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今年12月，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牺牲80周年纪念。李汉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具有十分重要影响的人物，曾被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誉为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①如果说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历来有“南陈（独秀）北李（大钊）”之说，那么说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中，由于李汉俊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合作，推动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毫不过分的。李汉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影响。 　　 　　一、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 　　 　　（一）撰写和翻译了大量文章、专著，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 　　1902年，12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直至1918年底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留日期间，他受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不从根本上来改变是不行的”。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准，而且积极传播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知识，他写作、翻译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留学回国后，李汉俊便为上海的《星期评论》撰文，成为《星期评论》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参加了《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1921年止，仅在上海一地，李汉俊就以李溯石、李人杰、人杰、汉俊、汗、海镜、海晶、先进、厂晶等笔名，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小说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90余篇译文和文章。 　　李汉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传播。1922年1月23日，李汉俊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一文，从九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是机械论，不是诡辩的唯物论，也不是黑格尔哲学”，而是“具体的科学”，“是辩证法的唯物论”。此外，李汉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特别是大力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观，认为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科学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李汉俊不仅自己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资本论〉初版序言》、《马格思〈资本论〉入门》②等，还以自己出众的外文水平帮助他人翻译、校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或著作。比如，陈望道根据英、日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翻译的中国第一部中文全译本（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完整形式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中译本），就是由李汉俊与陈独秀合作校对的。李达在翻译荷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时遇到困难，李汉俊也热情帮助。因此，在“译者附言”中，李达致谢说：“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补遗的地方，大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援助。”③ 　　（二）积极编辑和创办刊物，建立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为了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在自己亲自写作、翻译的同时，还投入大量心血来编辑、创办刊物，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了可靠的阵地和渠道。如前所述，李汉俊回国后，在积极为《星期评论》撰文的同时，很快又投入到《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中。为此，1920年初，李汉俊迁居到白尔路（今西门路）三益里17号，这儿是《星期评论》周刊的总发行所及编辑所。李汉俊主持《星期评论》的编务后，政治倾向更为鲜明。据去过该社的杨之华回忆：“李汉俊是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那时，他和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方面都有联系”。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原本是应《星期评论》约译的，这也充分反映了该刊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经过李汉俊和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等的共同努力，《星期评论》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对此，李汉俊功不可没。 　　李汉俊还参加了另一份进步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该刊创办于1915年，最早由陈独秀主编，是五四前后著名的进步刊物。自1920年9月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内容也由宣传新文化运动转变为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期间，李汉俊与陈望道一起，主持该刊的编辑工作。为了不耽误《新青年》预定的排印日期，李汉俊经常通宵达旦工作，赶写文章和审定稿件。 　　如果说，《星期评论》、《新青年》的读者主要还是以知识分子为主，那么，为了扩大读者面，特别是更好地向广大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1920年8月，李汉俊和陈独秀发起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李汉俊担任主编。该刊是我党最早创办、公开出售的具有全国影响的工人刊物。在它的影响下，北京、广州分别创办了《劳动音》、《劳动者》周刊，从而形成了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三）推动成立研究会、创办图书室、授课演讲，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尽管李汉俊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准，但他仍积极推动成立和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会，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1920年5月，李汉俊参加了陈独秀主持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研究会里，他经常与其他成员一起座谈、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马列主义理论修养。 　　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等一起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陈独秀寓所（今南昌路100弄2号）开会，决定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经征求李大钊的意见，该组织正式定名为“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作用，她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制定党的宣言纲领，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及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李汉俊在陈独秀去广州后担任该组织的代理书记，因而，该组织上述的地位和影响，与李汉俊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 　　李汉俊离开上海，去武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后，筹建了历史社会学研究会，团结了一批共产党员参与其中。为了扩大宣传阵地，研究会在邵力子支持下，编辑了《社会科学特刊》在上海《民国日报》出版。李汉俊为该刊写了“发刊旨趣”，表明该刊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的宗旨。特刊每两周出一期，研究会成员都积极撰文，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使更多的人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李汉俊的发动下，研究会还在校内办起图书室，图书室收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进步书刊，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阅读和学习。 　　李汉俊在武汉高校任职期间，以学校和社会为课堂，授课、演讲、作报告，身兼教授和革命者两重使命，身体力行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教育发动工作。据有关史料记载：“汉俊每星期不少于一次公开讲课，在中华大学文科授四小时唯物史观，在高师教育社会学系充社会学主科教员”，“武昌、汉口两个马氏学会，每星期开会一次，他轮流到会指导”。1923年5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两团体200余人，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大会，李汉俊在会上作了《唯物史观》的演讲。中共武汉区委为了培养干部，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除吸收一部分党团员外，还招收在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参加研究会活动。李汉俊对党的这项工作非常支持，经常去作报告，介绍马克思主义。1926年，李汉俊还应邀到上海大学讲授唯物史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汉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可谓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不遗余力，直到他牺牲的当年，也即1927年，李汉俊担任湖北教育厅长，但仍在中山大学任教，继续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并积极参加了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备及授课工作，同时还在武汉军校兼课。

