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因探析_徐玲

第23卷第4期2007年4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NGQ I U TEAC H ERS COLLEGE Vo. l 23 No . 4

Apri. l 2007

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因探析

徐 玲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开封475001)

汉代统治者在历史上首次提出 以孝治天下 的治国方针, 公开倡导以 孝 为本, 使原

本只属于宗法伦理的孝道走进了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为一种泛道德观念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 进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汉代孝治文化, 影响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孝治在汉代成为治国纲领, 并终两汉四百余年而不变, 不是历史的偶然, 而是由汉代的历史根源、社会土壤以及统治者的统治需要综合决定的。

关键词:汉代; 孝文化; 以孝治天下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7) 04-0058-04

摘 要:

汉代是历史上首次公开倡导孝治的王朝, 统治者继承并改造了先秦儒家的孝文化, 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完整而严密的伦理观念。孝治作为施政方针, 在汉代社会得到具体实践运用,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不仅对汉代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孝治文化在中国传统孝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20世纪80年代学者就渐渐涉足对汉代孝治文化的研究, 产生了一些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如: 汉以孝治天下 发微 [1]、 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 [2]、 论汉代的以孝治天下 [3]、 论汉初的 孝治 [4]等, 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汉代孝治文化。但丰富的汉代孝道文化仅有这些研究是远远不够的, 尤其是对于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原因研究, 几近半荒地。本文尝试从广义的孝道观念出发对汉代选择孝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等作一探析。

一、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要求以 孝 作为统治工具

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5](P134)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汉代选择以孝治国, 是由汉代特定的社会物质基础 小农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决定的。

中国长期古代社会中, 自然经济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 [6](P372) 。汉代农耕经济是孝治文化产生的根本因素, 也是影响孝治文化生存的深层机制。

小农经济成为汉代社会主要的经济形式, 个体家庭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源泉和社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 其稳定和繁衍有助于小农生产的顺利进行。小农经济的兴衰和汉王朝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匹夫之力尽于南亩, 匹妇之力尽于麻, 田野辟, 麻枲治, 则上下俱衍, 何困乏之有矣 [7](P101) , 这种收稿日期:2006-11-15

:(), , , , 匹夫 尽力农耕、 匹妇 尽力纺织的小农家庭是小农经济的基础, 整个国家的物质如粮食、布帛以及兵役、徭役等都需从小农家庭出。一个家庭内, 男子力耕 、 女子纺绩 、 一

[8]( 食货志 )

夫不耕, 或受之饥; 一女不织, 或受之寒 , 耕之为事也劳, 织之为事也扰, 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 知其可以衣食之。人之情不能无衣食, 衣食之道, 必始于耕织 [9](P125) 。汉代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了小农户耕织养家、养国的重要性, 小农家庭安则国安, 小农家庭衰则国衰。正因如此, 所以有汉以来统治者就非常关注小农的组织和管理。在选择治国纲领时, 统治者积极借用家庭的道德观念来管理民众。在寻找治国理念的过程中, 他们被先秦儒家的孝道观念所吸引。先秦儒家学说包括政治意识在内的各类观念多以家族道德为原生点, 儒家孝道不但是最好的家庭黏合剂、幸福源, 而且又可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 是最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思想滋养剂。统治者可以利用孝道去限制与引导小农户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可以训育出孝子, 孝子又可以转化为忠臣, 忠臣则利于统治管理。所以汉代统治者采用了以伦理为基础, 以家庭为中心, 以夫妇为起点, 而养成父子之亲、夫妇之爱、兄弟之情, 乃至家族邻里之谊的孝道理论为治国之大策。

汉代的社会结构特征客观上也要求大一统君主专制统治必须以孝道为工具。

血缘宗法结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特征之一。中国由父系家长制向文明社会过渡有着特殊的途径, 希腊的古典奴隶制是冲破氏族血缘关系的支配后建立的, 而中国的国家机关却是利用原始的氏族组织建立的宗法奴隶制, 即所谓的 家国同构 , 血缘关系不仅没有被冲破, 反而成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保留了下来。在西周时期, 国家是由一个个宗法家族组成的, 天子由统治家庭的嫡长子担任, 下边的封国由

