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人物贡献

【2012中国魅力榜】传媒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2012-12-25 18:30:24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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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卿 敬意之魅

媒体纪录片今年最大的风头，非《舌尖上的中国》莫属。伴随着骄人的收视业绩，《舌尖》引发的话题和连锁反应持续发酵。“这是一个‘吃货’带着对食物的感情和敬意做出的纪录片。”总导演陈晓卿这样谈成功的秘密。在讲述中国人味觉记忆的背后，《舌尖》更大的野心是力图通过镜头下创造美食的中国面孔，呈现今日中国的飞速巨变，为农业社会留住最后的容颜。

陈晓卿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猎奇表达，极端化叙事，8分钟一个小高潮，单集镜头超过1400个„„《舌尖》的背后，充满了对国际同行商业操作的敬意。这一点，在他今年担任总制片人的另一大项目《超级工程》中更显极致。在传递人文精神的同时，他希望通过对先进经验的借鉴，让中国纪录片走出国门，获得商业成功。

“这个奖更应该给那些作者纪录片。”在今年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为《舌尖》领取评审团特别奖时，陈晓卿这样说。多年前，他也是个纪录片导演。《龙脊》《远在北京的家》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人性温度和对生命的敬意，后来他又用《一个时代的侧影》《甲子》等系列文献纪录片表达对历史的敬意。在这个激情爆棚但敬意稀缺的时代，一个电视人用职业作品悄然地作了另一种可贵的提醒：有时低头致敬，才能挺胸抬头。

（相关报道见本刊2007年11月21日第29期《陈晓卿 摆事实，不讲道理》）

祝华新 兼听之魅

祝华新现在所做的工作是网络舆情监测。在他看来，网络舆论是监测和研判“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最新鲜、最丰富的信息源，借助互联网改进公共治理，撬动民间社会，促进官民沟通，是当前成本最小、风险最低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

大众麦克风时代已经来临，那些沉默的声音需要被倾听与打捞。在这旷日持久的打捞中，祝华新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既是谨慎的谏言者，也是积极的搭桥者。他身处体制之内，又有体制外视角。他明白官方逻辑，又熟悉公众立场。从80年代至今，祝华新始终觉得，自己的新闻理想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推动民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和渐进的社会改良。而现在，互联网可能更有利于实现几代人的理想。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2年9月10日第31期《祝华新 打捞沉没的声音》）

赵普 直言之魅

4月9日，赵普发出一条微博，称转发自调查记者短信：“不要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

赵普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一种声音说：赵普率先披露明胶丑闻，是基于公共利益，有利于冲破报道阻力，倒逼真相；不同观点者则认为：作为央视员工，传播尚未播报的新闻内幕属于泄密。

无论如何，我们最终见到央视《每周质量报告》中曝出了“皮革废料所产明胶被制成药用胶囊”的内幕，却见不到赵普出现在《晚间新闻》中。

因播报汶川地震时的哽咽，赵普总会被问及是否刻意，他的问答是：这问题你不该问我，应该扪心自问，因为每种心地的答案都会不一样。

电视新闻包罗万有，主持人不能只是一副面孔。如果可以把最朴素的感情抒发出来，把最简单的是非告诉观众，那便是由心而发。赵普做到了这一点。

张立宪 跨界之魅

如果说“二”在北方口语中有别具一格之意，那么这些年来，张立宪正致力于让“六”横空出世——代表一种不脱离俗世但又保持精英态度的趣味和生活方式。“京城老六”是读书界的一位人物，一个品牌。

张立宪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读库》创办已7年。这个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的系列被誉为近年来“最具含金量的杂志书”，成为许多精英知识分子和爱书族的“私房书”。

去年，他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带起一股民国老课本热。今年，他又跨界到了影视圈，成为《神探亨特张》的主演，其“纯天然，无污染”的本色演出让人惊艳，电影更是拿到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老六张立宪，事虽跨界，神采一以贯之！

