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声的窒息

　　当相声不再讽刺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讽刺相声。幽默的精髓在讽刺，一个丢掉了讽刺的相声，也就丢掉了幽默。丢掉讽刺的相声，正如今天所谓的主流相声所呈现的，变成了丝毫不能令人回味的贫嘴、滑稽、插科打诨，不伦不类的歌功颂德，相声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最幽默的脱口秀形式，而今天，却越来越丧失掉听众。 　　 　　正如有论者所说，相声的领域曾经可以是如此的自由和宽泛。观众可以长期观看到这类相声。关键就在于，早期的相声，和其他任何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形式，都能够用丰富和真实的手法来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演员可以随意自由的探寻中国人民身上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文化的光辉和黑暗的一面，表演日常生活中令人厌烦的荒谬，无论是官场上的还是市井中的，给观众带来欢乐。总之，相声曾经能够讽刺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黑暗的一面。但上世纪中叶的某个节点上，情况发生了变化。 　　讽刺，是如何从相声中缴械的？ 　　 　　“你能说清幽默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忙着戴上助听器的老漫画家方成，拔高了嗓门学着――1979年的一天，老朋友侯宝林来到他的家中，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大半辈子都活在相声舞台的相声大师，难道不懂幽默？ 　　“他懂。他抖的是真包袱啊。可他在理论上讲不了。他着急，他发现一些相声演员不懂得幽默。” 　　方成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在画漫画，他也是顿时语塞。打那起，他下定决心非把“幽默”掰扯清楚，这一研究就是30年。 　　“幽默里有一种叫讽刺。凡是讽刺都是幽默，是用幽默的方式骂人。” 　　“现在的相声有讽刺，但是不多。为什么？就拿我们漫画似的，漫画主要是搞时事评论，别的国家能用漫画点评总统，咱们行吗？所以漫画都去开玩笑了。有人还专门把幽默当成了滑稽的东西。” 　　老人说话时，宛若现代的相声近在咫尺。然后他想到了一人，“那人叫何迟，他以前写过一出相声，名叫《统一病》。” 　　 　　两段相声不一样的命运 　　 　　“何迟倒霉就倒霉在这出段子上了。”提起何迟，天津老一辈相声艺人都如此说。 　　1956年，眼见中央提倡文艺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欢迎党外人士给党内提意见，形势红火。 　　思想活跃的天津曲艺作家何迟，与著名相声艺人马三立联手，创作出了相声《买猴》与《开会迷》。他们对各行各业工作岗位上的“马大哈”以及存在的官僚形式主义进行了惟妙惟肖的讽刺嘲弄。 　　尽管《买猴》一度引来争议，仍然大获成功。 　　“毛主席来天津视察工作，还握着我家老爷子的手说，买猴子、买猴子。”马三立的长子马志明忆起当初。 　　1957年，正当天津庆祝社会主义锣鼓喧天，四方鞭响之际，何迟又乘胜追击，头脑冷静地针砭时弊，一气呵成写就了《统一病》。 　　“《统一病》就是讽刺那会，整个社会‘穿一样的衣裳吃一样的饭，一样的思想说一样的话’。”老相声艺人田立禾说。 　　“我是自投罗网，自己出卖了自己。”在文革中折磨致残的何迟，后来躺在床上对人苦笑。 　　当初完稿后，他将其连同一封请审信一并呈上中宣部，以期组织上对他的作品提出宝贵意见。 　　据说中宣部一位管文艺的领导看后，当即在扉页上大笔一挥：此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为何如此仇视……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工作的严重诽谤。 　　随即，何迟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 　　天津曲艺学校的楼后，简陋的宿舍里，田立禾说话俏皮，“何迟不像我们这些人。我们的脑子就是文件。” 　　