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教育的祭坛意义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三十年。这两个三十年,实际上成为两个祭坛,祭坛上的生灵就是中国人民的生命、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头脑中形成清晰的道德观念,将个人纳入人类,将地方纳入世界,再反过来用人类改造个人,用世界改造地方,形成既具有世界情怀又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应该是这个时代道德教育的根本。前后三十年的道德教育历史,一言以蔽之,从前三十年的道德政治要向道德关怀发展,尚没有达到道德哲学的境界。

　　

　　第一次祭坛:人民生命

　　

　　三十年前,中国现代教育精神重新开始了!

　　如果说,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是政治社会的话,那么,后三十年的社会可以说是教育社会,尽管这个教育的精神,仍然是政治性的,它却是接近着近代以来具有世界精神的中国人所追求的民主精神。实际上,甚至可以认为是以前的“教育救国”精神的时代接续。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是中国教育造就出来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中国教育造就出来的,以高考为人的解放的教育,开创的是一个新的道德时代和精神时代。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人,现代社会的人是教育生成的,不是自然形成的,中国这三十年的教育,初步生成了中国现代人的雏形。在三十年以前,普通老百姓家庭基本上没有教育观念,孩子接受教育和不接受教育,本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反正,农民的孩子从学校回乡当农民吃饭,工人的孩子从学校回来进工厂当工人吃饭。学校教育也不是国家为了青少年进一步接受更高深的高等教育,社会各个领域的人,不以其接受教育的资历为考虑,甚至,有时候正好相反: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的道德越值得怀疑。恢复高考以后,教育观念就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现代教育连同现代社会观念和现代人的观念,渐渐要铸造出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社会,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三十年前,中国社会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也许可以描述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前三十年的发展,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完成着几重历史使命:把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世界意义的国家,用普世伦理观念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接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如仁、义、礼、智、信、勇,同时使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走向世界。其核心则是“民族主义”,它应该是“民主主义”的一种国家形态。或者,是从清朝末年中西方对话以后,中国人中的先觉者――清朝末年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有共和国意识的中国人,有天下为公思想的中国人,有世界观念的中国人,有民众观念的中国人,有现代思想的中国人,有民主观念的中国人――以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和自由(费小姐)为现代社会思想,重新建设中国社会。新中国的这个建设的实践过程,是极其复杂的,用中国人的生命与民族的精神,形成了具有全人类乌托邦意义的社会建设实践典范,其核心是社会道德与社会精神。有论者认为:

　　当中国民粹主义者心目中空洞抽象的“平民”化为具体的无产阶级之后,中国早期共产党人便走完了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仅此一步之遥的思想进程。他们坚信自己找到了实现平民主义思想──一个民粹主义乌托邦──的科学的革命之路,即实现所谓的“劳农专政”。从他们在“五四”初期对平民主义(即民主)的信奉,到他们在“五四”后期对“劳农专政”理念的欣然接受,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思想障碍,因为他们相信,“劳农专政”正是实现平民主义,亦即他们所谓的“平民政治”或“劳工政治”的必不可少的阶段。于是,怀抱着强烈的救世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马上投身于唤起民众热情的斗争之中。三十年后,一个极权主义(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在中国被建立起来了。

　　民粹主义不仅滋养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民粹主义的冲动始终构成了毛主义的主旋律。在“五四”时期搏动的唯意志论、道德理想主义、劳动主义、反智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城市思想以及知识分子与民众打成一片的观念,四十年后重新勃兴,构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调。而在如此众多、伟大、美好、善良的历史理念的祭坛上,充当祭品的是无数的生灵。[1]

　　确实,新中国人民和新中国社会,为人类的某种理想和观念,付出了可歌可泣的代价,这个代价主要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地位和人民的精神。

　　实际上,前三十年的教育,是毛泽东对民国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民国教育的体系可以这样概括:社会建设――以乡村建设为根本的国家建设;民族再造――以公民为人的形态的人的建设;文化复兴――以民主、科学与自由为核心的新文化与思想的建设;唤醒民众――以启蒙运动为教育精神的各种社会教育,形成与人民(劳工)打成一片的新道德;教育救国――以教育为情结的普遍的救国和建国精神。毛泽东将民国教育精神形成了新中国独特的政治精神和社会精神,以一次一次的社会运动为形式,以鲜血与生命为代价,竭力形成了党文化和党道德。所以,毛泽东的一切作为都可以看成一种教育精神的实践,“政(治)教(育)合一”是教育的根本性质,今天的政府意识形态中,仍然渗透着这样的思想,人的形态则是从自然人铸造成政治人。

