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爱你的仇敌,你做得到吗?

［提要：“要爱你的仇人，为逼迫你的人祷告”。］

爱你的仇敌”，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秩序。她可以确保人类不至于永远陷入地狱之中，确保人类在最悲剧、最绝望的年代，也能保持理性与克制，从而获得一种最不坏的人性平衡与制度平衡。

我们的麻烦在于，关于爱的秩序，人类不仅无法做到，甚至太多的人竟然无法理解。

1.

理解“绝对困境”

让我们尝试着从三个方面去解释这句话的合理性。

第一个解释的维度，在于强调人所面临的“绝对困境”。所谓绝对困境，是指人按照自身理性的计算，在不思考死亡必然和灵魂永恒的情况下，也就是完全立足于当下利益计算的情况下，对环境作出的判断。理所当然，当一个人面对他的仇敌，他就陷入了一种“绝对困境”之中。他必须如此选择：要么杀死仇敌，要么被仇敌杀死。

这种“绝对困境”，如果将爱的意义引入到人的行为模式之中，就会表现为两个向度的零和博弈：

其一，爱你的仇敌和仇敌爱你，不是一个完全对称的关系，对于精于理性计算的人而言，这意味着把自己推向了困境。于是，人们根据自身的利益计算，再一次否定了“爱你的仇敌”这样的价值观。而从仇敌的角度看，由于他们也是人，他们的利益计算方式通常情况下和我们是一样的，所以结果是仇敌也放弃了“爱你的仇敌”这样的价值观。当两种弃绝了爱的意义的价值观产生交锋的时候，人类社会就不再是一个合作的秩序，而是一个互相残杀的秩序，这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层零和博弈游戏。即价值观归零。

(零和博弈表示所有博弈方的利益之和为零或一个常数，即一方有所得，其他方必有所失。在零和博弈中，博弈各方是不合作的。)

其二，人类之所以迅速走向如此悲惨的零和博弈游戏，并由此构成了这个世界悲剧和苦难的底色，是因为每个人都基于自身的环境和自身的利益形成了有利于自身的正义判断。一个处于仇恨状态的人，他的价值判断一定是绝对相信自己的正义性，理所当然，绝对相信敌人的邪恶性。正是这样自以为正义的价值判断，将人类社会撕裂成一个单向度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从此不在有任何合作的秩序，仇恨和杀戮才是最理性的方法论，这构成了人类社会第二层零和博弈游戏。即合作秩序归零。

但人类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载体。当有人相信人类社会一定不是一个丛林社会，人一定不止于动物本能，那么就一定有人在思考：在由人性所做出的表面看上去尖锐对立的正义与邪恶的价值判断之上，是否还存在一种双方都不可或缺、必须认同、始终存在的、超越性的价值判断呢？

这就是关于正义论的思考。罗尔斯围绕这个命题，思考了一生。他给出的一个方法论看上去非常吸引人：叠加共识。罗尔斯的要义，要分成三层来理解：他相信人类社会可以找到最终的正义秩序；他认为每个人的内心秩序中正义的要素始终存在；他相信这种正义的要素的叠加，能够提供关于人类社会正义秩序的最大公约数，并由此构成关于人类正义的改进秩序。

（约翰·罗尔斯对正义的讨论，提出了叠加共识的解决方案）

阿马蒂亚·森关于正义的理念看上去更加直接：对于那些看上去明显不正义的现象，人类必须加以纠正。立足于这一点，森坚决反对乌托邦式的正义理念，也反对对明显不正义的冷漠与放纵。

（关于正义，森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排斥乌托邦式的构想，致力于对当下不正义的明显改进）

罗尔斯和森的构建看上去如此醒目，但罗尔斯的问题在于，所谓叠加共识，叠加的方法是什么？人类社会发展几千年，似乎距离正义的秩序越来越遥远，人类堕落的速度与人类背离正义的速度是等值的。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并没有理性叠加的能力。或许真实的局面恰恰相反，人类始终具有一种邪恶叠加的能力，即在作恶的命题上，人类很容易形成共识。