他眯起的眼睛里清晰浮现，1958年8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各地相声演员纷纷上山、下乡、下厂，编演了一批以歌颂为主的相声，备在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上演出。 　　也是那次汇演，让歌颂与相声的讽刺、娱乐功能形成三足鼎立。 　　汇演地点设在了中南海怀仁堂。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李锦田，艺名小立本，他和捧哏杨海荃在中场说起了相声《社会主义好》。 　　“顾名思义，就是这也好那也好，产量上翻几番。他基本使的是贯口（整体背诵），很见功力，火得不行。 　　“周总理就坐在第七排中间，等他说完后，亲自上后台接见。小立本个儿很矮，不是孩子看似孩子，可能总理还抱过他。这往后他平步青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 　　那晚的压轴戏本是马三立与赵佩茹的合说相声，“那段子算是泄了气。马老以后也是一泻千里，这就是命运。”田立禾摇晃着花白脑袋。 　　1958年年底，因与何迟的合作，马三立受到牵连打成右派，十年文革更是举家下放农村。 　　现如今马志明白发苍苍，他一边揉捏着在文革中受伤的腰，一边冷然地数落着已逝的父亲： 　　“我们家在过去是纯粹的苦大仇深，新社会彻底的翻身户。得，挺好的成分都让老头说一《买猴》糟践了。依我看，他定右派不冤。谁让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美好环境里，拿着人民的工资，你不去歌颂，你去讽刺？” 　　 　　相声改进小组 　　 　　 　　“我恰恰认为从1956年到1966年是相声最好的10年。”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文科在电话中的口吻笃定。 　　他尤为指出，解放初期，相声艺人们自觉组织了相声改进小组，自律地净化了相声舞台。 　　关于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相声演员于世德在《我这半辈子》中有过交待： 　　刚解放时，演唱“拆唱八角鼓”的顾荣甫等人，有一次去白纸坊印刷厂礼堂演出。他原本使用相声“垫话”，《反正话》垫场。殊料想，老段子中的“楚霸王、王八杵、孙猴子、猴孙子”，不但没有逗起工人群众的欢声笑语，反将他们轰下台去。 　　紧接着，戏曲讲习班的主持人又在会上发话，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京剧、评剧不都有了新节目吗？唯独相声，那里边除了低级、庸俗、伦理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它的前途哇……唉！ 　　相声艺人自小生活在社会底层。生存环境练就了他们在圈内世故练达，在台上通晓把点开活。但出了圈外，他们的内心很谦卑，特别是面对官员的时候。 　　领导干部的这一声“唉”，真格震到了艺人们的灵魂深处。 　　闻知老舍从美国回来，侯宝林等人火速赶往北京饭店，恳请这位文学家醍醐灌顶，指明相声的前途，保住大伙的饭碗。 　　老舍对艺人刘智德说：“你说好几十年的相声，怎么会带头胡思乱想起来了？我就不信，相声一点前途没有。我同意宝林他们几位的意见，大家抱成团儿――改嘛。” 　　于是在老舍、吴晓玲、吕叔湘等人的帮助下，由北京曲艺公会出面，孙玉奎、常宝霆、侯宝林等11名相声演员，于1950年1月19日在前门箭楼正式宣布相声改进小组成立。 　　“通过在相声改进小组数月的学习，相声艺人们普遍认识到侮辱穷人和轻视劳动人民是最大的错误，今后应将讽刺对象转向帝、封、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侯宝林被选为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凭借深厚的功底与精湛的技艺，改良了大量的传统段子，摒弃了其中的“脏乱荦”，一举巩固了他在相声界的地位。 　　 　　不要给主席讲大道理 　　 　　“曲艺和戏剧在当初都作过净化。去掉那些很庸俗低级恐怖的东西当然很有必要。但毕竟不是每件作品都如此。我们那时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内容，这样就会在净化的同时，容易把艺术中最富有生机的，最鲜嫩的，最有锋芒的部分掐掉。”这是戏剧研究者章诒和的分析。 　　她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戏剧与曲艺有一条共同的规律，即生于民间，死于庙廊。 　　 1952年相声改进小组解散了。侯宝林、刘宝瑞经王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早期的筹办人之一）的推荐，先后进入了该说唱团，一并成为团里的台柱子。至于别的相声艺人也分别编入其他艺术团体。 　　艺人们满怀兴奋。他们不再是天桥卖艺的撂地艺人、搭棚茶馆里一说相声的，而是吃起皇粮，积极响应一切意识形态为政治服务的国家演员了。

