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联"的父亲

　　突然“失联” 　　1949年6月，新中国成立在即，刘玉平的父亲刘光典突然离开了家。大姐刘玉芳记得，1950年父亲从长沙寄来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时间会比较长，事情结束马上就回家。这是刘光典与家人的最后一次联络，此后便音讯皆无。 　　刘光典去哪儿了，去干什么？家人一无所知。刘玉芳记得，小时候他们家门口挂着一个蓝色的铜牌，上面写着“干属”。年幼的她，当时并不理解这两个字的含义。前些年，为了弄清父亲的经历，刘玉平曾到原来他家所在地的派出所查档案。“档案上没提我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只写着‘常驻上海’。生活来源一栏写着：政府补贴。”刘玉平说。虽然刘光典的去向是保密的，但从小刘家姐弟隐约知道父亲被派去了台湾。 　　父亲离家的头几年，组织上对刘家照顾得很好。母亲王素莲有心脏病不能工作，组织上每个月都派专人给他们送生活费。过年过节，叔叔阿姨还会带着几个孩子出去玩。刘玉平记得，有一次一个叔叔带他们在北海公园吃饭，给他喝了半杯香槟酒。小刘玉平以为是果汁，竟然喝醉了。 　　可是，到了1954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先是从钱粮胡同搬到了条件不太好的王大人胡同。尔后，常来家里的叔叔们也不怎么露面了。刘玉平记得，从那以后母亲整日忧心忡忡，身体一落千丈。1955年10月，他们年仅32岁的母亲撒手人寰。当时，刘玉芳12岁，刘玉胜10岁，最小的刘玉平才7岁。不过，比成为孤儿更为可怕的是敌人制造了离间计，散布：刘光典叛变了。 　　“当时，组织上也不确定我父亲是不是真叛变了，所以定性为‘失联’（即失去联系），但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心理压力还是很大。”刘玉平说。父亲在哪儿，他真的叛变了吗？这些问题像大石头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降至冰点。正在内蒙古大草原插队的刘玉平，更有黑云压城之感。此时的刘玉平更迫切地想知道父亲的下落，他用刚刚架好的军线给父亲的单位打了一个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我爸爸的消息。”刘玉平说。负责联系他们的那位叔叔对刘玉平说：“有了新情况，组织上会尽快告诉你们。”然而，此后的20年，父亲依然音讯全无。 　　一份名单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88年。 　　前一年，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令，海峡两岸的接触也渐渐多起来。1988年春节前后，在北京市政协工作的刘玉芳得到一个消息。据说，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后被派往台湾，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且坐了十几年牢的老地下工作者回到大陆。同时，他还带回了一份多达百人的牺牲名单。 　　为了寻找父亲的下落，刘玉芳和刘玉平辗转找到了有关部门。姐弟俩终于见到那份名单。名单中都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时期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刘光典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30多年来，刘家姐弟第一次得到父亲的确切消息。虽然他们对父亲的牺牲早有心理准备，但看到这份名单，仍不禁黯然神伤。父亲终于有了下落，可此时他们早已阴阳两隔。 　　1991年前后，刘光典所在单位为刘光典落实了政策，并作出正式的政治结论，认为他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好同志，值得后人永远怀念。”民政部门也为刘光典补办了“烈士证”。刘家姐弟为父亲买了一个骨灰盒，将他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然而，骨灰盒里既没有父亲的骨灰，也没有遗物，只是一个空盒。 　　虽然父亲的下落找到了，政策也落实了，但对刘玉平来说，这还远远不够。那份名单上，关于刘光典只有短短几个字：“刘光典，旅顺人。”他去台湾执行什么任务？他是怎么被捕，又是怎么牺牲的？全都没有记载。作为儿子，他还想知道更多。从此，他便更加留意收集中共地下党在台湾斗争的情况。 　　功夫不负苦心人。1992年，刘玉平得知李敖出版发行了一套名为《安全局机密文件汇编》的书。据说这部书的原始资料，来自曾任职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谷正文在岛内有“活阎王”之称，曾参与策划过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由他提供的资料，则更显权威性。 　　刘玉平发现，书中涉及父亲的案件有好几处。其中《匪东北局社会部潜台匪干王耀东等叛乱案》中记载得最为详细。书中写道，王耀东是刘光典来台的联络人。刘光典两次来台都与他接洽。王耀东的职责是搜集情报，刘光典负责把这些情报传递回去。1950年2月，刘光典的上线洪国式被捕，刘光典身份暴露，身为台湾人的王耀东将他掩藏起来。几个月后王耀东也因为另一中共地下组织被破获而暴露，从此王刘二人开始了长达4年的逃亡。1954年，王耀东的亲戚胡苍霖被捕，供出了刘王二人的藏身之处。 　　