第4期 徐玲: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因探析天子的子弟担任。依此类推, 子弟的子弟又组成一个个封国内的家庭, 于是在血缘、宗法上天子与诸侯就是民之父子、兄弟等关系, 在政治上他们又是君臣关系。秦为了发展生产提倡小家庭制,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宗法制, 但血缘家族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汉代血缘家族依然存在, 封建专制政体赖以生长和存在的仍是家庭 家族 国家这种社会结构。 血缘团体是汉代最重要的地方基层结构, 所谓血缘团体指以同姓家族为中心的组织, 如家庭和宗族 [11](P77) 。在汉代封建小农经济条件下, 人们分散居住在广阔的土地上, 因聚族而居又形成一个个家族, 这些分散的、有着独立生机机能的封建家族、家庭组建而成汉代封建大一统帝国。对这些为数众多而分散的基层组织的管理, 朝廷的权威、统治阶级的压制以及各种政治性的约束, 都显得乏力而脆弱, 它必须由家族、家庭的自治来补充和完善。两汉王朝的历史命运就是直接同他们赖以生存的血缘家族、家庭的稳固程度和强弱变化相联系的。朝廷必须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郡县) 和每一个这样基层家族、家庭发生政治、经济上的关系(赋税、兵役等), 才能行使它的统治权力。

男女正, 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 子子, 兄兄, 弟弟, 夫夫, 妇妇, 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 [12]( 彖 ) , 国是家的放大。汉代面临家族、家庭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及整个社会的现实基础的事实, 统治者试图用家庭道德为政治服务, 即使家庭道德与政治道德结合起来, 把 国 与 家 相沟通、 君权与父权 互为表里, 以强化封建的统治权, 使君权得到社会大众的自觉拥护。统治者先在先秦的一些道德理论中, 找出 家国同构 理论, 强调家国一体。依据家国一体的观念, 扩展、改造原来的家庭孝道, 加以大力提倡, 孝道观念就成了汉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本位。又通过 移孝作忠 , 成功地把家庭事亲之 孝 移植进政治领域, 变成了事君之 忠 , 造就了忠孝一体的伦理思想, 从而完成了孝道的政治化, 使君臣关系披上了家庭道德的外衣。统治者成功地使每个人都在这种 家国同构 的社会关系网中接受制约, 实行道德自律, 从而满足封建社会所需要的稳定性和文化自我维护能力。可以说汉代实行孝治实质上是统治者重视孝道所代表和反映的家族、家庭血缘统治的表现,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汉代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加强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而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又为汉代孝道观念的盛行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浓郁的孝文化背景是汉代选择孝治的思想文化前提早在统一的汉政权建立之前, 我国就已产生了明确的孝观念, 如甲骨文中就有了 孝 字, 金文中孝字也多见。西周时期随着个体家庭经济和血缘宗法制度日益成熟和完善, 出于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需要, 在周初, 周公就明确地把 孝 作为一种政治规定, 元恶大憝, 矧惟不孝不友 。对不孝不友者 刑兹无赦 [13]( 康诰 ) , 使孝观念大大发展起来。孝观念不再停留在一种单纯的思想观念层面, 而是演变成为一套完备的文化规范, 上升为一种文化行为, 走出家庭, 成为普遍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更为人们所重视。西周又发展出一整套祭祀制度, 使 孝 在礼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 左传 文公二年 里有 孝, 礼之始也 之句。从一些文献中还可以看出当们重德, 君陈 里

[10]( 商君列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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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君陈就是由于 令德、孝恭, 惟友于兄弟 , 所以做了官。但西周孝道在理论上仍很幼稚, 几乎没有系统的孝道理论。

对孝道进行理论总结工作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正处于百家争鸣时期, 各家对孝道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最典型和成熟的当推儒家孝道理论。儒家适应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的需要, 强调道德义务, 夸大道德的社会作用, 并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方法。对孝亲之情根据自己的社会发展观重新给予阐述, 使孝道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水平。之后, 孝 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的人生哲学, 而且扩大变成了制约人们行为的社会道德规范, 从维系宗族社会生存的观念变成了统治国家的思想观念。也正是由于儒家学派对 孝 的深入阐发和积极倡导, 孝 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孝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孝道的一些基本原则就在此时形成了。这就构成了汉代推行孝治的最大的文化背景。