　　

　　第二次祭坛:民众精神

　　

　　中国的后三十年发展,正是在前三十年发展的代价的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发展,这个发展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譬如,整个农民阶层的生活依靠,整个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几代儿童青少年的生命意义,国家的精神信仰和道德情操,国家的性质,教育的意义,都遭遇着历史的折磨。一言以蔽之,广大人民,或者,用民国时期的术语,中国民众,无论其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比起前三十年来,都遭遇到历史性的退步。换一句话说,后三十年的社会进步,是以普通人民的社会地位的堕落为代价的,社会不公正主要是由人为的社会阶层之间巨大的差异导致的,人民,从社会的主人公跌落到社会的边。那么,后三十年社会发展的代价,和前三十年一样,同样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地位和人民的精神。前后三十年的社会发展,似乎注解着元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后三十年的发展的遭遇,似乎仍然回到毛泽东时代寻找思路,后三十年的中国,似乎并没有涌现出或者贡献出一个典范人物,更没有典范道德思想。尽管毛泽东是一个一言难尽的人物,就是中国再过几百年,也没有办法避开他来思考中国。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人物,新中国真正站起来的人就是毛泽东。我们的教育有一个跃进,可是,仅仅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又似乎要掉到陷坑里了。不仅是教育,连同教育一起陷落的是社会的文化、道德和精神体系。我们又得在经过毛泽东改造的民国教育思想中寻找中国社会建设和人的建设的典范。

　　另外,后三十年以经济利益为发展的道德体系,使得社会享受的利益与个人享受的利益不一致,即社会进步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利益都进步了。社会优势群体享受的社会利益,大大超过了社会弱势群体享受的利益,实际上是社会优势群体霸占了更大的社会利益,也就是霸占了社会弱势群体应该享受的利益。所以,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的某些人或者某些群体反而是灾难,实际上,对整个社会也是灾难,因为社会的不公正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隐患。

　　新中国六十年的道德教育,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前三十年形成了一个道德典范――带有乌托邦精神的道德精神,那个精神是以人依附社会为精神的道德依附,道德教育带有道德霸权味道;后三十年形成了另外一个道德尝试,还没有形成道德典范――其趋势应该是社会为人而存在,道德教育的根本在于道德关怀,既不是道德霸权,也不是道德自由主义,也不是道德实用主义。可能,要想到达“主义”的境界,尚需世纪光景。

　　

　　教育与道德的某种阴暗精神

　　

　　仔细分析一下,前三十年的教育,实际上是两个体系,一个是学校教育体系,一个是社会教育体系,学校教育体系的思想以社会教育体系的思想为指导。教育更在于教育社会,教育国家,教育人民,在于国家与民族精神的塑造,形成一个新的道德体系。新的道德体系确实形成了,中国确实形成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与民族的道德体系――这个道德体系,与所有道德体系一样,具有自杀和杀人的双刃剑意义。在我们自豪后三十年的巨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可能很不公平地把前三十年的代价和成就,当作了罪恶与嘲讽。如,在知识分子为自己叫屈喊冤的文章中,充斥着那样的自私,在被别人批判、挨整的老干部和他们子女以及下属的文章中,充斥着那样的自私,从来就不会说自己是怎么整别人的。实际情况是:自己是怎么整别人的,别人也是怎么整自己的,没有谁比谁更高尚的清高。我们不会反思,那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和自己的父母的灵魂鄙视了一番又一番,“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就意味着我们身上还没有形成教育的反思精神,我们不懂得那个祭坛上无数的生灵就是我们的父母,事实上也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迟早都会皈依到父母的身边。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将来也可能会遭遇到和我们可怜的父母同样的命运:我们的后人不会尊重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教会他们去尊重人,我们只把自己的一个思想教会了他们,那就是“只有我自己是人,他人不是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总是教不会我们对人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对前辈的尊重,教不会去怜悯比自己低下的人的遭遇,教不会忏悔自己的罪孽。倒是教会了我们,为自己的利益叫屈喊冤。

