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事件"带给我的人生灾难

　　最近,偶然读到钱江先生在《新天地》杂志2009年第7期上发表的《令人啼笑皆非的“6・11事件”》一文,文中将发生在44年前《人民日报》的这一轰动全国的所谓“反革命黑画”事件、将事件在报社引发的政治风波以及很多同志受到的无辜牵连,都作了较为翔实的叙述,文中对画稿的发排过程也作了详细的介绍。我作为事件的直接受害人、画稿作者“北京永定机械厂的工人李锦德”看后百感交集。尽管我并不愿意揭开这个荒唐而惨痛的历史伤疤,我还是愿从“黑画作者”的角度,回顾一遍事件的来龙去脉,以飨读者。 　　我是1958年进北京永定机械厂工作的。由于酷爱绘画,1959年被工厂推荐到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职工美术进修班学习,1963年参加了北京市工人业余美术创作组,开始美术创作活动。1964年,我创作的油画《清洁工》参加了全国职工美展,全国十余家报刊纷纷发表,成为那个时代歌颂普通劳动者的代表性作品。此后,我相继创作的连环画《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在《工人日报》上连载;同名年画参加了“华北地区年画版画展”,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参与创作的《北京妇女在前进》招贴画也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我作为一个青年业余画家,经常接到报刊的约稿,参加一些美术方面的活动,所以结识了《人民日报》美术组的画家方成等同志,有了一些编辑和作者之间的联系。 　　1966年6月初,我接到方成同志的约稿信,约我画一组反映工厂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速写。收到约稿信后,我立即画了4幅我们工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速写。每一幅都是在现场写生后再整理的画稿。4幅分别是“义愤填膺看‘黑话’,满腔仇恨化力量”(即被批判为黑画的那幅);“黑帮分子想翻天,我们坚决不答应”(即被批判为将“文化大革命”腰斩的那幅),另外两幅因为没有发表,我现在已记不得标题了。只记得一幅画的是工厂的动员大会场面;另一幅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 　　几天后,也就是6月11日,画稿见报,不过只选登了其中的两幅。我当天上白班,到下班时才知道画稿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心里很高兴。下班后兴冲冲地回到宿舍。一进宿舍就发现气氛不对,同宿舍的人一个也不在,却有两位驻厂“文化革命”工作队的人在等候。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命令我带上铺盖,强行把我押送到车间楼上的一个空房间,宣布我被“四同”了。我们工厂1965年下半年开始搞“四清”运动,对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人员,采取了一种有专人看守、隔离审查的措施,名曰“四同”。至此,我仍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晚上,工作组组长和车间党支部书记才来对我宣布,我是因为在今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黑画”被“四同”的。他们大概也是刚刚得到《人民日报》传过来的消息,向我讲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造成的恶果。就因为我的画,有群众说是反革命黑画,《人民日报》因此已闹翻了天,今天在北京上市的报纸已全部收回,去掉画稿的标题再重新印刷。已发往外地印报点的纸模,紧急通知当地,填平标题后再铸版印刷。 　　听了他们这番介绍,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却仍然不理解这两幅速写画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我回忆那幅“义愤填膺看黑话,满腔仇恨化力量”。画面是班组工人们在读《北京日报》,而这个时期的各大报纸的版面上,都在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黑话”则是特指这样的文章。那就是我们车间各个班组真实活动的写照。我画的完完全全是工厂生活中的真实场景,如果说有问题,可能是我只考虑了画面的安排,而把“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标语分成了两段……在我以这样的思考在回顾事件时,厂里却有了不同的安排。 　　我们厂是五机部直属的军工厂,在1965年开始“四清”运动时,进驻了由部队和地方干部组成的庞大的“四清”工作队。1966年5月,厂里的“四清”运动已经接近尾声,而“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四清”工作队就转化为“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全面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出身工人家庭,个人年轻上进,是车间和厂里的宣传积极分子,这一切工作队也是了解的。按理他们应该知道我不可能有什么反动背景。可随着《人民日报》对这一事件的斗争升级,厂里对我的批判斗争也逐步升级。既然《人民日报》已经把画定性为“反革命黑画”,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我当然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为此,厂工作队专门为我组成了一个“专案组”,组长由时任驻厂工作队分队长、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话剧团团长、电影《扑不灭的火焰》中蒋三的饰演者葛振邦担任。专案组内查外调,用尽种种手段,重点是要我交待受谁指使,要揪出我的黑后台。 　　可是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工人,根本不认识任何大人物,我与方成同志也不过是编辑与作者的正常联系。当然他们找不到任何线索。专案组看实在也挖不出我有什么黑后台,就又想法挖我的“反革命本性”。为了证明我的反动本性是一贯的,专案组查抄出我数年来积存的五百多幅画稿,分门别类,牵强附会地进行批判,还在厂里举办了我的“黑画展”。后来,这批作品都被烧掉了。 　　光凭着这些东西,要把我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也觉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就又从我的家庭出身上做文章,挖空心思寻找我的“阶级本性”,硬把我的工人家庭出身改定为“地主成分”,把我的母亲遣送到东北农村。这样,再批判斗争我为什么画“反革命黑画”,就有了“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说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随着“文化大革命”斗争对象的不断转换,我被视为“死老虎”,不再是批斗的重点,而交给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我先后干过清扫、搬运、有害粉尘作业,挖防空洞、制砖、五七干校收割水稻等等繁重又屈辱的劳动。当时,只有26岁的我,天天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欲哭无泪…… 　　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我才获得平反,恢复了人身自由。 　　现在,我已年届古稀。在经历了人生的艰难与苦难之后,回头再看44年前那一幕荒唐的闹剧,我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竟然在“文革”的大舞台上有这样传奇的遭遇,但愿这样的历史不再重复,但愿每个公民都能活得有尊严。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