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的若干思考

　　[摘要]对一种文学现象追踪其生存发展轨迹，探究其发展变化规律，总结其正反经验，是历时性研究，也叫作历史性研究，对敦煌文学的研究也不例外。从4～14世纪，敦煌文学一直持续了千年之久，敦煌文学研究既包括敦煌俗文学研究，也包括敦煌雅文学研究。以此，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就有了清晰的轮廓。

　　[关键词]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敦煌文书；敦煌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4-0005-09

　　大家都知道，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必定会有自身的酝酿、形成、发展和衰亡过程。研究这个过程，追踪其生生灭灭的轨迹，探究其发展变化规律，总结其正反经验，就是历时性研究，或者叫历史性研究。简而言之，研究文学现象的历史进程，就是历时性研究。一般所说的文学史研究，就属于这种研究。

　　显然，历时性研究是和共时性研究相对的一种研究。在历来的文学研究中，共时性研究是相当普遍的。这种研究是把一种文学现象从生到灭的历史进程压缩到一个横断面上、一个平面上进行研究，而不怎么顾及历史进程。这种研究有其优点，可以使人们从总体上研究一种文学现象，把握其内容和形式的特点，把握其总体风貌。然而，仅有这种研究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种研究舍弃了过程研究，而舍弃了过程研究的研究，是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一种文学现象的。所以，在共时性研究之外，还应当有历时性研究。

　　那么，就敦煌文学研究而言，是否也应当在进行共时性研究的同时，也进行历时性研究呢？为什么现在应当提出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这个当务之急呢？如果要进行，那么该如何进行呢？本文拟就此谈一些不一定完全正确却应当说有其意义的看法，向大家请教。

　　一、敦煌文学：一个有千年历史进程的文学现象

　　关于在进行共时性研究的同时，是否也进行历时性研究的问题，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由于敦煌文学是一个有其千年历史进程的文学现象。不过，是否如此呢？毫无疑问，敦煌文学研究界并没有谁否认敦煌文学有其自身的历史，至少还没有见到有谁公开地否认过这一点。然而，在敦煌文学研究界，从历史发展过程的角度研究敦煌文学的专家学者迄今还不多。这至少表明，敦煌文学研究界还没有普遍清醒地意识到敦煌文学是一个具有历史进程的文学现象，更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历史进程长达千年，而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谈到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问题。那么，情况究竟如何呢？

　　关于敦煌文学是具有历史进程的文学现象这一层，是好说的。因为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必定是有自己的生灭历程的，敦煌文学也不例外。近若干年中，敦煌文学研究界一些专家学者也多少意识到这一层，有些著作专列章节讨论从唐初到五代宋初的敦煌文学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关于这个历史进程究竟有多长，关于敦煌文学的历史起迄和延续时间总长，敦煌文学研究界的认识就不怎么一致了。事实上直到现在敦煌文学研究界还普遍而隐约地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敦煌文学属于唐代文学；略好一些的，也只是以为敦煌文学属于唐五代宋初文学；即便前伸后延，也伸不了多少、延不了多少。中国人民大学编印的《复印报刊资料》中《中国古代、近代文学》里面，就基本上是把敦煌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收入唐代部分。笔者本人原先也是持这种看法的。20世纪80～90年代，在已故周绍良先生的指导下，笔者和10多位敦煌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起编写了一部《敦煌文学概论》，其中的上编第四章第一节《敦煌文学的历史演变》就持此见；其第五章《敦煌文学的历史贡献》的第二节，从以《敦煌文学和唐、五代、宋初的中国文学》①为目看，也是如此。按照这种看法，敦煌文学的历史显然只有大约7～10世纪的400多年而没有千年。然而，这种普遍而隐约存在的看法，其实并不妥当。因为在笔者看来，这个历史进程实际上长达千年，而绝不限于唐五代宋初。既然如此，那么首先就会遇到一个根本问题，即凭什么说敦煌文学有长达千年的历史进程？

　　大家知道，敦煌文学是整个敦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敦煌文化大约存在了1000年之久。敦煌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其存在的历史和敦煌文化一样，确实也长达千年。这倒不是由于敦煌文学是敦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才这样说，而是由于敦煌文学开始、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乃是和整个敦煌文化开始、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大致相应的。只是由于人们对什么是敦煌文学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回答不同，这才发生了敦煌文学的历史是否有千年之久的问题。如果像敦煌文学研究史上先前曾经有过的那种情况，即把敦煌文学仅仅理解为俗文学或仅仅理解为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文学作品，那么敦煌文学的历史确实不到千年。但是，如果对“敦煌文学”这个概念作新的理解和界定，其结论就会大大不同了。因而，要回答为什么说敦煌文学的历史有千年的问题，还得从什么是敦煌文学这个问题谈起。