此时儒家孝文化的主要创造和总结者有孔子、曾子和孟子等。孔子的孝道思想是儒家孝道思想的精髓。孔子总结、发展了商周的孝观念, 第一次对人类的孝行为加以理论概括, 事父母, 能竭其力 [14]( 学而 ) , 当是首次对 孝 的概念的界定。孔子主张做人就要行孝, 这是 修身 、 齐家 的原则。他以 亲亲 为出发点, 推及 尊尊 、 孝悌 、 忠信 , 在理论上对 孝 作了解释, 把 孝 的内涵扩展到宗族、社会、国家, 使之成为社会性的道德准则。孔子孝道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家国并举, 把家庭伦理放大为政治伦理, 把 孝 看成治天下的至德要道。在孔子的孝道理论里, 忠孝关系已经比较明晰。 论语 中多次提到 忠 字, 如: 季康子问: 使民敬、忠以劝, 如之何? 子曰: 临之以庄, 则敬; 孝慈, 则忠; 举善而教不能, 则劝。 [14]( 为政 ) 指出以孝慈之道教化民众, 可以使臣民忠顺于国君。但在孔子眼里, 忠 与 孝 又不等同, 孝父母是绝对的, 忠君不是绝对的, 提出 良臣择主而侍 [13]( 说命 ) 。即忠君之 君 是可以变化的, 孝亲 之 亲 却不可变。据此, 孔子把 亲亲 看作各种道德的基础, 指出 本立而道生 [14]( 学而 ) 。孔子孝道理论注重生前之孝, 认为活着应尽人事, 死后之事就不必多问。祭祀祖先的目的仅仅是进行道德教化, 而不是向鬼神祈求幸福。孔子孝道理论仍坚持了 孝 、 忠 的双向性, 主张 父慈子孝 [15]( 隐公三年 ) , 君仁臣忠, 如: 定公问: 君使臣, 臣事君, 如之何? 孔子对曰: 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 [14]( 八倄 ) 在伦理规范上要求父母与子女、君与臣的权利和义务是双向度的。

孔子弟子曾子结合自身的体验而在孔子孝道理论的基础上演绎、发展出了自己的孝道理论。首先他将孔子的孝道在内涵上加以无限的扩充, 使之几乎囊括了作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所有行为: 居处不庄, 非孝也; 事君不忠, 非孝也; 莅官不敬, 非孝也; 朋友不信, 非孝也; 战阵无勇, 非孝也。 [16]( 祭义 ) 几乎所有的日常行为都关涉到孝道。 孝 在曾子眼中是:

夫孝, 置之而塞乎天地; 尃之而横之四海; 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推而放之东海而准; 推而放之西海而准; 推而放之南海而准; 推而放之北海而准[16]( 祭义 ) 。

孝 由此成了人类活动的根本法则和一切道德规范的总纲, 可以统摄一切社会规范, 成为所有高尚品德的内在依子以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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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总结秦失败的教训。政治家和思想家一般认为尚 暴政 、 酷刑 , 弃绝 仁政 、 德治 是秦王朝覆亡的根本原因。汉代力图和 暴秦 划清界限, 适应社会和人民生活安定的需要, 提出 以礼为教 , 并从儒家孝道思想中得到启发, 立爱自亲始, 教民睦也。立教自长始, 教民顺也。教以慈睦, 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 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 顺以听命, 错诸天下, 无所不行 [16]( 祭礼 ) 。据此统治者把家庭作为 治国、平天下 的出发点, 一方面强调血亲观念以加强小农家庭内部团结; 另一方面, 把小农家庭血亲伦理观念的孝道引申、扩展、转化到政治和社会范畴, 从人性根本上发展出大孝 忠 , 强调 忠孝一体 的政治伦理观念。所以汉代一改秦的措施, 在 任刑 的同时, 更强调 任德 , 用血亲关系来维系社会、家庭内部的稳定; 在思想上强化孝道, 把孝道作为统治思想的重要原则, 以达到治家安国、建立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的目的。

同时, 汉代统治者从秦俗的不良现象中, 加深了对人性及教化作用的认识, 为了巩固统治基础, 主动采取措施移风易俗。

汉初思想家以各种形式向朝廷提出谏戒和忠告, 其中心内容就是要求统治者在管理民众时, 要认真考虑人性, 从而重视德化教育。统治者在建国后的政治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环境对造就人性的重要性, 人性可随环境而变, 这就使教化成为可能。但教化不能无的放矢, 而要依据人情而使民。只有这样才能百姓和亲、国家安宁。那么什么是人之最初的本性? 在探索过程中发现 父子之道, 天性也 [20]( 圣治章 ) , 于是试图用孝道这种人们的自然情感来打开人心的大门, 后又找到相应的中介 移孝作忠 , 渐渐把孝道提高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 变成统治人性的政治工具。在汉代, 统治者认为君、父之间不仅具有许多相通之处甚至还可以合而为一。正是出于此种认识, 汉代统治者希望借助孝道作用巩固自家江山。后来的宣帝对此目的讲得十分明白: 导民以孝, 则天下顺。 [8]( 宣帝纪 ) 西汉中期, 董仲舒适应统治策略的变化, 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相当完备的教化理论:

天地之数, 不能独以寒暑成岁, 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 不能独以威势成政, 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 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 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 教以孝也。必有先也, 教以弟也。此威势不足独恃, 而教化之功, 不亦大乎[21]( 为人者天 ) ?

