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圈子文化"
与崇尚个性发展为基点形成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等的影响，大家习于结成一个个的圈子，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圈子文化。
中国人是活在一个个圈子中的，有如洋葱头结构，这是一个个由人情亲情乡情友情连接而成的圈子，常人难以摆脱。圈子结构也正好与中国等差有序的社会格局相吻合。圈子有圈里圈外之分，圈子内部更存在中心、次中心和边缘之分。对于社会来讲，圈子是中心；而对于圈子本身而言，圈子又自有中心。每个人，因其位置不同，权利义务各异，身心自由度也大有不同。处于中心的人，自然是权利多而大，负有巩固圈子和发展圈子的重任，往往有一言九鼎之威，如果缺乏相应的束缚，有时可以为所欲为；而从中心往边缘，则权力和权利渐少而小，服从性和不自由度则渐次加大。
整个社会都是以圈子为单位来相互依存和竞争的，而对个人是不大承认的，即使偶有孤胆英雄奋力抗争，结果也往往以悲壮收场。他们甚至有时连竞争对手都找不着，如同可笑的唐吉柯德那样只好去斗风车。所以个人对圈子很依赖。
但是，由于圈子本身的缺陷，在“固若金汤”的表象下，也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人特别能窝里斗。
中国“圈子文化”的演进
而从地理环境而言，中国传统的疆域就是一个大圈子，里外分明。西部是难以跨越的青藏高原，本身就是一个天然屏障，而北部是沙漠少雨的广袤草原，历来人口不多，没有强国持续窥视，更有人工修筑的万里长城，以雄迈豪放的气魄重重画了一笔；而东部南部海天相隔，外敌难以入侵。因此，这样一个很容易滋生“唯我独尊”的环境，自然就是一个天然阔大的圈子。
在这个近乎密封的“唯我独尊”的环境中，自然为圈子的诞生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自秦以来，除短暂的特殊时期外，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一个皇权圈子，皇帝是这个大圈子的中心。在这种皇权体制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都是皇帝老子说了算。而各种权力和利益都是以之为中心，一波波往外扩散，越来越少。一旦这个圈子腐烂崩溃了，新的皇权圈子又会重新形成和确立，于是一切又重新开始建构。历次的改朝换代，其实就是一个个皇权圈子的破与立。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人们的生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但是，由于天气变化无常，各年收成不一，因此水利的兴修和一些公共农耕设施的发展和维护，自然就需要多个家庭联合起来，所以家族这种靠天然血缘纽带维系的圈子自然就承担此重任。由此，初步形成了一个个特定的家族圈子，人们生活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包含其中。在这个圈子中，人员固定，相互间关系也固定，陌生人是没有的。时至今天，某些偏远的山区老人从来没有走出自己村子5公里之外。长久以往，自然就把圈子意识复制推广到政治、经济等体系中去了。
此外，除了血缘之亲，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建立圈子。是否成为一个圈子的成员，在圈子中地位如何，往往不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而是取决于这个人与核心人物的关系。因此，造成中国人的信任带有浓重的人情色彩。人们可以通过人情运作来改善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即可以通过已有的关系网或请客送礼等方法来建立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解放后，仿效苏联，单位制盛行，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依照不同的标准，大家分处不同的单位，生老病死，一应由单位负责。每个人也都变成了单位人，而每个单位既是一个独立的圈子，同时又是整个行业系统中的一个小圈子，层层叠叠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
圈子成员的两面性
圈子成员对圈子的依赖是很严重的，衣食住行、个人事业发展等皆维系于此。所以成员需要对领导上级小心谨慎，“虎须摸不得”，生怕领导上级有丝毫厌恶之心。因为，在一个一切都活在领导眼皮底下的成员，自然就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暴露自己的不足，此时领导评判的标准也不容易仅仅限于工作业绩等，甚至成员的习惯和与工作毫不相关的处事方式都有可能成为领导考核的标准。因此，在这种无孔不入的监视和全方位的考核体系下，下属自然是谨小慎微，处处小心为妙。
此外，由于圈子成员之间关系纵横交错，密不可分。同时，因为不易退出圈子，因此也培养或者说是迫使成员间采取一种长远的处事方式。因为你今天对某一成员恶言相向，说不定明天你就可能有把柄栽在对方手里，所以，为规避风险的角度出发，大家都尽量维持一团和气，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以免日后断了自己的退路。
因此，这种天生的对圈子的依赖性就决定了成员温驯的一面。而实际上，为了保证圈子的和谐，不对中心构成威胁，对圈子成员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听话、顺从。人们常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上级不习惯通过制度和流程来控制下属，而是靠感情和利益来维系。所以许多领导整天考虑这么安抚下属，搞平衡，所以中国的统治者，比如乾隆，就借助鼓动臣子或下级互相争斗而自己居中调停起到驭下的目的，这是中国很传统的宫廷政治，或者说是权谋。当领导人能力无法驾驭下级时，下级容易不服指挥，甚至取而代之，或者干脆另立山头。在中国企业里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就是主力干将在羽翼丰满之后，带走一大批忠实于他的部下自立门户。而在国外，我们很少看到这一点，是因为许多公司的发展不是靠一两个能力，而是靠制度、文化来维系，公司越大，越是如此。
