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革命领袖战争思想对人民战争整体战理论命题的启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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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战争整体战思想

　　

　　我们是毛泽东的故乡，人民战争的故乡，创新发展人民战争思想是历史的责任，时代的需要，未来的召唤。提出“人民战争整体战”的理论命题，也是对人民战争思想的总结、继承、发展。

第一章 革命领袖战争思想

　　　对人民战争整体战的理论启示

　　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敌对双方单纯的武装斗争。进行战争的任何阶级、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在有关自身生死存亡的战争面前，都将尽一切可能调动起自身各方面的力量去与敌人作拼死搏斗。这一认识是主要从整体综合的角度揭示了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和规律。即：整体制胜论。这是当今世界普遍认同的战争胜负理念。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主要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国家。

　　

第一节 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就是

整体战思想”精辟论点的初步认识和历史回顾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曾导演过无数威武雄壮的战争巨作，也曾发表过多部军事著作。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虽然没有用过整体战或类似于整体战的概念，但是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中，他就已认识到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军事手段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手段的全面较量。

　　正是在对这一战争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以武装斗争为主，并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的人民战争斗争形式，使各种斗争形式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以军事为主导，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所谓“总力战”。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提出用人民战争回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总体战争，从而把中国各族人民和各种进步政治力量团结起来，为自己祖国的生存而战。按照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就是变单纯政府抗战为全民族的整体抗战；变单纯正面战场为正面与敌后整体战场；变单纯军事斗争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斗争。从这一视角讲，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用中国人民革命的“整体战”，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总力战或总体战”。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整体战思想，亦符合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三大特点之一的“整体性”特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中对人民战争整体战

有丰富启迪作用的精辟论述共有八个方面：

　　把军事斗争与非军事斗争结合起来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非常重视把军事斗争与非军事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与敌抗争的强大合力，取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1938年５月，毛泽东发表了至今享誉世界的军事名篇《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主要是写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但个别章节的个别论断却与大战略和整体战不谋而合。他在“战争和政治”一节中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因，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时说：“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还说：“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２版。）从上述所引的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在全面战争中，军事手段不可能脱离其他非战争手段而独立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全面战争中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政权的斗争，毛泽东认为，人民的武装斗争与政权的斗争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既要通过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又要通过政权斗争引导和推动武装斗争的进行。为了使二者紧密配合，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均在党领导的根据地或解放区内建立了革命政权。这样，一可以运用革命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二可以运用革命政权组织群众，支援武装斗争；三可以运用革命政权从精神上鼓舞革命人民和革命武装力量。

　　关于经济战线的斗争，毛泽东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都十分强调经济斗争与武装斗争这一斗争形式紧密配合起来。即通过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没收官僚资本和工商

业政策，使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阶级、阶层人民感受到革命战争是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的，从而积极进行建设，踊跃地参加和支援革命战争，为战争胜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又运用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奸商及其他犯罪分子对我方经济的破坏，保护我方经济的发展，以支援革命战争，并用一切手段破坏敌方经济，以削弱敌人的战争承受能力。

　　关于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其任务是向广大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思想文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影响。毛泽东重视把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思想文化战线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暴露敌人、仇恨敌人、团结人民，以及在提高军队素质方面的巨大作用，使思想文化战线对动员团结革命群众投入革命战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关于外交战线的斗争，其基本任务是宣传我党我军进行战争的正义性，揭露敌人进行战争的非正义性；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外交政策是，联合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最大限度地孤立德、意、日法西斯国家。通过贯彻这一外交政策，有力地配合军事战线的武装斗争，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敌占区的民众运动，主要是敌占区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敌人进行斗争的群众性活动。这一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声势浩大，成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当时，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罢课示威运动，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这一民众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的困境，它与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斗争相配合，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通过上述分析即可看出，把武装斗争同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直接间接地配合起来，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多种配合所形成的综合斗争体系，在政治上，使敌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军事上，使敌人处处遇到抵抗，处处遭到打击；在经济上，使敌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战争力量枯竭；在文化上，使敌反动面目充分暴露，激励人民奋起抗敌。一句话，使敌陷入我全面打击之中，处处被动，最终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参见牛力著《毛泽东军事谋略论》，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121～122页。）

