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史论文

艺圃的历史变迁特征及内外动因

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专业：建筑学

摘要

本文通过对苏州园林中的艺圃历史变迁的描述，揭示了所有权的变化对于艺圃空间格局和环境变迁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所有权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变化以及苏州本地的社会条件，揭示了艺圃历史变迁沿革的深层次动因。

正文

历经了470余年的历史沧桑变幻，诞生于明朝中叶的“一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艺圃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姿态向今天的人们款款走来，虽然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是在众多的苏州园林中，艺圃依旧是少人问津的那种。于是，延光阁中，品茶独坐，眺望窗外的片水和山石，心中果真便会油然而生“倾万顷之汪洋，受四时之烂漫”的豁达与宽广，也许这是因为艺圃是园林中少有的宁谧之所罢。然而反观艺圃的历史，在这表面的宁静之下，却激荡着太多斗转星移的沧桑和人生浮沉的慨慷。随着470余年的朝代更迭、社会变迁，艺圃不仅写下了自己的故事，也叙述着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的心态。

艺圃物权更迭表

现园林的命运几乎就是社会现实的写照。用植物、山石、建筑的变迁来比喻人的去留、政权的存废是中国文学几千年中重要的主题，早在《诗经》中就有“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诗句，杜甫也曾经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描

绘时局的动荡。回首艺圃的兴衰变化，也许我们发现，园林的繁盛和园林的憔悴何尝不就社会的繁荣与社会动荡的倒映。

在苏州，园林的所有者无非是一些在职或者告老还乡的官员、部分名人雅士和少数的富商巨贾。总之，明清年间，苏州园林修建和使用的主体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还代表了当时艺术审美的水平，在这个当时最为繁华而喧嚣的江南水乡中，他们通过对山水写意化的创造，抒发着心中或喜或悲、或慷慨或恬淡的情绪。艺圃之所以在众多的苏州园林中独树一帜，应该说不得不归功于最初的三位园主的人格魅力和文化、艺术素养。经过最初的三位园主袁祖庚、文震孟和姜埰的经营，艺圃的文人气息和文化内涵更是在众多的苏州园林中脱颖而出。这种气息和内涵，是淡泊，是坚守，也是无奈乃至壮烈。

艺圃的第一任园主袁祖庚在强仕之年就致仕归隐（一说被罢官），在繁华温柔的苏州，拣了一块“吴中士大夫往往不乐居此”的“荒烟废沼”，挖池堆山，营建了当时名为醉颖堂的艺圃。在封建历史上，袁祖庚算不得那种名标青史的大人物，然而作为省级官员，却也算是风流名士，归隐与自己创造的“城市山林”中，当然地引来了“好事”文人的兴趣与“围观”，加之明朝中叶嘉靖年间政治的腐败和压迫，这种退而归田园居的做法自然被视为独善其身的高尚节操。随着袁祖庚去世，醉颖堂也没落下去。

艺圃的第二任园主文震孟及其弟弟文震亨则可谓奠定了艺圃的文化地位和艺术地位。作为文徵明的子孙，文震孟是明朝天启年间的状元，而文震亨则著有《长物志》、以造园的技艺闻名。更重要的是二人虽然生活的旨趣不同，但是却有着同样高尚的操守。文震孟因为直言相谏不为明末政府所容而两次获罪，抑郁而终；文震亨听闻明朝灭亡的消息，绝食而不投降。这让艺圃中不仅充满了文人的气节，也因文震亨的努力而得到了艺术水准上的提高。然而园主已去，艺圃再次凋零。

真正将艺圃推向辉煌的却是第三位园主姜埰。作为明朝的遗老，姜埰也曾经因为直言相谏而被贬宣州，然而未到治所明朝就已覆灭。为了表达自己对明朝的忠诚，姜埰一生誓不事清。这种做法引来了其他明朝遗民的称赞，也让艺圃成为了当时江南文人活动的中心之一。而今日所见的建筑与景观也大多是这个时候所奠定的格局。

然而辉煌永远是短暂的，姜实节（姜埰之子）晚年艺圃已经因为经济原因易主，而面积也不断缩小，园林的空间为周围的住宅空间所不断的侵占。在文革时期，艺圃更是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今日的艺圃，是1982年大修过后的风貌。今天的艺圃名列世界文化遗产，于是在经过了一次次的战乱，一次次的政治动荡之后，终于有了新的庇护，也获得了功能上的更新。