（相关报道见本刊2007年11月21日第29期《张立宪 盯住那些google 不到的人物》） 邱震海 理性之魅

2004年，邱震海加盟凤凰卫视。视野开阔，评论犀利，让他的时事评论广受欢迎。如今，除了轮班主持《有报天天读》，邱震海还拥有自己的两档评论节目：《震海听风录》与《寰宇大战略》。

“如果我滥用这种资源，可以把这两个节目弄成民族主义情绪（充斥），收视率会很高。但只要还有一定自由空间，我还是会服从于我自己的内心。”2012年，他在节目中探讨了“崛起的中国须警惕战争浮躁”、“如何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等话题，针对热点而不失理性。留德7年的他推崇德国的理性精神，但也因主张理性探讨“反日”、“战争”等话题引来骂声。对此，他的微博签名或许是最好的回应：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应守住公正客观。 （相关报道见本期第94页《邱震海 至少守住公正客观》）

邱震海 （方迎忠/图）

陈晓蕾 自然之魅

许多年来，我们以为自己必须这么生活：在越来越庞大发达、越来越耗费资源的城市中占一处居室，加入生活不可阻挡的现代化序列。这种生活是否存在问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似乎早已不成为问题。香港记者陈晓蕾却一直在追问。她以大量的采访调查为基础，写成《剩食》《有米》等著作，告诉我们香港繁荣的生活背后是人均每日制造2.5公斤垃圾，过度生产和消费成为城市的巨大负担。与此同时一些改变正在发生。在食物几乎完全依靠外来供应

的香港，有人正尝试重新种植水稻；有人在大楼的天台搭建菜园；有人在山上的铁皮屋开私房菜馆；有人办简单清新的绿色婚礼；有人在护士帮助下于家中分娩。她希望更多人知道更自然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们过自己理想生活的动力和能量。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2年10月29日第37期《“种字人”陈晓蕾》）

少守住客观公正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海鹏飞 实习记者 杨溪

发自：广州 2012-12-25 18:30:24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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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 评论员

“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在这里，他们是支撑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我们只要紧紧地跟这些人站在“一起就好”

10月24日，邱震海搭乘“和谐号”动车，应邀到广州中山大学演讲。一上车，就听到车厢内女声高音喇叭宣布5点通告：随身不能带刀、不能带易燃易爆物品等等，违者警察有权予以处理。

他听得“心惊肉跳”，觉得这列动车上所有乘客顷刻间似乎都成了“敌人”。

回到21年前，他搭乘东方列车，穿越西伯利亚，也有一次“大开眼界”的旅行。

1991年初，29岁的邱震海赴德国留学。没钱买机票，就坐火车。西伯利亚走了9天8夜，到莫斯科时，已是2月底。徘徊在莫斯科街头，邱震海呆了：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警察，到处都是排队的人群，到处都是安检。

邱震海今年50岁，知天命之年，身为凤凰卫视评论员，他开始更用力地呐喊。他在读报节目说，在报刊评论说，在微博博客说，又邀请多方专家学者，来他的节目继续说。所说之事，包括“崛起的中国须警惕战争浮躁”、“如何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等等。

邱震海在新浪微博的签名是：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应守住公正客观。

叛逆小子

“如果我命长一点，恐怕在我的老年要经历一场颠沛流离的战乱。看一看我们电视台军事节目如此火爆，现在每天谈军事节目就像谈恋爱一样。（宁愿）让炮声响起在床上，也不要响起在海上。”邱震海嘿嘿笑了，台下中山大学数百名学子也哄笑。

演讲时，邱震海回忆起自己的大学岁月。30年前虽然不能谈恋爱，但他一度是一个“叛逆小子”。

1980年，18岁的邱震海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德语专业。那时候他“拼命读书，拼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对政治课、教育课则了无兴趣，常逃课到图书馆看杂书。最终，他一个学期旷了30节课，只得拼命写检查，才保住了学士学位。

他后悔中学太过老实，读了大学才开始想要叛逆，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叛逆，于是千奇百怪。当德语班团支部书记时，他领着同学旷课、抽烟、穿喇叭裤，最终被“革职”。

