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

1、中国中产阶层的界定

中产阶层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泛指一个社会中在经济上和身份上(或心理上)属于中等阶层的社群。它具有一些可观的经济标准，如收入水平或财产水平，也具有主观心理性特征，如在经济上尚达不到中产阶层标准，但心理上把自己认同为中产阶层。

中国中产阶层目前尚无一个统一接受的界定，更多地是泛指收入和消费能力较高的人群。在1994年，有人认为中产阶层的标准定义为每年税后收入在10万元以上，但现在这一收入水平提高了，国内有经济学家说：“现在我认为这个基准应该提高到税后收入2.5万美元，相当于每年20万元。”

另一些学者提出，界定中国中产阶层的其它标准还包括看某个人的资产是否超过100万元，或者是否拥有单元住宅。根据经济学家的估计，这些标准将会使中国中产阶层占到总人口的10%左右。

2、中国中产阶层10年内达4亿

2002年11月30日，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新加坡的公开讲演中表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如果今后10年内中国有4至5亿人达到中等收入，中国市场就将比美国市场还要大。

龙永图的这一预测是对新加坡的700多名与会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专家学者和外交官作讲演时作出的。

龙永图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迅速增长，将为全球提供巨大商机，全世界都会从中受惠。中国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将对跨国公司极具吸引力，但那些原要投资东盟国家的资金不会完全转投中国。

龙永图对中国制造业前景是很有信心的。在谈到中国加入WTO对新加坡带来的商机时，龙永图说，如果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为世界的大工厂，新加坡就可以成为替这个大工厂培训工程师、技术工人和专业经理的重要基地。

根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官员2001年的预测，未来五年，中国将有两亿人口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这里所谓“中产阶层”指的是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份公布的《首次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总报告》显示，截至2002年6月底，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户均总值已达22.83万元。

3、中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模式写真

十年前，张和孙夫妇俩都是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孙已经是母亲，拥有法国文学文凭。她回忆说：“那时我们每人每月挣500法郎，这个工资水平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单位给我们分了一套小二居住房，位置在二环以内。张的父母以及我们的儿子张军(当时他17岁)同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每个星期六，张和孙都必须在单位里参加政治学习，星期日则做家务。她接着说：“当时，国营商店的货架上常常是空的。我们与同住一层的邻居共用一个煤气灶做饭。”他们吃得很简单：米饭(吃得很多)、肥肉和大白菜，夏天则常吃西瓜。

张则以一种调皮的神气说：“1992年夏天，一个同事劝我下海。我们搞起了房地产生意，生意做得还不错！”他自豪地指了指他宽敞的厨房，里面有一个微波炉，一个冰箱和一台洗衣机。1999年，他花相当于70万法郎的现金在北京四环的一个小区买了一套住房。

民营企业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起步，孙受雇于北京的一家法国企业，每月挣1.2万法郎。1993年，夫妻俩向移居美国的张的哥哥借了一些钱，把儿子张军送到巴黎上大学。张军结束学业后已受雇于一家法国银行，每月工资2.5万法郎。

这时，一个姑娘从浴室里伸出头来。她是这家的保姆，来自安徽的一个贫穷乡村。每个星期六上午，孙开车(她去年花10万法郎买的一辆武汉产的雪铁龙牌汽车)带保姆到大商场买东西。

张和孙虽然还远不能代表那些受益于经济转型时期致富的1.5亿中国人，但他们的经历却可以充分说明中国新中产阶层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方式。据报告，中国的中产阶层到2005年将达2亿人。美国麦金西环球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则估计，在这2亿人中，有3000万人(这部分人被称为新的中产阶层，其人数正在以每年40%的速度增加)已经有了自己的房产。中国的这个中产阶层对外国企业(特别是外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拥有大笔储蓄。像张和孙这样的中产阶层分子已占中国人口的15%。他们善于利用中国经济改革的机会，对政府进行的改革持支持态度。现在，他们开始享受生活的乐趣。

48岁的孙现在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她参加了一个体育俱乐部，并且每星期五晚上都要上发廊。她还喜欢去做很时髦的脚部按摩。星期六下午，她带着公公婆婆到市中心购物。公公婆婆则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到商场底层的小剧院边喝茶边听戏。有时，孙还通过移动电话同儿子联系在一家星巴克咖啡连锁店见面。

