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甬祥:从"黄禹锡造假事件"谈科学价值观

　　韩国首尔大学(汉城大学)“黄禹锡科研组干细胞成果”调查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最终报告显示，曾以韩国最高科学家委员会会议全票通过当选为韩国首位“最高科学家”的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伪造了所有克隆体细胞的证据。

　　该调查委员会认定，黄禹锡教授科研组2004年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同2005年发表在同一杂志上的论文一样，也属于编造论文。并且，黄禹锡教授主张的核心技术的实用性也很难被认证。

　　这场震惊全球的造假事件发人深省：黄禹锡因何造假？我们应从这次事件中获知什么？符合科学价值观的评价准则和方法究竟离当今科学界有多远？

　　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他强调指出，中国科学界应从黄禹锡造假事件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

　　

　　造假事件根本原因涉及科学价值观

　　

　　记者：韩国有“克隆先锋”之称的黄禹锡造假事件对国际科学界造成巨大的震动，请问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路甬祥：这涉及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准则和道德作风问题，但从根本上看，是关系到科学价值观的问题，因为科学就是认知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技术就是要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造福人类。认知客观规律就是要求真、求实，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就没有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以作假的方式发表文章对科学没有任何意义，是垃圾、是泡沫、是学术腐败。这不只是影响科学界的学术空气和作风，也会影响到青年一代。

　　黄禹锡从“克隆先锋”到遭受处罚，原因是他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他示意下属女研究员提供卵子，明显违反了国际上明文规定的科学研究规范和道德（即：卵子捐献应是自愿无偿的，但黄禹锡付了酬金；另外，捐献者同研究人员应保持一定的距离等）。至于他隐瞒数据、采用虚假的数据，那就更不应该了。科学是一项求真的创新工作，必须经得起检验，必须在同等条件下可以重复。

　　产生问题的背后必然是名利的驱动，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名和利，这背离了科学的本来目标和价值。我们国内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太相同。其原因除科学家自身的问题外，还有单位和科学群体评价科研成果的准则和方法问题，比如：过急、过分强调论文的数量，而不讲究质量，就会炮制出很多泡沫文章。没有真正的科学新内涵，没有增加对客观世界的新认知，这样的文章实际上没有价值。即使强调了文章发表的“档次”，但忽视其在科学发展史上的价值，忽视其对于技术的推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也可能一时产生有影响的文章，发表在著名的刊物上，但恐怕很难产生真正揭示科学本质和新规律的东西。每年全世界发表的科学文章数以十万计，但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并不多。这里的“有价值”是指原始科学创新、在科学史上能留下重大印记的。

　　我们现在提倡原始科学创新，就是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能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印记、有重要科学意义，或者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新知识。技术创新要看关键的核心技术有无自主创新突破，能否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有无能力做出适应社会市场需求的重大的系统集成创新。而系统集成创新能提高企业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能够解决和应对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

　　建立科学的评价准则和方法

　　记者：中国科学界如何吸取教训，倡导正确的科学价值观？

　　路甬祥：中国科学界应从黄禹锡造假事件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发展科技、努力创新，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合作与发展。

　　从治本说，要不断提倡和强调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从青少年抓起，从教育入手，树立良好的诚信道德规范。

　　另外，在评价科学研究的体系和方法上，要建立符合科学价值观的评价准则和方法，评价科学再也不要只根据文章数量，也不能只讲文章的数量和所谓的“质量”，虽然加了“质量”也不行，科学的价值最终要让历史来评判，让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评判做的工作是否真正有价值。

　　许多诺贝尔奖，就是授予那些作出了贡献、或者作出原创性贡献、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科学成果和理论，一般要滞后10年到15年、有的甚至滞后20年以上。只有少数明显有价值的成果获奖的时间离做出成果的时间比较近。爱因斯坦现在为什么获得这么高的评价？是因为在他的相对论的文章发表100年后的现在，科学历史进程证明了它的价值。当时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奖的时候，评奖委员会还没有勇气用相对论给他授奖，而是以光量子论文授奖，就是这个道理。

　　无论是科学团体还是国家，对科学的评价标准都要更加冷静、更加客观、更加耐心，应等待时间的考验，这非常重要。这样才可以在全社会端正科学价值观。

　　

　　媒体评“黄禹锡事件”

　　■既然黄禹锡如此多的科研成果都是假的，那他何以能够欺骗韩国政府、学术界、国民乃至著名的美国《科学》杂志呢？这之中，黄禹锡本人对科学研究的不端正态度自然难辞其咎，但如果科学界和韩国社会能够有严格的检测和验证机制，那么无论黄禹锡有多高明的手段，造假也是难以蒙混过关的。而事实却是韩国政府、科学界被其研究成果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所迷惑，对研究成果深信不疑，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全力支持其“假研究”，普通国民也在政府和媒体的宣传下对其展开了个人崇拜。一时间，黄禹锡似乎成了“神话”，成了“民族英雄”。

　　（来源：新华社）

　　■黄禹锡的科研项目得到政府支持，成为国家项目，并随后成为全人类的科研项目，让人对此抱极大期望。但这显然阻碍了政府及科学家对该项目的严格审查，科学家失去了谨慎的态度，政府也忽略了必要的提问。

　　（来源：韩国《朝鲜日报》）

　　■黄禹锡在动物克隆领域掌握的技术，已经得到世界科学界的承认。正如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沈铭贤说的，必须要承认黄禹锡是一个有才华的科学家，事实已经证明，他的确克隆出了猪、牛和科学界公认最难克隆的狗。但遗憾的是，在韩国特定的环境中，黄禹锡得到了极大的政府支持和民众近乎膜拜的景仰，从而造成了虚荣心的极度膨胀。

　　（来源：《东方早报》）

　　■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实事求是，正是科学研究的独特魅力，也是科学家的理想诉求。“黄禹锡事件”表明：无论是科学探索还是学术研究，都是容不得任何投机心理和虚假成分的。“黄禹锡事件”发生在韩国，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学术界都是有现实警示意义的。在中国，我们是不是也有大大小小的黄禹锡事件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差别无非是我们的当事人没有黄禹锡这么高的国际影响罢了。问题还在于，在韩国，一经查实，黄禹锡即无条件地辞职、道歉，但是我们这里能全部做到吗？

　　（来源：《新京报》）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文章指出，黄禹锡事件给那些急于冲向生命科学前沿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是：不要试图像大量生产汽车或计算机芯片一样克隆人类细胞。这一事件让韩国政府终于明白：生物技术不是施展其产业化政治野心的舞台；通过在电子或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先技术，韩国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面，但生物技术与它们不一样，生物技术是一个充满争议与批评的前沿学科。

　　（来源：《科学时报》）

　　■韩国克隆专家黄禹锡造假事件，引起了德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媒体普遍反映，这一事件不仅对黄禹锡自身和研究小组造成了很大伤害，甚至对整个科学界的声誉以及公众对干细胞研究的信任程度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当前的“科学造假”风波说明，科学的确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实事求是是社会的普遍标准，更是科学家的道德底线。对科学家来说，对虚名浮利的免疫性，应该高于其他行业的人。另一个值得汲取的教训是，对科技成果的发表要更严谨一些，要有更严格的评估程序，要让科研成果经受一定的时间考验。据说诺贝尔各种科学奖往往颁给一些很“老”的科研成果，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