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东"看见"中国

　　利比亚新老政权非正常交替，中国反对将此模式拷贝到叙利亚，这对中国在中东的形象是利是弊？中东各方力量又对中国有何期待？怀揣着上述疑问，本刊记者倾听刚从以色列参加完“中以战略安全研讨会”回国的刘康讲述他的中东见闻。

　　刘康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近年回上海交通大学主持人文艺术研究院，将中东研究作为一个重要方向。“中以战略安全研讨会”的发起者之一即该院中东中心的主任陈贻绎教授。陈贻绎的学术训练背景是古代近东和当代中东，精通希伯来语，研究重点是在中东的大国博弈、犹太文化和以色列在中东的地缘政治。该会集结了金灿荣、时殷弘、殷罡等12位中国学者，以方除了专家学者，还有一批外交、国防、安全等领域高官出席。

　　会议中中国学者多认为，海外已经认为中国崛起是事实，中国必须规划如何运用中国力量了。不过，目前看来中国外交大政不会有大变化，依然坚持“低调，为国内发展服务”的方针，但“现在很喜欢软实力”，创办孔子学院是一个正式的标志。中国硬实力增长很快，但国家形象与之不成比例，因此，中国必须构筑自己的软实力。

　　

　　阿拉伯大使们的焦虑

　　中国应该持有什么样的中东战略，在中东应该有何作为？

　　2011年6月28日，阿拉伯驻华使节委员会轮值主席、阿联酋驻华大使欧麦尔・艾哈迈德・白伊塔尔邀请刘康、陈贻绎以及北大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王锁劳教授为阿拉伯驻华大使们做了一天的“关门研讨”。22个阿拉伯国家的驻华大使几乎悉数到场，一天对话下来，刘康发现，阿拉伯驻华大使们都很焦虑，“他们很害怕中国抛弃阿拉伯兄弟”。

　　刘康对记者分析，阿拉伯驻华大使的集体焦虑，主要是因为中以经贸关系发展比较迅猛。1992年中以建交后，中国在中东外交策略是不偏不倚，刻意保持中立。曾任阿拉伯驻华大使委员会轮值主席的叙利亚前驻华大使穆罕默德・海依尔・瓦迪在其一本著作里描写道，他参与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的草创工作时，最难忘的是针对论坛的政治宣言与中国外交部所进行的漫长谈判：“中方对政治宣言中的每一个措词都仔细斟酌，确保其行文不对‘第三方’造成任何伤害，不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情绪……尤其是以色列方面的负面解读。”当然，这位大使也写道：“中国人对阿拉伯各项事业的感情尤其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感情仍然鲜活。”

　　“最近这10几年来跟以色列走得比较近乎，但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的原因，而是由中美关系引起的。”刘康说，“中国外交的核心是中美关系，而以色列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美关系必然会影响中国中东战略，所以中国从邓小平时代开始走一个不偏不倚的路线，不像以前基本上是站在巴勒斯坦这边。”不过，刘康也安慰阿拉伯大使们，“中国从第三世界的立场，从一个民族解放的立场基本上还是同情巴勒斯坦的，还是站在巴勒斯坦一边的。”最近，中国亦明确表态，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那么，阿拉伯驻华大使们到底还焦虑什么？

　　9月初的“中以战略安全研讨会”，以色列那么多的高官来见中国学者，刘康认为主要目的是“游说我们”。而在另外一次刘康和陈贻绎在巴勒斯坦的拉姆安拉会见阿巴斯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拉希姆时，“他叽哩咕噜给我们说了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讲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是多么的重要，这也是在游说我们。”交流沟通一圈下来，刘康发觉，“所有的人都说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阿巴斯的秘书长、阿拉伯驻华大使们，包括以色列的副总理、外长、国防部长都异口同声说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应该参与中东事务，当然都是希望朝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来参与。”这下子，刘康似有所悟了，阿拉伯驻华大使们的焦虑，始自中国在中东外交战略不够明朗，而中国的平衡策略使得他们觉得被疏远了。