如今他感谢当年的叛逆，“其实我工作当中的那种批判性，还遗留着年轻时的那种叛逆，只不过现在没有那么轻狂了。”

1997年，留德7年后，他再次“叛逆”，离开德国到香港工作。“当时很多人觉得我疯了，因为再过几年我就可以拿到德国永久居留权。”他不想只是做个德国华人，搞搞中德两国的贸易，或者做一个德国大公司派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他渴望做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东西。

起初在香港挺艰难。他给报社撰稿，仅能糊口。后来索性到香港一家上市的钢铁公司做推广总监，不习惯，又回到媒体，兼做大学讲师。2004年，他加盟凤凰卫视。视野开阔加之评论犀利，他在凤凰卫视得心应手。

如今，他除了轮班主持《有报天天读》，还拥有自己的两档评论节目：《震海听风录》与《寰宇大战略》。

“每周两场公共讨论，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自由空间、资源。如果我滥用这种资源，可以把这两个节目弄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收视率会很高。或者我可以把它做成很无聊的、很符合官方口味的，都在我一念之间。但只要还有一定自由空间，我还是会服从于我自己的内心。” 因反复呐喊思想启蒙，主张理性探讨“反日”、“战争”等公共话题，国内互联网上一度对邱震海骂声一片，有人说他“崇欧”，更有人称他为“汉奸”。邱震海对此淡然一笑。2007年3月，在香港凤凰卫视和日本朝日电视联合举办的讨论会“中日大讨论——真正的睦邻之路”，他作为中方4名辩手之一，曾与日本辩手激辩通宵，当时全程电视直播。

在他的两档节目中，因不停打断嘉宾和语速甚快的主持风格，他在网上也毁誉参半，更有人批评他过于霸道。对此他也无奈：战略节目需要快节奏和紧张感，难以容纳娓娓道来；语速快，则实在是节目时间有限。“若节目太拖沓，观众可能觉得更糟糕。”他在微博里说。 在他的博客里，他的座右铭是：宠辱不惊。“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空间可以做，现实还没有压迫到我一定要去说假话，我现在做节目没有受到任何的压力。”

“德国几乎塑造了我”

人物周刊：留学德国7年，都有哪些收获？

邱震海：德国那几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好的经历，让我学会了两个东西：一是欧洲人的那种思辨、那种逻辑性更加深了，所以后来我跟我的博士导师说：“德国几乎塑造了我。” 第二是让我真的知道了什么是自由民主。我博士的4年是拿奖学金的，同时拿到了两个基金会的奖学金，一个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当时的德国执政党），另外一个是自民党。因奖学金要求，我就列席过德国自由民主党的党代会。德国的党代会整个会场乱糟糟的，参加党代会的人在会场走来走去，会议从早开到晚，因为强调平等，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我开始知道党代会是可以互相吵架的，领导人是可以被讽刺的。

当时自民党主席拉姆斯多夫曾跟我们一起喝啤酒，旁边桌子的几个奖学金学生就在演小品，讽刺他跟科尔（德国前总理）：“总理先生你在干嘛？”“我在看脱衣舞，你也过来吧。”这个党主席很恼火地回头看了看，又无可奈何。

人物周刊：看到这一幕，有什么感触？

邱震海：这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是组织的民主，有纪律的自由。也同时让我思考一些问题：任何地方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和民主，自由、民主都是相对的。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容忍，什么是政治人物要被迫容忍的。这对当时的我有很大的震撼、冲击。 人物周刊：你的新书叫《中国人成熟吗》，书名有何用意？

邱震海：辜鸿铭百年前曾用“淳朴、深沉、聪明”来形容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但却惟独没有“成熟”二字。粗浅地说，可能中华民族从崛起开始到成熟需要50年时间。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中国人缺乏理性精神。我对德国的理性比较推崇。从中国过去100年发展进程来说，我们这个民族很感性，很可爱，但理性的人往往会成功，感性的人往往不太成功。