保密局在此案最后对刘光典的评价是：“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人的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至深。” 　　读罢这段文字，刘玉平不禁肃然起敬。这是他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父亲在台湾的经历。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父亲仍能不改初心，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这让刘玉平有说不出地感动。透过这段文字，他似乎触碰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 　　然而，对于一个儿子来说，这还远远不够。父亲怎么去的台湾？要执行什么任务？在台南深山里躲藏的4年，他又经历了什么？刘玉平想知道的，还很多很多…… 　　两度赴台 　　1948年至1949年，国共双方在战场上此消彼长，很快解放军就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国民党军队打到了沿海一带。1949年上半年，除了台湾、金门等岛屿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解放了。中共中央把下一步作战目标瞄准了台湾。 　　自1948年底，中共情报工作的重点，开始向南转移。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台湾及周边岛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社会部命洪国式、刘光典等人做向南方开进的准备。 　　1949年6月，刘光典离开北京前往香港，准备赴台。此时，中共中央已经确立了1950年夏天解放台湾的计划。跨海作战，情报工作尤为重要。当时，中共在台湾还没有建立电台，只能靠交通员赴台湾取回情报。这个任务落到刘光典身上。 　　1949年10月25日，刘光典从香港出发，渡海赴台。这是他第一次去台湾。 　　到台后，他马上与王耀东接上了头，顺利拿到第一批情报。11月27日，在台工作一个月后，刘光典接到上级指示，准备返港。刘光典用米汤将这些情报写在一张包茶叶的纸里，带回了香港。据《安全局机密文件》记载，这批重要的军事情报包括：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军情况；台湾气象密码；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基隆的通讯密码。这些情报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第一批重要情报。 　　为了搜集更多情报，1949年12月10日，中央有关部门派洪国式进入台湾。1950年1月6日，刘光典再次前往台湾取新收集的情报。 　　刘光典第二次赴台，虽然与上次仅间隔了两个多月，但此时岛内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蔡孝乾很快叛变，并供出了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组织和人员名单。中共在台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80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就包括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交通员朱枫和她联系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刘玉平告诉记者，当时中共在台的地下组织主要分为三支。其一是以蔡孝乾为书记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其二是中共华东局派到台湾的地下工作者，朱枫便属于这一系统；其三是洪国式和刘光典所属的中央社会部派遣至台湾的地下组织。 　　此时，岛内风声鹤唳，刘光典等人的处境非常危险。2月初，刘光典给上级发出信息“货已办妥，日内运港”，但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得到同意回港的指令。 　　身份暴露 　　虽然洪国式情报小组与台湾省工委和其他在台地下组织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但是2月底，洪国式等人还是暴露了。 　　2月28日，洪国式在台北车站与两人发生争执。车站警察闻讯赶来，以二人违反戒严法为名，将他们带回了派出所。开始，警察对洪国式非常客气，说让洪国式提供几个证明人的联系方式，只要能证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洪国式不知道其中有诈，先后两次向敌人提供了地下组织成员的联系方式。保密局在“本案之综合检讨”一栏中写道：“就地下工作斗争技术言，稍具经验者，似即应有所怀疑与警觉，并详加以分析。乃洪犯因求离派出所心切，一再以通讯方式，泄露工作人员姓名及地址。致令重要关系，瓦解于顷刻。” 　　由于洪国式的疏忽，组织人员胡玉麟、钱汾、邹曙、华震、刘天民、刘全礼等人相继被捕。洪国式情报小组毁于一旦。 　　洪国式被捕以后有没有变节，一直以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不过，刘玉平却认为，说洪国式是叛徒太过草率。