　　 　　二、注重在广大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汉俊用非常大的一部分精力放在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发动上。他所发表的文章中，相当多的内容是与此密切相关的。他以“汉俊”、“先进”等署名，在《建设》、《星期评论》、《觉悟》副刊、《民国日报》发表译文，重要的有《世界潮流之方向》、《劳动者运动之指导伦理》、《道德底经济的基础》等，他运用唯物论、阶级论的观点分析问题、启发工人。在1920年5月1日发表的《强盗阶级底成立》一文中，他向广大工人指出，从物品到商品，从商品到货币，再从货币到商品，掠夺阶级就是在“货币换商品，从商品换货币”的交换中，掠夺劳动人民的血汗。 　　1920年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建立后，李汉俊主持组织工人的工作，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人运动，努力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他和陈独秀发起创办并由他担任主编的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份中国劳工刊物《劳动界》，李汉俊亲自撰写了《为什么要印这个报》的发刊词。文章通过工人与有钱人的生活对比，宣传阶级意识，指出工人是世界上最苦的人，而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原因就在于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而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指出创办《劳动界》的目的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以唤起工人的阶级觉悟。④《劳动界》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直接反映工人呼声，刊登工人来稿，向工人阐述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谋求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劳动界》在工人中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李汉俊经常用工人的语言撰文，剖析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道理。他在1920年8月撰写的《金钱和劳动》一文中，指出：“钱不过是代表劳力的一种东西罢了”，“如果没有工人和农民的劳动，钱是没有什么尊贵的。”文章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质问“钱既然是代表劳力的，何以一天到黑一点都不做的人，反有钱用，一天做到黑的工人和农民反没有钱用呢？”要工人明白自身的苦难根源是阶级压迫。⑤1921年3月，上海法商电车工人罢工，李汉俊接连撰写了《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两文，旗帜鲜明地支持、赞扬工人的罢工斗争。 　　为进一步号召广大工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6日，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希望“我们底同胞，不要把现在先进各国所有的社会现象视为‘对岸之火’，取‘与我无关’的态度，也把彼底由来、内容、结果，拿来仔细研究”，并且明确指出：“对于现在先进各国社会现象底由来、内容、结果，观察得最切当，研究得最深刻，解说得最透彻的，在现在只有马克思。”为此，他在文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研究它应抱的态度，并具体列出了当时我国已出版的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书目。 　　李汉俊不仅翻译和撰写了大量文章来启迪工人的觉悟，而且身体力行，亲身投入到工人运动之中，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当时，武汉地区无产阶级的力量相当雄厚，产业工人超过十万，仅次于上海，为全国第二大工业中心。党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工人运动，为此组成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来领导工人运动。在分部的领导下，1922年10月，成立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李汉俊当选为教育主任委员，并与林育南、项英等五人成为该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李汉俊亲自带领学生随同林育南、陈谭秋、施洋、林祥谦等赴郑州参加成立大会的典礼。因反动军阀的镇压，总工会党团决定将总工会迁往汉口江岸，并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大罢工。李汉俊和林育南等立即返汉。罢工过程中，李汉俊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参加各种会议，商讨斗争策略，并与正在武汉讲学的李大钊联系，研究情况。林祥谦被害后，李汉俊又与北京和京汉铁路工人代表一起，联络鄂籍国会议员胡鄂公到国会请愿，动员鄂籍议员在国会提出弹劾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解散京汉铁路总工会案，要求公布工会法，保障工会合法地位等。虽然罢工最终因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而失败了，但李汉俊积极投身工人运动，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工人运动的斗争精神和事迹却永载史册。 　　 　　三、以马克思主义启迪青年，培养和帮助青年走向革命 　　 　　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教育的活动中，李汉俊极为关心青年的进步和成长，为此，他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党的一大前，李汉俊主要以《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载体，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以此对青年进行启迪、教育。他启发施存统、俞秀松等先进青年总结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教训，要他们到工人中去。比如，1919年10月26日，李汉俊发表《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一文，在称赞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精神的同时，希望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认为：“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工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才有多少的希望哩！” 　　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汉俊积极支持建团工作，还参加了培训团员与青年的“外国语学社”的（法文）教学工作，创办党和团最早培养进步青年的基地――教育委员会。李汉俊还邀请包惠僧担任教育委员会主任，杨明斋为副主任。该委员会选派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优秀青年赴苏俄留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1921年春，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入党。同年6月，李汉俊又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上海发起筹办新时代丛书社，普及新文化运动。 　　李汉俊回武汉后继续关注青年的进步和成长。比如，1922年4月到1924年初，湖北团组织给团中央的信、报告，以及团的《江声月刊》和《青年旬刊》中，都有他这方面活动的反映。1923年9月23日，武汉团的负责人刘昌群、任开国致林育南的信中记载：“汉俊兄近谈颇洽。伊在师大教授，听讲人数颇多，外专、中华均有同学来旁听。”在武汉期间，李汉俊先后任职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山大学等高校，他以高校为主要平台，授课、演讲、做报告，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励和引导青年学生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他的讲课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生们懂得了世界是物质的，“经济条件，决定人类的意志”，人类的意志是经济条件的反映，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理。⑥许多青年受此影响，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的高足、武昌高师历史社会学系的任开国、季永绥和外文系的陈昌绪、生物系的陈端本、附中的郭树勋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汉俊在引导青年为革命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号召青年学生走出书斋，到社会大课堂中去，到工人运动中去锻炼。为此，他以身作则，为青年作表率。在亲自带领学生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行前，李汉俊对学生说：“劳工问题，若不亲自参加工人运动是不行的。”成都高师学生刘弄潮住在李汉俊家里，李汉俊就常常利用吃饭时间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有一次，他指着满架的书籍对刘说：“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光从这些经典著作里去寻求，主要是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做到言行一致。”他还把刘介绍给施洋等人，希望他在实际斗争中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在李汉俊的帮助和影响下，后来刘弄潮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份和成都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前往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典礼。