　　《论持久战》中关于政治动员的论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显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作为

大战略手段之一的政治宣传战的作用。他用整整一节来讲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问题，而他所说的政治动员，实际上就是政治宣传战。他说：“什么是政治动员？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特别描绘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战蓝图，他说：“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蓝图实际上已超越了当时单纯的军事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大战略的态势。

　　战争是军事、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毛泽东对战争的经济手段、战争的基础经济因素、战争的经济目标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说：“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2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把大力发展经济作为战略上的重要任务，千方百计改善我军物质条件，保证革命战争顺利进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决策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除了政治上、军事上的目的外，在经济上就是要把仗放在蒋管区去打，以减轻解放区对战争消耗的负担。据陈毅元帅回忆，当时毛泽东就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讲过的。（《陈毅传》第425～42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根据他自己的战争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说明，人民战争的经济斗争，不仅是破坏敌人的经济，也包括发展自己的经济。这样，人民战争的经济手段相对于整体战争来讲是一种手段，但具体到经济领域它又是一种战略，这个战略包含着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尽

一切可能破坏敌人的经济，二是尽一切可能发展自己的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军事力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相比，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劣势，这就更需要发挥我国其他方面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劣势。也就是说，需要综合运用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国防的整体力量。毛泽东堪称这一方面的战略运筹大师，在抗美援朝战争、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和炮击金门等战略指挥过程中，他将各种非军事手段与军事手段巧妙地协调起来，同时与对方在各条战线上开展斗争，使我军师出有名，得道多助，捍卫了国家利益，打出了军威、国威。

　　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其独特的创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史上，毛泽东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其独特的创造，在战争实践上，即在屈人之兵的方式和程度上，有不战、小战、备战、敢战、硬战（即以战止战）等几种做法。中国解放战争战略决战过程中的“北平方式”，属于经过交战较量后的“不战”而屈人之兵；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攻占一江山岛，逼迫国民党军全部撤出浙东沿海岛屿，属于“小战”而屈人之兵；抗美援朝战争的西海岸抗登陆备战和1962年蒋介石企图窜犯大陆，我军入闽备战，都使敌知难而退，属于“备战”而屈人之兵；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美国军舰介入护航，我军摆出不惜与美军一战的架势，结果美国护航军舰丢弃被我击中的蒋舰独自撤走，这属于“敢战”而屈人之兵。在上述方式都无效之后，就只能是“硬战”而屈人之兵了，如抗美援朝战争，经过这场硬战之后，才赢得几十年的总体上的和平环境。上述这些都是闪现战略智慧与胆识的杰作。（李际均著：《信息制胜与不战屈人之兵的辨析》，摘自2005年6月21日《解放军报》。）而“不战而屈人之兵”，正是人民战争整体战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独特创造还包含对核战略的运用。毛泽东是世界上最高明的核战略家：第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苏的核讹诈曾喧嚣一时，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金门炮战、珍宝岛作战期间，两霸分别多次威胁要用核弹攻击中国，妄图用核讹诈压服中国。但毛泽东宣布原子弹是纸老虎，“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两霸的核讹诈终于灰飞烟灭了。第二，毛泽东是唯物主义者。他十分清楚“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因此他下令抓紧研制“两弹一星”。中国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与超级大国搞军备竞赛。超级大国声称具有毁灭地球几次的核武器。而中国只需发展在一旦遭受核袭击时，能

进行局部反击，确保消灭既定目标一次的核力量。有限但是有效。对于有生力量来说，被消灭一次与被消灭多次作用是一样的，重复杀伤没有意义。这就叫“等效威慑”。具备这种能力和手段，不仅制约了两霸不敢轻举妄动对中国下手，而且取得了在核问题上的发言权。在核战略上，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国防效益，争取到最长久的国家安全。第三，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纯粹是防御性的，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扩散核武器，主张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体现了核战略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第四，立足于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防止敌国对我国进行核打击而提出“深挖洞”、建设大小三线工业基地，着手军事经济的战略纵深部署。毛泽东就是这样进退有据地展现他高明的核战略思维。（参见李际均访谈录，2003年第11期《百年潮》杂志。）