在中国过去100年中，因为落后与种种危机，整个民族，包括知识精英阶层，有一种焦虑，会引起骚动，所以就变成革命压倒启蒙。没有启蒙就造成焦虑，进而造成革命，用革命来救国。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我们比较容易在情绪上争执，该理性展示愤怒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变成了打砸抢。

真正有力量的是中产

人物周刊：你觉得下一步启蒙应该如何做？

邱震海：思想启蒙是什么东西？听上去很空、很虚，其实是对是非曲直的辨析，经过几十年的公开讨论、辩论，让每个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会掌握一个度。越封闭，老百姓就越愚昧，就越会走极端。

如果按照古典欧洲的启蒙模式，经过两三百年的大鸣大放，我认为在中国是不行的，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这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上面很开放。“五四运动”的启蒙被浪费了，80年代的启蒙被浪费了。今日中国之启蒙，它一定不是疾风暴雨式的，也不是大规模的运动，我始终把焦点放在知识分子身上。在社交媒体时代，虽然信息碎片化了，但每个人每天都在网上了解信息，也都在做价值判断，包括很多民族主义情绪都会流露出来，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多出来做点事情。

人物周刊：知识分子能发挥什么作用？

邱震海：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群非常重要的人物，会对一个民族的思想启蒙和心灵成熟起到重要作用。他们应该发表一些比较有见地的意见，开启、引导民众参与公共讨论。 人物周刊：但现实中，公共讨论还是会受到诸多限制。

邱震海：虽然现在公开讨论还是受管控，但有些媒体其实是可以在有限范围之内，用建设性的方法去做。比如我的两个节目：《寰宇大战略》和《震海听风录》，都在打擦边球、走钢丝，我认为是可以做的。

我们总以为现在的政治条件有限，做不了，把责任推给体制。或者是现在市场不感兴趣，老百姓有很多迷茫的东西。但忽略了在体制和老百姓之间是有一些空间的。如果用负责任的方法、建设性的方法，其实不会触动上层，跟体制没有直接关系。最近我节目中思想启蒙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两个话题讨论，做了以后也没受到什么压力。

我认为我们要把现在的自由度用到最大的张力，这就是一种技巧。话题每天都有，就看媒体人员和知识分子、学者以及有影响力的所谓的“公知”（怎么做）。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方韩大战”，这背后有一些价值观可以梳理。再比如中国的安全困境，从某种程度上，被媒体有意无意地夸大了。虽然我们都有一种无力感，但负责任、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和媒体，要持之以恒（发出声音）。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媒体的社会责任？

邱震海：媒体要有社会责任感，更承担了引导、梳理的作用。我在想，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要变成一个很民族主义、进攻性很强、很咄咄逼人的国家，还是要逐步走向光明、逐步走向遵守游戏规则？不言而喻肯定是后者。

今天的中国不是由草根来统治的，主宰中国命运的甚至也不是权贵，真正有力量的是那批中产。真正在支撑中国社会的是中产，是今天沉默的大多数。未来这些人如果起来了，这个社会就乱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这些人现在压力很大，高房价、高物价，自由得不到表达。我们现在要争取的就是这部分人，负责任的媒体需要看到中国的未来是靠哪些群体在支撑。草根也好，茫然的当权者也好，他们是可以被我们所推动的主流吸纳的。

高举自由的大旗，又不滥用自由

人物周刊：有种观点认为，今日中国的种种争吵，根源在于没有一种多方认同、凝聚共识的价值观，你如何看？

邱震海：没有统一的价值观确实是个问题，这个要讲到国学了。我对现在的“国学热”比较谨慎，当然“国学热”有很多正面的好处，会以一种很浅显的、大众媒体的方式教会老百姓一些道理，比如于丹、易中天。但千万不要忘记，国学里面有好多糟粕。西方有句谚语是“倒水把小孩都倒掉了”，我们是“捡小孩把脏水都捡回来了”。