　　这个时代的现实是,中国人现在接受教育,或者不接受教育,就个人的道德与精神意义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中国当代教育没有教育的道德精神意义,个人接受教育,只是为了改变个人的境遇罢了。教育本来既为个人张目,又为国家与民族张目,而我们的教育实际上却把青少年拉到社会的大门之外,形成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儿童青少年的畸形精神世界;对农村儿童青少年来说,教育的意义只是有一个地方长大,学校成为一个“哄孩子的地方”,因为这些孩子长大以后怎么生活,和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没有切实干系。儿童接受教育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儿童长大以后的生活是儿童的家庭制度,跟国家没有关系,个人与国家的断裂在教育制度之中就已经铸就了。教育的一般内容可以理解为知识、文化、精神、道德和生活技能,这些内容在学校教育中既不华亦不实,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学生,连自食其力都成问题,只能从头学习怎么谋生。学校教育不能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只是一个准社会人。

　　在这个号称多元文化的时代,一个人改变自己境遇的途径很多,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门径而已,还有一些不道德的途径也可以使人改变自己。之所以要通过教育这个途径,多因为它是正途,是高尚、高雅与高贵的勾当,追求高尚应该是道德教育的一个基础。同时,现代教育也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然而,教育更多的是世俗生活意义,教育的精神意义不在教育本身,要想享受教育的精神意义,得在教育以外去寻觅。实际上,现代教育更是控制人的手段,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正好背道而驰。

　　

　　用什么样的道德观念与典范开启新文明

　　

　　开启后三十年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明转型――中国社会要经历从农耕文明(内河文明)向工业文明(海洋文明)的文明冰河过渡初期。毛泽东是最后的大禹,在他之后,中国要走出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这是一个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人类文明大变化,不是社会的修修补补。我们却发现,中国社会现在遭遇的问题,与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时期,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社会前后,以“民主”为核心精神的历次社会运动,有着历史的相似,与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的精神遭遇,有着历史的相似。

　　后三十年的发展,似乎还没有积淀出来一个核心的道德观念,也没有积淀出来一个核心的民族精神,也没有积淀出一个道德典范,而教育的教育精神却在丧失。最主要的是,教育的主要对象――儿童青少年――逐渐被教育抛弃了,或者说,儿童青少年已经被中国的教育丧失了,教育所教育的不是儿童青少年,只是为了取得考试分数的机器。

　　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多次改造,然而,都没有达到社会启蒙的教育目的。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神圣过程吗?中国国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神圣的、灵魂的挣扎吗?中国人还是几千年前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中国人吗?现在,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伦理道德革命,在本质上是伦理挣扎,它要把社会和国民从伦理的沦落中挣扎出来。中国现在需要道德和精神的神灵,要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气质,进一步用中国气质改造世界历史。

　　前三十年的思想与后三十年的思想,应该有相当的不同,才有国家和民族的进化。如,“战后的日本已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传统的转化显然比我们有效。战争结束初期,日本的道德教育失去了重心,因为它必须改变以往军国主义的教育,转向民主主义的新教育。……日本过去因受中国文化影响,教育里一向重视‘修身’课,……为培养服从心的‘修身’课,现在应加以另一种解释,使其成为自由的国民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的东西,例如促进平等的利益做法、促进民主政治的协调精神,以及促进日常生活中的合理的科学精神,均可称为广义的‘修身’” [2]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教育,可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改变中国人气质的核心的教育思想,我们还是在固有的某种思想的旋涡里转圈子,日本的教育思想很值得我们去深思。日本在战争期间是武士道精神,战后就是自由思想――国民教育,即军国主义教育转向了民主主义教育,而中国的教育还是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明确的教育思想。只有新伦理才能昭示新时代、新教育、新人类、新精神,新时代应该以新伦理为开端与标志。教育培养新时代,教育已经造就了中国社会,却未必能够培养出新人类。战后的日本人已经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精神来,我们的新一代可能更依附于上一代人,因为我们的精神总不能站立起来,我们总会和历史的某一个阴暗缠绕在一起。

　　道德问题似乎正在成为国人的新“宠物”,然而,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尚在道德大门以外探头探脑:没有清晰的道德观念,到底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伦理?“自由”是道德吗?“民主”是道德吗?“平等”是道德吗?“博爱”是道德吗?道德成为一个笼统的说法,甚至成为一个借口,一个门面。至于怎么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仁、义、礼、智、信、勇”,走向普世伦理“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境界,并且将二者融合形成中国精神,更是一个连概念都没有的道德无知。

　　道德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却是一股可以切切实实颠覆社会的巨大力量。

　　

　　参考文献:

　　 [1] 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 年)[J].当代中国研究,1999,(2).

　　 [2] 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0―21.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责任编辑/刘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