　　战争准备是全面的、全方位的准备

　　毛泽东战略思想中对人民战争整体战最有启发的是其战争准备的战略思想。他在《论持久战》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４９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战争准备，不是仅指军事准备，而是包括国家各个领域的全面的、全方位的准备。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说：“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55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精神准备，包括了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因而毛泽东所说的战争准备，已大大超出了军事范围。

　　毛泽东始终认为，长期的战争准备，不仅是打赢战争的基本前提，也是防止战争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常讲“准备没有坏处”，就是指的这个

意思。但是，在和平时期，战争准备对于防止战争和遏止战争有着更为突出的作用。1970年，毛泽东在接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扬·约尼查时说：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毛泽东军事战略论》第23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战争准备中，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从最困难最坏的情况着眼做准备，争取好的结果。刘伯承元帅生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毛泽东在每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前，都要告诫前线指挥员“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努力争取最好的前途”。（《刘伯承回忆录》第4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1955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也说过：“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九字方针，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为对付当时前苏联的战争威胁而实施的战争准备方针。而这实际上也是毛泽东当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前苏联实施的防御性的人民战争整体战。毛泽东所讲的“深挖洞”，并不是只挖隐蔽人的防空洞，还要挖隐蔽重要机关、重要企业、重要战争设施及重要新闻单位的防空洞；毛泽东所讲的“广积粮”，首先说明的是其对农业的重视，因为这是所有战争最重要的基础，但其实际上还包含着其他经济方面的准备；毛泽东所讲的“不称霸”，实际上是要争取国际国内的民心，最大限度地孤立前苏联。

　　当然，毛泽东也很注意把战争准备放在适当的位置，而且对做最困难的准备也有一个“度”的限制。1952年他指出：“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后来他又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

　　全民战争、总体战争、全面战争才是真正的人民战争

　　多少年来，多少人们，都在探寻毛泽东人民战争巨大威力的奥秘，都想了解人民战争所具有的传奇般的威力从何而来。我们找到的正确答案是：毛泽东人民战争的

宏谋大略之制胜奥秘，就在于它准确地找到了战争力量的根源，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力量的根源；就在于它善于通过不停顿地动员和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赢得战争力量根源——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就在于它创造了巧妙的组织斗争形式，把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种斗争形式的力量全部运用于战争，使革命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总体战争”、“全面战争”，使敌人陷入我全民包围和全面打击的天罗地网之中。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抗日战争之初，“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8页，人民出版社1991版）毛泽东对“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一伟大创举，也是最引为自豪的，他接着在同一报告中十分兴奋地向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们称：“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1页，人民出版社1991版)他曾多次向第三世界的朋友介绍人民战争的经验，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直到晚年，他还谈到：民兵比原子弹厉害，敌人不怕空军、海军，怕陆军，怕我们的老百姓。这种汪洋大海的人民战争也使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西方国家头脑清醒的军事家望而生畏。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于20世纪60年代初访华后，曾深有感触地告诫西方军界说，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在中国大陆同中国人作战，因为这将遇到亿万军民组成的战争史上纵深最大的、无法突破的防线，必将被中国人民所击败。

　　和平与战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毛泽东战争准备的战略思想，实际上就是和平时期人民战争的整体战。和平与战争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包含在具有国家战略形态的人民战争整体战中。人民战争整体战不仅包括以军事手段为主的战争阶段，而且也包括以非军事手段为主的和平阶段。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战略家和军事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要想获得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和平与战争是伴随着国家的建立而来，也将伴随着国家的消亡而去。在国家消亡之前，和平与战争永远是人民战争整体战中既对立又相联的两极。不过，在当代这两极并非绝对平衡，和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战争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由此形成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平时期战争准备的长期性与战争阶段军事手段的有限性。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他建国后的战略实践，其实就是对人民战争整体战中战争

与和平的特点的探索。而且，毛泽东上述的一些思想也已无法用“军事战略”这个概念来涵盖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的《毛泽东军事战略论》中说：“和平建设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战略，是与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密切相关的一种战略。它是我党在国家建设时期总路线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我党在其他战线的战略构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关系到我国建设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兴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毛泽东军事战略论》第1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那么，这个“整体”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人民战争整体战。