人物周刊：国人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凝聚共识的价值观呢？

邱震海：其实这是中国现在最困惑的。我认为，美国人的价值观，为什么能打动人心，因为它强调自由。每个人内心都有对自由的渴望，中国现在没办法提出这么一种价值观。

如果把国学、儒家里面一些好的价值观发扬光大，以后也可以成为普世价值观。但同时，自由是一个终极的价值观，一个国家（若）能够高举自由的大旗，民主、法治、公平、和谐自然都会来。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儒家文化需要一场嫁接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复兴运动，你怎么看？ 邱震海：我们一方面要拥抱自由等价值观，但另一方面因为它来自西方，就要躲躲闪闪、欲拒还迎，所以要从儒家文化中去寻找支撑点，何必呢。自由是全人类的，如果做这样一道数学题会很累，因为儒家哲学中有很多是反自由、束缚自由的东西，怎么去跟现代的文明价值观接轨？我认为儒家哲学是可以拿来用的，但它必须跟现代文明接轨。

人物周刊：有学者认为，话语系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话，即使制度改变，人也还未改变。你怎么看？怎么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邱震海：思维方式跟语言有关系，但没有必然的关系。我倒不认为语言会完全塑造人的思维。语言是有特色的，但它不会对人产生根本影响，倒是人的思维慢慢会改变一些语言。媒体的宽容很重要，尊重也很重要，尊重彼此的差异，永远高举自由的大旗，但又不滥用自由，这些“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做不到伟大，至少不要落井下石

人物周刊：今年“九一八”前后的游行中，有国人打出“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你怎么看？

邱震海：没有打过仗的人，觉得打仗很好玩；经历过战争的人，知道和平是多么珍贵。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竭力争取和平。问一下越战老兵，看到战友突然在战场死亡，他感觉明天他性命不保。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会感觉有一颗炸弹突然炸下来，这是多么的幸福。只有当外交失败、人的大脑发热的时候，才会真正发动战争，用军事手段、用所有人的生命处理主权、领土问题，而这些问题本来可以通过智慧，用外交手段解决。军事都是政治失败最后的手段。

人物周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日必将再有一战”，只有战争才能涤荡日本侵华的屈辱。你怎么看？

邱震海：中国在崛起的时候，民众很茫然，认为打一仗才能解心头之恨。如果由得这种情绪蔓延下去就比较危险。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是有历史悲情的，过去几百年受到日本，包括西方在内的侵略，我们民族的内心积攒了很多悲情，这种悲情现在依然未脱。在我们的崛起过程中，很多自负、傲慢背后，其实是一种悲情。

一个人、一个民族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不能居高临下地指责，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人，感同身受。我们要去超越这种悲情，虽然很难，但知识分子就要有一种理性精神，提醒国民，包括当权者，我还是在不断地强调知识界和媒体的作用，做比不做总要好一点，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人物周刊：二战前，素以严谨、理性著称的德国人也陷入了战争狂热，如今中国人如何防范战争浮躁？

邱震海：2006年在巴黎，我与欧盟创始人让·莫内的助理贝尔图安对话近五个小时，谈及欧洲战后以合作消弭敌意的智慧。我问，“1918年一战结束后，欧洲人是否有1951年时的智慧？”老人答：“有，但只有小部分知识精英在鼓吹，大部分人仍渴望战争。”那时的欧洲，任何理性就像滴在火红铁板上的水珠，立时被蒸发殆尽，到最后成了一场熊熊大火势在必燃。 今天中国也许不是一块铁板，但我们是一堆干柴，每个人心中都很焦虑。一些朋友砸日系车的时候，他不知道是发泄对日本的不满，还是发泄对其他的不满，我们现在似乎在等待一颗火星，一颗火星掉在干柴上，也会引起熊熊大火。无论是烧红的铁板，还是干柴，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给火把浇点水，给干柴浇点水。

人物周刊：与现实的对抗中，很多人会变得心灰意冷。你怎么看？

邱震海：不要把责任推给体制，正如我在节目中多次说的，“无奈，不是良心泯灭的代名词。”无奈，可以不说真话，但不等于可以说假话；说假话就算了，不等于可以去害人。这中间都是有一道一道的底线的。