从表面上看，物权的变化导致了艺圃的兴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艺圃园内景观的保护和文化内涵的延展。然而，在所有者更替的表象下，艺圃的变迁却有着更多的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明清时代苏州的繁华引来了士大夫的聚集，从而繁荣了园林的建设。苏州城自春秋时期吴国建阖闾大城后，2500年来，城址从未变迁，即使社会动荡，对于苏州的冲击也比较有限，加之漕运的兴盛，因此苏州在长期以来经济都获得了高速而稳定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了江南的第一富庶之地。苏州地处南北交界之地，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前沿。吴门书画自得其乐的审美情趣，香山帮的建筑技艺以及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艺术修养都对苏州园林的繁荣起到了直接

的推动。在艺圃修建的时代，文人士大夫已经开始关注于造园理论的研究，造园不再是一种纯粹直觉或者感性的行为，艺圃园主文震孟的弟弟文震亨就是造园方面的名家，他的《长物志》和理论对于艺圃中青瑶屿假山的堆叠和建筑的布局等等都起到了指导作用.比如浴鸥庭院中的浴鸥池的形式就符合文震亨在《长物志》中“阶前石畔凿以小池，必须湖石四围，泉清可见底，中蓄朱鱼翠藻，游泳可玩”“忌方圆八角诸式”的论述。可见没有苏州的繁荣，也就没有士大夫阶层在苏州的聚居，也就不会导致园林集中兴建和对其广泛研究的基础，那样是很难产生艺圃这样的高水准的园林的。

然而士大夫阶层在苏州的私家园林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也成为了艺圃不断兴衰的一大动因。一方面，古代的士大夫领导了潮流之先，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和人格魅力直接决定了园林的风格、水平和影响力。居住空间逐渐局促，而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明清的私家园林已经从自然山水园向山水写意园转变。如果假设没有前三任园主的文化修养、文化影响以及人格魅力，艺圃不仅无法实现高水平的空间组织技巧，也无法拥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

另一方面，古代士大夫阶层是政治形势的变化的最直接影响的阶层，因此，社会的动荡往往导致士大夫阶层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变化，从而导致了艺圃的物权不断地更迭。明清时代的苏州园林，追求细腻的造园风格，最需要悉心的栽培和维护，于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便很难再笑“春风”，与人亡政息一样，人去园衰也成为了一种轮回。艺圃的变化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艺圃在规模上的变化，艺圃在姜埰之后，园内空间不断为周边的住宅所侵占，而到了七襄公所的时候，园林的面积更是大幅的缩小，时至今日，艺圃只余五亩大小；另一个例子就是艺圃中建筑格局的变化：今日艺圃博雅堂所在位置，在清初为姜埰的念祖堂、袁祖庚的醉颖堂和文震孟的世纶堂的旧址，现在的建筑则大多是1982年修复后的形式。在如今的艺圃已经属于国家的公共财产，而不再属于私人，这是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的要求，作用于园林上，就形成了物权的国有化，物权的稳定使得艺圃也得到了更多的保护和宣传，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挖掘，它的空间布局特征也更加地稳定了下来。

时至现代，艺圃已经走出了文人士大夫的狭小圈子，艺圃的艺术价值为更多的普通人所了解。可以说，在开放的时代，艺圃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开放，实现了功能上的更新。艺圃的茶室可谓由来已久，坐落在苏州园林中最大的水榭延光阁内，茶室的存在活跃了园林内的气氛；也加强了园林对于普通居民的亲和力。艺圃对公众开放，由原来的私人花园变成了公共的景点。这些功能上的更新也导致了艺圃内空间格局的变化，对于艺圃空间和造园要素的维护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的确我们可以看出，表面上艺圃是由于物权得变化而导致其兴废，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的大环境书写了艺圃的历史，也是导致艺圃不断变迁的真正动因。明末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失序导致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归隐、自由和个性张扬的追求，催生了文人写意园林的繁荣。政权的兴替激发了士大夫的危机感和爱国热情，丰富了艺圃的道德内涵。苏州经济的繁荣引起了文人的聚居，让写意园林的建造水平不断提高。园林的国有化稳定了艺圃的空间格局和长期地可持续发展。以上的种种社会因素都导致了艺圃的变迁，社会的变迁成为了艺圃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是其变迁的真正动因。

参考文献：

【1】 陈涛吉，《苏州私家园林造园思想与艺术风格初探》（学位论文），山东大

学，2007年

【2】 沈福煦，王伟海《苏州名园赏析（十）艺圃》，Garden园林初秋版，2005

年第8期

【3】 韩素梅，《中国士人园林的审美解读》（硕士论文），山东大学，2007年5

月

【4】 《艺圃》，柯继承，199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