这就是成员的两面性。
圈子外的变脸
在圈子内，人人都小心谨慎，因为是自己人，或者和自己密切相关。而圈子外，则是局外人，不是自己人，因此无须“温良恭俭让”，无须做假样子。或者说，对熟人宁可自己吃亏，里头有个利益的权衡；而如果是外人，则不需那么长远打算了，所以也用不着讲究规矩。
因为，大家养成了办事先依靠圈子里的人，因为他们肯帮忙，而对圈子外的人则不信任。一个人要和圈子外的人打交道，哪怕是光明正大，哪怕有正常的行政程序等，官事官办，按照名面的规则，都不一定会很顺畅。而如果先套交情，先进入对方的圈子，办起事来自然要顺利的多。因此办事托人找关系之风盛行，至今不衰。因为，一旦进入圈子，自然就是自己人，办事起来自然就有一种信任感，这种建立信任的速度可以很快。
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加上个人私欲的膨胀，这种建立信任的格局有些变化。进入一个圈子，单纯靠友情亲情有些靠不住了，于是送礼、行贿等大肆粉墨登场，这种速成的“信任”风险自是不少。为了规避风险，许多腐败分子竭力控制自己的小圈子，或者说精心打造这个圈子，只在核心圈子里活动，只接受核心圈子成员所托所求。大家利益攸关，一条绳上的蚱蜢，这样减少了风险，或者说走的是“蓝筹股”的路线，数量少，但少而精，一个顶十个的用。
这种对圈外的漠视，使得大家很少去关注他人或外界利益，由此造成社会公德的缺失，社会规范也难以确立。比如随地吐痰，“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只顾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由此，个人利益也最终得不到保障。梁漱溟先生有一次回忆道：八岁时八国联军进北京，美国大兵进他家搜查，最后临走时吵吵了一句：大门口太脏了，要天天打扫！真让人哭笑不得。
圈子改造的出路
圈子文化之下，领导权威过重，一方面培养了中国人（尤其是底层老百姓）坚忍耐劳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实际上也纵容了上层对下层的欺压凌辱，导致权威得到不断放大，专制主义的进一步加强，“一言堂”现象严重。
与领导权威相伴相生的是，是成员个性和创造力的扼杀和消亡。在圈子中大家讲求同等划一，这样方便管理，同时也似乎能形成统一的合力。因为习惯依赖圈子和他人，在精神上未断奶，每个个体丧失对群体的独立性，造成个体的个性和意愿的丧失，长此以往，造成了对个体需求和利益的压制和成员对集体和领导存在习惯性的依赖。
圈子文化也造成制度的缺失。圈子社会就是人情社会，人情关系对法律进行渗透，甚至于凌驾于法律之上。林语堂曾说：“中国人是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的”。在情、理、法的关系中，先用情来讲理，讲不通，不得已时，再用法来讲理。
圈子社会的信任是一种非理性的关系，带有很浓的人情色彩。这也造成了人们对非关系网中人们的信任的丧失，扩展到整个社会，就造成信任危机。另外，受传统权谋文化影响，即使是“亲”的圈子内人们之间由于利益的原因相互算计和彼此防范，这也造成了彼此信任的丧失。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皇帝老儿也没有，皇帝老儿手下的官员更没有，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无权，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在个人发展之潮流渐趋抬头的今天，单纯依靠一人之领导，容易发生灾难。社会愈发展，领导权威愈消弱，而多采取理性科学的统治和管理办法，这样社会和国家才更易有序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改造这个圈子。具体来说，就是要综合全世界优秀文化，在融合中创造新的先进文化。把小圈子提升成大圈子，把圈子文化改造成社区文化，营造一种共同的社会空间。
首先要提倡健全个性的培育。中国圈子文化中最缺的就是个性的健康发展。正因为没有个性，所以盲目的权威盛行，得不到有效合理的制约，从而导致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圈子往危险的方向前进；正因为没有个性的合理发展，才使得大家人云亦云，没有创造性。所以，我们应借鉴西方个性充分发展的经验，主张个人的适宜发展，这样才能创造一种健康的中国文化，为社会发展服务。具体我们可以先从教育上着手，然后再在各种决策程序中得以锻炼和加强，由此一步步努力，形成培育个性充分发展的健康氛围。
其次，我们要树立一种制度化保障。用制度，而不是靠权谋、“悟道”来进行管理，而要下决心掌握管理艺术和技能。在具体做法上，凡事对“事”不对“人”，在保留人治灵活性的同时，淡化其色彩，而逐步代之以流程和制度。
我们还要注意保留我们传统文化中讲求和谐的积极因素。因为过分追求个性的发展和欲望的满足，西方文明对自然界多采取一种干预索取的态度，时至今日已造成了诸多的问题。同样，在我国，由于片面的追求发展速度，也造成了不少失衡现象。面对自然灾害的增多，人类开始反思，可持续发展、与自然和平共处已逐步成为世界的共识。比如，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就是这种共识的一种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都有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因此，在保留此种思想，对于我们的未来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