　　同样，在其它的许多场合，李汉俊都充分利用机会，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青年走向工农，投身社会革命的洪流。1927年1月，他参加了董必武为所长的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开学仪式，并在该所担任教师。他鼓励学员“要站在农人和工人方面”，“要跟着民众而变成被压迫阶级的工具”。⑦同年4月12日，他在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宣称：“我们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为全部分的整个利益，故学生会必须团结，全体会员为各级痛苦民众利益而奋斗。”⑧4月28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后，在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李汉俊含着悲愤的心情，号召学生们继承先烈的遗志，踏着革命先烈的足迹走下去。他说：“常有一般号称革命同志，均自以为我是重要分子，我不能随随便便的牺牲，牺牲了必须有很大的代价，这完全是错误的思想，我们必须无论何时何地，均必须有牺牲的决心。”⑨而李汉俊本人正是以实际行动模范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为人民、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成为功垂青史的一代英烈。 　　 　　四、批驳基尔特社会主义，划清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招来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对，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尤以基尔特社会主义最具代表性。基尔特是英语的音译，意即同业联合或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行会社会主义，是英国工联中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 　　1919年9月，张东荪等人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撰文介绍并肯定基尔特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各派别中“最要善”，以标榜“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挑战。面对挑战，李汉俊率先回击。1920年5月，他先后在《星期评论》第20号和《民国日报》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及《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的文章，由此揭开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序幕。 　　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文章提出：他陪罗素在长沙讲学由内地旅行归来，“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因为大多数人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因此，“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⑩张东荪竭力附和和宣扬罗素的理论。对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在《觉悟》副刊连续撰文进行批判。李汉俊则相继写了《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么？》、《冤哉枉也――抨击张东荪先生的人们》，旗帜鲜明地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 　　第一，明确确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针对张东荪宣称基尔特社会主义乃是一个浑朴的趋向，李汉俊从主义均含有确切的内容出发，逐条加以驳斥，他写道：“既然是一个主义，一定有一个内容；断没有只有趋向而无内容的，是可以说是主义。”指出，主义就是“解决一个特殊问题的基本原理”，一定要有具体的内容。张东荪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没有具体内容，只有一个“浑朴的趋向”，“这就好比是一个瞎子，手里棍子也没有拿一根，只朝着一个方向，也不晓得前面有路无路，是山是水，只向前面走的一样。瞎子所趋的前面却是浑朴的。到了尽头或是遇着虎豹、或是掉下岩去，或是落下水去，或是走到桃源去，总是要达到比现在不同的一种特别境象的。”从而指出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张东荪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11} 　　第二，揭露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阶级本质。首先，李汉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剖析中国近代社会，驳斥张东荪反对劳工运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谬论。指出，帝国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的经济架构开始在中国运作；中国不仅有劳动阶级，而且身受中外资产阶级的双重掠夺；中外资产阶级都是强盗阶级，张东荪鼓吹中国没有劳动者，没有资本家，主要应发展实业，目的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其次，针对张东荪散布阶级调和的论调，李汉俊号召工人阶级提高阶级觉悟，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解放自身。张东荪鼓吹：“在今天只希望工人对于工人讲互助，而不希望工人对于资本家相冲突。”对此，李汉俊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根本对立的，其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张东荪不提促进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敌忾心，目的就是“不希望工人有阶级的觉悟”，甘受强盗阶级的压迫。所以，应在工人和国民中“大大地灌输资本家阶级是掠夺阶级或强盗阶级的观念，使社会一班都明了资本家阶级底横暴，劳动者阶级底不合理的痛苦的理由。”{12} 　　通过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不仅坚决驳斥了张东荪等的假社会主义谬论，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假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总之，李汉俊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一生。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为李汉俊同志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道：“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13} 　　 　　注释： 　　①《马林致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1923年5月31日），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7/3060号。 　　②倪兴祥编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116页。 　　③荷兰郭泰著、李达译：《唯物史观》，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5月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 　　④⑤倪兴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320、338页。 　　⑥⑦⑧⑨{13}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132、139、140、140、150页。 　　⑩倪兴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301～302页。 　　{11}汉俊：《浑朴的社会主义底特别是劳动运动意见》，《星期评论》第50号1920年5月16日。 　　{12}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文集》（1990～200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41页。 　　 　　作者系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 责任编辑：王亚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