　　人民战争制胜论就是整体制胜论

　　人民战争制胜论就是整体制胜论，这一理论主要是从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来论述的。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的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所需要的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蕴藏在广大民众之中，都有赖于广大民众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民群众还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给敌以军事打击，配合正规军作战，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革命战争是群众战争、人民战争，只有依靠群众，将民众的力量动员、组织和武装起来，才能发挥人民的作用。朱德说：“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朱德军事文选》，457页。）马克思主义军事家刘伯承把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制胜的理论具体化，他认为：“在战争中比枪炮威力更大的东西是人和人心的背向。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战争，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手，群众会还给你千万只手！”（《刘伯承回忆录》，5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强调我军的战术与群众对敌人的一切斗争形式相结合，不断窥破和制造敌人的弱点。“正义的人民战争，必须是以开展武装斗争为轴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全面战、全力战。”（《刘佰承军事文选》，12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这一理论已经被很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事实所证明。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人民出版社1991版)后来，他在《论持久战》中又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性能动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人民出版社1991版) 毛泽东这段论述说明了进行战争和指导战争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军事家朱德也指出：“一切战争，离不开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在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对比之下来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朱德军事文选》34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朱德提出这五个要素也是一个整体。这些论点都充分说明，人民战争制胜论就是整体制胜论。

第二节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

就是当代人民战争整体战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从三个方面体现了人民战争整体战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力量上形成整体威力

　　为了把人民群众组织到革命战争中去，需要有效的组织形式。为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三结合”的战争力量组织形式。这里的“三结合”，一是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二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三是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武装斗争组织体制。这个“三结合”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一个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巨大组织形式。实践证明，它能充分发挥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互相配合形成整体威力，从而使敌人陷入我全民的整体包围之中。

　　在形式上进行广泛的整体动员

　　在寻求到战争力量的根源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之后。怎样把他们动员起来，使之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战争之中，是对战争力量进行运筹必须回答的问题。它包括政治动员、经济动员、思想动员等等。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党我军均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多种动员形式，造成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形成人民战争强大的整体洪流。

　　各种斗争形式上相互协调、整体配合

　　就是把武装斗争同各条战线、各种形式的斗争直接间接地配合起来。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多种配合所形成的整体斗争体系，在政治上，将人民的武装斗争与政权的斗争紧密联系，既通过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又要通过运用革命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支援武装斗争，使敌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在军事上，使敌人处

处遇到抵抗，处处遭到打击；在经济上，运用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奸商及其他犯罪分子对我方经济的破坏，保护我方经济的发展，以支援革命战争，并用一切手段破坏敌方经济，以削弱敌人的战争承受能力，使敌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战争力量枯竭；在文化上，毛泽东重视把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思想文化战线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暴露敌人、仇恨敌人、团结人民，使敌反动面目充分暴露，激励人民奋起抗敌。在外交上，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外交政策是，联合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最大限度地孤立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使敌陷入我全面整体的打击之中，处处被动，最终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

　　

第三节 人民战争整体战思想的理论基础

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一脉相承

　　一个国家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攀登科学的高峰，去寻找具有真理作用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哲学的顶级大师，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出发，对人民战争整体战理论的发展都写下光辉一笔。

　　用非军事手段达到战争的目的

　　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做过国家领导人，因而未曾直接领导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是，他们作为有良知的学者，不可能不关注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战争问题。于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不时透露出整体战的思想火花。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天才的眼光看穿了当时欧洲金融危机的本质，马克思说：“除了伦敦交易所以外，所有的欧洲交易所现在都深信将会爆发战争。我没有根据来改变不久前我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我深信，路易·拿破仑实际上并不打算打仗，他的想法出不了在外交上战胜奥地利这个圈子，这种外交胜利能使他本人和他的喽啰们即巴黎交易所的冒险家们大发横财。波拿巴派的报刊以及卖身求荣的谣言收集家《比利时独立报》的大叫大嚷、对战争准备的吹嘘，都十分清楚地证明，问题不在于进行战争，而在于用战争来进行恫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8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路易·拿破仑实际上是想用以武力为后盾的政治手段来获取战争的胜利。这说明，马克思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已经认识到可以用非军事手段来达到战争的目的，而这些非军事手段正是今天整体战的组成部分。