　　“侯先生不仅说传统段子，他也深入基层说过很多新相声。” 　　原说唱团团长王力叶回想起1959年，他带团远赴东海前线慰问演出，侯宝林郭启儒就合说过他即时创作的相声《美蒋劳军记》。 　　 　　“那时政治上将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我们是狠狠地批。至于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是委婉善意地指出与帮助了。” 　　 王力叶温和地说，等到了反右的时候，人们自然明白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末了，他索性连人民内部矛盾都回避不说了。 　　“一篇好的相声就是一篇好的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民主主义的一种表现。” 　　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热爱相声的老舍发自肺腑地呼吁。相伴而生的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人物马季、常宝华等人的崛起胜出。 　　其中要说马季，他师承侯宝林等名家专长，又能将所学融入创新中去。文革前，他歌颂全国劳模张富贵的相声《画像》，倍受主席的激赏。 　　在早年的《说革命的相声》一文中，马季总结心得―― 　　我虽然也反对相声应以讽刺为主这种看法，但当接触到《画相》题材时，对自己可以坚持走歌颂道路产生了怀疑。我曾想用讽刺的方法来表现一个劳动模范，想来想去没法下笔。思想上认为应当歌颂，但又怕不被专家、内行承认。于是我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这才使我思想明确了，同时增加了我的信心，写出了歌颂性的相声《画相》。 　　“那个时候还是有讽刺的。但那种讽刺比较皮毛。一旦涉及到政治、涉及到科级以上的干部，就很少讽刺了。像咱们看那相声，不都是‘科长怎么样’？再有的就是我们自嘲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了。”沉吟片刻，马季的同门，老相声演员郝爱民开口言道。 　　60年代，郝爱民曾和马季跟随着四位师傅，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同入中南海表演相声。 　　“如今为主席说过相声的人就剩我一人了。”这使他感慨万千―― 　　1960年开始，我们每周三晚上都到中南海紫光阁为国家领导人说相声。后来又增加了每周六在春藕斋演出。 　　演出之前，主席先坐在里间休息抽烟。这时候，主席的保卫人员李树槐就拉着我们进舞池。我还有点害怕，那个场合里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咱们不能光想着跳来跳去，还得在脑中集中思想过词，准备好待会的节目。 　　主席从不抽完一支烟。等秘书发现他抽到半支时，那就是一个信号了，意味节目要上场了。我们赶紧去小间换好长衫，一排站好。那会，每个演员有个法定时间，每段相声再长不得超过3分钟。 　　10点到10点半左右，主席进来了，所有的人热烈鼓掌。再过一会儿，周总理朱老总他们纷纷撤离，让主席一人放松尽兴。主席坐在专座上，先看京剧后听相声。 　　他听新相声，更爱听传统相声，特别是侯先生的《关公战秦琼》。侯先生为主席一共说了100多段相声，多数都是传统段子。 　　我和马季表演的是相声小段，主要像《拔牙》、《装小嘴儿》、《难形容》、《猜字儿》一类的。主席都挺爱听，他听后一笑，其他人才敢跟着笑。 　　表演之前，他的秘书就交待过我们，就是要让主席笑。让他笑了，休息好了就行了。不要给他讲那些所谓歌颂的，他可不是要来听你讲大道理。 　　 　　