“洪国式被捕后，并没有像蔡孝乾那样出卖同志，而是尽最大的可能保护革命利益。”刘玉平说。他曾通过一个朋友，查到当年国民党特务对洪国式的审讯记录。当特务问他，交通员刘光典在哪里？他说，刘光典回香港取电台去了。其实，他明知刘光典当时就住在台北天星旅社。“就是因为他的掩护，才给了我父亲逃生的时间。” 　　1960年，洪国式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被残忍地肢解后抛入河中。洪国式在台湾的经历，逐渐被组织上了解清楚。几年前，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将对他的评价更正为“因公牺牲”。 　　深山四年 　　很长一段时间，刘玉平对于父亲的逃亡生涯，所知仅限于《保安局机密文件汇编》中写的那句话：“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人的生活。”父亲是怎么躲过敌人追捕的？他又是怎么在人地生疏的台南深山捱过了4年？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刘玉平，直到一本小册子的出现。 　　2008年9月的一天，刘玉平的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搜“刘光典”三个字，竟然在网上搜出来一本粉红色的小册子。小册子封面正中印着《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着“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印制四十四年元月”几个字。初看小册子，刘玉平不知道它说的是哪个“匪谍”，仔细看下面的引文，他大吃一惊。这本小册子写的正是他父亲刘光典的故事。 　　1950年3月1日，身在基隆的刘光典从联络人王老太太那里听说了洪国式被捕的消息。当夜他返回台北，与王耀东见面。刘光典将身上的文件转移给王耀东，然后回到居住的天星旅社门口。当确认没有埋伏后，刘光典进入旅社将行李和情报全部带走。刘光典乘一辆三轮车离开旅社，径直赶往王耀东供职的“公论报社”与他会合。可是，他并没有在报社找到王耀东。此时，刘光典已不能再住店，于是他便在三轮车夫家借宿了一宿。 　　第二天，刘光典给组织发了一封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表示组织已遭到彻底破坏。然后他在王耀东的安排下，搭车前往善化、台南，借宿在王耀东友人家中。最后，他在台胞王连福的帮助下，在树林里搭了一个地寮。刘玉平告诉记者，“地寮”其实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洞，洞上面盖上茅草。 　　就这样，刘光典掘地为穴，以水果野菜充饥，一躲就是3年。此时，王耀东也由于另一起案件的牵涉，逃入山中，与刘光典会合。 　　被捕就义 　　在台南深山中躲藏了4年之后，刘光典和王耀东被敌人抓住了。据《保密局机密档案汇编》中记载，1954年2月9日，曾经掩护过刘光典的胡苍霖被捕，供出了刘光典。 　　国民党特务得知有一外省人常年躲在深山中，判断他可能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高级成员。1954年2月12日，他们包围了台南旗山。面对敌人地毯式的搜捕，他们在劫难逃。 　　1955年4月29日，王耀东被台湾当局杀害，年仅48岁。刘光典被敌人关押了5年，1959年2月4日英勇牺牲。 　　在友人的帮助下，刘玉平看到了那份《台湾警备司令部判决书》。判决书中，不但简述了刘光典在台湾的活动，而且罗列了他拿到的情报，其中包括：国民党在台湾的陆、海、空军情况；台湾气象密码：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两大重要港口高雄和基隆的通讯密码。这些都是对敌人实施有效打击最有参考价值的情报。 　　判决书的最后，拟判处刘光典死刑，时间为1958年11月18日。1958年12月13日，案件的卷宗呈到了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在卷宗最后写道：“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查报。刘犯死刑照准。蒋中正。” 　　临刑前，国民党为刘光典拍了一张照片。“他被国民党宪兵五花大绑地押赴刑场、即将走向死亡时的表情与神态，就如同结婚时和母亲合影时一样，自信而沉稳，头微微地偏向右侧。”刘玉平说。看着照片上的父亲，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大义凛然。 　　40多年后，刘光典的骨灰竟然被找到了。2003年，在台湾岛内各方人士的呼吁下，台湾当局决定将台北市郊的马场町和六张犁辟为纪念公园。这两处是当年行刑和埋葬受难者的地方。2003年春，为了重修六张犁的灵骨塔，有关部门向社会发出公告，请亲属暂时将塔内骨灰领走，待灵骨塔修好后再行安放。王锦松等友人在骨灰名单中，发现了刘光典的名字。 　　很快，王锦松将写有刘光典名字的骨灰坛照片发了过来。看着照片，刘玉平百感交集。父亲离家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刚刚1岁多的婴儿，而今他已年过花甲，看到的却是一个写着父亲名字的骨灰坛。 　　他们将父亲的骨灰分成两半，一半留在已改建为“人民忠魂纪念公园”的台北六张犁，另一半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离家60多年的英雄，终归故里。 　　（摘自《北京日报》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