明王正喜以当春, 正怒以当秋, 正乐以当夏, 正哀以当冬。上下法此, 以取天之道; 是故春喜夏乐, 秋忧冬悲。悲死而乐生; 以夏养春, 以冬藏秋, 大人之志也。是故先爱而后严, 乐生而哀终, 天之当也; 而人资诸天, 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 。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 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 犹阴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 谓之逆天, 非王道也[21]( 阳尊阴卑 ) 。

董仲舒还形象地把教化比作覆卵和缫丝, 中民之性, 如茧如卵, 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 茧待缫以涫汤, 而后能为丝; 性待渐于教训, 而后能为善 [21]( 实性 ) , 要求统治者要以教化修饬 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 使百姓的道德水平有所上升。他还从天那里为汉代政治统治策略的变化找到了合理性根据, 说三皇五帝之世实行德教, 教以爱, 使以忠, 敬长老 民家, , 强

成了以 孝 为中心的道德体系。对父母尽孝, 亦即践行了仁、义、礼、信、忠等美德。孝行所包容的范围和蕴含的意义, 已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身也者, 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 敢不敬乎 , 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归

[17]( 离娄上 )

之, 可为孝矣 , 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 是故道而不径, 舟而不游, 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是故恶言不出于口, 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 不羞其亲, 可为孝矣 , 简直是一举手、一投足都牵连到孝道。

曾子孝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传统孝道的未来发展尤其是汉代孝道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孟子不仅注重以孝道修身, 更强调以孝治国, 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 出以事其长上, 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17]。认为尧舜之所以能德治天下, 原因之一就在于 孝 。因此他将孔子道德学说条理化为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 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孝道理论。孟子提出 天下之本在国, 国

[17]

[16]( 祭义 )

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 而天下太

[17]( 梁惠王上 )

平 , 把孝道原则进一步提升为尊老爱幼, 树立为一种社会公德, 当成 治国 、 平天下 的方略, 提出了流传后世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运于掌 [17]( 万章上 ) 。

孟子孝道理论最突出的是把 孝 与他的人性论联结在一起, 使孔子的孝道理论具有了哲学性质。他提出有名的 四端说 , 认为孝事父母就是人性善自我扩充的必然结果。他将孔子孝道思想进一步简单化、平民化, 并由此使人们具有了极大的道德自信心。他对 人皆可成尧舜 的论证, 也为后来的统治者行仁政教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形而上学力量, 这些都为汉代实施以孝治国奠定了基础。

其他各家也有一定的孝道见解, 如法家以严峻冷酷著称, 但也提出 臣事君, 子事父, 妻事夫 为 天下之常道 [18](P126) 。但相对来说影响汉代孝治最大的文化背景是较成熟的先秦儒家孝文化, 汉代选择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统治思想, 而作为儒家思想一部分的孝文化, 则自然被汉代统治者继承。可以说汉代孝治之苗根是由先秦儒家孝文化的种子发芽而成的。先秦儒家孝道提出的把制定社会规范的权力交给君王的解决办法, 为汉代以孝治国和孝道的广泛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选择孝治是汉代统治者汲取亡秦教训的必然结果春秋战国时, 小农经济的兴盛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秦统一局面形成后,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在统治思想上推行法家学说, 在社会统治方面强调 以法为教 、 以吏为师 , 企图以法的精神建立新的社会统治秩序, 但结果却激化了社会矛盾, 导致了秦二世而亡。汉代建国以后, 接秦之弊, 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曩之为秦者, 今转而为汉矣, 然其遗风余俗, 犹尚未改。今世以侈奢相兢, 而上亡制度, 弃礼谊、廉耻日甚, 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 虑非顾行也, 今其甚者杀父兄矣; 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 至于俗流失, 世坏败, 因恬而不知怪, 虑不动于耳目, 以为适然耳[19](P31) 。