　　目前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都认为中国是中东问题的一个重要参与者，那么中国在中东就不能一张牌都不打。“中国不能光顾你自己，否则会被认为是一个只讲利益不讲信誉的国家。我们跟阿拉伯大使交谈的时候，他们都说你们基本上把我们抛弃了。”刘康说，“说中国的老百姓不关心中东，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们说中东处在火药桶上，如果爆炸的话，中国人将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中国的能源对中东的依赖度是非常大的，中东现在是越来越走近中国，中国也应该越来越走近中东。”中国不仅需要一个积极参与的态度，更需要实际行动。

　　概言之，中国需要一个“新中东战略”。

　　

　　建设性参与

　　问题是，参与中东事务，有一个坎很难越过，即中国“不干预政策”。

　　与阿拉伯大使们对话时，刘康惊讶地发现，这些大使几乎异口同声认为，“不干涉政策就是一个‘支持当权者的政策’”，怎么会有这样的曲解？不久前，刘康在南非主办了一个中非关系与公共外交的研讨会，“非洲的意见也认为中国的不干涉政策遇到了太多的问题”，因为中国基本上都是承认现状，认同现政府并与之有大量合作，而一些现政府要么不稳定，要么在当地人看来是独裁政府，中国便“被干涉”别国事务了，我们自己亦觉得很委屈。

　　“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必须跟政府打交道，所以中国跟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说中国现在该怎么办？中国不能一下子忽然改变自己的外交大政，我们必须想出一套积极参与的办法来。北大学者王逸舟提出‘创造性介入’，而我觉得讲‘建设性参与’更明确。”刘康说，全球语境已变，我们再不停地喊不干涉就不与时俱进了，“就跟我们加入WTO是在经济上跟着国际上一块玩，接下来我们要在政治上跟国际上一块玩。”

　　刘康提出“建设性参与”，并建议采取中美乒乓外交的公共外交智慧，中国参与中东事务适宜民间公共外交先行，政府后动的策略。“‘中国人来了’在西方媒体上，听着像一个可怕的事情，我们要把‘中国人来了’变成一个积极的事。”西方媒体一说起中国人在非洲几乎没有好话，其实中国在非洲做了很多积极的事情，资助了很多民生项目，但是因为一开始并没有一个公共外交体系来协助官方外交的战略，在国际舆论上显得非常被动。

　　刘康和陈贻绎两人更进一步，策划了一个公共外交事件，即第一次由学术智库牵头组织、民间力量参与，一批中国企业家赴巴勒斯坦考察，探讨帮助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参与有形和无形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能性。令他们略感意外的是，这个方案不仅我国外交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认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面都赞同，阿拉伯大使们更乐见其成。

　　“我们的想法是让中国的企业家到巴勒斯坦去，不仅仅去考察投资机会，更能够以民间行动，向巴勒斯坦兄弟姐妹做出我们要‘建设性参与’的姿态，以提高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定位。”刘康和陈贻绎说，“以经济建设为切入口，中国完全可以参与到巴以和解进程中，而巴以问题是整个中东地区的敏感中枢和聚焦点，在巴以进程中有话语权，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中国通过这个点，可以撬动的不仅仅是中东，而是国际上各个和该地区关系密切的大国们。”

　　在中、美、欧三极力量中，刘康认为比较中立地参与中东事务的，正是中国。“美国是百分百偏袒以色列，欧洲国家情绪比较复杂，他们过去一直迫害犹太人，所以对犹太人有一种负罪感，但是欧洲国家又不像美国那样全力站在以色列那边，欧洲国家这么多年的历史教训即两次世界大战使他们更加同情弱者，同情巴勒斯坦。”而从阿拉伯驻华大使们异口同声说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的言论中，刘康也听出一种更高的期待，那么中国以什么样的中东战略承载这个新期待？

　　“中国不能说，我们承担不起这个期待吧？”刘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