　　用饥饿来折磨交战的任何一方

　　既是理论家又是军

事理论家的恩格斯在《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中分析了俄国当时的企图：“俄国面临着一个良好的时机，或者是利用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起义来摧毁土耳其帝国，或者是对奥地利帝国进行报复。当然，俄国是不会采取战争的手段来反对弗兰茨·约瑟夫的，但是它可以煽动并支持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侵犯特兰西瓦尼亚，煽动并支持塞尔维亚侵犯匈牙利。沙皇正是企图通过瓦拉几亚人和斯拉夫人在匈牙利引起骚动，因为如果不这样，自由、独立的匈牙利会成为比被削弱的奥地利集权专制政体更严重的阻挠沙皇推行侵略政策的障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第336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恩格斯的分析证明，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利用不流血的政治手段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已经成为当时欧洲强权国家的共识。恩格斯在做出这个分析的三十年后，对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战争的目的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在拿破仑第三的时代还可能有局部战争；在我们的时代，战争就会是全面的，而且欧洲就会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因为英国可以有意用饥饿来折磨交战的任何一方。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自己都不能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它们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而供应它们粮食的正是俄国。在同俄国作战的情况下，德国连一担粮食都别想得到。另一方面，法国从俄国运来粮食的线路，就会被在战争中反对法国的中欧切断。这样，就只有海路还是敞开的。但是，海路在战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英国人的控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6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经济可以当作一种有用的武器来使用

　　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曾经以十分欣赏的眼光引述西方学者纽曼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整体战思想的评论，他说：“恩格斯与马克思都能充分明了，近代战争是具有四种性质——外交、经济、心理，而军事则仅是一种最后的手段……他们也都深知可能在第一颗子弹尚未发射之前，即输掉了军事性的战役，因为事实上，在外交、经济和心理的战场上，早已定了军事战役的命运……照他们看来，战争是用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战场上打的。用日后一位具有战斗精神的工会主义者索里尔的话来表示，一个总罢工可以变成一个‘拿破仑式的会战’……在1857年的危机将来之际，恩格斯曾经写信给马克思：‘一次连续不断的经济不景气是可以被真正革命化的战略，当作一种有用的武器来使用。’”（富勒：《战争指导》第108页，台湾麦田出版公司1996年版。）富勒认为，恩格斯不仅具有第一等的军事头脑，而且更是克劳塞维茨的研究

者，当他研究《战争论》时，使他认清了军队的冲突只不过是进行战争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已充分认识到，在战争中非军事手段非但不是军事手段的补充，有时甚至更胜于军事手段，即在第一颗子弹尚未发射之前，就赢得了胜利。

　　十月革命后政治、外交战的运用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由一个学者和革命家转变为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人，历史的机遇使他在建国之初就被迫领导苏维埃红军和苏维埃俄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使他有机会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通过自己的实践为整体战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在军事方面等于零，在经济方面一无所有，并且完全是沿着下坡路向崩溃的深渊走去。而且，苏维埃政府只控制了俄国的一部分地区，尚有许多地区不在苏维埃政府的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俄国是地地道道的弱国，其实力不仅无法与德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相抗衡，也无法与周边的波兰、爱沙尼亚、芬兰等小国相抗衡，因此列宁在面对这些国家的进攻时不得不采用非军事手段，不得不重视政治外交战，以避免人民生命财产的更大损失，赢得和平休整时间。