　　和对任何事物用一个概念加以表示、以概括一样，对敦煌文学这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要用一个概念加以表示，那是必须考虑这个概念能否涵盖所要表示的敦煌文学这个文学现象的全体，并在对其理解上也应体现出来的。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可以看到，“敦煌文学”这个概念的出现和对这个概念的切合实际的界定的形成，乃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敦煌文学研究史上，“敦煌文学”这个概念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在研究史的较晚阶段才出现的。敦煌文学研究这门敦煌学分支学科的那些开创者们，并未给予他们的研究对象一个总名。大约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和三四十年代，在敦煌文学研究界出现并流行“敦煌俗文学”这样一个概念；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许多年中，这个概念仍然流行。采用这样一个概念，就采用者而言，未必是要将其当成敦煌文学研究对象的总名。然而，大约由于这个概念的采用者们大都不曾明白地指出并强调敦煌遗书中还存藏有并不属于俗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敦煌文学的研究者们也大都在研究工作中很少从文学角度注意并涉及敦煌遗书中这些并不属于俗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便渐渐地造成了敦煌文学研究对象中只有俗文学这样一种错觉；当年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如游国恩等主编的那部影响很大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在谈及敦煌文学时只介绍俗文学而不及其他，客观上更加深了这种错觉。于是，“敦煌俗文学”这个概念便无形中成了敦煌文学研究对象的总名。以“敦煌俗文学”为敦煌文学研究对象的总名，在强调敦煌遗书中俗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方面自然是有好处的。然而，总的说来，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当仔细审读敦煌遗书的时候，并不难发现，其中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字，即使除去那些产自中原而又并非独存于敦煌的作品，那也仍然是远非俗文学所能括而尽之的，甚至连被“敦煌俗文学”这一概念的采用者们当成俗文学作品的一些作品，诸如韦庄的《秦妇吟》、张永的《白雀歌》、佚名的《云谣集》等，也都不是俗文学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雅文学之作。不仅如此，仔细翻检传世文献，人们还可以看到，在敦煌遗书之外还多少保存着一些敦煌地区本地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不是俗文学之作，而且有的出现的时间还很早，早到十六国时期乃至之前，有的出现时间相当晚，晚到蒙元时期。就是说，在敦煌文化存在的1000来年间，不仅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文学作品，而且既有俗文学，又有雅文学。所以，如果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敦煌俗文学”这一概念，而不是以之作为敦煌文学研究对象的总名的话，那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可能还有好处。但是，如果将其当成敦煌文学研究对象的总名，以之概括敦煌文学研究的全部对象，那就很成问题了。这样一来，出现一个新的概念，以之作为总名，也就是必然的了。这个新的概念不是别的，正是“敦煌文学”。 　　其实，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敦煌文学”这个概念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在当时，尚未引起广泛注意。到了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概念才迅速而广泛地流传开来。首先是张锡厚的《敦煌文学》一书②径以“敦煌文学”四字作为书名。紧接着是1982年7月底到8月初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径以“敦煌文学”四字入会议名称。自此之后，作为敦煌文学研究对象的总名，“敦煌文学”便成为一个被敦煌文学研究界和整个敦煌学界所普遍接受和使用的一个概念。笔者自己也于此前后，采用了这个概念。“敦煌文学”这一概念的出现和流行，对敦煌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打破了先前那种对敦煌文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仅仅局限于俗文学的框框，标志着敦煌文学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在“敦煌文学”这个概念出现和流行之初，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却仍然是不怎么确切和过于狭窄的。一方面，研究者们使用这个概念，以之作为敦煌文学研究对象的总名；另一方面，“敦煌俗文学”概念流行时期的框框实际上还没有完全被冲破。这种情况不仅反映在研究者们仍然基本上把注意力集中在敦煌遗书中的俗文学作品上，而且反映在对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所作的论述以及对“敦煌文学”这个概念所作的界定上。笔者自己也和敦煌文学研究界的许多专家学者一样，仍然基本上把敦煌文学的研究对象局限在俗文学的范围中：采用了“敦煌文学”这个概念，然而心目中的“敦煌文学”和“敦煌俗文学”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差别。总之，新的总名虽然出现和流行起来了，而在包括本人在内的诸多研究者的心目中，“敦煌俗文学”概念的影子还一时未能完全挥去，还不时地飘浮着；敦煌遗书中那些本应系于新的总名之下的非俗文学之作，仍然基本上被摒弃在外。至于与此相联系的敦煌文学的历史应当前伸后延，整个历史过程应当和敦煌文化一样长达千年的问题，人们更是没有意识到。

　　对敦煌文学内容和范围的这种不怎么确切的、过于狭窄的理解，自然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果然，正确理解“敦煌文学”这个概念，全面把握敦煌文学内容和范围的趋势，很快就出现了。还是在1983年8月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在经过认真思考之后，笔者就曾在提交讨论会的论文《关于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作品》③中指出：在敦煌文学研究界，现在一般都认为敦煌文学有歌辞、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等类；这样的分类虽然大体符合敦煌文学的实际情况，但是也还是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按照这样的分类，敦煌文学中的一类重要作品即散文作品，无形中被排除在外了；考虑到无论古代或当代，散文在文学领域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怎么可以把敦煌遗书中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作品排除在外，或者对之不予重视呢？这里，笔者力图在突破对敦煌文学内容和范围的偏狭理解方面做出努力。不过，这还仅仅是初步的努力，大约由于论述既不充分又人微言轻，这篇论文虽然受到与会的周绍良先生首肯，但并未在敦煌文学研究界引起太多的注意。