你是革命的一杆枪 　　 　　“1959年不是刘少奇上台，调整八字方针么，整个意识形态宽松了一些，传统相声有了一段恢复。” 田立禾拉扯起调门。 　　那一年，中央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柳荫在会上多次发言，要将传统相声全部挖掘出来，哪怕是歌颂西太后的。要下决心挖，如果再不挖，二三十年后就很危险了。 　　田立禾提到那个时候，有于宝林的《铡美案》、魏文亮的爱情系列相声。 　　他甚至记起，60年代初的一天，师傅张寿臣唤他到家中，“立禾，来，你快准备一段。” 　　“张先生不知打哪儿得来的消息，当时天津市委里有几位大人物在休养，想开洋荦，点名要听传统荦段子《直脖》。所以他忙找来我，他以为徒弟又能够露脸了。” 　　田立禾把手放在嘴边，扮起了传声筒。 　　“哼哼。那段时间相当短。打1964年国家执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以后，传统段子一段没留下。” 　　傍晚，天津赤峰道上，大金台相声茶馆里，众友相声团团长尹笑声掸着烟蒂说着话。 　　那会不论是和平区曲艺团，还是南开区曲艺团，全都成立了相声研究组。 　　“相声是一段段地天天研究。监听组就设在舞台后，等演员一下场就告诉他，这段子先不说了，要回头研究研究。或者直接告诉他，别说了，这段废了。这都是团里自己砍啊。最后是相互掐。你掐我的段子，我掐你的段子，掐到大伙没有一个段子可说，全崴泥了（坏事）。” 　　尹笑声重重地将烟头掐灭在了桌上。 　　1965年，人们至少还能听到马季的相声。等到了1966年，马季也被打倒了，随后下放嫩江。侯宝林成了3名三高分子。最惨的要数单口大王刘宝瑞，活活斗死在了北京房山农场的田间地头。 　　 　　他们的老团长蔡兴林喟叹，相声再也听不到了。相声演员们都不搞业务了，前3年斗来斗去，后来全上干校劳动去了。 　　歌颂型相声的另一代表人物夏雨田在生前曾对文革忿忿不平： 　　说“大鼓”是劝善的，“渔鼓”是讨饭的，“小曲”是才子佳人，“快板”是叫街的。“双簧”是半人半鬼，“相声’是专耍贫嘴……统统枪毙，全部砍掉。据统计，全国有260多种曲艺形式，几乎都被收缴了，仅剩下一样――“对口词”。 　　此刻，他的一个好友正在模仿对口词。文革中，它几为相声的某种延续。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比如要用‘枪’来强调毛泽东思想，枪杆子里出政权。就这样―― 　　 “枪，无产阶级根本的需要； 　　“枪，穷人翻身的需要……”他扮演起红卫兵，斗志昂扬。 　　 　　 一个共同的靶子 　　 　　“哟，有相声了。” 　　1973年，在姚文元审定的纪录片“五一游园”里，观众突然发现马季唐杰忠合说相声，欣喜莫名。 　　“文革期间老是那么几支歌几出戏，腻味透了。恢复曲艺组，马季他们从干校回来，创作了相声《友谊颂》。我一看不错，乘这事钻了一个空子，在电台录音播放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编辑陈连升说。 　　《友谊颂》在二七铁路剧场表演前，一位女的军代表大声叫嚣，咱们看节目时，要睁大眼竖起耳朵，挑挑有什么毛病。 　　结果大伙听着就入迷了，毛病都让笑声掌声淹没了。 　　1974年，为让身体不佳的毛主席开怀，中央电视台让久未说相声的侯宝林、郭全宝，合说了一百来段传统段子，并制作成了录像。 　　1976年全国文艺会演，局领导给王力叶下达了一个任务，让他为侯宝林写一个相声段子，“我写了一个讽刺苏修赫鲁晓夫的，这是让他正式出山。”王力叶说。 　　文革结束后，一度相声如雨后春笋，空前繁荣。 　　这其间热门的，要属马季的《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常宝华的《帽子工厂》、《狗头军师张》。姜昆与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照相》，辛辣地讽刺了文革期间，人人无时不刻地背诵毛的语录的现象，而广受欢迎。 　　但凡聊及这一时段，无论天津北京，老少相声演员的观点也是空前一致―― 　　那是段畸形的辉煌期。人们的笑声禁锢得太久了，太渴望笑了。哪怕你上台随便说一句，您来了，他们也要乐半天。 　　当时上下一致，矛头对准了一个靶子――王张江姚，讽刺他们一点问题没有。 　　 　　最逗的是，相声不再逗人了 　　 　　提起80年代的相声，人们津津乐道梁左写的段子，《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大新闻》、《小偷公司》。 　　相声评论家常祥霖赞叹，梁左是一个天才。他掌握了喜剧的规律――嘲弄神圣，“你看他后来写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不就善意地调侃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干部？”