　　列宁在弱国对抗强国的战争中，进行政治外交战的基本手段，就是利用敌对国家或不友好国家之间的矛盾。1917年12月，刚刚建立的苏维埃俄国为了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在自己的和谈建议被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拒绝后，不得不单独与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进行和谈，并不惜割地赔款，在1918年3月与德国及其同盟国签订了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依照和约，苏维埃俄国失去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要以各种形式赔款60亿马克。苏维埃俄国利用当时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签订和约，赢得了和平喘息时间。1918年11月，列宁利用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宣布废除此和约。随后，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又鼓动波兰、芬兰、爱沙尼亚等周边小国进攻苏维埃俄国，企图把俄国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时，列宁又利用这些小国与英法美的矛盾，分别同它们签订了和约，粉碎了英法美借他人之手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战略企图。列宁后来总结性地指出：“应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使他们互相敌视。”（《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列宁曾经这样形象地比喻这个原则：“现在我们处

在两个敌人之间。如果不能战胜这两个敌人，那就应该想办法使他们互相打起来，因为鹬蚌相争，渔翁总会得到好处的，但是，一旦我们有力量打倒整个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抓住它的脖子。”（《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2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列宁的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在自己没有实力的时候，要挑动敌人互相打；在自己有实力的时候，对敌人绝不手软。

　　不过，列宁也曾告诫我们：“在政治上我们应该利用敌人之间的分歧，并且只利用由最深刻的经济原因引起的深刻分歧。如果我们企图利用微小的偶然的分歧，我们就会成为渺小的政客和一钱不值的外交家。”（《列宁全集》第31卷第40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列宁的告诫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因为微小的偶然的分歧并不足以引起敌人之间的深刻矛盾，只有最深刻的经济原因才能引起敌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所以，要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必须先准确把握帝国主义之间最深刻的经济矛盾。列宁认为，《布列斯特和约》的重大意义，在于苏维埃俄国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第一次大规模地利用了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使苏维埃俄国得以生存。这种奇迹所以发生就是因为苏维埃俄国正确地利用了德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纠纷。苏维埃俄国向德帝国主义作了极大的让步，向一个帝国主义作了让步后，立刻挡住了两个帝国主义的攻击。为此，苏维埃俄国交出了许多的空间，但是赢得了足以巩固自己的时间。苏维埃俄国牺牲了次要利益而保存了根本利益。当时，苏维埃俄国的根本利益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以及尽量少地付出红军将士及苏维埃俄国人民的生命代价，而相比之下割地赔款只能是次要利益。由于保住了根本利益，因此可以说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的对德战争中赢得了不流血或少流血的胜利。而且在苏维埃俄国强大之后，它在1918年丧失掉的次要利益很快都被收了回来。

　　当然，列宁完全知道军事手段是政治手段的强大后盾，他从来没有想过完全放弃军事手段，他是要用不平等和约所给予的喘息时间来组建更强大的苏联红军。1920年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列宁为了同波兰签订停战和约，决定向波兰做出巨大让步，但是波兰拒绝签订和约继续进攻，结果被苏联红军反攻到华沙城下。所以列宁说：“我们估计当时对波兰的巨大让步会给我们和平。但是波兰资产阶级在４月里就开始了进攻，他们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一样，把我们的爱好和平当作是软弱，结果他们吃了大亏，并且接受了一个比较不利的和约。”（《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0页

，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

　　苏俄建国初期政治宣传战的运用

　　在苏维埃俄国建国初期的残酷战争中，列宁不仅善于运用政治外交战而且善于运用政治宣传战，他曾经说：在战争中最健全的战略，就是一直等到敌人在精神上已经涣散之后，再开始作战，如此只要一击就可以轻松地使敌人丧命。（转引自利德尔·哈特所著《战略论》第272页，台湾麦田出版公司1996年版。）而敌人的精神涣散如何造成呢？只能靠政治宣传战。列宁认识到这一点后，就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进攻苏维埃俄国的德国军队当做宣传的目标，把无数的革命传单，以及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以“无割地、无赔款”为和平基础的十四点停战声明的抄本，秘密地分发到德军部队之中，并对德国战俘也进行宣传教育。1918年11月10日，当列宁得知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苦战的西线部分德国军人为反对战争和要求停战而采取反战措施时，立即命令俄国各边境工兵农苏维埃：“东线和乌克兰的德国士兵很可能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你们应当利用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告诉德国士兵。”（《列宁全集》第36卷第51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为此，当时的德国将军霍夫曼惊呼：我们在东战场上的得胜雄师都已经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腐蚀。我们甚至已经不敢把某些师从东线调往西线。列宁后来在总结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战胜西方十四个协约国帝国主义的进攻时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是对霍夫曼惊呼的最好注解：“我们通过宣传鼓动把协约国军队争取过来了。我们战胜帝国主义者，不只依靠了我们的士兵，而且依靠了协约国士兵对我们的同情。”（《列宁全集》第30卷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