以前德国有柏林墙的时候，经常有人翻越柏林墙，从东德逃到西德，边防军就奉命开枪。28年里，有285个人死在柏林墙下。后来这些士兵被提上审判台，问到“你为什么打死他”，他说“我执行上司的命令”。“你为什么枪口不可以抬高一寸？为什么一定要打他的心脏，不打他的腿，这是有区别的。”枪口抬高一寸，是一个人面对自由的状态下，良心能不能发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你做不到这么伟大，至少不要落井下石。

所以我觉得最后不要把自己的很多不作为，或者自己的很多非作为，归结于体制。我对未来战争的可能，持有悲观态度；但我对现在中国享有的自由，还是非常客观地评价。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了20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已经形成了国家无法控制和摧毁的基础。这个基础看不见摸不着，但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在这里，他们是支撑整个中国社会的基础。我认为我们只要紧紧地跟这些人站在一起就好。

【2012中国魅力榜】学者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2012-12-25 18:30:24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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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谷孙 童心之魅

72岁了，陆谷孙还在工作。他是复旦大学的终身教授，是微博世界的“陆老神仙”，凭借编写《英汉大词典》和诸多译作，他早已出类拔萃，可他仍笔耕不辍，一面编撰复旦版的汉英词典，一面翻译新书。格雷厄姆·格林的自传《生活曾经这样》，就是他今年的译作。

他对新生事物充满了兴趣，因此在校译精准的同时，总能保持语言必要的活力。微博上的他，会为了一个英文单词的时态而与人耐心讨论；白发苍苍的他，总感慨文学的唯美与性灵，呼吁人们应当爱上文学。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孩子般的单纯和执着，这正是我们的时代缺少的。

“消磨绚烂归平淡，独步秋风无古今。”陆谷孙的诗，是对自己的绝妙写照。

（相关报道见本刊2006年6月20日第14期《白发先生陆谷孙》）

斯伟江 沉毅之魅

2011年在重庆为“李庄漏罪案”的辩护，使得上海律师斯伟江“一战成名”。这两年里，这位原本“偏安一隅”的商法律师开始活跃于公益事业和公共空间，先后参与温州钱云会案、上海“1·15大火”无证电焊工吴国略案等一系列高度敏感、高社会关注度的案件辩护，为其中的弱势者提供法律援助。

在当下的法治生态环境中，斯伟江以个人勇气和娴熟技巧，运用专业知识，联合社会舆论的力量，挑战公权力之“恶”，捍卫弱势者的法律权益。高曝光率案件之外，他低调内敛，谨守着“理性、建设性力量”的分寸，在体制容忍的空间中推进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

一年后的重庆风云突变，让我们再次想起他那句精彩的辩护词——“正义虽然不在当下，但，我们等得到！”

张千帆 知行之魅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宪法。”这是宪法学者张千帆和他的已故挚友、被誉为“宪政殉道者”的蔡定剑的共同信条。

埋伏着无数“禁区”的宪法，对他而言，绝非一纸空谈的理论概念。学术之外，张千帆身体力行地推动宪法原则在具体现实生活中的运用。他着力于高考招生政策和教育公平、农村土地管理政策、中央和地方关系、选举问题等一系列关涉民生、牵扯多重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 他是一个思考者，也是一个行动者，面对现实，不犬儒，不悲观，寻找着用于治疗这个国家制度之“病”和国民品性之“病”的现实良方。

在这个许多人鼓吹“个人权利”，公民的“个人权利”却常被践踏的年代，他提出了一套以“尊严”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试图以此解决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制度和道德困境。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张千帆以一个学者的真诚、勇气和尊严，实践着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使命。 （相关报道见本期第77页《张千帆 身体力行的宪法人》）

张千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王奇生 还原之魅

胡适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1912-1949年这段现代史，曾因涂抹了太多的脂粉而面目模糊，有些人有些事被神圣化，另一些人另一些事被妖魔化。作为历史学者，王奇生和他的优秀同行们所做的，就是为这个小姑娘卸妆，还她本来面目。

