老不仅认真听了曹钢的观点，还给了他研究上的支持，而且对某杂志中途变卦不发表他文章而深感不平，欣然给这个杂志的主编写信，并明确表示“我听了他讲的内容，是言之成理的”，最后还特意写道：“曹钢同志的思路还是清楚的。” 　　所以曹钢说，那时自己并不觉得孤立，“自己似乎有一种强烈的热情和责任感在驱使着，一定要寻找到一条破解农村旧体制中矛盾的途径，让理论界理解农民的所需，让政策支持农民的所求。自己并非有意要与谁较劲，而是想把问题搞清楚，给联产承包一个理论上的注脚。” 　　 　　执著来自实际中的深刻感悟 　　 　　偏居大西北一隅的曹钢，为什么会执著于研究农村经济改革这样的大问题，并一口咬定“所有制问题”不放呢？ 　　生于1948年9月的曹钢，是陕西榆林子洲县人，1966年高中毕业因“文革”失去报考大学的机会，后插队、进工厂当学徒，1972年以“工农兵学员”就读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 　　他自小就比较善于独立思考，在中学时就很喜欢哲学，感觉哲学很有趣、很神秘、很崇高。进工厂当学徒工时，读了不少马列理论著作并写了大量心得笔记，加上三年大学学习，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功底。他时常围绕一些现实性、历史性等问题苦思冥想。1974年大学期间，就在《陕西师大学报》上发表了处女作《从看先秦法家的辩证思想》。

　　1975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子洲县工作。在农村基层工作实践中，他真正触及了一些农村的实质问题和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切身感受到了农村体制中的深层次矛盾和改革的迫切性。 　　记得有一年，他到一个村子“蹲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提高粮食产量，政府发动农民修建水利设施，他们干部连大年三十都不休息。说心里话，他说自己确实是真心为改变农村来劳动的，但实际上他也深刻地感受到当地的农民并不领政府的情，甚至还有着明显的对立情绪。 　　一个冬天里，他带领生产队修整出100亩高抽水田，自以为给农民作出了很大贡献。一年后，当他再次来到那里，原以为那片曾经付出过辛勤劳动的土地，会是一片一片的庄稼，但令他目瞪口呆的是，那里早已经不是田地了，而是一排排的窑洞，一百亩水田都成了农户的大院子。 　　这件事刺痛了他的心。他思索着：为什么农民总是不能同我们想在一起呢？原因在哪里？其实只要你在农村生活一段就会有答案。因为那时的农民干活都是由生产队统一派活，许多人在一起，你勤他懒，干多干少谁也说不清。干一天男劳10分工、女劳8分工，到年底按工分“分红”。“精精捉憨憨”，时间长了再老实的人也会偷懒。那时粮食产量很低，但不论丰收歉收，都是先完成公购粮任务，剩余的才分绐农民。再说那时什么事都由政府管，连种什么、什么时候种，都由政府统一指挥。不要说农民个人，就是生产队都没有多少自主权。 　　“耕者有其田”是世代农民的理想，新中国的成立圆了农民的土地梦。然而，随后推行的“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农民处于有田却无权的尴尬境地。农民辛苦一年，生活上吃不饱肚子，干活还受人监督，他能高兴和满意吗？ 　　穷则思变。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在饥饿的逼迫下偷偷签订了一张秘密契约，在“包产到户”的“生死状”上，按上了鲜红的手印。这个后来被政府肯定的悲喜事件，被称为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载入了史册。 　　1982年前后，子洲县也开始搞起了联产承包。这期间，曹钢随时调查着联产承包给农村带来的变化。他又看到，农民并不是按照上级的政策搞，而是冲破了规定的条条框框，普遍地采取了“大包干”的方式。 　　于是他又进行了新的思考：生产队这种所谓的“集体经济”，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没有多少进步意义。它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强行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就好像把散放着的一堆马玲薯装进一个口袋里，并没有改变生产力的性质，只是形成一种“简单协作”。本来它还具有一点好处，可以产生“1+1＝2”的效果。然而由于实际中的平均主义，连这点好处都消失了，结果却成了“1+1　　通过两年多的深入调查研究，曹钢终于从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基本观点出发，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系统分析和论证，认为“大包干”是触及农村所有制的深层次变革，可以解决旧“集体经济”的内在矛盾，并坚定地站在了农民一边。 　　1984年6月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听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一位教授介绍，国家要召开一次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会议。无所畏惧的他立即将自己的文章寄到了筹备会务组（中央党校）。没有想到竟意外地被破例邀请参加了这次意义深远的会议。 　　回顾往事，曹钢感慨地说：我所以能坚持“所有制改革”的观点，根本原因在于是从实际出发，用事实否定概念，不是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而林子力却恰恰相反，他用概念掩盖事实。 　　 　　20多年前的观点仍不过时 　　 　　事实最能证明一切，而建立在事实之上的理性则更富有说服力和耐磨性。记者在翻阅当年曹钢的文章和相关资料时，不断地对其中精辟和超前的论述感到惊讶。 　　著名经济学家、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曾是曹钢两次晋升高级职称的评委。何老先生在当年对曹钢的论文鉴定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文章具有新见解，并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联产承包刚刚建立起来，有的经济学家（像林子力同志等）认为这并不是生产关系的变化，否认这种变化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意义。对此，曹钢同志在文章中进行了辩论，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曹钢同志的看法是正确的。”何老先生还称赞文章“论证严密，说理细致，令人看后信服”。一位老专家能对一个年轻人的文章作出如此评价，实属不易！ 　　更令记者称奇的是，当年曹钢不只是强调农村旧的所有制形式需要进行大改革，而且看到改革中所有制已出现的新发展和产生出的新形式，特别是针对一些人认为以后再不会有公有制经济的看法，明确地作出了回答，认为公有制一定会采取新的形式发展，并预测了这种新路径的前途。 　　他在文章中说：“可以肯定，在农村专业生产中所发生的生产资料社会化集中的新萌芽，以它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特点和强大生产力，注定要猛烈地发展起来的，并且势必促使农村合作经济和公有制形态发生重大的改观。