星期六晚上，张和孙同朋友们上饭馆。北京的饭馆里有各种菜肴，多得简直不知该怎样挑选。在东直门的一条街上，饭馆都是通宵营业。张军有时开车带着他们到一个朋友开的云南餐厅用餐。那里的装饰很有特色，简直使人感到是在纽约或巴黎。

这一家人有时还到电影院里去打发晚上的时光，或者是回家看DVD。张军更喜欢同自己的朋友们外出，例如到三里屯的酒吧去消遣。北京第一家咖啡馆开于1994年。现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有“酒吧街”。最近两年来，北京郊区的饭店越来越多。数以千计的家庭开始到郊区农村租房甚至买房，作为家里的第二住处。

张和孙打算在明年同儿子到欧洲旅游。他们将先到巴黎，然后到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2000年，有300万中国人就是这样出国度假的。他们喜欢去的地方是东南亚国家、欧洲和美国。两年前，张和孙已利用假期在国内旅游过。2001年5月1日休假时，中国有6000万人外出旅游，消费了180亿法郎！这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4、中产阶层话语空间的建立与扩张

90年代前后，文化市场上流行的阅读刊物还是《大众电影》、《电影世界》、《中外电视》以及《现代服装》、《上海服饰》、《健美》等消闲初级阶段的大众刊物，阅读的等级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在90年代初期，在具有“民间性”的图书发行渠道———“书摊”上，却赫然摆上了印制极其精美的“10元刊”：“10元刊，是一种大而化之的称谓，专指那些售价在10元上下，以城市白领为主要销售对象的刊物。国际流行的16开本加进口铜版纸加精美的封面设计，使这些刊物在书摊上显出鹤立鸡群的贵族气派。”这些“贵族刊物”是指《世界时装之苑》、《时尚》、《现代画报》、《精品》、《今日名流》、《世界都市》等。现在这些刊物的售价已在20元左右，品种还要加上《瑞丽》、《新娘》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昂贵的刊物起始于极具民间意味的“书摊”。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戴锦华说：“类似杂志在其问世之初，其定价之高昂，超过了大部分书摊光顾者的消费能力，但它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成功流行。这固然说明中国社会首先表现在消费上的分化或曰分层已开始发生，但它同时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信息：那些并不属于类似杂志的预期读者亦间或成为类似刊物的购买者，因为甚至其包装形态，已然负载着未来生活的构想，而先后致富则是指称这种未来想象的信念式表达。于是，类似杂志便以超前的、展示与指导者的角色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视野。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类似刊物的后继者创刊伊始，便安居在它们应有的位置：星级宾馆的大堂或豪华商城的图书精品屋中。此时，消费的分层伴随着社会分化已开始清晰并稳定。”

这些白领杂志也可以称为“中产阶层”杂志。自这些杂志的登场开始，中产阶层的话语空间得以建立；当这些杂志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中坚并迅速流行的时候，也就是中产阶层话语实现了扩张的时候。因此，这些杂志作为文化符号，是这一阶层文化的陈情者和代言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创刊于1993年8月8日的《时尚》杂志。在近10年的时间里，《时尚》因其捷足先登和明确的中产阶层定位，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层标志性的杂志。因其是国家旅游局的下属刊物，在创刊时还是把持着审慎的低调。在“主编寄语”中，刊物表达了如下的观念和办刊理念：

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我们越来真切地发现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更新，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时尚的感觉。

时尚不是随波逐流的时髦，不是浅层次意义上的标新立异；时尚是一种文化，一种品位，是富于深刻内涵的社会现象。

时尚不是盲目的消费，当然更不是荒唐的挥霍；时尚是价值的实现，是修养的外化，是消费领域足以折射人的素质的全方位的关照。

作为旅游消费杂志，《时尚》将反映海内外最新潮流，引导人们在吃、住、行、游、购、娱这现代旅游“六要素”中的种种文明消费，成为实用指南。

《时尚》杂志是生机勃勃的最新流行通讯，她将为目前快速扩展的白领阶层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新的职业、新的挑战、新的体验，愿每一位时代青年跟随时代生活的步伐，享受美好的人生。