　　梁左改写喜剧是90年代的事情。他在世时对相声的思考，我们仅能从他朋友的支言片语中，窥知一二： 　　他觉得相声上春晚，说的时间根本不够。相声需要“三翻四斗”，在不到5分钟节目时间里，根本没有“翻”的时间。 　　讽刺型相声想上电视，就要苛求分寸与内容。如果一旦涉及社会敏感话题，基本不保。有一出相声《民族乐》，内容上他不觉出彩。只因为是歌颂型相声，演员又是少数民族，于是就上了春晚。某领导审查时说，按条件不够上的，可是难办哪！他弄不明白，这有什么难办的？ 　　 “他心里有过不平。他说我一个段子哼哧哼哧写半天，别人都拿去发财了，我算什么回事？”与梁左相识的陈连升补充道。 　　天津曲艺作家王鸣录很理解梁左的这一想法。他以为这也是九十年代后相声呈现滑坡的一个原因。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沉下心来创作的人本就不多。当发现自己辛苦的产出，捧红了一个个相声明星后，而自己一次性的所得竟与之相形见绌时，谁能完全做到心理平衡？这种情形下，怎会产生精品？ 　　“相声最好是相声演员来写，因为他们懂得其中的窍门。往年间的艺人们肚子里装着五六十个段子。现在我问一些相声演员，他们中间顶多就会四五个老段子。老段子是经过了艺人们的实践得出，千锤百炼流传下来，那是几代人的心血结晶啊，没有这个底蕴，他们就写不出来。就算他们想搞点讽刺性的东西，也不会运用这种手法。”老漫画家方成心疼地说。 　　“断代。一次次政治运动造成了相声的断代。创作上断代，与传统的断代，欣赏审美上的断代。”田立禾发出了一个老艺人的悲鸣。 　　2002年，相声评论员彭俐观赏了一场新相声小品晚会。晚会取名为《越来越好》，可按他的形容，恰恰相反，“大部分作品像温吞水一样”。 　　他干脆拿出笔来，摘取其中的“包袱”： 　　“崔永元的腿比脖子短。” 　　“我从来不穿衣服。” 　　“葛优充靓妹――没毛。” 　　“我是你大爷”…… 　　“凭良心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反问我。 　　在《最逗的就是相声不逗》一文中，他写到：相声不讽刺，就会被讽刺……人们不满意相声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渴望相声担当起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和落后观念与习俗的重任。 　　也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在五一黄金周举办全国相声大赛。其后的第三届与第四届大赛，有人讽刺为“看不到相声的相声大赛”。 　　 　　如果蜜蜂没有了刺 　　 　　相声演员们委屈啊，有人抱怨长官意志对相声的干涉。 　　老演员常宝华3年前曾对我说：就我遇到的事，除了有时间限制，还有命题限制。有次我在外地演出，有人就事先打招呼，你千万不能说“梦想成真”四个字，因为他们的台长做的梦不好，你看多奇怪！ 　　有人不满相声审查过于苛刻。相声演员李增瑞记得，1995年春晚，他们准备了相声《方言外语》，整个剧组一致通过。 　　“结果因为台长的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讽刺我们中国人不会讲英语，它就被枪毙了。”他为此挺纳闷，中国人不会讲英语，不也很正常么？ 　　“你要想再影射和针对点什么，那就更‘可以’了。”他笑着说。 　　“不要想出名时就想到电视。到哪儿都有要守的规矩，不服不行。很多人上去前，不都备着个七八个节目？ 　　“大春节闹喜庆，你来个交通堵塞、官员腐化、环境污染、住房困难，这4个节目要往那儿一堆，整个气氛全完。” 一位在央视文艺部工作多年的节目监督反驳道。 　　 原央视副台长章壮沂也为相声的现状表示担忧，他真诚地说：“对文艺节目的审查，很细的明文规定倒是没有。但既然是上央视，不管什么节目，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思想，内容健康性，符不符合政策宣传口径。电视毕竟不是小剧场，拥有上亿的收视率，负责人对节目的把关必须全面。” 　　“什么都不怪，只怪相声从业者自己的无能！现在给予他们的还不够多吗？他们一面领工资，一面拿着大笔出场费，却不肯踏实钻研业务，不去真正地深入生活。