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非攻"思想的限度

　　百家争鸣　　战争是残忍的，和平是美好的，中国人民自古就崇尚和平、反对战争。即使在战国时代各国纷争的情况下，还有不少先哲为消除战争而奔走呼号。虽然效果甚微，但他们的光辉思想却流传后世，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和平爱好者们的心声与迷茫，比如崇尚“非攻”的墨子——　　“非攻”思想是墨子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是墨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内在要求。“非攻”与墨子思想体系其他要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学者认为“非攻”以“兼爱”为理论基础，是“兼爱”的自然推论。方授楚先生认为“非攻”是墨子思想体系之事实上的核心：“夫以统摄诸目，则兼爱自较概括，此乃逻辑上之体系也。若就事实上之体系而言，或先因当时战争惨酷，乃倡‘非攻’之说，进而更倡‘兼爱’，以为‘非攻’理论上之根据也。”“非攻”亦是符合“天鬼”的意志的，如：“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非攻”与“尚同”亦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尚同”乃是因“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正长”提出的，与“非攻”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契合。“非攻”与“节用”“节葬”“非乐”有着内在的统一关系：墨子“非攻”思想强调战备，“节用”“节葬”“非乐”旨在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发展经济，进而保证战备物资的储存。总的说来，“非攻”思想是贯穿整个墨子思想体系的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墨子提倡“非攻”，反对频繁攻城略地的战争，论证有二：第一，攻伐“不义”。墨子认为，攻伐战争危害最大，是最大的“不义”，却不容易为人所认识。“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是“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至于“攘人犬豕鸡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杀不辜人”而“杝其衣裘，取戈剑”等则皆是“亏人愈多”“不仁兹甚罪益厚”；众人“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却不认为“大为攻国”亦是“不义”。第二，攻伐不利，有三方面：一是损害被攻伐国家人民的利益：“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二是损害战争发动国的利益：“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并且，墨子认为，大国往往是地广人稀，牺牲本不多的人换取多余的土地，“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而且一时战胜，后常遭诸侯报复。三是不利于“天”“鬼”：“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之位……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夫杀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此则中不中鬼之利矣。”　　墨子主张“非攻”，却同时亦赞成诛暴。墨子区分“攻”和“诛”，认为“诛”是有道伐无道：“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墨子称“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与“攻”为异类，并且认为反对或削弱诛暴战争是不义之举。墨子反对儒者“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说：“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不义莫大焉！”　　由此可知，墨子“非攻”，却不“非战”。在墨子看来，对一场战争的肯定与否定，关键看其是否符合“义”的原则。而“义”是什么呢？可以把“义”理解为“利”，墨子曾明确说：“义，利也。”这就是说，墨子所谓的“义”，归根到底还是“利”。那么“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是否有利呢？从其结果及长远影响来看，禹征有苗，夏部族获利；汤伐桀，对于商部族有利；武王伐纣的成功，利于周部族。但是，战败方是否获利呢？这仍旧值得商榷。按照墨子的思想及其对于“诛”的定义，之所以称禹、汤和武王为“圣王”，是因为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按照墨子的理论，利不可能在战争的过程中出现，它只能在战争前或战争后出现。利出现于战争前在逻辑上说不通，所以它只能出现于战争结束后。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于一场战争的肯定或否定要看战争后的情况，而这是与“非攻”的宗旨相矛盾的。“非攻”是反对攻伐战争的，而墨子“诛”的思想却得出了支持攻伐战争的推论。此外，可以把“义”理解为“道义”，那么“义”就类同于儒家提倡的“仁义”，这就要求发动“义战”的国家实行“仁政”。这样，可以根据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仁政”而判断其发动的战争是否值得肯定。这就会导致另一个问题的出现，如果一个国家实行“仁政”，那么这个国家攻伐其他国家的行动就值得肯定了。这显然也与墨子反对“大国之攻小国”的初衷相违背。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反对攻伐与肯定诛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郭沫若认为墨子“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只是在替侵略者制造和平攻势的烟幕弹而已”。新加坡学者李廷辉则反驳说：“大贼以义战之名以行其攫夺，此系大贼之罪，非墨翟之罪，何以归咎于墨翟？”观此二说，郭沫若虽有所偏谬，但墨子非攻而是诛之矛盾确存，难逃“美攻”之嫌。　　而如果不肯定“诛暴”，则又可能会导致暴政泛滥、民不聊生、天下之害不能除的混乱局面，这又是与墨子思想相悖的。原因是，墨子非攻,是以保护小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他明确规定了大国与小国的义务：“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弱国外交的思想：“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四邻诸侯。”墨子进而指出了莒、陈、蔡等国灭亡的原因：“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闲于大国之闲，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间者，以是攻战也。虽南者陈、蔡，其所以亡于吴越之间者，亦以攻战。虽北者且不一著何，其所以亡于燕、代、胡、貊之间者，亦以攻战也。”墨子的弱国外交思想，并不符合其对于大国小国确定的义务要求，如果弱国要总以“敬事于大”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则的确有“投降主义”之嫌。墨子关于莒、陈、蔡等小国灭亡原因的论述，是小国“不敬事于大”在先，所以才有“大国亦弗从而爱利”，“弗从而”三字已指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