由此可以看出, 对汉初的统治者来说, 为了免蹈秦的覆辙, 大量精力

第4期 徐玲: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因探析弱之难 , 民修德而美好, 被发衔哺而游 , 父不哭子, 兄不哭弟 。他以此论证了实行德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并强调治国安民必须把德化教育放在首位: 国之所以为国者, 德也 [21]( 保位权 ) , 教, 政之本也; 狱, 政之末也 [21]( 精华 ) 。他进一步指出德化教育对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和封建宗法等级秩序的极端重要性: 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 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 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 则 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 君不能使臣, 虽有城郭, 名曰虚邑。 [21]( 立元神 ) 并指出聪明的君王 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立大学以教于国, 设庠序以化于邑, 渐民以仁, 摩民以谊, 节民以礼, 故 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8]( 董仲舒传 ) 。他形象地把道德教化比喻为筑精神堤坝, 能够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思想。在他的理论中, 还论证了对民众进行教化是可能的, 说统治者想把被统治者教化成什么样就能够教化成什么样, 夫上之化下, 下之从上, 犹泥之在钧, 唯甄者之所为; 犹金之在熔, 唯治者之所铸 [8]( 董仲舒传 ) 。董仲舒 以教为本 的教化思想, 为汉代统治者提供了孝治的理论指导。

四儒者入仕、儒学定为一尊是汉代以孝治国长期不变的政治保障

历代以儒学为主要统治思想的政权, 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就与伦理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儒学最重伦理道德的实践, 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思想, 主张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

汉代刚建国, 为了与民休息, 选择了比较保守的黄老思想为统治指导思想。但在使用道家的同时, 也兼用儒者入朝为官, 著名的有叔孙通等, 这些儒者都深受儒家文化熏陶, 不断地向朝廷建议用儒家的德化、礼治来治理国家, 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汉初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从汉武帝之后, 统治思想发生了明显的重大变化。在政治上未占主导地位、处于 待问 的儒家思想兴了起来。汉武帝令三公、诸侯王等荐举 贤良方正, 直言极谏之士 , 策问以古今治道 [8]( 董仲舒传 ) , 以网罗人才, 重定国策。这时又一大批民间大儒被征用到官府。最有影响的是专治 公羊春秋 的儒学大师董仲舒, 他到朝廷应试, 援引 春秋 大一统之精义, 提出了著名的 天人三策 , 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 大力培养儒家知识分子以充实国家官僚机构; 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以 三纲五常 为核心的等级制度, 树立大一统的君主的绝对权威, 深得武帝欣赏。

而此时所谓的儒家思想是经过汉武帝、董仲舒的改造, 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形势的变化而有了新面貌, 它吸收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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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思想, 实现了一次以儒家为主体的新的思想上的大融合。

这样的儒学 定于一尊 的显赫地位, 走上汉代政治舞台, 成为两汉的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 渐渐确立了以董仲舒 三纲五常 为代表的新儒家孝道在社会上层建筑中的统治地位。新儒家孝道给汉代统治者的统治披上了一层道德外衣, 迎合了当时统治的需要。因此统治者不但赋予它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权威, 还借用国家力量去推行它, 如用国家法律来奖惩孝与不孝等, 以至于原来仅仅属于道德范畴的孝观念被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点, 成了汉代的根本治国方策。

总之, 在汉代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统治者提倡孝治, 决非复古守旧, 也非历史的偶然, 而是统治者依据需要而作出的历史选择, 以后的历史又证明了这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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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 he Cause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F ilial P iety in H an D ynasty

XU L i n g

(School o fH istory and Cult ure , H enan U niversity , K a ifeng , H enan P rov i nce , 475001)

Abstrac :t The rulers of H an D ynasty put forth the po licy of governi ng t he country by fili a l p i e t y fo r t he first ti m e and pro m oted the pr i nciple of fili a l piety co m i ng the first , w hich brought t he concept of fili a l p i ety that be l ong s to e t h ics i nto po litics , soc i ety , and cu lt ure and any other aspects o f life i n Chi na , t urned i t i n t o t he soc ial and po liti ca l e t h ics , and has i nfl uenced Ch i na for m ore than t wo thousand years . It i s no t i ncidenta l tha t the po licy o f gov ern m en t by filial piety becam e the gu i de li ne for the govern m ent o f the coun try and lasted fo r four hundred years i nW est and EastH an D ynasty . It i s dete r m ined by the h i stor i ca l roo ts , the so cial so il and the needs o f the ru lers i n H an Dynast y . K ey word s :H an D ynasty ; t he culture of filia l p i e t y ; po liti ca l e t h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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