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从家家承包土地到一部分家庭退出承包田；从对生产资料的‘自然’形态利用，到‘活动’形态的利用；从靠行政手段组织起来的联合到建立在专业户商品化生产基础的联合，这就是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社会化集中将要走的路子，亦即农村所有制关系发展的客观趋向，也就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到：“建立农业责任制，中国的农业生产照样要走集体化道路，只是集体合作的方式变了。新的联合再不是靠行政力量强制吃大锅饭，而是以经济性质的同愿互利进行联合；不是建筑在小农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社会专业化、机械化、商品化生产的基础上；在具体形式上也不再退到旧集体的框框中，而是创造出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多样化、多层次联合体。” 　　实践已经证明，曹教授的观点在20多年前就很具创新性、前瞻性，即使现在也不过时。 　　 　　为西部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随着时代的变化，曹钢教授的研究领域触及了多方面，尤其对陕西经济以及西部大开发的研究，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 　　1997年，曹钢主编出版了《陕西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的专著并发表了《试论陕西经济发展中的十个关系》等文章，提出了两个发展阶段和“后起飞跃”的陕西经济发展模式，即认为1990年代中期到2010年期间，陕西经济要经历两个阶段，在21世纪初之前，持续走低的态势不会扭转，在战略上应立脚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打好基础，不能强求高速；而到本世纪初以后，有可能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到时则应争取形成飞跃和突破。 　　到本世纪初，他又针对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强调“后起飞跃”条件已经成熟，专题论证了“开创陕西经济高速增长新阶段”。实践证明，“后起飞跃”发展模式是符合陕西经济发展规律的，因而《陕西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一书荣获了陕西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1998年4月，陕西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十五大之后陕西跨世纪发展理论研讨会”，全国3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作为会议代表，发表了《把陕西作为振兴西部经济的突破口战略》一文，对西部大开发及早推行的必要性、陕西具备西部大开发战略突破口的条件、陕西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发展思路等问题做了系统论述。 　　本文发表早于国家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年，发表后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2000年他又正式出版了《论西部大开发的陕西经济》一书。所有这些都对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和在西部大开发中重视陕西的作用，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应。 　　近年来，他又从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十分重视县域经济的研究，明确提出西部农村生产力发展慢的深层根源在于增长方式的落后。他强调要把加快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变革，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抓手”。他的建议通过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送达省委、省政府，受到领导们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他撰写的《加快西部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一文，发表在《求是》杂志2005年第10期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曹钢教授还是陕西省较早提出研究发展特色经济的专家学者。他的文章《陕西优势产业发展的几个问题》，就是专门研究优势产业选择的方法问题，并对陕西多年来存在优势不“优”、特色不“特”现象做了理论反思。1999年，陕西省委、省政府组织的西部大开发研究小组的研究中，他作为负责人，完成了《陕西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和特色经济发展研究》的专题报告，对陕西未来经济的增长点做了全面评价，筛选了可做为“特色经济”的十大产业，还提出了推进特色产业发展的对策。 　　后来，省委、省政府正式确定的六大特色经济和相关优势产业，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十大产业的基础上归纳的。 　　没有任何年代，能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经济学家的存在和重要了。目前，曹钢教授正在忙于《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后期编制工作，希望他为西部大开发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 曹钢简介： 　　陕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秦商研究会会长、陕西省经济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价格协会副会长、陕西省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理事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重点从事理论经济学、现代产权经济学、经济政策学，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和陕西经济发展的研究和教学。 　　发表论文200多篇，著作10多部，主编经济理论教材一套（8册）。代表作：《产权经济学新论――产权效用?形式?配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构想》《当代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经济政策论纲》《陕西经济发展模式研究》《陕西经济发展大思路（理论述评卷）》《论西部大开发中的陕西经济》《陕西经济科学发展论》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项，省级课题10多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2项，其中一等奖6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