　　真正对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全面加以把握且在敦煌文学研究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是周绍良先生。还是在1985年，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决定邀请10多位专家学者编写一部《敦煌文学概论》，并特请周绍良先生担任编写顾问。1986年9月下旬，课题组利用在酒泉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后更名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年会之机，召开首次编写会议。在这次编写会议上，周绍良先生突出地提出了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会后，周绍良先生在认真查阅资料和深入进行思考之后，撰写了一篇题为《敦煌文学概论》的长篇论文，先是提交于1987年6月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其后又在7月下旬在天水举行的《敦煌文学概论》第二次编写会议上将其复印散发。该文明确地指出：“过去对‘敦煌文学’的认识我们觉得是比较狭隘了，我们现在根据上述的观点，要把‘敦煌文学’的范围重新扩大……对敦煌文学的研究，只限于俗文学方面是不够的，对传统文学的探讨，也不能排斥在敦煌文学外，它哺育了敦煌作家，并保存了一些中原佚失的重要作品，不在敦煌文学中讨论到，是不应该的。”应当说，这是“敦煌文学”概念出现和流行之后，人们对其内涵在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飞跃，因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对敦煌文学内容和范围作偏狭理解的时期就此结束，全面把握敦煌文学内容和范围的时期终于到来了。笔者以及《敦煌文学概论》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对周绍良先生的看法当然深为佩服。所以，在为比较好地完成《敦煌文学概论》的编写任务而先行编写的《敦煌文学》一书④中，忝为主编的笔者本人，也就采纳周绍良先生的论述并参以己见，在《总说》中对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进行了新的论述；在紧接着完成的《敦煌文学概论》一书的《导言》中，笔者又为“敦煌文学”这个概念做了如下界定：

　　所谓敦煌文学，指的就是（保存于敦煌遗书中的）所有这些文学作品中那些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唐、五代、宋初的文学作品。⑤

　　现在看来，这一界定比起先前在很多研究者中存在的把敦煌文学仅仅理解为俗文学的认识来，当然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

　　然而，本来这个界定主要针对的是对“敦煌文学”概念的先前那种只限于俗文学方面而将传统文学排斥在外的偏狭理解，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属于从雅、俗角度提出的问题。因而，现在看来这一界定本身也还是有不够圆融之病的，仍然没有意识到敦煌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其历史起迄长达千年，因为仅就敦煌遗书而言，其中所保存的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字，其产生的时代就并不限于唐、五代、宋初，而是还包括先唐的长时期和沙州回鹘统治时期至元末时期。这个定义却既把敦煌文学形成的时间定得过晚，又把敦煌文学衰亡的时间定得过早。同时，也没有意识到，敦煌地区历史上产生的文学作品，固然绝大多数都是靠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但也还有一些如李暠的《述志赋》等是藉由传世文献如史传著作等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这些作品和敦煌遗书中所保存下来的敦煌地区本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实在没有理由将其排斥于敦煌文学内容和范围之外，而按照现在所说的这个定义，这些文学作品势必要被排除。所以，后来又对这个界定几次进行修改，使之更加完善。又考虑到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内部各种成分中始终存在的主体与非主体组合关系方面的特点，在撰写现在正在出版的《敦煌文学千年史》时，为“敦煌文学”这个概念做了一个最新的界定： 　　所谓敦煌文学，指的是主要保存并主要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由以唐、五代、宋初为主要创作时代的、以敦煌地区为主要创作地区的文学作品构成的文学现象，其内部构成的主体乃是中原传统的文学。

　　这个界定实际上可以具体为四个要点：第一，敦煌文学主要指保存于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而这也就是说敦煌文学不限于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文学作品，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敦煌人写敦煌事的，诸如李暠的《述志赋》等作品，或外地人在敦煌写敦煌事的作品、诸如岑参的《燉煌马太守后庭歌》等作品，亦应归入敦煌文学；第二，敦煌文学主要指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而这也就是说敦煌文学不限于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敦煌遗书中还有大量诸如李白、高适、白居易等的诗作在传世文献中也有保存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也应包括到敦煌文学中；第三，敦煌文学主要指以唐、五代、宋初为主要创作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敦煌文学主要是唐、五代、宋初创作的文学作品，但并不限于此，而是还有先唐的长时朝和沙州回鹘统治时期至元末明初时期的文学作品；第四，从内部构成讲，敦煌文学实际上是以中原传统的文学作为主体，而与来自其周边地区乃至丝绸之路东、西两端更远之地的多种文学成分并生共存。这种以中原传统文学作为主体而又与外地传入之作品并生共存的内部构成，从十六国时候起，一直持续到归义军曹氏时期之末，之后才逐渐发生作为主体成分的、属于中原传统的文学的地位由削弱到消失的变化，而敦煌文学的历史也就与此同时步入了衰亡过程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敦煌文学主要是敦煌地区本土的文学，敦煌文学史主要是敦煌地区本土文学史。按照这样的界定，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从共时性角度讲，固然包括雅文学之作和俗文学之作；而从历时性角度讲，除了从西汉末年到西晋时期长达400年之久的酝酿期外，从4～14世纪，一直存续了大约1000年。既然如此，那么说敦煌文学的历史长约千年之久，自然就应当说是可以的了；说敦煌文学研究中必须有历时性研究，或者说必须研究敦煌文学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进程，也应当说是可以的了。