《时尚》是时代风尚，努力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给人们的观念带来的冲击，侧重于体现消费文化的传播。……

《时尚》杂志确实实现了它引导消费和时代风尚的初衷。翻阅10年来的《时尚》杂志，标榜中产阶层的消费趣味是《时尚》一以贯之的追求。在创刊号上，“白领丽人的生活观”、“时装”、“美容”、“精品长廊”、“时尚购物”、“美食”等栏目，是它的主打栏目。在90年代初期，这种初级阶段的消费引导，恰如《时尚》杂志一样构成了中产阶层的身份标志，同时又与方兴未艾的商业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这样，《时尚》不仅在那个时代得风气之先，而且又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期而遇而获得了合法性。

在《时尚先生》专刊的创刊号上，它的第一句话是：“《时尚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关注世界潮流、讲究生活品位的现代男人。”但这位“时尚先生”的品位却是严格地锁定在“王府饭店名品专营店”里。那里有专卖英国著名的G.Hawkes男装及服饰、有法国名牌Celine、有意大利Magli名牌皮鞋、手袋、有范思哲服装店、有路易·威登精品店，当然还有大卫杜夫雪茄店，专营瑞士公司生产的雪茄烟、烟斗、香水和领带等。因此，“时尚先生”的品位，就是在想象性的消费中来确立自己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这种对地位和名望的追求是建立在符号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建立在物品或财富本身之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差异之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潜消费或隐性消费的悖论，即名誉过度区分的悖论，这种过度区分不在通过张扬的方式(即维布伦所说的惹人注目的方式)来自我夸耀，而是通过审慎、分析和删选的方式，这种过度区分从来只是一种富余的奢侈、一种走到了张扬反面的张扬的赘生物，因而只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差异。”

在《时尚》1996年第3期上，一位男装设计总监阐释了中产阶层的男装哲学：少而精。他的要求是：西装至少要有10套；便装：春夏秋冬至少各有1件夹克衫或取代西装的短外衣，再为假期准备2件色彩活跃、时髦又舒适的便装；裤子：4季各有4条常规颜色的正装西裤，条绒、帆布等质地的休闲裤至少2条；衬衣和领带：从不嫌多。至少要有7条领带，其中两条是一流品牌，还要准备1—2条领结，2—4条丝巾，要有一打衬衣；此外，还要准备符合中产阶层身份的外套、运动衣、鞋、袜、内衣、手帕、配饰、以及皮具。

这些表面的、装饰性的符号，如果说是中产阶层文化为自己确立的“品位”的话，那么，在中国这类“中产阶层”大概已经所剩无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的全套设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在经历了1000年的清教传统之后，对它作为身体和性解放符号的重新发现，它(特别是女性身体，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的完全出场，人们给它套上的卫生保健学、营养学、医疗学的光环，时时萦绕心头的对青春、美貌、阳刚／阴柔之气的追求，以及附带的护理、饮食制度、健身实践和包裹着它的快感神话，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在这一心理意识形态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还有，中产阶层的符号性“体面”不仅仅体现于外部不甚张扬的夸张中，男人以“体魄”为中心，女人以“美”为中心的文化信仰，是中产阶层修辞的另一种隐秘形式。在这些贵族刊物中，健身、美容是长盛不衰津津乐道的话题。健身不只是为了体魄的强健，同时它更包含着“瘦身”的内容。“瘦身”之所以成为中产阶层时尚，我们在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中所引用的一则广告词中得以告知：“您的体重就是您的社会等级的宣言。一百年前，肥胖是成功的标志。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肥胖是中下阶级的标志。与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层相比，中下阶级是前者的4倍。”肥胖在中产阶层看来是对他们实施的不能忍受的美学冒犯。一个中产阶层美学趣味的代言人曾这样描述了来到美国的移民后代：一代又一代，这些家庭的成员慢慢吃成了美国人。如今他们全都身材相仿：同样宽大的臀部，同样的大肚皮，同样的火鸡式松垂下巴和抹香鲸似的躯干，同样见不着脖子。女人们勉强挤进粉红色弹力裤里，而男人们从格子衬衫和涤纶便裤的每一条缝和每一个纽扣之间鼓凸出来。