在他们的努力下，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以及这个党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和蒋介石。除了关注中央、高层、制度之外，王奇生也尝试从普通党员、地方和基层组织等层面展现国民党和共产党不为人知的一面。在他的笔下，国民党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政党，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人性的群体。我们因此向他，以及为还原民国史真相的历史学者群体，特别是为此作出巨大努力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致敬。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2年12月3日第42期《王奇生 “打入”国民党内部》） ）

张汝伦 激情之魅

今年以来，我们数次感受到放在孔子那个年代理应“耳顺”的人身上所辐射出的热力，亦可从中感受1980年代的青春气质，今年六十的激情，是那个青春期的延续。

张汝伦青年时代有“狂者”之名，那是孔子“狂者进取”的狂；他亦被称为“复旦的尼采”，在求知识求真理的路上始终保持元气淋漓——无论由学生而师长，由求道而传道，由西哲而中哲，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底色。张汝伦不仅是哲学家，也是诗人。

张汝伦身上或许带有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影响了他的一些思想和言行（这也是同行争议的源头所在），但这不妨碍他在学术之林，在“教师企业家的松散联盟”里发出独特的声音。这声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子，拥抱哲学，面朝真理。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2年4月30日第13期《张汝伦 狂者的世界》）

钱理群 铸魂之魅

钱理群，任教五十年。在北大校园，他积极倡导过五四精神，呼吁自由与民主。退休后，他转战中学与农村教育，拯救应试教育下，学子灵魂的萎缩。这条铸魂之路，他自嘲“节节败退”。但从中，他收获到“丰富的痛苦”。

他感悟，教育的本质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为实践理想，他愿作“毒蛇般的纠缠”。他坚持，当下的中国，既要做制度的改造，也要做国民性的改造。归根结底，更艰难也更重要的是——人心的改造。

他曾经说过，人到老年一切都看透了，都绝望了，惟一不敢绝望的是孩子。如果对孩子都绝望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今天，他还在反抗绝望，要在“教育之外”继续投身教育。 （相关报道见本刊2006年12月1日第30期《钱理群 鲁迅是我珍贵的神》）

【2012中国魅力榜】艺术

作者：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

2012-12-25 18:30:24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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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言说之魅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他的演讲基本上由一个接一个的故事组成。莫言说自己是有言说欲望的人，他的笔名“莫言”，像是对其自身的“讽刺”。他的言辞滔滔不绝、婉转延绵，像是流经其故乡、经常发洪水的胶河。这故事之河中，有寓

言传奇，有说书演义，有正史野史，有光怪陆离，有嬉笑怒骂，有百无禁忌，无论是“先锋”，还是“寻根”；无论是“虚幻”，还是“现实”，都无法给莫言贴上一个统一的标签。他笔下的“高密国”疆域辽阔，人畜兴旺，熙来攘往。他以故乡为底本，又超越了故乡，他希望读者从他的故乡看到中国，看到世界。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2年10月22日第36期《莫言的国》）

莫言

高群书 偏锋之魅

台湾电影金马奖今年将“最佳影片”颁给了内地电影《神探亨特张》，就连导演高群书本人也难以置信。这是他在《千钧一发》之后，第二次拍摄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现实主义影片，也是他导演生涯的一次全新尝试：启用众多网络名人担纲主演，大量实景拍摄，成本极低，叙事反高潮反戏剧化。

高群书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在以投资、卡司、类型吸引眼球的娱乐营销时代，老高这回选了一条反方向的路。此前，他接拍的都是《风声》《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样的大投资。其中最令他心情复杂的是公映影片《西风烈》，这部寄托了他巨大商业野心和类型探索冲动的新片最终败走麦城。在那之后，他用很长的时间为接下来的出发苦苦思索，积蓄能量。

《神探亨特张》是一次断腕式的剑走偏锋，它太像生活中豪爽义气的高群书干的事。平静寡淡但暗流涌动的影像，好像在悄然挑战和对抗着什么，也像试图找回点什么。金马加冕后，庆功会上高群书新片计划浮出水面：4部新片投资将超过十亿。