　　二、历时性研究：敦煌文学研究当务之急

　　如上所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种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学现象，敦煌文学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即敦煌地区的一秦四凉时期开始，到元末明初终结，前后延续了大约1000年。在笔者看来，在这1000来年间，敦煌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发展、繁荣到消亡的发展过程。然而，和对敦煌文学的历史长达千年的认识不够有关，对这个千年过程进行研究，迄今仍是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白。

　　这里，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百年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

　　严格地说，我国的敦煌文学研究起始于1909年。但如果放宽尺度，也可以说起始于藏经洞文书出土的1900年。至2000年，恰好100年。还是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的2000年，笔者在出席《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哈尔滨主办的“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时，提交了一篇题为《与世纪同龄的敦煌文学研究》的论文。⑥现在看来这篇论文显然有需要修改之处，但笔者以为仍然是大致可以成立的。在这篇论文中，笔者把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这个100年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阶段：l900～1924年为第一阶段，1925～1949年为第二阶段，1950～1966年为第三阶段，1967～2000年为第四阶段。这四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作为标志呢？

　　第一阶段：先是1900年藏经洞文书出土，大量敦煌文献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劫至国外，后是我国学术界惊悉之后大声疾呼朝野识宝重宝，并对当时国内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进行校录刊布和初步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振玉、王国维、董康、刘师培等，主要成果有《敦煌零拾》（罗振玉，1924）、《沙州文录》（蒋斧，1909）和《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王国维，1920）等，其中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可以说是我国敦煌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这个阶段可以认为是敦煌文学研究的草创期。

　　第二阶段：主要特点是到国外搜阅敦煌文献，并以此为基础，以俗文学为中心，进行敦煌文学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刘复、向达、王重民、姜亮夫、郑振铎、卢前、朱祖谋（彊村）等，还有胡适和陈寅恪等。主要著作有《敦煌掇琐》（刘复，1925年）、《云谣集》校录本（朱祖谋，1924年、1926年）、《敦煌文钞》（卢前，1948年）以及许多学者所写有关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甚有价值的敦煌俗文学，特别是变文的论文。这一阶段，“敦煌俗文学”概念出现并广泛流行。这是敦煌文学研究初步发展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所写有关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甚有价值的敦煌俗文学，特别是变文的论文”一语中的“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甚有价值”几个字，是现在加上的，2000年写的那篇《与世纪同龄的敦煌文学研究》中并没有这几个字。加上的原因是敦煌文学中甚有价值的作品固然有俗文学作品，但并不限于俗文学作品；说俗文学作品甚有价值是从其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关系而言的，如果从对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关系方面说，那就要说敦煌地区本土作品是最为重要的，而俗文学之作并非都是敦煌地区本土作品，敦煌地区本土作品也并不限于俗文学之作，而是还有大量雅文学之作应当包括在内的。只是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敦煌俗文学很有价值，因而当年也才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第三阶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敦煌文学研究走向繁荣。一是研究队伍扩大，除了如郑振铎、王重民、向达等一些仍健在的老学者继续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耕耘外，还出现了诸如启功、周绍良、任二北、蒋礼鸿、程毅中、王庆菽等当时处于中青阶段而令人敬重的专家学者。二是成果很多，主要有《敦煌曲子词集》（王重民，1950年）、《敦煌变文汇录》（周绍良，1954年）、《敦煌曲初探》（任二北，1954年）、《敦煌曲校录》（任二北，1955年）、《敦煌变文集》（向达、王重民等六人，1957年）等以及一大批重要论文，其中有些迄今仍是治敦煌文学乃至整个敦煌学者的案头必备书。三是研究工作的深度有加，王重民、周绍良、程毅中等先生的许多有关变文和曲子词等的论文都有新的学术开拓。这是敦煌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阶段，“敦煌文学”这个概念也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或云，概念即分类。“敦煌文学”这个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意在与“敦煌俗文学”这个概念在所概括的对象上有所区别，虽然提出者或者还未明确地意识到这一层。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敦煌文学研究也未逃脱厄运。但自进入新时期以来，敦煌文学研究不仅迅速复苏，而且迅速发展、迅速繁荣，真可谓人才众多、成绩辉煌。除了前一时期的一些专家学者如周绍良、王文才、程毅中等先生继续在奋斗外，张鸿勋、项楚、张锡厚、柴剑虹、李正宇、龙晦、高国藩等当时还处于中年的学者以及许多新涌现的青年学者，撰著了许多重要专著和论文。这里，笔者无法也没有必要详述一切，只想强调一点，即这个时期的敦煌文学研究从总体上看，确实是上了一层楼。其主要标志是对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有了新的认识，使敦煌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再限于俗文学，而是还包括雅文学。而体现这一新认识的，便是前述在周绍良先生指导下，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文化研究所的前身）主持、全国许多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两部书《敦煌文学》（1989年）和《敦煌文学概论》（1993年）。笔者这样说，确实不是自卖自夸，而是实际情况如此。本来我们的目标是争取这两本书有10年的学术寿命，希望10年后能有新的更好的同类著作来替代这两本书。现在看来，这两本书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在有机会修订时加以修改。比如关于敦煌文学历史起迄问题，关于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文学的总体估计问题等，笔者本人以为就需多修改。但是，总体上说，这两本书似乎还没有完全过时，还有用处。总之，在第四阶段中，我国的敦煌文学研究向前大大地跨跃了一步。