庞大的身体叙事在过去是成功的象征，而今在中产阶层的眼里却粗俗不堪。波德里亚在分析中产阶层“身体”时揭示了隐含其间的最大隐秘：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换句话说，人们管理自己的身体，把它当作一种遗产来照料，是因为把它当作社会地位能指之一来操纵的。

身体叙事当然不是中产阶层的专利。在前卫的女性作家那里，我们对来自女性心灵深处的自白或独白早已耳熟能详。但在前卫女性作家那里，身体叙事不仅直接表达着她们的女权主义诉求，同时也间接地对道德秩序提出了极端化的挑战。那些在话语层面的实践并不意味着她们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实践。但中产阶层的“身体消费”需要是必须诉诸于实践的。当女性的整体裸露尚不合时宜的时代，意味着关爱的局部裸露就成为一种身份的表征。“浪莎”丝袜，露出修长的大腿；“做女人挺好”，挺立起女人昂扬的胸膛；“瘦身专家”，露出女人婉转的腰肢……于中产阶层女性来说，美丽变成了宗教式绝对命令。美貌并不是自然效果，也不是道德品质的附加部分，而是像保养灵魂一样保养面部和线条的女人的基本的、命令性的身份。上帝挑选的符号之于身体好比成功之于生意。此外，美丽和成功在它们各自的杂志里都包容了同样的神秘主义基础：在女性身上，是那开发着并“从内部”提示着身体所有部分的敏感性。在企业主那里，是对市场的各种潜在性的充分预感。它们都是上帝选择和救赎的符号：这与新教伦理相距并不遥远。而事实的确如此，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

中产阶层话语空间的建立和扩张，强化了急于奔“小康”人们的贫困感和焦虑感。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在炫耀优越感的同时，也遮蔽了他们疲于奔命的另一事实。更糟糕的是，中产阶层在享受制度化、格式化的物资生活的同时，却也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尊严的代价。而这一切，在它们的话语空间中是从未得到表述的。(摘自：“世纪中国”网站(chinesenewsnet.com)，作者孟繁华)

5、中产阶层生活小说的兴起

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的崛起正日益成为文化的焦点话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消费能力业已引起了世界的震惊，中国巨大变化的一个相当关键的标志正是这个中产阶层的力量的呈现。无论如何，这些年轻的中产阶层正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最为突出的象征。邱华栋的《花非花》乃是一部最为典型的中产阶层小说。

作者以异常敏锐的直觉表现了正在高速崛起的中国新的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经验，以一种精细的笔触勾勒了中国城市日常生活的种种面向，凸显了中国中产阶层文化的特殊状态，也最好地表现了它的种种矛盾和困惑。

在邱华栋的书里，北京的日常生活已经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消费式的生活。他描写的亮马河一带乃是中国新兴的“高级化”的社区。邱华栋的几笔勾勒就显示了这个社区的新兴的活力：“亮马河一带是北京新兴的商业区，这一片地区也是十分国际化的第三使馆区，分布了很多的高级酒店和写字楼。日本、美国、印度、德国和韩国的新大使馆已经兴建或者正在这一片兴建，所以人气似乎在迅速地聚集，到了晚上，这里是一片特别热闹的景象。外宾以及衣着光鲜的白领在这里成群地出没着，构成了一个繁忙和繁华的美丽新世界。”这个“美丽新世界”其实乃是一种新的文化和社会空间的生成。中国日常生活的主导意识已经彻底完成了由“生产”转向了“消费”。这种消费的都市形态变成了文化的主流。原有的以高速“现代化”为中心，以生产积累为目的的持续的短缺和匮乏中形成的“节俭”“朴素”的生活观业已被持续的消费梦想所取代。为国家强大而进行的高积累是对于日常生活满足的压抑，这种观念已经被“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话语替代。原来将个人消费的满足无限“延迟”到未来，现在的人应该为未来的人们的幸福压抑自身消费的观念已经被工作和勤奋应该获得丰富的消费和酬劳的观念所替代。人们对于“闲暇”“舒适”和欲望满足的追求开始完全合法化，“消费”不再是一种次要的和附带的行为，它本身就成了人生的重要的目的。生产和劳动已经被视为消费的条件，而不是生存的目的。消费的冲动和欲望的满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驱动力，它建构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现代性”宏伟的有关“启蒙”和“救亡”的叙事的新的价值选择。原有的叙事中所强调的牺牲和禁欲的思路似乎被深刻地改变了，消费的主导性不仅仅合法化了对于物质的追求，而且终结了原有的雅／俗的界限，将文化的消费也合法化了。《花非花》就非常真切地表现了这种变化。这里到处流动着“物”的气息。邱华栋精细地描述了消费主义的文化品味和状态。如穆里施家的奢华，高伟的放纵都体现了消费时代的文化的特殊状态。