（相关报道见本刊2009年10月12日第41期《高群书 我是中国最好的商业片导演》） 徐昂 新锐之魅

在《喜剧的忧伤》之前，知道徐昂名字的人不多。尽管他已经独立导演过多部话剧，还以演员的身份，在首都剧场奉献过上千场演出。

一个场景，两个演员，徐昂用最大限度的减法，创造出话剧舞台近年难以想象的商业成功：两个半小时，十几场演出的零售票一抢而空；单张票价被黄牛炒至6000元，两轮演出票房进账过千万。

必须承认：两位极其优秀的主演陈道明、何冰功不可没。但别忘了，打动他们的是徐昂的剧本，舞台呈现的是徐昂的导演构思。

这位35岁的青年导演，在北京人艺这个体制内平台，直面商业竞争的市场压力，用一个编剧和审查官斗智斗勇的故事，完成了一次难得的个人表达。学院派导演立足传统、力求出新的同时又不失锐气，为北京人艺增添了一个保留剧目。这荣耀，属于最不该妥协的年纪，也属于正在找回戏剧精神的中国舞台。

（相关报道见本期第86页《徐昂 找到一个方法，让自己活着 》）

北京人艺 传承之魅

从年初开始，《家》《鸟人》《天下第一楼》《蔡文姬》等十几部保留剧目展演全年；《喜剧的忧伤》一票难求，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甲子园》五代聚首，几乎将人艺名家一网打尽……六十华诞之际，北京人艺迎来了一个可喜的丰收年。

从剧院门口长龙一般的购票队伍，不难看出观众对人艺的感情。衣食父母义无反顾地支持，只是因为不管时代如何改变，这里依然代表着中国话剧的最高水准。离开话剧30年的陈道明也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回归首演。

院庆之年，在一波又一波盛大活动平静之后，你会格外感慨：这批至今坚守舞台的艺术家，是人艺和民族话剧最宝贵的财富。在集体的年度亮相中，感慨物是人非、岁月无情之余，你多少还是有些欣慰，毕竟不少优秀的年轻人正在接棒。在扬弃之中，一种曾经熠熠闪光的剧院学派重获生机。所以传承之事，至关重要。因为它延续的，不仅是剧院传统，更是舞台血脉。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2年11月19日第40期《北京人艺 60年60人》）

龚琳娜+老锣 融合之魅

主持人杨澜说，“在很多有歌词的歌里面，我们什么都听不到；但是在没有歌词的歌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龚琳娜一度被舞台疏远，因为她决心放弃对口型假唱带来的名和利。幸运的是，她遇到了老锣。中国歌者的不安分，与德国作曲家的沉稳无缝连接。前者拒绝充当“千人一声”的标准化罐头，将游走乡野采集的民歌和戏曲韵律同学院的音乐训练融为一体；后者以独特的领悟力和创造性，贯通中国传统元素与西方现代乐理。他们希望走出一条创新中国音乐的路，在世界乐坛发出中国的声音。此前，他们已经奉献了神曲《忐忑》，最近，他们又为孙悟空写了一首歌——令人更忐忑的《金箍棒》。他们证明音乐不只是发音，更是找乐，音乐人乐在其中，自由在其中。

（相关报道见本刊2011年4月25日第13期《龚琳娜 我在国外并不出名》）

刘欢 进退之魅

将半生精力投入流行音乐，刘欢却始终离“音乐”更近，距“流行”较远，并且拒绝娱乐。 2012年，他坐在了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座椅上。整个夏天，刘欢在这个全中国最热闹的舞台上笑过也哭过，保护过颇具天分的学员，为音乐分类振臂一呼，观众看到了他从未示人的亲和与性情。风口浪尖走过，不堪其扰的他决定从此不再染指选秀节目。

鼓足勇气而来，低调沉默而走，进退间，刘欢作出了自己对于流行音乐庙堂与江湖的选择，同时引发了看热闹的人对中国当下娱乐环境的冷静思考