　　以上是按2000年那时候的阶段划分讲的。现在，时间又过了10多年。这10多年的情况又如何呢？笔者个人以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我国的敦煌文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称为第四阶段本身的新时期，更可以称为继第四阶段而来的第五阶段。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10多年的敦煌文学研究，出现了前此百年间的敦煌文学研究所未曾有过的新趋势、新苗头。这个新趋势、新苗头是什么呢？

　　自2000年以来，敦煌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依然很多。比如张锡厚的《敦煌文学源流》（2000年）和《全敦煌诗》（2006年），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2000年），张鸿勋的《敦煌俗文学研究》（2002年），伏俊琏的《敦煌文学文献丛考》（2004年），汤珺的《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2004年），王昊的《敦煌小说及其叙事艺术》（2005年），邵文实的《敦煌边塞文学研究》（2007年）等，就出现在这几年间。这些著作均有大可称赞之处，其中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特别是《全敦煌诗》虽均仍有若干可议之处，而在敦煌诗歌整理上的贡献是十分重大的；伏俊琏、汤珺、王昊和邵文实等各自的著作，则又充分显示出我国敦煌文学研究雄厚的学术后继实力。

　　不过，笔者以为，对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来说，2000年以来最堪注意、最具标志性意义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另外的东西。这个另外的东西就是对敦煌文学整个历史进程的历时性研究的出现。熟悉敦煌文学研究历史的朋友大约都可以看到，2000年以前百年间的敦煌文学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共时性研究，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把敦煌文学当作同一个时间断面上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而没有看到敦煌文学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学现象，是一个并非凝固不动而无发展进程、无生灭升沉的文学现象。然而，敦煌文学是有自己的千年生灭盛衰史的，敦煌文学研究者理应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为理论支撑去进行敦煌文学的全过程的或分时段的、宏观的或微观的研究。否则，那就很难真正全面、科学地认识敦煌文学。而还在20世纪末，情况就开始在变，开始出现了对敦煌文学历史进程的研究。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在《敦煌文学概论》中，有一节是讲敦煌文学历史的，执笔者是李正宇先生。这可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惜的是只讲了唐五代一段。之后，笔者本人写有专论敦煌文学千年历程的文章，但仅仅是一篇文章，很难谈得多么好，而且现在看来其中的论断有些未必正确。进入新世纪以来，鉴于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的现实状况，笔者本人申报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西部项目《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现在已经拿出了最终成果的文稿。这就是说，新、旧世纪之交的这若干年间，确实出现了一种新风气，即把研究敦煌文学历史进程提上日程的风气。能有这个新风气，对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来说，实在是一件重要的事态发展，或至少是一个重要的预兆，预示着敦煌文学研究中既有共时性研究，又有历时性研究的新阶段开始到来。不过，由于这种研究为时尚短，还没有出现多少成果，不成气候。笔者本人所承担的《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课题已经结项，但其最终成果《敦煌文学千年史》虽然正在出版，可能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但其实也只是试一为之之作，并不成熟。所以，仍然可以说，敦煌文学研究中既有共时性研究又有历时性研究的新阶段还没有真正到来，空白依然存在。

　　总之，敦煌文学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期间有过曲折，但总的说来是成果累累、成绩辉煌。在敦煌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是走在前列的。然而，发展到现在，却有一个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当然，可做的事很多，现在应着重做好几项急迫的工作。那么，当务之急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最重要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加强敦煌文学基础性研究中的弱项研究。这里，指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敦煌文学是以中原传统的文学为主体的多元文学。所谓多元，指的是除了主体文学成分之外，还有少数民族乃至国外的文学成分，这些处于非主体地位的文学成分在敦煌文学研究中理应得到重视和研究。然而，100多年来，敦煌文学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是敦煌文学中的主体文学研究。对处于非主体地位的文学成分，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成分，大约同其所用文字为敦煌文学研究界绝大多数同志所不熟悉有关吧，长时期中可以说并未怎么研究过。只是到了近多年，才有王尧、陈践、黄文焕、史金波、杨富学、牛汝极、杨铭等专家学者进行作品挖掘、整理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很不够，甚至可以说还处于初始阶段。笔者在进行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时，对此深有体会，因为笔者自己并不懂得当年敦煌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字，不能直接阅读当时敦煌地区用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亟需借鉴有关研究成果，而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实在不多。所以，笔者希望有条件的专家学者能够多多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笔者猜想，敦煌文学研究界的专家学者们也会有同感同愿；笔者相信，这方面的工作，对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敦煌文学，将会是功德无量的。 　　其次，必须加强理论层次的研究。还在数年前，笔者就曾经在一个场合说过，敦煌学研究应当在继续进行微观的、具体事象研究的同时，把加强理论层次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之后的好几年中，笔者又先后在好几个场合强调过这一点。一直到前不久，笔者仍然在几个场合就此进行呼吁。之所以如此，实在是感到敦煌学研究如要深入发展，如果没有理论层次的研究，将会十分困难，而这种研究时至今日仍然是很不够的。就敦煌文学研究而言，也是如此。