据说有人连公共汽车站都不熟悉了，这样还想说出深入民心的好段子？如果说意识形态管理太严，那为什么80年代，梁左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一位不愿署名的曲艺评论家神情激愤地质问。 　　“可80年代却是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那时文学、美术都经过了深刻的讨论与反思，相声有没有呢？这是要质疑的。”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评论员王晓渔对此不甚赞同。 　　“我也不认同将板子全打在相声从业者的头上。”以下，老作家肖复兴的一番话颇长，却引人深思。 　　“建国以后，我们一切都行政化了。行政化以不同形式不断渗透在各种文化当中。我们的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有些违背了艺术的规律，在客观上对相声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制约。加上一些行政策略并没有真正梳理相声与现实的对应，使得相声越来越向晚会化、搞笑化跌落。 　　“相声的讽刺性在减弱，相声对现实采取了一种回避，或者是绕着弯地讽刺。这也是为什么网络段子，手机短信比相声更显一针见血的原因。 　　 “如果将相声的讽刺比作蜜蜂尾巴上的刺。那么这根‘刺’既是别人摘的，也是我们自己摘的。” 　　 　　小剧场内 　　 　　 “又不能赚钱，又要担负责任，还不一定能演。为嘛要找些麻烦？”天津众友相声团里另一成员黄铁良在后台直问。 　　他原是侯宝林的弟子。90年代中期，在相声最不景气时，他和尹笑声等一批同行聚头开了一个会。 　　在会上，他们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吃相声，喝相声，不能眼瞅着相声就这样了。于是他们成立了众友相声团，从5元一张票卖起，苦苦维持到了今天。 　　“现在大家肯来茶馆，花点小钱喝杯茶，听听相声图个乐，这就够了。”他蹙起了眉头。 　　 至于相声的明天，他干笑了两声：“不好说。谁知道呢。兴许再出几个郭德纲？” 　　与此同时，北京德云社里，郭德纲正为准备庆祝他从艺20周年，忙得不亦乐乎。4年前，他在《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里，掷地有声地发牢骚： 　　和尚俩字不能说，非典俩字不能说，印尼海啸不能说，文革俩字不能说，不能说的太多了，能说的没有什么了…… 　　“我来给你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吧。”东城区相声俱乐部里，一个浓眉大眼的逗哏言之凿凿。 　　“前年中纪委整医风抓回扣，拿着文件就找上我们了，要我们创作两个段子讽刺这种不良现象。等我走访了三家医院后，我真切感受到医护工作者其实也非常不容易。而这个问题的根结出在哪儿，不用我说，你也明白吧？ 　　“有些事得靠行政命令，你不能指着相声用讽刺来解决。” 　　离他一米远处，他的搭档看了一篇网络段子想乐。其内容是一个警察在上班的第一天，目睹了社会上的光怪陆离。文章内，还有一个相声演员在感叹自己想说这段子而不能说。 　　“这有什么难的？开场就说这是爷爷辈发生的事，跟现在一点扯不上，不就行了。” 　　“观众听得出这里的设计么？” 　　 “那合着您的意思，就直接把它印成文本，到场人手一册？”他几欲嗔问。 　　 不多会儿，他俩上场去了。屋中心，一张长长的桌上躺着一份内刊。翻过，一篇文章的标题赫然在目：相声，可别忘了讽刺功能。 　　 　　人民群众喜欢“三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明眼人一听郭德纲的《我要上春晚》里这句台词，就知道他是对冯巩的模仿。 　　如果冯巩是90年代相声的突出人物，郭德纲则是2006年相声界冲出的一匹黑马。 　　走红时，他放言“我的相声不是教育人的，就为了逗乐”，“初一郭德纲露面，全体相声演员哑音”，惹来业界一片哗然。 　　“曲协接到许多相声演员的电话，你们为什么不管管啊？”姜昆说，当即另有人说他和冯巩在以往说的都是主流相声，指责他们毁了相声艺术的人民性。