而森的问题在于，由有限的人所作出的关于不正义的任何判断，都是正义的吗？如果人类在关于什么是正义这个最基本的命题上也出现了错误，那么关于对恶的改进，就错得更加离谱了。

奥古斯丁曾经对绝对困境有着更加彻底的辨析，他对人性之恶，世界之恶的追问，佐证了我们的判断：由于人性具有挥之不去的短视的特征，很多在当下和短期之内看上去如此正义的价值判断，如果把考量的时间拉得足够长，或者人们干脆把死亡的变量拉入到我们的分析框架中，构成一种永恒意义上的判断模式，那么人们或许能看到，这种当下或短期的正义判断，甚至有可能恰好是邪恶的。

2.

理解“绝对怀疑”

如此，我的问题就有必要提出：罗尔斯和森的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把我们的问题意识推进到了第二个解释的维度之上。即我们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人，都要始终强调对人性的“绝对怀疑”。

保守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之一，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这样一句话：

“同情和爱会使人忽略公正，偏袒罪恶。这是最不易察觉的危险，大多数人道灾难都源于此”。

要知道，对于人类的判断力而言，无论什么给定的传统语境和给定的制度语境，同情和爱都似乎具有理所当然的正义性，这似乎是人类的希望和信心之所在。可是阿克顿勋爵的意思很清晰：即使面对人性深处的“同情和爱”的精神与行为，他同样报以绝对的怀疑。

（阿克顿勋爵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事实上，《罗马书》12章17节，有类似的格言：

“Do not repay anyoneevil for evil. Be careful to do what is right in the eyes of everybody。”我翻译为：“不要对任何人就任何事以恶报恶，以罪报罪。在每个人的眼里被视为正确的事情，要小心翼翼的去做”。

要理解这样的表达，必须立足于一个前提：对人性，包括自己的人性，别人的人性，单个个体的人性，以及作为集合的人性的共同体，都要保持绝对怀疑，不留一丝优美空间。《罗马书》的立意非常彻底，立足于对普遍的人性的观察，立足于涵盖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永恒的时间秩序，人类关于正义的判断，竟然是如此有限，无论从整体还是到个体，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理解最高的、最终极的、最普遍的正义秩序。关于什么是正义，人类的智慧和知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绝对的答案。所有由人类的理性所作出的对正义的界定，都不过是人类关于正义与邪恶，对与错，善与恶的没完没了的分辨与纷争。

（《新约圣经》之《罗马书》，被认为是人类道德全书）

如果我们能够足够理解“绝对怀疑”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就有可能理解亚理斯多德的话语：真理是一个去弊的过程。所以他坚定地说，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老师的确是一个近乎神圣的称呼，然而基于对人性的绝对怀疑，对老师的怀疑就显得如此重要，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可以被人类的理性界定为圣人，所有的老师也都处在某种去弊的过程中，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真理的追求者。

3.

理解“绝对信心”

如此，在建立起绝对困境和绝对怀疑的基准之后，我们的思考来到了第三个重要的判断命题，这就是克尔凯戈尔的“绝对信心”意义上的灵魂跳跃。

克尔凯戈尔说，“伦理学不需要巧合和偶然，不需要对事物作出种种解释。他不玩弄尊严。他把责任压在英雄孱弱的双肩之上，谴责英雄想要在他的行为之中扮演上帝的企图，认为这是一种傲慢和放肆，与此同时，他也谴责英雄试图通过彰显他所承受的痛苦来显示伦理学意义的做法。”

这样的表述看上去非常费解，但如果你在观念的层面已经建立起对人性绝对困境与绝对怀疑的秩序，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克尔凯戈尔所描述的伦理学秩序，事实上是一种超越了人性的普遍的秩序，一种与人性本身对善与恶的判断不相关的伦理学秩序。

（克尔凯戈尔在这本著作里，全面辨析了亚伯拉罕面对人类伦理意义之上的超验秩序所涌现的恐惧与颤栗，并由此提出了人类必须拥有信心的跳跃的能力，生命的永恒意义和伦理的终极意义才得以成为可能。）