　　应当说，对敦煌文学的理论层次的研究，以前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过并有一定的成绩。然而，应当承认，敦煌文学研究界对这种研究的重视是不够的。在有些研究者那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偏见，即认为只有进行微观的、具体事象的研究，特别是敦煌文学作品的校勘整理以及作者和作品创作或传抄时代的考证之类，才算是研究，才有价值，而进行理论层次的研究算不上什么研究，或至少算不上什么有价值的研究。大约与此有关吧，敦煌文学研究中理论层次的研究方面，成绩也还相当有限，许多理论层次上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而这种情形实际上影响着对敦煌文学的整体把握。如何对敦煌文学进行分类，就是一例。当年，《敦煌愿文集》出版之后，就曾有过一个究竟什么是愿文的问题，引起敦煌文学研究界的议论，但还没有牵涉到整个敦煌文学的分类问题。这里，笔者仅想从《全敦煌诗》说起。

　　《全敦煌诗》无疑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笔者曾就该书写过一篇评论，发表于《敦煌研究》2008年第3期，题目是《〈全敦煌诗〉的重大贡献及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这篇评论中，笔者讲了《全敦煌诗》的重大贡献：《全敦煌诗》既是一部把可以归入敦煌诗歌的诸多体类的作品都加以收录的著作，又是一部把全部敦煌诗歌作品基本上搜罗无遗的著作，至少在敦煌诗歌整理方面，是目前所见收录最为齐全、规模也最大的，完全可以视为足本，大凡应收和可收的大致均能从中看到；《全敦煌诗》既是全录的足本，又在校勘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从而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大大地缩小了这方面还存在的差距；《全敦煌诗》所收诗歌作者小传的撰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此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其中对众多原本已知或经考而知之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的简明扼要的考述，应当说是迄今最为齐全，因而也就是令人可喜之至的。在讲其重大贡献的同时，笔者又指出，《全敦煌诗》确实还存在着若干不足，其中最主要的是《全敦煌诗》实际上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将敦煌遗书中存有写卷的《诗经》、若干中原类书（如《类林》、《事森》、《语对》、《励忠节钞》等）之类写卷中的诗作、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流行颇为兴盛的邈真赞、儿郎伟式作品等均收入书中是否合适的问题。这里，笔者只想说，《全敦煌诗》所收作品似乎过于宽泛了些，而这就不仅如同我在文章中所说的“是一个牵涉到究竟什么是敦煌诗的大问题”，而且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更进一步的理论层次上的问题，即敦煌文学的分类问题，即不仅是《全敦煌诗》的编著者，而且是整个敦煌文学研究界都还未能从理论层次上真正解决的敦煌文学分类问题。

　　其实，敦煌文学的分类问题，仅是敦煌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理论层次上的问题之一。有关敦煌文学各个类别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且不说起，但就整个敦煌文学而言，对诸如敦煌遗书（以及传统文献等）中的那些文字可以算做文学作品（或准文学作品）、敦煌文学的内部构成、敦煌文学中敦煌本地作品和外来作品的主次、敦煌文学中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的关系和主次、敦煌文学的灵魂、敦煌文学的艺术风貌、敦煌文学和中原腹地文学的关系、敦煌文学和外国文学以及敦煌地区周边民族文学的关系、敦煌文学的价值、敦煌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等，迄今仍然认识得很不充分、很不深入。就连什么是敦煌文学这个敦煌文学研究中最为根本的问题，迄今为止，实际上也还未能真正解决。如前所述，笔者自己多年来曾就这个问题反复思考，先后多次对“敦煌文学”这个概念进行过界定，而且自以为每一次新的界定都较前一次多少有所进步。但是，对一直到在和另一位同志合编的、出版于2000年的《西陲文学遗珍》中所作的界定，仍然觉得未必完全妥当。所以，在其后进行“敦煌文学的历时性”这个课题的研究的时候，对这个界定重又进行了思考，并在作为该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的《敦煌文学千年史》书稿中再次进行了界定：“所谓敦煌文学，指的是主要保存并主要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以唐、五代、宋初为主要创作时代，以敦煌地区为主要创作地区的文学作品。”然而，笔者自己对此仍然不十分自信。究竟什么是敦煌文学，笔者以为仍然是个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总之，对敦煌文学的理论层次的研究，现在是应当加强的时候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微观的、具体事象的研究不必再进行。实际上，这方面的工作虽然百年来成绩斐然，而任务仍然很重，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很重要，仍然需要继续进行。笔者只是说，时至今日，再也不能让理论层次的研究不够的状况继续下去，更不能忽视乃至排斥理论层次的研究。