　　时任中国曲协党组书记的姜昆为此专门组织会议，在某文件中，他提到―― 　　针对部分观众对德云社表演的一些相声有格调偏低，瑕瑜互现的现象提出的批评，由中国曲协发起，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和德云社两个相声团体在京共同签署了一份《倡议书》，倡导相声演员以及曲艺工作者们携起手来继续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等不健康的表现方式。 　　协议的签订，并未挡住同年11月，郭德纲在《我要反三俗》中，对反三俗的戏谑―― 　　“他（观众）活该，爱乐不乐。相声的工作就是教育人，哪怕他不乐。” 　　 “损失十几亿的观众算什么？你的位置站得很稳牢。” 　　 “记住了，你是一个教师，而且在台上你一定要反三俗！” 　　“有的人就是没活明白。网络、手机聊天、网友见面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三大方式。外在冲击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不三俗？除非你把网络彻底切了。手机刚收到黄色短信，它能自动删除，或者你干脆把手机‘叭’地往上一摔。这可能么？” 　　跷起二郎腿，数起翡翠绿的佛珠的是相声小剧场――嘻哈包袱铺的创始人高晓攀。 　　那张青春逼人的脸，被一帮80年后90年后的粉丝视为偶像派相声演员。 　　“上次曲协开会，还在提我们要紧握延安时期的创作思想。我一声不吭。他们也不看看现在年轻人爱什么？说了半天相声，他们不知道观众的笑点在哪里。他们早脱离了观众。 　　“我还就不怕谈毛泽东思想。毛说过，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回群众中去。我们说相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乐，只要不脱离相声的语言特色。既然要让人乐，里面必然有三俗的成分，这就要看你怎么说了。这其中玩的状态不一样。” 　　这晚的嘻哈包袱铺上演的全是群口相声。 　　 其中有一个讽刺型相声剧《70、80、90》是高晓攀自创自演，“我们是把几代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阐述出来。” 　　剧中有一幕，60后的主持人问起三人，你们怎么看待日本人？ 　　“我爷爷就是让他们杀害的，所以我们要打要打要打！”代表70后的相声演员激愤地举拳高呼，一副民粹主义的神情引来台下的阵阵笑声与掌声。 　　“我们就是和谐嘛，我们要和谐社会嘛。”80后的演员不温不火地说。 　　只见戴着90后时兴的阿拉雷头具的高晓攀，略带台湾腔：“我就是日本人啊！” 　　台下的70、80、90后们笑作一团。 　　 　　不是相声段子的段子 　　1、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相声的热心观众，有时周六晚上，会在中南海他的住所里让人表演相声。有趣的是，他只要求看那些老段子，对于新的有关革命的却不感兴趣。江青曾禁止看所有外国电影，却在自己私人住所里观看迪斯尼的动画，和妻子一样，毛泽东一边继续培养大量的革命艺术，一边私底下欣赏那些不合格的经典老段子。 　　 　　2、1958年年底，因与何迟的合作，马三立受到牵连打成右派，十年文革更是举家下放农村。 　　现如今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白发苍苍，他一边揉捏着在文革中受伤的腰，一边冷然地数落着已逝的父亲： 　　“我们家在过去是纯粹的苦大仇深，新社会彻底的翻身户。得，挺好的成分都让老头说一《买猴》糟践了。依我看，他定右派不冤。谁让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美好环境里，拿着人民的工资，你不去歌颂，你去讽刺？” 　　 　　3、一个讽刺江青的段子 　　A：(模仿江青)我从小时候学习就很努力了。五年来我每天坚持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而毛主席的著作我读了七年。同志们，我从头到尾的读了四部作品：我能背诵列宁的资本论（马克思写）,和马克思的…… 　　B:别说废话了！饶了我们吧！ 　　A:同志们，上层的斗争是复杂的，在政治圈里有些敌人想害我。 　　B:是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你是个阴谋家和机会主义者！ 　　A:他们说我是试图公开推翻共产党。这些谴责是没有根据的！是的，我尝试推翻共产党，但是那绝对不是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