　　不过，列宁认为，政治宣传战的基础是内容的真实。1920年1月24日，列宁在一次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说：“白卫分子在他们所有的宣传品上都说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工作很成功，说布尔什维克在鼓动工作上是不惜花钱的。但是，人民听过各种各样的鼓动，听过白卫分子的，也听过立宪会议派的。如果认为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较为巧妙，那就可笑了。不是的，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内容是真实的。”（《列宁全集》第30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列宁不仅重视战争中的对外宣传，而且重视战争中的对内宣传。因为他认为：“群众对战争的目的和原因的认识具有巨大的意义，这种认识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

　　把租让当做经济战的一种重要手段

　　1921年，随着苏维埃

俄国的形势好转，列宁也逐渐把自己的注意力由政治宣传战和政治外交战转移到经济战上了。他在党内和国内力排众议，提出要把部分地区和部分产业的经营权租让给西方国家的资本家。他说：“实行租让，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这会造成一些市镇，带来资本主义习气，使农民腐化。但是应该加以监视，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来抵制。这也是一种特别的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战争竞赛。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我们更有力量。”（《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列宁认为，强力（即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能够对付那些想要复辟的人。但是强力的作用也仅限于此，而对于以后的经济战争起作用的则是影响和示范，必须在经济战争中用自己的成就来表明共产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列宁还认为，租让在政治上也有很多好处，“如果那些可能同我们作战的国家接受租让，这就使它们受到约束，不能同我们作战”。（《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列宁在晚年深刻地揭示了租让——经济建设成就——战争之间的关系，他说：“没有租让，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没有租让，就不能在十年内恢复我国的经济，可是当我们恢复了经济以后，我们就不会被资本主义打败了。”（《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5～41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显然，列宁在当时不仅把租让当做经济战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且还把租让当做防止战争的政治仗的重要手段。

　　列宁在当时弱国与强国的战争对抗中，对整体战中的非军事手段政治外交战、政治宣传战特别是经济战的探讨，不仅从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的结晶——整体战的思想。遗憾的是，列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否则我们有可能会看到列宁在国际舞台上导演出更多闪耀着整体战思想的宏伟壮观的正剧。

　　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决定力量，同时也是革命战争的主体以及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恩格斯认为：“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手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3卷，61页，战士出版社1981至1982年版。）

　　列宁认为，人民群众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取得胜利的是能够领导

人民群众的阶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列宁军事文集》，595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强调要通过人民战争的形式来取得无产阶级的军事胜利。

　　斯大林认为：“决定战争命运的归根结底不是……技术装备，而是正确的政策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斯大林军事文集》，152页，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综合考虑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

　　恩格斯认为，军队的战斗力不是由某种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由许多条件构成的。这些条件大体可概括为：较完善的武器装备是战斗力的物质基础，科学合理的编组是保障战斗力的重要手段，良好的军事素质是武器发挥最大效能的先决条件，优秀的思想政治素质是使人的觉悟转化为战斗力的关键。统一果断的指挥和周密可靠的后勤保障是保证一切军事活动协调一致、持续进行的必备条件，先进的军事思想是打胜仗的基本保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思想卷》，57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列宁强调综合考虑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明确指出：“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列宁军事文集》，58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1。）谁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精神和军事方面占有优势，谁就能在战争获得胜利。

　　斯大林在总结俄国和苏联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现在战争的命运不会由突然性这种偶然因素来决定，而要由那些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后方的巩固性，军队的士气，师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来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斯大林军事文集》，252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战争历史教导说，只有那些在经济的发展和组织方面，在本国军队的经验、技能和士气方面，在整个战争期间人民的坚定和团结一致方面，都胜过了敌人的国家，才能经受得住这种考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斯大林军事文集》，324页，战士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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