　　最后，必须开展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把填补这个空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如同前面已说过的，由于受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限制，有关敦煌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缺少对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即对敦煌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当然，并非绝对无人进行，在诸如《敦煌文学概论》、笔者本人撰著的《敦煌文化》和《西陲文学遗珍》等专著中，均有专门文字论述敦煌文学的发展过程。在《敦煌文学概论》的第四章第一节《敦煌文学的历史演变》中，该章的执笔人李正宇先生首次从历时性角度对敦煌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论述，很有贡献。然而，遗憾的是所论述者仅仅限于唐、五代、宋初。在《敦煌文化》一书的《敦煌文化中的文学》一章中，⑦笔者论述了敦煌文学从酝酿、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千年历程。然而，不仅论述甚为简括，而且现在看来还存在着若干并不一定确当的论述。后来，笔者本人还曾发表过题为《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专门论文，但同样是甚为简括，而且现在看来还存在着若干并不一定确当的论述。总之，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方面的成果，数量既少得可怜，论述也甚欠周详，某些论述现在看来也还值得进一步斟酌和纠正。笔者所写《敦煌文学千年史》，可能前进了一步，但不仅还未出版，而且也只是试一为之，自己仍然觉得并不成熟，实际上仍然还是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缺项，亟需加以填补。笔者希望包括贵院敦煌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在内的敦煌文学研究界，能够有更多的同志参与到这个新阶段的开创工作中来。相信这方面的工作必定能够取得重要成绩，必定能在敦煌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上做出重要贡献。 　　三、新的课题：从新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

　　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是个大题目，怎么做这个大题目？在这个大题目下应当做些什么文章？笔者以为，自然是各人可以“自行其事”、“自做主张”，按照自己的情况选题的。可以进行敦煌文学千年史的通史式研究，也可以分阶段进行历时性研究；可以从文学体式角度分类分体进行历时性研究（如敦煌讲唱文学发展史、敦煌愿文发展史等），也可以从文学思想内容角度分题材或主题进行历史过程研究（如敦煌抗击外来侵扰文学史、敦煌孝道文学史等）；还可以进行敦煌本土文学历史研究、敦煌地区外来文学传播史研究和敦煌地区与地区之外（如与西域、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和国家或中原、四川等地区）的文学交流史研究，敦煌地区佛教文学历史研究、道教文学历史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等。总之，可选之题甚多，不必担心无事可干；只要用心用力，总可拿出多而好的成果。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以下两项工作：

　　其一，要打好基础。历时性研究是敦煌文学研究中高层次的研究，是敦煌文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进行的研究。就是说，要进行历时性研究，必须对敦煌文学及其研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既比较全面地把握敦煌文学作家作品，又比较全面地了解敦煌文学研究的成果。这里面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第一，在翻检敦煌遗书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弄清敦煌文学究竟都有些什么作品，弄清每个历史时期各有些什么作品，弄清作品产生的时间；第二，在翻检敦煌遗书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弄清敦煌文学作品的作者，特别是重要作品的作者，弄清作者的阶级、民族、地域、国籍所属；第三，在翻检敦煌遗书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分辨敦煌文学作品中哪些是敦煌地区本地的、哪些是由外地传入的；第四，在此基础上，为敦煌文学作品编年，主要是为敦煌地区本地作品编年；第五，分阶段进行研究和按照体式进行研究，弄清各阶段敦煌文学的情况和各种体式敦煌文学的情况，特别注意各个阶段敦煌文学相对前个阶段来说有什么新的作家、作品、体式；第六，进行主要作品、主要作者和主要体式的研究；第七，注意分析各个阶段上敦煌文学内部结构有无变化，即处于主体和主导地位的构成成分有无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变化到什么程度。

　　这自然只是些大概的环节，未必准确和完整，也不一定是应当严格遵从的程序。但无论如何，必须有基础性功夫。只有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较好进行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把握敦煌文学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概括敦煌文学各方面的成就、历史贡献和不足，总结敦煌文学生灭浮沉的经验教训。当然，这些环节中的每一个，都是很费力气，不可能轻易做好。有的同志可能已走过了其中的某些环节，这当然很好，很有利于进行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但有的同志可能还没有怎么走过其中的某些环节，这就需要一步一步来。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要真正从历时性角度进行敦煌文学研究。这就是说，必须对敦煌文学进行动态研究，弄清敦煌文学历史的全过程及其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发展演变情况，弄清全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或者说经验教训，弄清其每个阶段比起之前的阶段增添了或减少了些什么东西，弄清各个阶段在全过程中的作用、贡献和地位。这样的研究显然与共时性研究角度不同，也是单纯的共时性研究不必，也不大能够做到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必进行具体事象研究。应当说，具体事象研究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历时性研究中的具体事象研究，诸如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等研究，与从共时性角度的具体事象研究是不同的，是要把具体事象放到历史进程之链条中加以考察，考察其在历史进程之链条中处于什么环节，有什么作用、贡献和地位。当然，一般说来，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是有其共同性的，结论也会是统一的。但是，两者毕竟角度不同、任务不同，因而肯定所得结纶还是会有区别的，对同一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评价肯定是会有不同的。比如有的作品从共时性角度看，并无什么值得注意之处，而如果从历时性角度看，就不同了。比如归义军张氏初期的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归义军设立前夕，悟真奉使长安、“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时，与长安僧界有过一次文学交往。这是现知张氏归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唯一的一次文学交往，也当是张氏归义军设立前夕乃至整个张氏归义军初期敦煌和长安僧界的第一次文学交往。这次文学交往所产生的文学作品，今所能见者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直接出自此次文学交往中的悟真和长安僧界的作品，包括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所写《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P.3720）、《悟真辄成韵句》（S.4654）等在内，总计诗、文15题16篇（内一篇题存、诗佚、作者名亦佚），又附诗一首（作者杨庭贯非僧界人士，可能是参与悟真与京城朝官及辩章、宗茝、圆鉴、彥楚、子言、建初、太岑、栖白、有孚、可道、景导等京城高僧大德过从的一名朝官）。这些作品是：