一个在人们的视野里具有伦理学价值的伦理英雄，他看上去如此弱小，然而他却承载了人类的苦难，并且通过这种对苦难的承载，彰显了人类伦理的意义。在这样的人面前，人们似乎只剩下赞美和追随了。但是作为神学家和哲学家以及伦理学家的克尔凯戈尔不这么看，他几乎带着一种尖锐的并且是绝对挑剔的目光继续怀疑。他的意思是说，即使这样一个近乎于完美的伦理学英雄摆在我们的面前，只要他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拥有与生俱来的人性局面，那么就伦理学而言，这个英雄就很有可能在他的行为之中正在隐蔽地扮演上帝的角色，这种扮演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秩序而言，是完全致命的，绝对悖谬的。与此同时，即使这位伦理学英雄所遭受的痛苦是如此醒目，但只要他试图把自己的痛苦彰显在人们的面前，则意味着这样的痛苦和对痛苦的彰显，就已经脱离了伦理学秩序的范围，变成了一种试图获得此在世界人们的赞许和同情的一种虚荣。

“这是得了人的荣耀”，克尔凯戈尔的意思是说，一个伦理学的英雄所遭受的巨大的痛苦，竟然是为了获得人类此时此刻的赞美，竟然是一种短期的人性考量。他或许有一种基于他自身的利益的理性的计算，他相信他自己是好的，他还相信他的英雄的行为能够唤醒所有的幽暗，他所遭受的痛苦是值得的，有意义的。为此，他愿意通过他自身的利益的理性的计算，附上他的所有的生命的成本，并选择直面死亡，为的是唤醒所有黑暗中的生命，从而进入伦理学的天国。

这样的人，这样的英雄，这样的计算，这样的痛苦，难道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人们去怀疑吗？克尔凯戈尔说，一定有，而且只有在这里有，只有在这里，人们对伦理学的思考，才触及到了伦理学的本质意义。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能看到最醒目的也是最绝望的短视，人类看不到更加本质的意义，纷纷把此时此地的安慰当成了生命的意义了。

克尔凯戈尔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言之凿凿言说正义的时候，当一个人言之凿凿言说爱的时候，都不过是说说而已。除非一个人身处某种绝对困境之中，他的所有习惯性的伦理秩序观念和正义秩序观念受到了绝对挑战，自身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无法摆脱的恐惧与颤栗，并且在这种巨大的恐惧与颤栗的语境中，有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信心的跳跃。

理所当然，人类言之凿凿的爱的精神和爱的方法，如果不面临绝对困境，如果没有对人性的绝对怀疑，如果对自己内心秩序中习以为常的生命观念与伦理学观念不曾完全地颠覆与放弃，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爱，就不过是说说而已。

如此，对于绝对有限的人类而言，我们的确可以在这个时候比较彻底地提出一个方法论：去爱你的敌人吧！因为对于你的爱的精神和爱的方法而言，你的敌人，就是你的绝对困境；你的爱只有经历了面对你的敌人时的恐惧与颤栗，只有你的仇敌眼看着就要将你的全部正义的观念完全打碎，使得你无法理解，然而又必须直面，你才会升起一种对你自己的观念秩序的绝对怀疑；只有在这种人性完全无法接受的恐惧与颤栗之中，你竟然还涌现出一种绝对的信心和绝对的超越，作出连你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爱的行为，你的爱对于你的永恒的生命而言，才是有意义的。

多少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所以克尔凯戈尔说了，真正直面恐惧与颤栗，并且拥有超越的信心的人们，是极其稀少的。一个完整的生命，必须经过审美的生活、伦理的生活、信仰的跳跃三大步骤，才能真正触摸到生命的意义。天国的大门总是窄的，据说每次只能允许一个人仄身而过，而在人间，在此时此地，人类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信心。信心的缺失让我们不会爱，只会恨，我们以为自己正义在握，殊不知我们正在自掘坟墓，这正是这个看得见的悲惨世界无比悲伤的惟一理由。

（雨果的《悲惨世界》，试图呈现的正是一种超越性的正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