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文化建设仍在路上
版面编辑：刘力源
2016年3月25日星期五
学人7
专题
海派文化建设仍在路上
刘士林
上海近现代文化中既有易于在现代世界中积累物质财富的西方实用主义，又有易于组织纷乱的移民形成城市社会生态的北方实践理性，还有利于解脱都市的压抑和现代文明异化的江南诗性文化，这是上海不仅在城市规模与功能上迅速超越中国北方传统都城、明清时代江南都会，甚至也不逊色于西方大都市的重要原因。
上海从一开始就拥有丰富的城市要素，特别是很早就开始的国际商业贸易，是推动上海版图变化、建制升级与地位上升的主要力量。在文化视野有限、交通相对不便的古代世界，地缘上距离最近的江南文化和作为中国主流话语的中原文化，成为上海文化生产的重要学习对象与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文化资源。上海文化从一开始就善于借助其他区域文化的资源与先进要素，通过精明的交流、交换、改良与合理配置来弥补自身的先天不足，这不仅表现在上海地区与江南、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上，也体现为开埠后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与追逐。
然而，由于过于实用和急功近利，近代以来的上海很难对西方人文理性产生深刻的认同，追新求异，浅尝辄止是海派学术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弊端，而上海都市文化在后来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可以说都与此直接相关。海派文化建设是一件未竟之业。
不同于乡村的地方，可以为个体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发展空间，以及多样性生活方式与自由选择的可能。另一方面，城市已有的各种资源通过集聚与组合，也挥发出更强大的能量与力量，如恩格斯在谈到
“先质而后文”，即先要有足够的人口与财富，然后才能为城市文化发展提供物质条件。这一点在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发展经济和解放生产力的需要，作为城市化核心机制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成为城市的首要战略任务。如果不是环境与生存的逼迫，一直做着经济大都市之梦的上海，也不会轻易放弃它已习惯的思维和存在方式。上海开始觉得文化很重要也是因为多种原因，这其中既有现实的压力和困境，也有外在的诱惑与内在的需要。但从总体上看，却是根源于都市化进程对城市化进程的超越。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而陷入巨大困境的当代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据郭培章主编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上海地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全市的土地总面积为6340.5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
1840年代的伦敦时曾指出：
“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个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
100倍”。这是原本名不见经
传的上海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异军突起、超越了中国甚至亚洲其他传统大都市的根源。对于上海而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海派文化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其他城市也不是城市不够大或人口不够多，而是它们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完全乱了阵脚，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由于传统文化的负担过重，特别是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中缺乏手段与勇气，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经济与文化资源的集聚与扩张，使它们在城市的现代性竞争中最终败下阵来。与之相比，上海都市文化尽管紊乱，内部仍有很多问题与矛盾，但毕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海派文化模式，培育了现代中国都市人的“新感性”与
是“乐感文化”，缺乏西方哲学的深刻与悲剧经验一样，海派文化有很多的超越，但在这一点上也有很大的局限。以鸳鸯蝴蝶派文学为例，其本质上是传统江南俗文学与现代西方大众文化的结合，主要表现的仍是乐感文化或喜剧文化，而很难看到西方现代派文学中那种揭示现实异化、否定工具理性的深沉思考和悲剧体验。由此可知，尽管在开埠以后上海成为西方文化的桥梁，但由于中国传统和江南传统的双重影响，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中深沉的悲剧智慧与感性力量，因而，这种
之技”，对西方人文理性有所忽略，
上海的“新感性”与“新理性”
斯宾格勒说：
1930年代的上海苏州河沿岸
0.66%，人均土地面积490平
方米。上海土地资源总量有限，后备资源不足，市区土地已经严重超过负载能力，达到饱和状态；水资源总量较为丰富，但是由于过度利用和污染，上海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上海基本上不具备有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匮乏，植物群落结构简单，林木资源有限，兽类种类不多，原本相当丰富的鱼类资源，经长期超强度的开发利用正在迅速枯竭。正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现实压力下，空间资源和生产资料十分紧张的上海，也必须探索经济之外的发展模式。
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
“新理性”，同时也锻炼出一拨
“世界历
新时代的弄潮儿，使上海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人生大舞台。
这其中的偶然性与变数都是很多的，而其深层的机制与相互默契在某种意义上只能说是出于造化之力，是种种特殊机缘与历史的普遍性有机结合的结果。上海都市文化的这个深层结构，便在于其既有易于在现代世界中积累物质财富的西方实用主义，又有易于组织纷乱的移民形成城市社会生态的北方实践理性，还有利于解脱都市的压抑和现代文明异化的江南诗性文化。
从“新感性”的角度看，海派文化的主要问题是过于细腻、琐碎甚至是肤浅。从根源上讲，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普遍问题，又是海派文化深受江南诗性文化影响的结果。
正如李泽厚指出中国文化
史，即是城市的历史。”上海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中心，并形成以海派文化为标志的现代中国都市文化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上海城市在19至20世纪以来的巨大发展。在描述中国城市文明时，人们有一种说法是，
“重理工轻艺文”，从
而使中国的人文理性丧失了发展的良好环境。二是在人文理性上，对西学一直停留在好奇、猎奇和新鲜的肤浅层面上，对西方人文理性中深沉的悲剧性智慧缺乏会心。这也影响到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
—海派“新理性”是中研究——
国传统实践理性现代转型的一面镜子，它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西方科学理性与中国实践理性的关系，但这对过于世俗化、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海派文化又显然是过高的要求。
“两千年看西安，一千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尽管这在一些细节上可能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中国都市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演进中，上海具有的延续性、前卫性、典范性与代表性，明显是中国其他最早一批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福州等无法比拟的。
从主体条件上看，新移民在城市环境中的变化也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城市环境是一个
“新感性”就很容易沦为欲望和商业的机器。
从“新理性”的角度看，上海是中国现代理性的大本营。尽管近代世界文化名人到上海的很多，但在具体的接受上也是有问题的。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侧重于“西洋
从经济到文化：大都市的战略转型
尽管在芒福德看来，文化是城市的本质属性与核心功能。但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城市发展往往遵循着墨家的
“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
（下转8版）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