　　右街千福寺三教首座入内讲论赐

　　紫大德辩章赞奖词 辩 章

　　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 悟 真

　　依韵奉酬悟真大德 辩 章

　　七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二首 宗 茝

　　五言美瓜沙僧献款诗一首 圆 鉴

　　五言述瓜沙州僧赠款诗 彥 楚

　　五言美瓜沙僧赠款诗一首 子 言

　　感圣皇之化有燉煌郡都法师悟真

　　上人持疏来朝因成四韵 建 初

　　五言四韵奉赠河西大德 太 岑

　　奉赠河西真法师 栖 白

　　又立赠河西悟真法师 有 孚

　　又同赠真法师 可 道

　　又赠沙州悟真上人兼送归 景 导

　　又赠沙州僧法和 佚 名

　　悟真辄成韵句 悟 真

　　附：谨上沙州专使持表从化诗一首 杨庭贯

　　其二是几件当与此次文学交往有关的诗文，即前文已讲到过的《燉煌昔日旧时人》（S.4654、P.3645）、《重云缭绕拱丹霄》（S.4654、P.3645，853年）、《表奏明君入紫微》（S.4654、P.3645，853年）以及大约也出于851年的《远涉风沙路几千》（P.3645）和大约出于853年的《三五年来复圣唐》（P.2807v）。另外，还有唐懿宗咸通十年（869）悟真文一篇，文云： 　　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僧录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悟真，自十五出家，二十进具，依师学业，专竞寸阴，年登九夏，便讲经论，闲孔无余。特蒙前河西节度故太保随军驱使，长为耳目，修表题书。大中五年入京奏事，面对玉阶，特赐章服，前后重受官告四通，兼诸节度使所赐文牒，两街大德及诸朝官各有诗上，累在军营所立功勋，题之于后。（P.3720）

　　或以为该文是悟真为编辑其包括悟真本人在和长安僧界的这次文学交往中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在内的作品而写，可视为序。总观这些诗文，艺术上平平，从共时性角度看，并无太大的价值。但从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这批作品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重新奏响了敦煌文学的主旋律，对其后敦煌文学的发展有着一开新声的作用。归义军张氏时期的敦煌文学，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广泛的。但是，其主旋律却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群众对于张议潮率众起义逐蕃归唐斗争胜利之欢呼，对于重新成为敦煌地区主人的的欢欣鼓舞之情的抒发，对以张议潮、张淮深为首的归义军政权的热情颂扬，对重归唐治的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敦煌地区的赞美，显现出浓烈的喜悦、欢庆、昂扬的气氛和情调，而这一切又最集中地表现为对张议潮、张淮深、张承奉三代节度使的歌颂以及对敦煌乡土的赞美。这类主旋律作品，还是在逐蕃归唐的当年即大中二年（848）即已出现，这就是李正宇先生在《沙州贞元四年陷蕃考》一文中⑧首次校勘发表的P.2716《可惜沙州好川原》。但据现在所知，在大中五年（851）五月悟真和长安僧界的文学交往之前，此类主旋律作品不仅大概只此一首，而且这一首还是残篇。只是到了悟真和长安僧界的文学交往之时及之后，此种主旋律作品才大量出现。可见，正是悟真与长安僧界文学交往中的诗文，最早唱响了归义军时期敦煌文学的主旋律，对之后长时期中敦煌文学主旋律作品的大量出现具有开启先河之功。事实上，后来这批诗文在敦煌地区也一直广为传抄流布，这从抄写这些作品的P.3720、P.3886、S.4654分别抄写于五代后、宋代初年、五代末至宋初，即可知之。⑨

　　敦煌文学的历史性研究，当然有难度。但是，这是发展到今天的敦煌文学研究必须提上日程的重要任务，是回避不了的。从事这样的研究，绝对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急躁不得，更来不得半点浮躁。笔者相信，只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坚持不懈、勇于攻坚，那就必定可以做出成绩，在推动学术发展方面做出贡献。

　　[注 释]

　　①《敦煌文学的历史演变》，载《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8页；《敦煌文学和唐、五代、宋初的中国文学》，载《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187页。

　　②张锡厚：《敦煌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关于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作品》，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237页。

　　④《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⑤《敦煌文学概论·导言》，载《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⑥《与世纪同龄的敦煌文学研究》，见《百年学科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11页。

　　⑦《敦煌文化中的文学》，《敦煌文化》（中编）第五章，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332页。

　　⑧李正宇：《沙州贞元四年陷蕃考》，《敦煌研究》，2007年第4期；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化论集——2007年敦煌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东亚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80～90页。

　　⑨关于悟真和长安两街高僧的文学交往，请参看拙作《归义军设立前夕敦煌和长安僧界的一次文学交往——悟真和长安两街高僧酬答诗略论》，《东亚人文学》第18辑，（韩国）东亚人文学会2010年版，第157～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