小说的视点则始终放在中国年轻的中产阶层的命运之中，他们正是消费文化的中心和主体。故事的核心是马达和周槿夫妇由爱情开始到各奔东西的经历，而这正是中产阶层的价值和生活将人们卷入其中的过程，也是人们脱离既有的生活方式而卷入到全球化的状态中的过程。马达和周槿原来都在传统的单位中工作。在那种生活背景下他们建立了家庭，但他们都在追逐无限的欲望满足和新的消费式的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渐行渐远。马达的网站工作和周槿的外企职员生活以及他们各自生活的变化都凸显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这种中产阶层在中国内地的发展也是极为迅速的。他们是与20年来的经济成长和社会变动密切相连，处于这种变化的前端，有机会加入新的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和市场运作之中，享受发展的好处，成为中国发展的引人注目的标志。跨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新经济”的兴起更为中国的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了前提和可能。这种中产阶层的崛起一方面体现为中产阶层的经济力量、人数、社会影响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一种中产阶层文化的迅速崛起，这种文化既是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和话语生产，又迅速上升为一种主导的社会价值，变成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键性的价值。马达和周槿的分裂和寻找的新的生活正是这种中产阶层文化的支配意义的象征。人们已经无法不卷入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中去了，他们既被诱惑卷入这种生活，也被几乎强制地带入了这种生活之中。邱华栋在对于这种生活的表现中也充满了异常复杂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异常地迷恋这种消费为中心的中产阶层生活，用一种充满同情和迷恋的调子来表现这种生活的魅力和趣味。他的描写往往充满无限的兴趣和关切。无论马达和米雪的感情的迷茫还是周槿与穆里施的关系或者那种消费的品味都是邱华栋的无限的同情和关切所在。邱华栋似乎沉浸在这种中产阶层生活的魅力之中，也较好地表现了这种文化所具有的力量。中国中产阶层的前冲式的面向未来的无限渴望和期待被邱华栋表现得格外真切。但另一方面，邱华栋也发现了中国中产阶层生活的严重的不安和困惑。小说结尾处那个马达的老朋友，纵欲的高伟被妻子雇人打成植物人的片断无疑说明了这种生活的风险。无论马达和高伟等人的结伴开车出游或穆里施和周槿在山中的游历都遇到了拦路者索要金钱，而失恋的王强或被抛弃的翁月红的愤怒也变成报复的欲望。中产阶层无限追逐欲望满足的片面化的人生其实是充满不安的。而这些中产阶层自己内心的困惑和对于这种生活的某种反思也是邱华栋表现的中心。马达追寻“香女”的神话式的旅途当然就包含了一种另类的生活想象和渴望。这无疑表现了中国中产阶层生活的极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们一面沉迷于无限的对于成功和消费的追逐；另一方面却仍然期望一种价值和承诺。作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最为有力的表现者，邱华栋将这种矛盾性表现得异常有力和具有创造性。他提示我们，中国的中产阶层文化并不消极，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消费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最佳的表征，但这种文化不应该忘掉中国内部的社会团结和自我反思的紧迫性。如果没有这种团结和反思，中国的发展和中产阶层的未来都是不确定的。邱华栋的小说结束在千禧年的开端，马达已经从漫游中回到城市，等待他的恋人的回答。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结尾。我们似乎在这个千禧之后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如花时代，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和戏剧性如同盛开的花朵呈现在《花非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