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为什么不禁摩托车
随着参访团到台湾几天了，最大的印象就是台湾城市里的摩托真是多。
不止在乡下地方是如此，就算在台湾最繁华的三个大都市台北、台中、高雄更是如此。街上停满了摩托，甚至到了令人寸步难行的地步。
马路上甚至满是摩托在争道，每一个路口在停等红灯时，总是有一大群的摩托等在车阵前，一转绿灯，马上蜂拥而出。最引人注目的是，连排气量大的街车也混杂其中。
这不禁令人感到好奇，为什么台湾的城市不禁摩？禁摩的好处显而易见，对于都市的景观与文明、交通的安全顺畅是有极大帮助的。
只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我心中，在繁忙的参访行程中一直没有机会好好与台湾的朋友坐下来深谈。直到参访行程快结束时，在台中丘逢甲大学与几个教授一同坐谈时，才问出了我心中的问题。
其中一名任职于都市设计系的林教授反而大惑不解地反问我，为什么要禁摩，怎么可以禁摩？林教授说摩托是一种很便利的交通工具，最重要的是很便宜，台湾一个工人或刚毕业的大学生，花一个月的薪水就能买一部最阳春的车型。骑摩托的当然都是经济能力较不好的人，如果禁了，他们的生计可怎么办？
对他们来说，摩托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他们是靠这部摩托上班上工的，不能说禁就禁。接着林教授就回忆起他年轻时，还在读研究院时，如何骑着他买来的二手摩托在台北市四处兼职当家庭教师，筹足学费，最后让自己这个农村子弟顺利完成学业。如果没有他那辆摩托，他大概无法完成学业吧。
几个教授也都谈到自己年轻时骑摩托上班工作的经历，甚至其中有一个方教授一直到今天还骑摩托上下班。方教授说摩托便利，他家离学校不过5分钟路程，如果开车那才麻烦，他家中就有三辆摩托，分别是教授自己一辆，老婆一辆，已经读大学的小孩一辆。方教授说他的老婆任职于地方上的小学，他们小学的教师骑摩托的也很多，并不是没有钱买车，只是因为路程近，图个方便罢了。
方教授说台湾一般的家庭里像他们家一样，拥有三辆摩托的比比皆是，小孩子上了大学，通常也会买一辆。台湾一辆新摩托的价钱大约一万元人民币，随车种好坏略有上下，一般的工薪阶级都买得起，大学生暑假兼一份工也能存到这个钱，所以在大学里几乎也是一人一辆的。
那我就问他们，难道就没有想过城市的景观被无所不在的摩托所破坏，禁摩难道不是文明都市都会做的吗？况且摩托污染啊，对都市的空气不好。这时林教授说，政府不能因为要打造一个“看起来”好的城市就枉顾社会百姓的需求。都市看来乱，不是人民的责任，是政府规划管理的不好。叫社会底层的百姓不要骑摩托不是治本的办法，那是锯箭疗法，以他本身都市规划的专业，他完全不能同意。
林教授又说，如果政府能够提出并兴建完善的大众交通系统，让大家都乐意搭公车或是地铁上班，那禁摩也许还有几分道理。但是在还没有做到这一步时禁摩，无疑是剥夺了人民的交通权。试想还买不起车，但是又要到远方工作的工人或刚毕业的大学生们，要怎么办呢？
这时另一名教公共行政的陈教授笑着说，在台湾哪一个市长敢禁摩，那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看看路上满街跑的摩托，那上面载着的是一张张选票啊。 最后这位说笑的陈教授说了一件事，让我感触良多。
陈教授说，在台湾摆个小摊，只要不占道、不卖吃了会拉稀的食物，基本上没有人管。像他们任教的丘逢甲大学外头就是台湾中部有名的摊贩一条街，晚上都是满满的摊贩在经营。公安基本只抓占道的，抓到一次也只罚点小钱。
陈教授说，一个失业的工人，与其让政府每个月花钱去救济他，不如让他上街摆个小摊，做点小生意，一家的温饱就有了保障。小孩上公立学校的钱一学期不到2000元人民币、缴纳医疗健康保险的钱一个月大概要200元人民币，一个经营还不算太差的小摊是可以维持的。
陈教授说，就公共行政学术理论来说，执法也是要讲究“比例原则”的，对于社会的底层要多些宽容，摆小摊的、做小生意的、骑摩托的多是社会上经济能力较差的，执法就要宽松一点。
有些事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好过让他们没有了谋生渠道而要全靠政府救助。但是对于大企业、政府官员就要执法从严，逃税一元，贪污一元也要追究。
就在与这些教授结束座谈后，同团的人都有很深的感触。我这才发现所谓的“法律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执法原来还有所谓的“比例原则”，特别这四个字是从一辈子钻研公共行政的老教授口中说出来，更是令人感到印象深刻，原来所谓执法的“情、理、法”是存在的。
当我们强调要依法行政、建构文明社会时，是否忘了什么是“比例原则”，忘了法律要优先照顾社会上的弱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